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軍”打日本為何要隱形

“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央軍兩個德械師，曾與十九路軍並肩作戰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粵系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率“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垂名宇內；國民政府之“中央軍”則飽受“不抵抗”的責難。蔡、蔣二位將軍，亦在晚年回憶文章中，抨擊當局“阻撓十九路軍抗戰”、“按兵不動，坐視不援”、“剋扣軍餉與截留捐款”……①

曾親率中央軍第八十八師，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的俞濟時將軍，其晚年回憶錄，對世人談論此役，只知“第十九路軍”，不知中央軍，仍耿耿於懷。在回憶錄中，俞將軍說道：

“‘一二八’淞滬戰役，固由第十九路軍……首先迎敵，但第五軍所屬之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亦於戰火爆發數日內，由杭州、南京，星夜趕赴戰場加入戰鬥，且亘淞滬戰役，第五軍均擔任重點方面之左翼軍任務，惟當時報紙及輿論只報導第十九路軍第十九軍之英勇事跡，各方慰勞亦偏向第十九軍，此蓋與第十九路軍刻意宣傳有關。”②

俞將軍的回憶，與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的說法，高度吻合。據張晚年回憶：“蔣（介石）是二月初由洛陽到浦口，我去迎接他，就表示我的意見：‘我們中央的部隊必須參加淞滬戰鬥才好，如果現在沒有別的人可以去，我願意去。’蔣說：‘很好。’馬上關照軍政部長何應欽，即調動散駐京滬、京杭兩線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兩師合成為第五軍，命我率領參戰。”③這兩個師，其前身系國民政府警衛第一、第二師，以近衛精銳，調入淞滬戰場，當然不能說是“按兵不動，坐視不援”。

張治中還提到，作為第五軍軍長，2月25日，他接到了軍政部的命令，“第五軍著歸蔣總指揮光鼐指揮”。俞濟時也提到，作為第八十八師師長，2月13日，他也接到了蔣介石的電報，命他“對蔣總指揮（光鼐）命令絕對服從。”④如此部署戰場指揮系統，所謂“阻撓十九路軍抗戰”，自然也無從談起。

至於“剋扣軍餉與截留捐款”，則有兩重關鍵背景，被刻意略過不提。其一，第十九路軍在淵源上與粵系政客陳銘樞關係最近，1931年寧粵衝突，蔣介石下野，陳銘樞進退失據，此乃該軍客居外省、斷絕軍餉數月之久的真實原因，與抗戰並無絲毫關係。其二，“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之財政，實已瀕臨破產邊緣。除日軍掠奪外，最重要的原因，即各省軍閥截留稅收。如此危局下，各界致第十九路軍捐款，除補足該軍欠餉外，餘款納入國庫，乃情理中事。另據蔣光鼐自述，第十九路軍稍後主政福建，亦續操截留稅收之故伎，使中央極為頭疼。

南京國民政府刻意讓這支中央軍“隱形”，只宣傳第十九路軍

不過，俞濟時將軍所謂“當時報紙及輿論只報導第十九路軍第十九軍之英勇事跡，各方慰勞亦偏向第十九軍”，其原因乃是“第十九路軍刻意宣傳”，並不準確。實際上，刻意讓輿論報導突出第十九路軍者，乃是蔣介石本人。2月13日，蔣曾有一道意味深長的電報，發給第五軍軍長及兩師長：

“抗日為民族存亡之所關，絕非個人或某一部隊之榮辱問題。我前方將士，應徹底明了此義，故第十九路軍之榮譽，即為我國民革命軍全體之榮譽，絕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為敵人之所畏忌，且必為反動派之所誣衊，苟能始終以第十九軍名義抗戰，更足以表現我國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大。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望以此義，切實曉諭第五軍各將士，務與我第十九路軍團結奮鬥，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軍之使命為要。”⑥

當時，各方反蔣輿論，正一致指責剛結束下野回歸中央的蔣介石，說他“看著第十九路軍打光，按兵不救”。蔣把手中的近衛精銳，投入了淞滬戰場，卻低調不做宣傳，反要求他們“始終以第十九軍名義抗戰”——事實上，日軍直到第五軍參戰整整一周之後，才從俘虜口中得知，自己正在與中央軍的精銳部隊血戰，輿論也才漸有關於第五軍之報導，可見當日保密工作之嚴——蔣這樣做，究竟是為什麼呢？

對此，近代史學者黃自進教授，有極精確的論述如下：

“蔣介石之不願大張旗鼓地宣傳抗日，無疑的反映出他不願將事件擴大的基本態度。他派直系部隊參戰，是為了不要讓日本的侵略得逞；但無意宣揚，無非是希望將雙方的衝突地方化。他之所以不願用中央軍的番號，彰顯出他不願提升衝突層次的苦心。這種小心翼翼面面俱到的做法，在在反映出國民政府處境之難為。”⑦

可以想見，一個中央財政正面臨破產困境的國家，自不願、亦不能與日本全面開戰，故控制衝突使之“地方化”，以換取備戰的喘息之機，就成了當局唯一的選擇。讓中央軍在戰場上“隱形”，開動宣傳機器，全力宣傳十九路軍，無疑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1932年3月24日，日軍參謀本部借《支那時局報》，公布了此役雙方的傷亡。中方死傷約9000餘人，日方死傷2363人。其中，以中央軍第八十八師傷亡最為慘烈，估計死傷3300餘人，全師存活者為350人。⑧日方該數據當有水分，按八十八師師長俞濟時的說法，該師受傷軍官146名，陣亡軍官66名，傷亡士兵則占到了全師總人數的四分之一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