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劍”先驅·蔡以忱

《"鑄劍"先驅·蔡以忱》是第一部關於蔡以忱的長篇傳記。作者以海峽兩岸與蘇聯解密檔案，以及民間宗譜等為依據，通過廣泛調查，縝密考訂，顛覆了傳主行狀中的原有結論，還原其“鑄劍”先驅、農運領袖的真實人生；探尋這位清官後裔、理學世家、辛亥烈屬，追求真理、為民請命的心路歷程，譜寫了傳主在大革命與土地革命戰爭的熔爐里，鐵血鑄就正義劍魂的壯麗悲歌。

基本介紹

• 書名："鑄劍"先驅•蔡以忱
•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頁數：228頁
• 開本：16
• 品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作者：裴高才 朱芬
• 出版日期：2013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6124598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鑄劍"先驅·蔡以忱》一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後，分別在海峽兩岸首發與研討，《中華讀書報》《文匯讀書周報》《書屋》等予以熱評。

作者簡介

裴高才，湖北黃陂人，筆名飛翼。中國作協會員，湖北省周易學會理事，黎黃陂研究會理事長。享有“世界傑出華人文藝家”與“具有突出貢獻的作家”稱號，傳略入編《中國作家辭典》《世界名人錄》等。發表與出版文學作品900萬言。所著《田長霖傳奇》獲國際華文傳記文學金獎，《首義大都督》列為辛亥百年重大歷史題材並獲社科成果獎，《理學雙鳳》與《首義精魂》獲中華炎黃文化優秀成果獎，《無陂不成鎮》在台北首發與研討。其辛亥首義“三部曲”、華人翹首“三部曲”、長江名流“三部曲”與《無陂不成鎮》“三部曲”等系列，受到兩岸讀者關注。
朱芬，筆名沐仁，民盟盟員。文學學士，武漢作協會員，黎黃陂研究會秘書長，中學一級教師。其作品散見於《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文匯報》《人物》《名人傳記》等中外報刊。

圖書目錄

前言/1
楔子鐵血劍魂/1
劍膽琴心/1
血鑄劍魂/2
第一章清官家世/4
移民黃陂/4
夫妻開荒/7
御賜清官/9
榨坊起家/11
出生之謎/13
第二章理學淵源/17
羽翼程朱/17
“雙鳳”探幽/20
官田啟蒙/22
詩韻“望魯” /25
“道明”明“道” /27
蔡氏“軍團” /29
第三章心學薰陶/32
初人“一師” /32
名師薰陶/34
“鑄劍”先驅·蔡以忱
破“心中賊” /36
十個“第一” /39
同門師兄/41
第四章投身學潮/43
投身學潮/43
愈挫愈勇 /44
痛悼極忱/46
傳道授業/49
任教“中華” /50
第五章棄舊圖新/54
結識陳澄/54
轉移陣地/56
作序宗譜/59
指導“讀書” /60
相交相知/63
“一師”風波/66
第六章迎接北伐/69
“校花”綻放/69
襄辦“崇實” /71
指揮學潮/73
籌建農協/75
廣州赴會/78
參與決策/80
裡應外合/82
第七章扶正祛邪/88
“花鼓”正名/88
土地革命/89
武漢“黃埔” /93
遷都之爭/94
陽新慘案/96
懲辦兇手/101
第八章籌備“五大” /105
江城潮湧/105
解救妓女/108
初晤秋白/109
“五大”開幕/111
黃陂會館/113
非常十日 /116
第九章江城鑄劍/119
理論構建/119
一波三折/121
蘇聯模式/123
半途而廢/126
