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城市

下一代城市

下一代城市是指在城市中的居住、辦公、商務、出行、購物、文化娛樂、社交、遊憩等各類功能複合、相互作用、互為價值鏈的高度集約的街區建築群體。它包含商務辦公、居住、酒店、商業、休閒娛樂、交通及停車系統等各種城市功能;它具備完整的街區特點,是建築綜合體向城市空間巨型化、城市價值複合化、城市功能集約化發展的結果;同時它通過街區作用,實現了與外部城市空間的有機結合,交通系統的有效聯繫,成為城市功能混合使用中心,延展了城市的空間價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下一代城市
  • 外文名稱:Next generatio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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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城市 - 概述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豐碑。用城市來界定一個文明,可謂再適合不過:說到古希臘文明,就是雅典;說到青銅時代印度河谷文明的頂端,就是如今位於巴基斯坦的摩亨佐達羅;而說到當今的日本,那也就是東京了。
對於來自國外的旅行者而言,城市不僅是他們的歇腳之處,更能讓他們窺一斑而知全豹、領略到一個國家的特質。同時,自貿易和政治開始興盛之時,城市也成為了貿易、製造業的發源地和行政中樞。
在1800年,全球城市化率只有3%。這一數字在1900年增長到了14%,2000年則達到了40%。預計在2050年,全球將有超過7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當中。城市管理者們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在不降低生活質量的同時,讓城市住下更多的人。
在20世紀,交通成本大幅降低的背景下,城市所擁有的區位優勢開始逐漸喪失。
城市首先降低了商品、人員和思想流通的成本。城市讓政府能夠更方便的提供公共服務。即便在緊急時刻,紐約也能夠維持電力供應穩定。這座城市擁有世界一流的醫院和大學。紐約捷運憑藉著城市中引以為豪的無數公共空間和文化中心,而得以維持大量客流、保證盈利。在《經濟學之城》(City of Economics)一書中,布倫丹·奧弗萊厄蒂(Brendan O'Flaherty)指出,城市只有在保證有利產出多於不利產出時才能存續。

下一代城市 - 城市的定義

從經濟、社會、地理、歷史、生態、政 治、軍事等不同的角度有著不同的詮釋,這些各種各樣的定義,數量眾多。
地理學上的城市
地理學上的城市是指地處交通方便環境的、覆蓋有一定面積的人群和房屋的密集結合體。經濟學家則認為城市是各種經濟市場如住房、勞動力、土地、運輸等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網狀系統。按照社會學的傳統,城市被定義為具有某些特徵的、在地理上有界的社會組織形式。此外,還有人口學政治學、建築學等學科的關於城市的不同角度闡述。因此,給出城市準確的定義,是一件比較困難的工作。“人類用了5000多年的時間,才對城市的本質和演變過程獲得了一個局部的認識,也許要用更長的時間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認識的潛在特性” 。
西方學者對城市的定義
西方學者對城市的定義,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類:
①以居民人數作為城市概念的標準;
②以行政區劃的建制規定作為標準;
③以城市居民密度的大小作為標準;
④以擁有的第二、第三產業的比重作為標準。
國內關於城市的定義
中國內地關於城市的定義我國《城市規劃法》第三條規定 :“本法所稱城市,是指國家按行政建制設立的直轄市、市、鎮。 ”因此,對“城市”進行定義,應該超越現有各學科的局限性,對城市的一般性特徵進行抽象和歸納。可以將其定義為:城市是某個環境區域範圍內承載人類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人口等的聚居中心,並與人類文明的形成發展緊密同步的一種有別於鄉村的高級聚落。法國著名的城市地理學家什梅爾認為:“城市是景觀環境集合體,經濟空間,人口聚居區,生活中心和勞動中心。

下一代城市 - 城市的發展歷程

美國現實主義畫家喬治·韋斯利·貝洛斯筆下的城市。[2]圖冊
最早的城市起源於大約一萬年前的中東,早期城市大 部分出現於五六千年前,主要分布在西亞南部、古埃及尼羅河下游三角洲、印度河流域中國黃河流域等地區。城市的產生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歷史條件。穩定的區域商品生產和貨物交易,是產生城市的經濟基礎,也是城市存續和發展的內在動力。政治、戰爭則屬於歷史條件的主要內容。
城市的基本概念包含“城”與“市”兩項內容。“城”是聚落應對自然力量侵襲和敵對部落攻擊的具有防 御措施的行政地域聚落。“市”指商品交換的商業功能性場所。城、市功能的綜合,導致城市的形成。城市是第二次人類勞動大分工的產物。
根據城市在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形態、功能及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我們一般將城市的發展歷程劃分為古代、近代和現代三個階段。

古代城市

城市出現直至18世紀工業革命前的這一時期,國民經濟的主體是農業手工業,商品經濟極不發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社會生活中占著主導地位,城市人口增長緩慢,城市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很小。至18世紀初,世界城市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僅為3%左右。這一時期城市的功能主要是軍事據點、政治和宗教中心,同時也是手工業和商業中心,經濟功能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對周圍環境影響不大,不具備地區經濟中心的作用。古代城市的結構較簡單,普通城市一般無明顯的功能分區。通常以政治或宗教建築占據中心位置。古代城市形態上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有堅固的城牆或城壕環繞,這些防禦設施的限制,古代城市規模一般都不大,主要分布在灌溉條件良好的河流兩岸或交通便利的沿海地區。

