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2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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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2軍的前身,是中原野戰軍第6縱隊。
中原野戰軍第6縱隊,是以太行軍區六分區機關及直屬隊、韋(傑)支隊、石(志本)支隊、秦(基偉)向(守志)支隊為基礎,於1945年11月5日在河北省磁縣組建。原稱晉冀魯豫野戰軍第6縱隊(已有1縱-4縱,不願被稱為第五縱隊,故名)。司令員王宏坤,政治委員段君毅(未到職),參謀長張廷發,政治部主任鮑先志。下轄第16、17、18旅。共1.3萬餘人。縱隊成立後即參加在峭河、白晉、安北等地區作戰,先後殲敵4000餘人。
1946年8月,該縱隊出擊隴海線,首戰蘭封告捷。接著參加定陶戰役。10月,參加巨野戰役。此次戰役中,第52團第1連班長王克勤成為全軍聞名的戰鬥英雄。11月,參加滑縣戰役,全殲國民黨軍第104旅。接著回師魯西南,參加巨金魚戰役,全殲敵整編第4縱隊。1947年3月,王近山任司令員,杜義德任政治委員,參謀長姚繼鳴。下旬,參加豫北反攻,一舉攻克湯陰,殲敵8000餘人,生俘敵中將司令孫殿英。6月30日,突破國民黨黃河防線,參加魯西南戰役,殲敵4000餘人。隨後,挺進大別山。在危急關頭,以"狹路相逢勇者勝"的英雄氣概,護衛中原局,強渡汝河,戰勝敵人圍追堵截,直插大別山。10月下旬,參加高山鋪戰役,殲敵第40師和第82旅。
1948年5月9日,晉冀魯豫野戰軍第6縱隊改稱中原野戰軍第6縱隊。改編後隨即參加宛東戰役。1948年7月,參加襄樊戰役。戰後,6縱第十七旅四十九團被授予“襄陽特功團”的光榮稱號。11月16日,參加淮海戰役。戰前在豫南一帶執行牽制任務。敵黃維兵團東援後,同友鄰部隊一道將黃維兵團圍困於雙堆集地區。12月6日,在友鄰部隊的協同下,從西直取敵人核心陣地,打爛指揮中樞,殲敵近萬人。
1949年2月9日,根據中央軍委命令,中原野戰軍第6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2軍,隸屬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兵團副司令員王近山兼任軍長和政治委員。蕭永銀任副軍長兼參謀長,李震任副政委,李開湘任政治部主任。全軍共2.5萬人。第16旅改稱第34師,尤太忠任師長,唐平鑄任政委;第17旅改稱第35師,李德生任師長,李如海任政委;第18旅改稱第36師,邢榮傑任師長,劉昌任政委。隨後,12軍參加渡江戰役。4月8日,攻占鐵板洲,4月21日強渡長江,隨即展開千里追擊,挺進浙贛線,解放縣城18座,殲敵3.5萬餘人。10月,向大西南進軍,在友鄰部隊配合下,解放重慶及川東地區。12月,參加成都戰役,殲敵3.6萬餘人。爾後,轉入剿匪作戰和土改。根據軍委命令,軍部率第34師兼重慶警備區,由第34師師長尤太忠兼任警備區司令員;第35師兼璧山軍分區,竇尚初任司令員,張慶霖、李如海任政委;第36師兼涪陵軍分區,邢榮傑任司令員,劉昌任政委。第12軍在10個月的剿匪鬥爭中,共殲匪12萬餘人,為西南地區的鞏固和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51年1月,第11軍31師編入12軍建制,原第36師(欠第106團)及原第34師第102團脫離本軍建制,留在西南。3月,第12軍入朝參加抗美援朝戰爭。4月17日,參加第五次戰役,11月,參加金城防禦作戰,進行大小戰鬥400餘次,圓滿完成防禦任務。1952年11月底,參加上甘嶺戰役。第12軍入朝參戰期間,湧現了一大批英雄模範人物,其中楊春增、伍先華、胡修道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1954年4月,第12軍從朝鮮回國。
第12軍及其前身各部隊,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足跡遍及鄂、陝、冀、豫、魯、晉、皖、蘇、浙、湘、貴、川等十幾個省,並和朝鮮人民軍一道,沉重打擊了美軍的進攻。這支英雄部隊,先後作戰近千次,僅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就殲俘敵約50萬人。
挺進大別山(1947-1848)