第十章恢弘奧略/130
“奧略”懷古/130
“好”“糟”之辯/133
農民之子/135
“農運之王” /136
煙雨蒼茫/139
第十一章風雷滾滾/142
農運領袖/142
有序發展/144
制定法規/148
“上山下鄉” /151
走馬長沙/153
第十二章安源亮劍/157
安源上任/157
選址張灣/160
“安源會議” /162
鎮壓陳鵬/163
首克醴陵/166
兵敗瀏陽/169
第十三章血染湘西/171
轉戰湘西/171
上呔和觀/174
特委會議/176
調任石門/178
“石中慘案” /181
澧縣就義/185
尾聲光風長存/192
現身說法/192
劍魂飄舞/194
蔡以忱年譜/196
跋/220

後記

一
一個人物，一串故事；一道命題，一種人生。
說來令人汗顏，作為湖北黃陂同鄉，筆者原來對蔡以忱這位國共兩黨要員竟一無所知。直到20世紀末，筆者創作《胡秋原全傳》期間，方從傳主提供的台灣資料中發現：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蔡以忱就與董必武、錢亦石、胡秋原等一道，編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機關報《武漢評論》。而且傳主還是筆者同門師弟蔡亞生的祖父。筆者更覺得鉤沉其行狀，義不容辭。
筆者認為，如果只是把已經遠去的人與事，重新從沉寂的時光深處機械地照搬過來，無論使用多么華麗的辭彙，都只可能是蒼白而沒有生機的羅列。真實的人生遠比空靈的文字更精彩、更複雜，也更有縱深感。所以，要想將傳記寫得有血有肉，重在細節描寫，運用生動有趣的故事揭示其成長史與心靈史。
與此同時，這些故事必須要有各種文獻檔案作支撐，儘可能接近歷史真相，讓讀者當信史來讀。緣於此，首先必須腿勤。通過深入調查、採訪，從傳主或知情者那裡挖掘、搶救“活材料”；其次眼要勤。通過廣聞博覽，“打撈”任何有價值的“死材料”；再次是腦勤與耳勤。千方百計，傾聽各方面意見，吸納新意見、新成果。
由於蔡以忱早在1928年就英年早逝，而同時代的相關人物均已作古，儘管筆者查閱了一批相關史料彙編、文集、論著、回憶錄、紀念感懷文字、私人日記、報刊等，但發現有價值的史料十分有限，不過千字文。連烈士的肖像照片也沒有找到一張。不過，筆者堅信，只要腦勤、腿勤、眼勤與耳勤，當下官方與民間各類資訊、資料庫如‘“汗牛充棟”，不愁找不到“原料”。
於是，筆者樂當有心人，利用外出參加筆會等機會，在海峽兩岸圖書館、博物館、黨史館（辦）、紀念館、方誌辦，以及民間廣為搜羅，拜訪知情人士，終於發現了一些新線索、新史料。
當筆者將蒐集到的資料進行整理、分類發現，各地關於傳主的出生年月、入黨時間、犧牲地點等其說不一。筆者經過考辨與厘定，在此不揣淺陋，贅述如後。 二
黃陂蔡氏是陂邑望族，中華民族素有纂修宗譜的傳統，儘管在戰亂與歷次政治運動中，族譜屢遭劫難，大都散失。但筆者通過編纂《裴氏家乘全書》後深知，宗譜作為記錄家族世系的史書，是研究人口學、方誌學、民族史等方面的重要資料。只要在民間耐心查訪，定能找到收藏宗譜的有心人。為此，筆者著重從蔡以忱鮮為人知的家世背景入手，考察其行狀。
在拜訪知名教育家蔡培華與藝術家蔡迪安時，他們均說：小時候曾見過黃陂蔡氏宗譜，還有蔡襄忱、蔡以忱昆仲，以及著名教育巨匠蔡元培先生撰寫的序文。只可惜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黃陂蔡家榨鎮一帶的宗譜大都化為灰燼。
本來，按照族規民約，一個家族在30年左右就應續修族譜一次。因老譜一直未現身，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造成黃陂蔡氏宗譜已經80年沒有續修。到了1999年，已是耄耋之年的蔡培華先生，覺得時不我待了。於是，他迅速與族人商量：決定續修黃陂《蔡氏宗譜》，以動員族人尋找老譜。