近代城市

18世紀中期歐洲工業革命的興起,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發展,也促使城市發展進入了嶄新的階段。工業革命終結了手工業生產方式,以工業化生產取而代之,從而推動產業化和地區分工,加速商品經濟的發展。由此可見,工業化是城市發展的源動力,商品經濟的發展帶動了金融業信託業的興起;同時,工商業集中的城市,需要相應的支撐系統,文化、教育、交通、通信、醫療等基礎設施以及各種服務行業都得到相應的發展。這一過程吸引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城市數量增加。城市成為經濟中心,對國家和地區經濟產生巨大影響。城市結構日趨複雜化,出現明顯的功能分區,同時,作為城市必要物質條件的基礎設施明顯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由於工業化進程存在差異,城市分布的地區差異十分明顯。

現代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大部分已開發國家進入工業化後期,許多開發中國家也陸續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進入了現代化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世界範圍內的政治、經濟和技術領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擺脫殖民統治,相繼獨立,開發中國家政治地位得以不斷提升,經濟蓬勃發展。許多已開發國家掀起了整修和重建城市的浪潮,城市發展向深度和廣度進一步延伸。科學技術發生革命性進步,新技術革命促進全球範圍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巨大變化。社會經濟的發展達到了新的高度,社會產品空前豐富。城市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

全球都市

新加坡、倫敦、杜拜、香港和紐約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完成了自我轉化,變成了真正的“全球都市”。他們以前就是重要的貿易中心,但如今已經變身為了全球金融中心。
當製造業正在已開發國家消亡之時,上海和深圳卻分別發展成了巨型製造業都市。這大多是由於中國政府提供的良性政策、融資和基礎設施條件;自然地,由於這些優勢條件,這兩座城市在國際製造業轉移浪潮中承接頗多。至於其他既有城市,則擁有成為港口、通過貿易發揮影響力的區位優勢。

未來城市

第四次工業革命將不再以地理為界限。離海路和陸路運輸通道的距離遠近將不再成為優勢。企業將設立在在能人聚集的城市,而人們也將不再被束縛於某一地點。他們將憑藉社會、文化喜好以及工作機會決定居所。第四次工業革命指的是基於物聯網、人工智慧和大數據的大規模工業的崛起。由於活動能夠得到實時監控,隨後產生的數據也能即時用作改進服務的提供,城市的生活環境將變得更具回響性。
矽谷就是這一高科技工業集聚現象的極佳代表。儘管矽谷不是一座單個的城市,但它恰如其分的勾畫出了創意依賴型經濟的樣貌。通過籠絡高技術人才,矽谷以創新為動力,成為了全球創新和實驗領域的標桿。
諸如紐約這樣的城市,也建設起了它們的“矽谷”;而諸如底特律這樣不做出改變的城市,則陷入停滯、逐漸衰亡。
首先,每座城市都必須明確自身的競爭優勢,是製造業還是金融等等。其次,必須有定向投資跟進:以杜拜為例,相關部門為了將其建設成航空、商業和旅遊樞紐而進行了大量投資。之後,城市必須留出一定的公共空間,以供人們進行交流——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紐約曼哈頓心臟位置、被摩天大樓環繞的中央公園了。
最後,城市要是沒了高密度的社區,就什麼也不是。這就需要醫療和交通配套設施建設能跟得上。更完備的基礎設施能減少汽車的人均用量,打造更加可持續發展的公共運輸,自然也能降低人均出行花銷。
不平等,是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相關的最重要的社會關切。這一革命中最大的受益人,是包括發明家、投資者和創客在內,擁有有形和無形資產的人。那些單純付出勞動力的人將可能認為自己可有可無、容易被拋棄。如今政策制定者和一般公眾,都將第四次工業革命視為一種良性變化。而如果我們意識到了這種變化,我們就可以做出行動。如果人們對未來的變革有著一定意識、同時又有相關的機會,人們必定會選擇學習新的技能來強化自己。
現在已經有些智慧城市的樣本,能夠證明哪些事有可能發生了。巴塞隆納的CityOS技術平台通過持續獲取城市環境的實時數據反饋,來規制能源消費、自來水用量和垃圾處理。韓國的松島國際都市,在建設之初就在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中集成了智慧型設計。

第四代城市

“規劃”這個詞可能聽上去帶點負面意味,但這對於城市的生存和發展而言至關重要。在未來的任何一個變革中,政治經濟都十分重要。人們應當要求公共空間、針對自動駕駛的規章制度、以及節能建築等等。城市管理者不應將優步這類公司拒之門外,而應當立法規範自動駕駛汽車應當如何上路。當權者應當有能力自主推動改變。城市管理者應當能夠基於對城市的優勢和機遇進行分析,來確立城市的長期發展願景。而以上所有這些都依賴於“權力下放”:在這一點上,其他國家可以向中國學習。
在中國,一座城市的領導擁有很大的權力,大多數當地的規劃都由他們負責。他們手中也握有相應的權力和責任來為城市項目的規劃和執行創收。市長的表現可以通過GDP增長量等數據衡量。作為標準的數據有時也會隨著國家發展的優先權變化而變化,換成像學生數量或者碳效率之類的指標。
一座城市的活力,最主要來自於經濟活動。城市管理者需要利用自身優勢,在全球範圍內參與競爭。城市需要變得更能吸引移居者。其次是通達性,也就是城市如何讓人們方便地出行,包括軌道交通、高速公路和機場等等。在現代社會,網際網路通達性也一樣重要;而與之相配套的基礎設施,例如穩定的電力供應也非常重要。第三,城市需要注重包括收入分配、政商參與便捷程度、醫療、教育與公安服務等社會架構方面的問題。最後,城市必須實現可持續發展,包括可再生能源、供水安全、垃圾處理和空氣品質維護等規劃的套用。
也許未來,城市道路上會有自動駕駛的“拼車”、還會有能在尖峰時段自動加開公交和捷運車次的智慧型公交系統、或者更聰明、更節能的新技術……未來城市發展的可能性無窮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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