劉鄧大軍挺進並轉戰大別山,經受了嚴峻考驗,付出了重大代價。僅以人員數量來說,躍進大別山前,全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參加南征的4個主力縱隊和野司機關)共12.4萬餘人,轉出大別山時,只剩5.86萬人,損失達一半之多。因此,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更是一首悲壯的史詩。
劉鄧大軍在大別山是無後方作戰,當時所遭受的艱難困苦,決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我們採訪了三百多位參加過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原劉鄧大軍指戰員,他們有當時的縱隊領導人,如六縱政委杜義德,也有旅、團級指揮員,如六縱十七旅旅長李德生、十八旅旅長肖永銀、政委劉昌、十六旅四十六團團長唐明春等,但更多的是當年的基層指戰員。在採訪時,老人們都說:紅軍、八路軍是苦出來的,可到了大別山,那日子比長征、抗美援朝還要苦……。
從大別山轉出的部隊,依舊雄赳赳地邁著整齊的步伐,但已經難以稱之為“部隊”了。自製的棉衣裂開一道道口子,露出帶著棉籽的棉花;草灰、樹汁染成的棉布早已褪色,現出紅的、綠的、花的“原形”……。衣衫襤褸,裝備殘缺,面容憔悴,亂髮蓬鬆,形若一隊浩浩蕩蕩的“叫花子”。
進大別山前(1947年7月),第六縱隊26,322人。堅持大別山鬥爭到1947年11月29日,野司向軍委匯報:第六縱隊22,000人。 主力轉出大別山(1948年3月),第六縱隊14,280人。
僅此冷冰凍的數字,足以使人了解,為實現偉大的戰略轉折,劉鄧大軍各部隊所付出的艱難、困苦、英勇和犧牲。
第五次戰役(1951)
為了粉碎敵人企圖,爭取戰爭主動權,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決心發動第五次戰役。他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即使付出五、六萬人的代價,也要消滅敵人幾個師。 1951年1月,我志願軍在三八線附近西起開城東至鱗蹄的200公里下面,部署了11個軍,共54萬8千餘人。 第十二軍編入中央集團,並擔負前鋒任務。 進入戰場,軍黨委分析敵情:美軍一個步兵師擁有各種車輛3976台,坦克149輛,各種火炮577門,各式通信器材938部,聯軍還掌握飛機1500多架,270艘艦艇和強有力的後勤保障體系。而我軍,車輛不足百台,沒有一輛坦克,軍屬火炮多系美式山炮,口徑小,靠馬拉騾子馱,團以下通信聯絡,還是用古老的號和哨。美軍已遠離戰爭五、六年,每個連隊仍保留有20多名經歷過二戰的老兵。一個美軍戰鬥班,配有一輛中型吉普,不僅載人,還能攜帶全班的裝具裝備。機動一個小時,夠我們用一天時間追趕。一日三餐,他們在車上吃紙盒包裝的冷餐,而我們吃營養不足的炒麵,或花上一兩個小時支鍋造飯。我們往前推進,每人負重60斤步行,還得不到火炮支援和後勤保障。
1951年4月22日17時30分,在半小時炮火準備之後,我三十五師一O三團和三十四師一O六團一舉突破了土耳其旅防線法化洞和500高地,僅20分鐘就結束戰鬥。一O三團斃傷敵600多人,俘敵47名,繳獲槍枝300多支。一O六團斃傷敵400多人,俘敵40餘名。土耳其旅丟失部分車輛火炮,各杜岩洞、栗隅方向潰退。我兩個先頭團,踏破漢灘川的薄冰,向南繼續追趕。 這兩個衝鋒在前的先頭團,一個是攻打襄樊的特功團,一個是創造王克勤運動的模範團。 23日,兵團命令我軍和十五軍圍殲在東豆川里一帶的美三師。輕裝的一O六團在團長宋崇魁的帶領下,急行軍3晝夜,搶占了竹葉山。山下有條公路,是美三師逃跑的要道。 一營守在主鋒,三營占住了側翼的一道山樑,宋團長率二營作預備隊。 天明時分,公路上出現了300多輛滿載敵人的卡車,見退路被封鎖,他們跳下車來,向山上發動了攻擊。頓時,竹葉山山頂和山樑變成一片火海。接著2000多敵人湧上山來,拚死打了半小時,無法接近我主峰陣地,潰退下去了,接著,又發動了第二輪衝擊,也未得逞。他們向主峰發起了五次攻擊,均被我一營擊退。敵人改變了方向,向三營的坡樑上發起衝擊。飛機、坦克也來助戰,炮火的密度徒然增強了,三營的陣地被濃烈的硝煙裹住,宋團長只能聽槍聲來判斷戰況。開始,他從機槍熟練的點射中感到了部隊的信心和沉著,當敵人的第三次攻擊時,槍聲變得雜敵,漸漸停頓了。此時,宋團長振臂高喊:二營上刺刀。上! 敵人炮火攔截二營的前進,一發炮彈落到宋團長身邊,宋團長倒下了。戰士們一見團長犧牲,眼裡迸出了血,900多把刺刀在黑霧中閃著火花,900多名戰士的喊殺聲令山嶽震顫。一場廝殺又把敵人擊敗了。煙霧散去,山下的300多輛汽車早已無影無蹤。 在軍指揮所里,曾紹山軍長估計到垂死掙扎的敵人會不惜血本奪路南逃,遂令偵察分隊潛入敵後,把清潭川上一座不足百米的水泥橋炸掉。