此訊息不脛而走，蔡老早年的弟子蔡大武來函說：他發現了民國版黃陂蔡氏宗譜的下落。我們在蔡老的小兒子蔡俊生的陪同下，驅車趕往湖北孝感楊店鎮，尋訪與鑑別宗譜。
楊店蔡氏族人是早年從黃陂蔡家榨蔡官田村遷去的，而蔡老是蔡官田土生土長的名士。所以，楊店族人聽說老家來人，立即設宴熱情款待宗親。一位族人介紹說，“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位本族的王氏夫人擔心族譜被紅衛兵收繳，特將宗譜裝人一個陶器壇內，埋入地下秘藏。
到了1974年，王氏夫人的四個兒子蔡崇貞、崇富、崇友、崇勝（柏青）改建房屋，他們趁夜靜更深之時，秘密將宗譜從地下取出砌入牆中。就這樣，全套民國十年版黃陂《蔡氏宗譜》22冊，就完整地保存下來。裡面記錄了自明代萬曆四十八年（1621年）創修，清康熙、乾隆、同治年間三次續修的各種版本原始資料。改革開放後，蔡柏青才從牆壁中取出，珍藏在樓上的一個箱子中。
楊店族人簡述了藏譜經歷之後，便立即上樓從箱子中取出用紅綢包裹的宗譜，繼而按照歷代相傳的族規，在舉行虔誠的敬香儀式之後，才正式打開包裹查閱，使塵封80年的蔡氏家乘重見天日。
不日，湖北竹谿縣，以及黃陂泡桐蔡家藕塘的族人蔡光鉞、衛東、光玉、崇凱，旅漢的族人蔡曙初等，也相繼報告了他們珍藏的清同治年間與民國十年宗譜。經對照，三處發現的不同版本族譜，內容完全一致。
我們打開《蔡氏宗譜》卷首，“清廉堂”三個篆書大字閃入眼帘。原序上面清楚記載，蔡氏創修宗譜始於明萬曆四十八年（1621年），創修序言就是黃陂蔡氏九世祖，著名理學家、甘露書院的主講蔡石麓（字善圖）撰寫。民國十年版是第4次續修。
該譜《原序》與《源流考》載：明洪武二年（1369年），江西饒州府樂平縣筷子巷瓦屑墩，一個叫蔡紹一的青年偕妻梅氏，遷往湖北黃陂東鄉古傅家港（今黃陂蔡家榨街道梅蔡河）東之大屋畈定居。五世以後，科名鼎盛，儼然黃陂望族。到了第八世祖蔡完（字人備，號春湖），於明嘉靖甲午年（1534年）中舉，丙辰（1556年）進士及第，任浙江蘭溪知縣不到兩年，便被擢升為全國十三道之一的陝西道監察御史。
明代十三道監察御史由中央都察院管理，但在履行職能時又不受都察院控制，直接對皇帝負責。《明史》卷七十三《職官二》載：“十三道監察御史，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漏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內兩京刷卷，巡視京營……在外巡按，清軍，提督……而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清·張廷玉撰，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90頁）
嘉靖帝主政以後，將巡撫的職能由監察官員轉變為節制三司、總領一方的地方大員。朝廷為了加強對封疆大吏的監督，就通過巡按御史對巡撫進行牽制。並明令界定二者的職權：“其文科武舉，處決重辟，審錄冤刑，參駁吏典，紀驗功賞，系御史獨專者，巡撫亦不得干預。”（白壽彝：《中國通史·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蔡完任監察御史不久，朝廷在十三道監察御史中選拔大同巡按御史，蔡被都察院列為兩名候選人之一，呈報給嘉靖皇帝欽點一名。結果他以良好的口碑出任大同宣撫巡按。因巡按御史職責是代天子出巡，故其巡視地方，又叫“巡方御史”，俗稱“八府巡按”。由於蔡完在任期間，依法“大事奏裁，小事立斷”，對五品以上違法失職的地方官員進行參劾，由朝廷裁決；六品以下官員“就便拿問”，而且勤於教化。因此蔡完逝世後’，明世宗即嘉靖帝朱厚熄特追賜“清官第一”稱號。自此，黃陂蔡氏宗祠便以“清廉堂”為堂號，並收入宗譜世代相傳。蔡以忱是蔡完第十世族孫，蔡紹一是第十八世孫。
