《中國外交重大突破毛澤東“南方決策”》是201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薛慶超。本書對中國現代史上若干重要歷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實的來龍去脈、理論與實踐、探索與結果、曲折與輝煌進行了一些分析與評說。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外交重大突破毛澤東“南方決策”
- 作者：薛慶超著
- ISBN：9787220080968
- 定價：￥38.00
-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0-4-1
- 裝幀：平裝
- 開本：16開
- 字數：360000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目錄,
內容簡介
本書總結、整合了作者從事中國現代史研究數十年來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體會，其主要特點是，始終不渝的堅持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
作者簡介
薛慶超，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宣傳教育局副局長。長期從事黨史研究、領導秘書、科研管理、宣傳教育等工作。 個人主要著作有：《歷史轉折關頭的鄧小平》，榮獲河南省“五個一工程獎”《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建黨80周年重點圖書《革故與鼎新——粉碎“四人幫”與撥亂反正》《歷史的選擇》《中國改革的前奏》《歷史的見證》《中國共產黨執政史》第三卷，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重點圖書。 合著主要著作有：《中國革命史》，大學教材《中國現代史簡編》，大學教材《中國共產黨簡明歷史》，全國公安系統幹部教材《解放戰爭圖志》，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提名獎《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鄧小平》，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重點圖書《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史》《黨的建設30個歷史瞬間》。
目錄
第一章 毛澤東發出改善中美關係的信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採取了與蘇聯結盟、對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一邊倒”的對外政策。同時，重視同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是毛澤東外交戰略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後，在與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同時，還與一部分民族獨立國家和少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到1950年10月，已經有25個國家承認新中國，其中17個國家與新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此外，新中國還同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發展了貿易關係，增進了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1964年毛澤東提出“第二中間地帶”的戰略思想，指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並非鐵板一塊，首先與法國建交，以打開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大門。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打斷了歷史發展的正常進程。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的對外關係工作也受到嚴重干擾。江青集團支持一些人在外事部門興風作浪，甚至圖謀篡奪中央外交大權。江青集團肆意抹殺新中國建國17年外事工作的重大成就，誣衊17年來執行的是“三降一滅”(即向帝國主義投降、向修正主義投降、向各國反動派投降，撲滅人民革命)的外交路線。在江青集團的煽動下，外事部門的領導人被揪斗，這些部門的工作一個時期被打亂。中國駐外大使幾乎全部被調回國內參加“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受到批鬥。某些外事工作人員受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不顧政策、自作主張、違反紀律的事屢有發生。在對外宣傳方面，不顧內外有別的原則，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對外活動的主要任務，發生“唯我獨革”、“強加於人”的錯誤。在對外交往中，也發生不顧國際交往的常規，行動粗暴過火的錯誤。這些都引起駐在國政府和官員的疑慮和不安。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內亂中，對內“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對外“四面出擊”、“四處樹敵”。僅在“文化大革命”初的一年多時間裡，由於江青煽動的極左思潮的影響，中國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都先後發生了外交糾紛，甚至發生了北京數萬人圍攻、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辦公樓的事件，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國面臨著蘇聯在中國北部邊境和西北邊境陳兵百萬的軍事威脅。為了打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對外關係的困境，打破霸權主義的威脅，毛澤東以一個政治家、戰略家的雄才大略，果斷地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迅速打開了對外關係的新局面。
20世紀60年代後期，蘇聯在整個世界上處於戰略攻勢，咄咄逼人；美國因長期陷入印度支那戰爭的泥潭而難以脫身，在整個世界格局中處於頹勢。在美蘇爭霸中，呈現著蘇攻美守的態勢。尼克森擔任美國總統後，一再表示要改善同中國的關係。珍寶島事件發生後，美國宣布對中美之間的人員來往和貿易交流放寬限制。接著，尼克森請巴基斯坦總統和羅馬尼亞總統向中國領導人轉告：美國不同意蘇聯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不參加孤立中國的任何安排，希望與中國對話。毛澤東及時作出了反應。1969年10月，美國又通知中國說，它將停止派軍艦到台灣海峽巡邏。12月初，美國駐波蘭大使向中國外交人員表示願意同中國駐波蘭代辦會晤。中國方面經過研究，同意恢復已經中斷了兩年多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當美方在會談中提出美國政府準備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國政府的代表到華盛頓直接討論一些問題時，中方明確表示：“如果美國政府願意派部長級的代表或總統的特使到北京進一步探討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則問題，中國願予以接待。”翌年10月初，尼克森在同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的一次談話中，公開表示了願意到中國訪問的迫切願望。他還先後向與中美兩國領導人均有良好關係的巴基斯坦總統和羅馬尼亞總統表示，願意派一高級使節秘密訪問中國。在一個外交場合，尼克森還第一次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發出了舉世矚目的“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以後，巴基斯坦領導人和羅馬尼亞領導人均向中國領導人轉達了尼克森的口信，中國領導人對此表示歡迎。
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在《尼克森回憶錄》中寫道：
我認為美國和共產黨中國建立關係非常重要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為《外交季刊》寫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職演說中間接地提到了這一點，那時我說，“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國家無論大小，它們的人民都不應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不到兩個星期以後，在2月1日，我寫了一個備忘錄給基辛格，主張我們竭力鼓勵政府探索同中國人改善關係的可能性。我還寫道，“當然，這事要私下去做，決不能由我們這方面公開到報刊上去。”1969年這一年，中國人沒有理睬我們幾次在低水平上發出的重要信號。到了1970年，我們才著手認真尋求開始對話的途徑，看看能夠產生什麼結果。
對華主動行動的第一個認真的公開步驟是在1970年2月採取的，那時我向國會提出了第一個外交報告。關於中國問題的那一段是這樣開始的：
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們不應該繼續孤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
指導我們同共產黨中國關係的基本原則，是同指導我們對蘇政策的原則相似的。美國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對中國的行為產生多少影響，更不用說對它的思想觀點了。但是，我們採取力所能及的步驟來改善同北京的實際上的關係，這肯定是對我們有益的，同時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北京的領導人清楚地了解這一報告措辭的意思。兩天以後，中國駐華沙大使在同美國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的會談中，引人注目地建議把他們到那時為止斷斷續續的、沒有結果的會談搬到北京去舉行。他還暗示，他們將歡迎一位高級官員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
1970年3月，國務院宣布放鬆對於去共產黨中國旅行的大部分官方限制；4月，我們宣布進一步放寬貿易管制。
把華沙會談搬往北京的建議在5月遭到了挫折，那時中國人為抗議我們對高棉的軍事行動而取消了一次原定舉行的會談。有幾個星期，看來同中國的對話倡議似乎告吹了。但倡議的基本原則是以對雙方互相有利這一明確的估計為基礎的，因此在幾個月後中國人表示願意重新開始我們的外交小步舞時，我並不感到奇怪。7月，他們釋放了美國天主教主教詹姆士·愛德華·華理柱，這位主教是在1958年被捕的，已經關了12年。
10月初，我接見了《時代》雜誌的記者。我說：“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麼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來看我，我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了“葉海亞渠道”。我在1969年7月訪問巴基斯坦會見他時，我們就籠統地討論過這個想法。現在我告訴他，我們已經決定設法使我們的對華關係正常化，我要求他作為中介人提供助力。
葉海亞說，“我們當然要盡力幫忙的，不過你一定知道這將是何等困難。宿仇不容易成為新交。事情會進行得很慢，並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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