這是美三軍後撤的主要通道。我偵察分隊,晝伏夜行,按時炸斷了橋。可當我部隊前鋒趕到時,斷橋的廢墟旁,一座軍用簡易橋已跨江而臥。我們了解到:建這座橋,敵人的工兵營僅作業一個半小時。橋的桁和梁全用鋼結構銜接,橋寬5米,載重50噸。若是我軍工兵營用木廠結構架設,最快也得3個晝夜。 27日,敵坦克突然向我一O三團的先頭營發起反撲,企圖遲滯我前進速度。一營猝不及防,但他們處變不驚,就近利用身邊的溝坎隱蔽自己,只是他們手中已無任何反坦克武器,戰士們奮起向坦克投擲手榴彈。手榴彈砸在坦克上紛紛彈落,即使炸在坦克身上也毫無效應。有的戰士把手榴彈捆在一起,匍匐過去掛在坦克身上,也無濟於事。這場人與坦克肉搏震撼了敵人,他們從來未見過這么多置生死於不顧的志願軍戰士,在驚魂落魄中退卻了,我一營僅傷亡10餘人。 當夜,一O三團追趕到漢江北岸的南上里,一O六團也抵達石室。這裡離漢城不到10公里,殘破的城廓樓宇盡收眼底。漢江南岸,到處是敵人苦心孤詣精心準備的防預工事,正嚴陣以待我軍。此時王近山副司令傳令:速撤回抱川,集結休整。 五次戰役第一階段七天推進200公里,如風捲殘雲,可斬獲不多,僅殲敵2000餘人,彭總令我軍移師東線,從加里山突破,切斷洪楊公路,圍殲美二師。
我軍經過3個晚上急行軍。進入戰區後,曾紹山軍長令李德生率三十五師擔任主攻,要李德生一天一夜拿下加里山。 加里山海拔1050公尺,在群巒疊峰之中顯得高大突兀,又是三八線的天然屏障。敵人在這裡經營已有時日,從昭陽江南岸到山根15公里的山路上已布成雷區,山脊山頂的突出部位有嚴密的火力配置,人可行走的地方都設有鹿砦和鐵絲網。16日夜,李德生指揮三十五師突過昭陽江。一O三團剛展開,敵人F86殲擊機來了,一批次一批次地進行攔阻掃射轟炸,接著校正機又臨空指揮大口徑火炮,在我衝擊前進道路上織成一堵堵火牆。戰士們義無反顧,拎著槍一個勁小跑,不少人倒下了,負傷的躺在彈坑裡喊著鼓動口號。腳下到處是地雷區,就灑上一把炒麵警示後來者。他們一路猛衝猛打,迅速掃除了前哨和鹿砦,打到半山腰時已近午夜,王西軍立即組織一、三營向主峰發起衝擊,可一連三次受阻。原來敵人將山上大樹伐倒,排列成一道密集屏障,上面是掛雷和鐵絲網,衝擊部隊一到跟前,四周的火力像梳篦式的向我清掃。一O三團是個4000人的大團,此時已傷亡過半。 你們從兩側上,李德生在電話里給王西軍提出智取。六連組織了一、三排,從最險的地方攀藤越岩,最後搭成人梯,神不知鬼不覺爬上了加里山的主峰。一陣手雷,把敵人的幾個地堡掀翻了,然後向兩側猛打。居高臨下,打得敵人措手不及,紛紛棄陣逃跑。天明時,敵人反撲,楊勇的三連,班排都打光了,他把10個炊事員拉上去抵擋了一陣,我後繼部隊上來,敵人逃跑了。部隊像一股巨流在傾瀉,山下是一條叫毛老谷的深溝,副師長蔡啟榮率一O五團猛插下去,剛進入溝里,敵百餘門火炮進行攔阻射擊,一O五團受到重創,副師長蔡啟榮、副團長趙切源、作戰科副科長李超峰、副參謀長武肇風相繼犧牲,沒倒下的幹部戰士奮力突過彈幕。法國營又上來了,一觸即潰,我軍按時切斷了洪楊公路。 敵美二師突圍時,先頭是幾十輛坦克,後面是200多輛汽車。剛進入我預設陣地,一O五團戰士梅永洪扔出了3顆手雷,擊毀了最前面的3輛坦克。敵人的逃路堵住了,紛紛棄車逃竄。一時間,殺聲漫山遍野,到傍晚,殲敵美二十三團大部,繳獲敵汽車、坦克251輛。 自隱里的戰鬥剛結束,三十四師上來了, 三十四師不顧一切向前穿插。兩天就前進了200里,幾乎快到東海岸了。他們意識到了自己是在孤軍深入。又失去和軍指的聯繫。 三十四師立即停止前進,召開了師臨時黨委會。 經驗告訴他們,應回頭向軍指揮所靠攏,政委羅洪標見大家意見一致,拍板說:撤! 第二天,三十四師才和軍指揮所取得了聯繫。指揮所通報說,敵人以13個師的兵力,組成快速特遣隊,已插到我後方,你們北撤到五台山集結。 羅紅標又召開黨委會,作出決定,甩掉輜重,輕裝快速北撤。 師的決定當即就傳達到每一個戰士。團營都埋掉火炮,把馬匹集中拴在樹林裡,他們不走大路專選山間小道夜行。羅洪標親自帶一個營斷後,他讓師長尤太忠先行。 羅洪標原是二師四團團長。入朝前賀龍同志推薦說:羅洪標是我的兵,紅軍幹部,軍政雙全,給你們當師政委。在這關鍵時刻,他起到了政治委員的決策作用。當他回到谷山向軍長曾紹山報告時說,我師安全撤回,沒有一個掉隊的,沒有一個逃亡的。 曾紹山特別感到高興的是,部隊是百分之八十來自蔣介石的軍隊,他們叫解放戰士。在這危難的關頭,竟未反叛一人,這反映了我們思想政治工作的無比威力。十分興奮的曾軍長感慨地說:你羅洪標和尤太忠功德無量啊! 三十五師突出重圍是死打硬拼出來的。李德生率部撤到華川橋時,敵快速特遣隊已近在咫尺。他要一O三團馬上把七連拉上去,七連打了一整天,硬是撐住了敵人部署的口袋口,讓全師安全撤退。 往東追殺的三十一師,也是和軍里失掉聯繫。