隨著人丁繁衍，黃陂蔡氏宗親逐步分布在大屋畈周圍多個村子，以及遷徙到相鄰省、市、縣、鄉鎮。其中首義元勛蔡濟民一支遷居蔡家榨附近的蔡官田，蔡以忱一支則遷居毗鄰的自家嘴。蔡以忱的長兄蔡極忱、族兄蔡以貞（良村）同為辛亥首義志士。
三
人物傳記的第一要素是求真。為此，筆者以原始資料為依據，對傳主的行狀進行了認真考訂，以避免謬種流傳。
關於蔡以忱的出生年月，官方權威資料上的蔡氏簡介與小傳，均稱他是1896年生人。如《湖北省志·人物誌稿》（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黃陂縣誌·蔡以忱》（武漢出版社1992年版，第512頁）、《武漢市志人物誌·蔡以忱》（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頁）等。此前，筆者所寫的短篇傳記《秋收起義的黃陂人》（《民族大家庭》2004年第6期）、《蔡以忱：中共中央首任監察委員》（《名流百年·蔡以忱》，長江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頁）、《中共中央首任監察委員蔡以忱的前世今生》（《世紀行》雜誌2011年7月號）、《蔡以忱：鑄劍人的清官身世》（《書屋》雜誌2011年10月號）等，也是以訛傳訛。
可是，經查閱民國十年版與2000年版黃陂《蔡氏宗譜》，上面均清楚地記載：蔡以忱排行老三，生於光緒戊戌年臘月十八日。這就是說，蔡以忱生於一八九八年農曆十二月十八日，即公曆1899年1月29日。
族譜上還載有蔡以忱兄弟姊妹的生卒年月。其中，排行老二的蔡襄忱生於光緒丙申年八月初七日，即一八九六年農曆八月初七日，公曆1896年9月13日。排行老四的蔡丹忱生於光緒庚子年冬月初八日，即一九○○年農曆十一月初八日，公曆1900年12月29日（《蔡氏宗譜》卷二，2000年版，第873頁）。由此可知，他們三兄弟出生時間有規律可循：均相差兩歲左右。
那么有人不禁要問，蔡以忱與蔡襄忱有可能是孿生兄弟呀？回答是否定的。假若他們是孿生兄弟的話，那么出生時間應該在一天之內，不可能相隔四個月。即蔡襄忱生於一八九六年農曆八月初七日，蔡以忱生於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故排行老三的蔡以忱不可能出生於1896年，而生於一八九八年農曆臘月，或公曆1899年元月。
拙作脫稿後，筆者又先後趕往安源紀念館與孝感楊店，查到了兩份有力證據。孝感楊店蔡柏清珍藏的民國十年版《蔡氏宗譜》上面清楚記載：蔡以忱與蔡襄忱為《蔡氏宗譜》各寫了一篇序言，蔡以忱（濱）與蔡偉卿（國璋）還是編纂宗譜的兩名責任編輯。這說明宗譜上包括他自己的出生年月在內的內容，經其審定認可。作為中華大學教授，蔡以忱還在序言中強調該宗譜有“備國史採擇”的價值。可見，他是將宗譜當信史來編的。
另一有力證明是蔡以忱長子蔡惠安於1977年12月19日的親筆信，上面明確寫道：“我父蔡以忱（一塵，號濱），1899年生於黃陂縣蔡家榨自家咀（嘴）鄉間。”與宗譜記載完全吻合，蔡以忱出生於1899年確實無誤。
一言以蔽之，官方及方誌資料將蔡以忱“虛報”了三歲。
四
1961年7月28日，董必武曾在北戴河對身邊工作人員沈德純、田海燕說，他曾介紹陳潭秋、蔡以忱與陳衛東入黨（安源紀念館藏檔案第2341號《董必武同志談蔡以忱同志情況》，1979年7月3日）。至於入黨時間，董未作具體說明，以致於目前有兩種說法：一說蔡於1921年入黨（《黃陂縣誌》，1992年版，第512頁）；一說他於1923—1924年間入黨（《武漢市志·人物誌》，1999年版，第53頁）。
