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七屆二中全會召開的背景,七屆二中全會具體內容,七屆二中全會的意義,
七屆二中全會召開的背景
三大戰役結束後，解放戰爭的勝利已成定局。在這勝利的前夕，中國共產黨為了解決新形勢下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於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會上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規定了革命在全國勝利後，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採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此外，會上還指出，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後的路更長，工作更艱巨，因此，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警惕居功自傲、貪圖享樂思想的滋長，警惕資產階級用糖衣炮彈的攻擊，加強黨的思想建設。這一指導思想至今仍是我黨思想工作的重心，並且應加大獎懲力度，維護我黨在廣大民眾心中的形象。
七屆二中全會具體內容
會議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屆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報告，批准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批准了毛澤東主席關於以八項條件作為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基礎的聲明，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通過了《關於軍旗的決議》，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為紅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毛澤東在向全會作的報告中，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特別是著重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採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等等。這個報告，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為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指導建設新中國的各方面綱領和政策的集大成，主要包括六個方面：
⒈實現工作重心轉變的方針。關於黨的工作重心的轉變，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從1927年到現在，我們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了城市。”
鑒於城市歷來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統治的重心，不甘心失敗的敵人必然要以各種方式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毛澤東特別指出：我們進入城市後，“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並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鬥爭”。而在這些城市鬥爭中，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民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儘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一步一步地去戰勝敵人。同時，毛澤東強調：“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座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中心工作並為這箇中心工作服務的。”同樣，在一切老解放區，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
⒉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和政策。關於新中國成立後黨的經濟政策，毛澤東首先深刻論述了它的基本出發點。他指出：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10%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90%左右。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國情。毛澤東認為：“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中國革命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這個極其深刻的論斷，是毛澤東在長期以來深入觀察、分析中國國情，堅持從中國社會及經濟現狀出發制定黨的戰略、策略和政策的豐富實踐基礎上得出來的。把對中國社會經濟實際狀況的科學分析，作為黨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出發點，生動地體現了毛澤東思想中“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活的靈魂。
從上述基本點出發，毛澤東展開分析和論述了各種經濟成份的狀況及黨的相應政策深刻指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份，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同時，毛澤東還指出：對內的節制資本和對外的統制貿易，是新中國的經濟鬥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
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及所採取的經濟方針的闡述，是對中央九月會議有關思想的發展。
⒊人民民主專政的任務。在政治上，七屆二中全會強調，要實行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即對這個問題有所思考。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提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並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後來，在《論聯合政府》中，他又對這些原則作了更加具體的論述。
建國前夕，毛澤東對國體問題思考的關鍵，在於怎樣對各階級在未來新國家中的地位作出全面嚴謹的論述和提綱摯領的概括。早在1948年1月起草的《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毛澤東就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權。所謂人民大眾，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這個人民大眾組成自己的國家並建立代表國家的政府，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於人民大眾的國家及其政府的領導。這個人民共和國及其政府所要反對的敵人，是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國民黨反動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階級和地主階級。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各階級在新中國的地位。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的報告中明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任務，即團結全體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同時團結儘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在革命時期，徹底地打倒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強調：為此，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
⒋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的三種方式。在軍事上，毛澤東提出了今後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的三種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綏遠方式。
天津方式就是用戰鬥去解決敵人。毛澤東認為，這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他說，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絕對不可以稍微鬆懈自己的戰鬥意志，任何鬆懈戰鬥意志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
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敵軍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徹底地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毛澤東說，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對於反革命遺蹟的迅速掃除和反革命政治影響的迅速肅清，比較用戰爭方法解決問題是要差一些的。但是，這種方法是在敵軍主力被消滅以後必然地要出現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於我軍於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傷亡和破壞。
綏遠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就是說向這一部分軍隊作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毛澤東認為，這種鬥爭方式對於反革命遺蹟和反革命的政治影響，較之北平方式將要保留得較多些，保留的時間也將較長些。但是這種反革命遺蹟和反革命政治影響，歸根到底要被肅清，這是毫無疑問的。
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外交方針問題是當時中央領導人思考的重要問題。1948年春，隨著解放戰爭的順利進展，英、蘇、法等一些外國政府先後通過一些渠道，向我們試探，表示願與我們建立某種形式的外交關係。毛澤東、周恩來也在這時開始從建立新國家的角度考慮對外關係問題。
建國前夕，我們在外交方面採取的一項主要政策是，不承認外國政府現在派駐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不承認國民黨政府與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也不急於取得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們的外交承認。我們在外交方面堅定不移的立場是，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採取不承認政策的目的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有利於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和影響。這一方針和立場，毛主席用簡煉而生動的語言作了概括，就是“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再次強調了中國革命的反帝性質，並進一步指出：“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
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全會的總結講話中說：“我們不能構想，沒有蘇聯，沒有歐洲和美國的工人運動吸引美帝國主義的力量在西方，我們中國革命也能勝利。我說，東方的空氣比較稀薄，而西方的氣壓很重，我們就在東方衝破帝國主義力量比較薄弱的這一環。中國革命勝利以後的鞏固也是一樣，帝國主義是要消滅我們的，沒有各國無產階級，首先是蘇聯的援助，鞏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們受人幫助，也要時刻準備幫助別人。這就是國際主義。中蘇關係是密切的兄弟關係，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這一點。現在對非黨人士也要說明這一點，也要做這種宣傳。”
⒍黨的建設的新課題。從鄉村到城市，從革命戰爭到經濟建設，對於即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黨的建設問題是一個十分重大而緊迫的新課題。
在一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不要使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他說，勝利沖昏頭腦，今天更有可能，勝利越大，包袱越大，緊張困難時易團結。這必須警惕，要教育幹部，首先是要使高級幹部懂得，戰爭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開始，屆時很可能感覺打仗還容易些。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告誡全黨，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在全會閉幕前，毛澤東作了總結講話，共十個部分，簡要評價了各地的工作，對個別問題作了補充並從十二個方面系統地講述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做出了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等六條規定。
七屆二中全會的意義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的歷史轉折關頭的一次重要會議，為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從戰爭轉向生產建設，將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逐漸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做了政治、思想、理論和方針政策等多方面的充分準備，描繪了建設新中國的宏偉藍圖，使全黨在新的形勢下，達到高度的團結統一，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