這個師的九十一團,在李長林團長的指揮下,已插到了三七線附近的下珍富里。師長趙蘭田派出偵察科副科長楓亭,人民軍朴排長和三個偵察員去尋找。三個偵察員都犧牲了。當找到九十一團時,他們正堵住南韓的3個師。 團長李長林是老紅軍。他是靠一把大刀拼殺出來的,身上留有18處傷疤。眼下已到嘴邊的肥肉不吃,令他心氣難平。師長已有手令,他不能違背。撤出戰鬥後,他讓前衛營帶上敵人鋼盔,每遇盤查,就由朴排長出面交涉。有不少南韓軍人掉隊的,見是自己人,便跟他們行進。李長林告訴部隊,敵人插進來,先捂嘴,拴住拉走。四天后,他們安全返回谷山,還抓來幾十名俘虜。擔負殿後的二營邊打邊撤,他們返回來晚了一天,也捉了100餘名俘虜。 二營六連一排掉隊後,和人民軍游擊隊一起打了3個月游擊,到秋天才歸隊。這裡可看出十二軍幹部戰士政治素質堅強。前進:一往無前,敢拼敢打,不惜犧牲;後撤:拖不垮,打不爛,不變質。 志願軍總部在總結時指出:第五次戰役,我軍英勇作戰,歷盡艱苦,付出了代價,但未大量殲敵。
上甘嶺戰役(1952)
美軍整編第七師(全部參戰,人數18500人),美國空降兵187團(缺一個營,一共3255人),南韓第二、第九步兵師,外加兩個武裝營(一共是38050人),此外聯合國軍配備十八個炮兵營105毫米口徑以上火炮300多門,坦克170多輛,出動飛機3000多架次,補充新兵9000餘人,總兵力在65000人左右。
志願軍,15軍45、49兩個師,12軍的31師、34師一個團,榴彈炮兵第二、第71師,火箭炮209團,60軍炮兵團,高射炮605、61團各一部,總兵力42000人左右。
最後雙方陣亡總數為36000人,志願軍約為11000人,聯合國軍約為25000人,上甘嶺每平方公里陣亡9700人!
美第8集團軍司令范佛里特將軍後來說:這次作戰是“最血腥的和時間拖得最長的一次戰役,使聯軍蒙受重大損失”。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將軍寫道:“這個開始為有限目標之攻擊,發展成為一場殘忍的挽回面子的惡性賭博……我認為這次作戰是失敗的。 ”
1952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在《祝賀“上甘嶺”大捷》社論中指出:“這次勝利對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次舉世聞名的上甘嶺戰役,是15軍和12軍團結協作、同生共死、並肩殺敵的光輝典範,是在黨中央、毛主席和志願軍總部、3兵團各級領導正確指揮下,所有參戰各兵種各部隊共同奮戰的結果,也屬於祖國,屬於那些在戰鬥中流血犧牲的烈士和英雄們,屬於每一個參加戰役的幹部和戰士!”
12軍在上甘嶺直接參戰部隊由李德生副軍長指揮。上甘嶺戰役中,殲敵12軍占48%,傷亡12軍占27%。當上甘嶺的硝煙飄散到空氣中時,12軍有4500多名將士長眠在這塊朝鮮山地上。
英雄譜
王克勤,安徽阜陽人。1945年10月,在邯鄲戰役中被解放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47年7月,在魯西南戰役中負傷,因流血過多英勇犧牲。
楊春增,河北沙河人。1945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 1952年8月, 在朝鮮金城座首洞東南無名高地,舉起最後一顆手雷撲向敵群,與敵同歸於盡。
伍先華,四川遂寧人。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1年入朝作戰。1952年9月秋季戰術性反擊中,奮勇當先,毅然抱起炸藥包衝進坑道,與40多個敵人同歸於盡,為部隊打開了前進通道。
胡修道,四川金堂人。1951年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1952年在朝鮮上甘嶺戰役中,打退了美李軍在坦克、大炮掩護下,從排到兩個營規模的進攻40多次,創造了志願軍戰士一人一天殲敵280餘人的記錄,守住了陣地。
12軍在朝鮮陣亡的正團以上幹部
35師 副師長 蔡啟榮 (河南商城)
34師101團 政委 臧克力 (山東諸城)
35師104團 團長 曹國英 (河北安國)
35師104團 政委 張平甫 (河南滑縣)
35師105團 團長 吳彥生 (江西永新)
35師105團 代團長 趙切源 (四川渠縣)
36師106團(原31師91團)團長宋崇魁 (山西和順 )
當年志願軍戰時撫恤規定中有一條:對犧牲的戰鬥英雄、團以上幹部、立過一等功的營級幹部, 要運回祖國進行安葬。除此以外,十數萬烈士遺骸絕大多數留在朝鮮半島。朝鮮戰史研究專家說,戰爭期間大量烈士屍體的運回不僅費時費力,而且在聯合國軍掌握制空權的情形下也不現實。另外不回葬國內也出於政治因素考慮。