筆者會同黨史專家李婉霞女士查閱相關檔案，湖北省1921—1922年間的中共黨員名單上沒有蔡以忱。1923年初，湖北地區的黨員不下50名（《董必武傳記》，1985年版，第50頁），亦無蔡氏。後經查閱當地政府1950年12月16日頒發給蔡以忱長子蔡惠安的烈士親屬供應證，上面清楚寫道：蔡以忱1921年參加革命。再經採訪當年參與編纂《黃陂縣誌》的專家，原來他們是將“參加革命”與“入黨”兩個時間混為一談。
那么《武漢市志人物誌》所說的1923—1924年間，是不是指一九二三年農曆臘月，即公曆1924年元月呢？筆者諮詢過黨史專家，似難確認。
《黃陂縣誌》載，1923—1925年間，蔡以忱多次回到黃陂創建中共基層組織（1992年版，第512頁）。《湖北省志·人物誌稿·蔡以忱》亦云：1923年夏，受中共湖北區委指派回黃陂，協助唐際盛組建中共黃陂縣第一個黨小組。又據《中共黃陂縣組織史資料1925—1987》載，1920年秋，黃陂三合店人唐際盛在家鄉創建“鄉村改進社”，宗旨是從改進農村面貌人手改造社會。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後，作為中共黨員的唐際盛返鄉，又在“鄉村改進社”中發展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與中共黨員王電生、吳光榮、吳光海、吳光漠。於1924．年冬，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三合店特別支部。1925年春，在共青團支部的基礎上成立中共三合店支部（武漢出版社1994年版，第2頁）。
由此可以認定，蔡以忱是於1923年“二·七”慘案後的春夏之交，由董必武介紹加入中共，方返鄉協助唐際盛工作。這與彭勁秀在《黨史縱覽》2010年第5期上發表的《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創設、取消與重建始末》一文中的“蔡以忱於1923年入黨”，大體吻合。
無巧不成書。中共黨員實行候補（預備）期，正好是在此間的中共“三大”開始的。即1923年6月10日一1925年1月。中共“三大”議決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第2條規定：本黨候補（預備）黨員的候補（預備）期：勞動者3個月，非勞動者6個月，但地方委員會得酌量情形伸縮之。候補黨員只能參加小組會議，只有發言權與選舉權，但其義務與正式黨員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案及宣言》，1923年7月印行）。
當時的“勞動者”與現在涵蓋的範圍不同，主要是指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店員、士兵等階層人士；而“非勞動者”則是指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等非體力勞動者。同時，此間對入黨時間的界定，即為上級黨委批准為預備黨員之日算起，黨齡則從轉正之日算起。亦即轉正之日等於入黨時間加預備期（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當代貴州》2007年第6期）。
這就是說，作為知識分子的蔡以忱，如果在中共實行預備期的1923年6月10日前入黨，就沒有預備期；他就是以正式黨員身份於當年冬返鄉籌組黨團組織，他的入黨時間在春夏之交，較為可靠。如果他在6月10日後人黨，他的預備（候補）期應為6個月。他只能以候補（預備）黨員的身份返鄉發展黨團員。分析其身份，這種可能性不大。
當然，如果蔡以忱是1923年下半年加入中共候補（預備）黨員，那么他是1924年才轉為中共正式黨員。即與蔡以忱的好友錢亦石，校友吳德峰的入黨時間類似，時間在1924年春。綜上所述，這也是小機率事件。故蔡以忱1923年春夏之交入黨合情合理。
五
有關蔡以忱的犧牲地點，相關資料歧見紛呈。筆者通過到湖南長沙、常德、石門、安源、澧縣等地查訪，綜合各地資料，大抵有長沙說、常德說、澧縣說三種說法。
在三說中距離最遠的是長沙，與常德相距480公里。在湘西特委與地方機關紛紛遭破壞，不斷出現變節分子的險惡環境下，蔡以忱若向長沙方向撤退，無疑是一步險棋。如果說長期在湖南工作的長沙人、湘西特委書記舒玉林，從此處撤退尚說得過去的話；那么舒與特委常委蔡以忱分途避走長沙、澧縣，避免一鍋端，則在情理之中。
至於常德說，承蒙著名史學家嚴昌洪教授牽線，筆者利用在常德參加宋教仁研討會期間，會同傳主嫡孫蔡小兵、同人魏端，在常德史志專家應國斌的導引下，跋山涉水，專程採訪了多名黨史專家與知情人士。其中《中共常德地方史》作者陳大雅先生，矢口否認此說。據他反覆查證，那時在湘西工作的湖北籍同志，大都是從澧縣撤退的。經應兄提供線索，我們又在澧縣找到依據：蔡以忱於1928年10月25日在澧縣被捕犧牲（《中共澧縣地方史1921—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頁）。而不是原來的1928年7月中旬。
究其原因，澧縣與湖北松滋、公安縣毗鄰，而湘西特委當時有意與湖北省委聯手對敵。蔡以忱長期在湖北工作，他在此處做聯絡工作應該是可信的。且最近發現的一首蔡以忱的絕筆詩也是例證之一，詩中的人名申鳴與用典均與澧縣息息相關。詩韻也是當年通用的平水韻（因南宋學者山西平水人劉淵而得名）。詩云：
申鳴大義臣，仗劍掃煙塵；
橫刀眉梢笑，忠貞掩崑崙。
六
關於蔡以忱與豐俊英的革命伴侶關係。在1921年版《蔡氏宗譜》上，沒有豐俊英的名字，只記載了蔡以忱的髮妻吳金梅。可是，黨史專家訪問蔡、豐當時的同事李碩勛及夫人趙君陶（時任湖北婦女協會宣傳部長），以及豐俊英的中共兩湖黨校同學趙君陶。與劉英（時任中共湖南省委婦女部部長，張聞天夫人）時，她們一致確認：蔡、豐是夫妻。蔡以忱在鄂、湘的同事羅章龍也回憶說：“蔡以忱去湖南是有決心的，所以家眷都帶去了。他的妻子姓豐，是黨員，也同我熟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2頁）
據考訂，1926年10月，中共武昌部委員會改組為中共武昌地方執行委員會。因當時中共湖北區委機關設在武昌，武昌地委遂由湖北區委兼任，但另設工作機構，地委機關始設武昌中和里，後遷武昌三道街。區委執行委員蔡以忱兼地委書記（1926．10—1926．12），地委委員還有馬峻山（即馬俊三，組織部長）、李碩勛（又名李陶，宣傳部長）、任開國（即任造新，秘書）（《武漢市志·政黨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而豐俊英與趙君陶均在湖北婦女協會工作。1927年中共“五大”後，蔡以忱先後任中共湖北省委農民部長、安源市委書記、湖南省委秘書長，羅章龍分別為中共漢口市委書記、湖南省委秘書長。蔡與李、趙、羅的同事關係昭著。
與此同時，豐俊英嫡侄豐志民、豐曉菲父女，提供了豐俊英胞弟豐龍凌回憶蔡以忱給豐氏家書的第一手圖文資料，進一步增強了說服力。
蔡以忱與豐俊英的相識與相知，是豐俊英在“婦女讀書會”，以及蔡以忱主持崇實中學“讀書會”期間萌發，在省立第一女師學潮與鄂湘大革命與土地革命中肩並肩戰鬥，結成亦師亦友的革命情誼。那時追求婚姻自由的一批女師進步青年，不少成為中共高幹夫人。從當年見證人鄭超麟、黃慕蘭的回憶錄看，當時的中共高幹與“女師”學生的婚戀觀，絲毫不亞於今天的時尚青年。