1945-1965 年曆任一號首長:
王宏坤, 湖北麻城人,1929年參加紅軍。 1933年任紅四方面軍第四軍軍長。抗日戰爭時期, 任八路軍129師385旅旅長, 冀南軍區副司令員, 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
解放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司令員,後任湖北省委第一副書記、湖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軍委海軍副司令員,海軍第二政委。
王近山,湖北黃安人,蒙古族。1930年參加紅軍。1935年任紅四方面軍第九十一師師長。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386旅副政委,129師新八旅代旅長、386旅旅長,太岳軍區二分區司令員,陝甘寧留守兵團新四旅旅長,太岳縱隊副司令員。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員(1947年),12軍軍長,後任3兵團代司令員,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參謀長,南京軍區顧問。
曾紹山,安徽金寨人,1929年參加紅軍。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新十旅副旅長。
抗美援朝戰爭時期12軍軍長,後任瀋陽軍區政委,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顧問。
肖永銀,河南新縣人,1930年參加紅軍。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385旅14團團長。
解放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旅長,12軍師長,副軍長,回國後任12軍軍長,後任南京軍區裝甲兵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武漢軍區副司令員。
李德生,河南新縣人,1930年參加紅軍。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385旅769團團長。
解放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17旅旅長,12軍35師師長,抗美援朝戰爭時期12軍副軍長,後任12軍軍長,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瀋陽軍區司令員,國防大學政委。
1945-1965 年曆任二號首長:
杜義德,湖北黃陂人。1929年參加紅軍。1936年任紅四方面軍紅三十軍八十九師政委。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新四旅副旅長,冀南軍區副司令員,冀南軍區司令員。
解放戰爭時期中野六縱政委,後任瀋陽軍區政委,軍委海軍第二政委,蘭州軍區司令員。
李震,河北藁城人,1937年參加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團政治處主任,太行軍區六分區政治部代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18旅政委,12軍副政委,抗美援朝戰爭時期12軍政委,後任瀋陽軍區副政委、公安部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
史景班, 山西汾陽人。1937年參加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抗日戰爭時期,任太行軍區四分區參謀長。
12軍副政委,後任27軍政委, 昆明軍區副政委。
張文碧,江西吉水人。1930年參加紅軍。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浙東縱隊政治部主任,蘇浙軍區第一縱隊三旅副政治委員。
12軍政委,後任水電部長,南京軍區裝甲兵、工程兵政委,浙江省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部顧問。
12軍其他開國將領
韋傑,廣西東蘭人,壯族。1929年參加紅軍。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總部特務團團長,八路軍115師344旅688團團長,八路軍129師新一旅旅長,太行軍區五分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副司令員,後任60軍軍長,成都軍區副司令員。
鮑先志,湖北麻城人,1930年參加紅軍。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385旅獨立二團政委,太行軍區六分區副政委。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後任南京軍區副政委,濟南軍區副政委。
尤太忠,河南光山人,1931年參加紅軍。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386旅17團團長。
解放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16旅旅長,34師師長,12軍副軍長,後任27軍軍長,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成都軍區司令員,廣州軍區司令員。
唐平鑄,湖北武漢人。1935年赴日本東京大學學習,1936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同盟,1937年回國後參加紅二方面軍,同年入延安抗大學習,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敵工處長。
解放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六縱隊宣傳部部長,34師政委、12軍政治部副主任。建國後,歷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新聞廣播處處長、《解放軍報》副總編輯、《人民日報》代總編輯,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等職。
向守志,四川宣漢人,1934年參加紅軍。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386旅771團副團長。
解放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18旅副旅長,後任空降兵15軍軍長,軍委第二炮兵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員。
張廷發,福建沙縣人,1933年參加紅軍。 抗日戰爭時期,任太行軍區七分區司令員。
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參謀長,後任11軍副軍長, 軍委空軍政委、司令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趙蘭田,四川平昌人, 1933年參加紅軍。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386旅14團政委。
解放戰爭時期31師師長,後任空降兵15軍軍長,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瀋陽軍區空軍政委,軍委空軍顧問。
賀光華,江西永新人,1929年參加紅軍。
解放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作戰部長,12軍34師副師長,抗美援朝戰爭時期12軍副參謀長,後任軍委工程兵副司令員。
李開湘,四川蒼溪人,1933年參加紅軍。 抗日戰爭時期,任太行軍區五分區政治部主任。
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任12軍政治部主任,後任國防科委31基地政委,總後勤部顧問。
邢榮傑,河北無極人,1937年參加八路軍。
解放戰爭時期任12軍36師師長,後任陝西省軍區副司令員。
賴光勛,福建永定人,1930年參加紅軍。 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畢業,隨後留在抗大工作。
解放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16旅參謀長、12軍34師副師長。後任16軍副軍長,軍事科學院戰史研究部部長,新疆軍區副司令員,福州軍區顧問。
何柱成,安徽六安人,1929參加紅軍。