緣於此，《武漢市志》、《中共常德地方史》、《石門文史》等兩湖地區的黨史資料，均明確記載“蔡以忱之妻豐俊英”，倒沒有提及吳金梅。至於《蔡氏宗譜》沒有豐俊英名字，是因為1921年蔡、豐沒有確認伴侶關係。而且他們的伴侶關係，尚未得到髮妻的承認而不宜公開。所以，通常人們只知道，他們以夫妻的名義，便於掩護身份。
七
傳記文學大家朱東潤曾說：“傳記文學是史，同時也是文學。因為是史，所以必須注意到史料的運用；因為是文學，所以也必須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著名學者胡適更是將其真實性與文學性，高度概括為“給史家作材料，為文學開生路”。所以，筆者在本傳中運用藝術手法的多樣性和語言表述的通俗性，力圖表現傳主生命的鮮活性與再現歷史的生動性。諸如根據有關民間傳說，敘介蔡以忱的清官身世；通過傳主的心理活動，表現其“忠”與“忱”的品格；還有傳主與次要人物的局部細節等，均藉助了想像、聯想等藝術手法，但這裡的藝術加工並非隨心所欲，而是遵循事物發展的規律，圍繞人物的性格特徵進行。或者說，這裡的文學性與小說的文學性根本不同。“它的虛構是一種‘死象之骨’式的還原”（趙白生語）。亦即“據實虛構”。有人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說傳記文學的真實性是腳底下的一湖多變的秋水，那么文學性就是頭頂上的一方浪漫的天空；如果說真實性是天空中一隻飛翔的孤鷺，那么文學性就是在天邊相襯托的彩霞。
為了讓本傳適合青年讀者的胃口，此次特地邀請湖北大學中文系畢業的“80後”美女作家朱芬（筆名沐仁）合作。從搜尋史料、編寫年譜與大綱，到行文風格、用字遣詞，她幾乎參與了全過程。這也算是傳記文學的一種嘗試吧。至於是否達到預期，那就有待讀者檢驗了。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耄耋之年的著名史學家皮明庥先生，親自撥冗為拙作作序激勵。著名中共黨史專家李婉霞女士，將自己多年蒐集的史料無私奉獻出來。李老還與老詩人雷永學先生，分別對書稿逐字逐句地進行審定，糾正了多處硬傷。著名書法家黃德琳則潑墨揮毫題寫書名。武漢市紀委前副書記、中國監察學會反腐倡廉歷史研究會王守憲副會長兼秘書長，親臨蔡家榨瞻仰烈士故居，召開書稿座談會。市紀委常委邵志祥與梁奇秘書長、市委宣傳部陳元生副部長、市書協張炳紹副主席等，馮天瑜、嚴昌洪、劉慶平、周斌、田子渝、趙洪願等方家給予不同形式的幫助。任振華、簡安然、楊柳、姚薇等作家參與了校對。中共“五大”會館、湖北省博物館、武漢檔案館與圖書館，常德宋教仁研究會與史志辦、陽新檔案館、安源紀念館、蔡家榨街道．以及孝感楊店蔡大武等蔡氏族人，均提供了方便。郭沂紋女士等出版社同仁，不遺餘力。在此謹表深深的謝忱！
由於主客觀的原因，本書難免出現疏漏與錯誤，敬請廣大讀者惠正。

序言

這是第一部描寫蔡以忱有情人生的傳記，也是一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大革命的熱潮中勇立潮頭，探尋救國之道的悲壯信史。
說到第一次國共合作，蔡以忱是中國國民黨“二大”代表及青年運動審查委員會委員、農民運動領袖；追溯創建中共紀檢監察制度，他作為中共“五大”代表與中央首任監察委員，是理論的構建者和實踐的先行者；敘介秋收起義，他身為安源市委書記，襄助毛澤東成功打響“第一槍”。他還與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鄧演達、瞿秋白、張太雷、羅章龍、胡秋原等合作共事。也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忠誠與背叛》的人物原型之一。