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17旅政委,後任濟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濟南軍區副政委。
吳忠,四川蒼溪人,1933年參加紅軍。
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任12軍31師師長, 後任40軍軍長,北京衛戌區司令員,廣州軍區副司令員。
官俊亭,安徽潁上人,1931年參加紅軍。 解放戰爭時期,任華東野戰軍九縱25師參謀長。
1975年任12軍軍長, 後任南京軍區副參謀長。
阮賢榜,湖北通山人,1929年入黨。
1955年任12軍副軍長, 後任浙江省軍區副司令員, 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
譚友夫,河南新縣人,1929年參加紅軍。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野四縱12旅政治部主任,陝南軍區12旅政委。
1954年任12軍副軍長, 後任南京軍區副參謀長, 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
劉瑄,山東鄒平人,1938年參加八路軍。
抗美援朝戰爭時期12軍31師政委,12軍副政委, 後任七機部一院院長,南京高級陸軍學校副政委。
馬寧,河南泌陽人,1938年參加八路軍。
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副團長,12軍司令部作戰處副處長,後任空1軍軍長,蘭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軍委空軍司令員。
宗鳳洲,河北藁城人,1939年參加八路軍。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新十旅29團團長,太行軍區六分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17旅副旅長,12軍35師副師長,12軍炮兵副軍長。後任安徽生產建設兵團副司令員,上海警備區顧問。 副兵團級。
張國傳,湖北大悟人,1932年參加紅軍。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新十旅團政委,太行軍區二分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中野六縱16旅政委。後任55軍副軍長,工程兵學院副政委,軍委工程兵副參謀長,工程兵顧問。
羅洪標,福建長汀人,1930年參加紅軍。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0師政治部青年科長、獨1旅2團政治處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任12軍34師副政委,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任12軍34師政委。後任軍委工程兵科學研究部部長、科研設計院副院長,工程兵南京工程學院副院長、蘭州軍區副參謀長。
石志本 ,湖北大悟人。1929年參加紅軍。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385旅12團團長,太行軍區四分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冀魯豫野戰軍六縱17旅旅長。後任70軍副軍長,察哈爾省軍區司令員,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
12軍開國將領,主要來自黃麻暴動後轉戰鄂豫皖、川陝的紅四方面軍,七七事變後在太行山區抗擊日寇的八路軍129師(及後來的太行軍區,晉冀魯豫軍區)部隊。更多的人,倒在了灑滿鮮血的征途上,或因各種原因離開部隊,而沒有在軍史上留下姓名。
很多開國將領出身貧苦,讀書有限。很多人都是參加革命後才有大名(王宏坤,王近山,肖永銀,張文碧,尤太忠)。是當時的社會,將他們逼上用梭鏢、大刀、步槍求生存的道路。是理想的旗幟,是戰友和自己的生命和熱血,鑄就了輝煌的將星。由於紅四方面軍和八路軍129師的歷史原因,1955年許多人並未得到公正的軍銜評定。歷史會記住他們的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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