穿越百年的時空隧道，傳主踏著歷史的煙雲，從湖北黃陂偏僻的鄉村走來，從武漢大都會的象牙塔里脫穎而出——
他是明代御賜清官後裔，理學世家，辛亥烈屬。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在《蔡氏宗譜》的序言中寫道：“黃陂蔡氏……於茲其間，理學名儒輩出。迄今秀出班行之士，亦濟濟於黌序之中。”
他自幼在老家接受“存天理，去人慾”的理學薰陶，稍長進入省城武昌，在著名陽明派教育家劉鳳章的言傳身教下，“朴誠勇敢，勤苦耐勞”，先後在湖北省立第一師範與中華大學傳道、授業、解惑，治學嚴謹，教學相長。還參與編輯教育刊物《江漢評論》，鼓吹陽明教育思想。
國勢凋零、社會腐敗、民不聊生的現實告訴蔡以忱：單憑“一心專讀聖賢書”，是無法改變國運的。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他不禁怦然心動：該是繼承長兄的未競事業的時候了。
“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在其最絢爛的年齡，做最激情燃燒的事業，這位年僅20歲的年輕人，毅然走出書齋，破舊立新，為民請命——
他，走上街頭，開啟民智，參與策動江城的“五·四”學運、“女師”學潮，吹響了反對帝、官、封的號角；他，潛心編輯《武漢星期評論》、《武漢評論》等進步報刊，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字字澎湃，句句雄壯，催人奮進；他，走進工廠夜校，用文人縴手，高擎知識明燈，點燃了產業工人學文化、信馬列，求生存、求自由的星星之火；他，走向農村，創建國、共兩黨基層組織，成立農民協會，鎮壓“陽新慘案”元兇，喚醒農民千百萬……包惠僧如是說：“大革命中，蔡以忱在湖北教育界成為一名最活躍、最有作用的人物。”
回望“紅都”武漢，國、共兩黨的心臟同在這裡跳動，大革命風潮在江南洶湧澎湃。作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資深執行委員，中共湖北區（省）委宣傳部主任（部長）、農民部長，以及武昌地委書記，他以自己的見識、才能與機智，滿腔熱情地為紅色政權的理論構建、組織建設與制度建設嘔心瀝血，並率先踐行。
面對“四·一二”、“五·一五”、“七·一五”腥風血雨襲來，這位“紅都”要員、中央監察委員與農委委員，以浩然正氣，在驚濤駭浪里劈風斬浪，力挽狂瀾——
他臨危受命，及時組織農民武裝，捍衛農運果實；他毅然前往安源，襄助毛澤東點燃了秋收起義的燎原烽火；他深入白色恐怖的湘西，用生命詮釋了什麼叫做青春！
當你開卷瀏覽“蔡傳”，猶如輕輕叩開了一扇國民革命先行者的歷史大門，見到了一位久違了的光明俊偉的故人——
他帶著深情的沉默，沉默中蘊含著激情、憂思與憤懣，壯志未酬心未泯，欲語還休；
他帶著深邃的目光，關注著人生與機緣、意志與時態、無為與責任、命運與境遇的思考。
他甘做革命的“苦行僧”，仗劍高歌，捨生取義，“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繼往開來，發潛德之幽光，淨化著人們的靈魂，益智啟德勵志；他“待人以忱”的英名，永遠銘刻於共和國的青史上。
“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他是嚮導，以其社會角色的豐富性與生命的鮮活性，讓我們領悟其人生的真諦；他是精靈，用一腔熱血鑄就了一座匡扶正義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