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希爾·哈米特

達希爾·哈米特

全名是塞繆爾·達希爾·哈米特,美國偵探小說家。生於馬里蘭州聖瑪麗鎮。引領“美國革命”的巨匠,硬漢派小說鼻祖,“黑色電影”的創始人。曾當過一段時間的偵探,為他以後的創作提供了素材來源。從20年代初起,他接連創作了5部偵探小說,其中的三部,如《馬爾他之鷹》、《玻璃鑰匙》和《瘦子》都拍成了電影。而《瘦子》又為後來的偵探故事片《大偵探聶克》提供了故事情節。1931年,他與派拉蒙影片公司簽訂契約,先後創作了《十字街頭》、《守望萊茵河》等電影劇本,其中後者還獲得該年最佳電影劇本金像獎的提名。最後因政治原因而掇筆,於1961年1月10日去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達希爾·哈米特
  • 外文名:Dashiell Hammett
  • 出生地:馬里蘭州聖瑪麗鎮
  • 出生日期:1894年5月27日 
  • 逝世日期:1961年1月10日
  • 職業:作家
  • 代表作品:《馬爾他黑鷹》、《玻璃鑰匙》 
人物生平,主要作品,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作者:梅紹武)達希爾·哈米特1894年出生於馬里蘭州聖·瑪麗鎮一個種植菸草的農戶人家。他13歲即輟學走向社會謀生,當過報童、碼頭裝卸工、機關勤雜人員和證券公司小職員。1915年起他擔任平克頓偵探社私人偵探八年,為後來創作偵探小說提供了廣泛的素材。1922年起他先為《黑面具》雜誌寫些短篇小說,嗣後陸續寫出《血腥的收穫》(1929)、《戴恩家的禍祟》(1929)、《馬爾他黑鷹》(1930)、《玻璃鑰匙》(1931)和《瘦子》(1933)五部長篇小說,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美國光怪陸離的社會面貌,同時也刻畫了美國人某種強悍的“硬漢子”性格,塑造了一種新型的美國民間英雄人物,堪與海明威小說中的硬漢相比。1930年他被派拉蒙影片公司聘為編劇人員,由於他的小說多次被改編成電影,遂使他遐邇聞名。
馬爾他黑鷹馬爾他黑鷹
瘦子》出版後,由於全書情節跌宕起伏,撲朔迷離,扣人心弦,深受讀者歡迎,屢次再版。米高梅電影公司於該書出版半年後即買下電影拍攝權,當年便拍竣放映,轟動一時,使書中那對機智勇敢、對話風趣的偵探夫婦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電影公司於1934年至1947年又續拍了五部以尼克和諾拉為主人公的電影,仍由哈米特提供故事。
瘦子》一書中插有一長段離題甚遠的美國歷史上一樁人吃人肉的軼事,有的評論家認為這是作者為增加篇幅而添加的敗筆,殊不知這正是哈米特以此來諷喻當時美國社會上爾虞我詐和弱肉強食的不良現象,可謂用心良苦,切中時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哈米特曾因思想左傾而在50年代初成為麥卡錫主義受害者。1938年他曾當選為美國電影藝術家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的主要目的是為反法西斯事業籌款,特別是為了支援西班牙反佛朗哥的內戰和中國英勇的抗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哈米特於1942年參軍,被派駐在阿留申群島,在部隊中編輯《阿達克島報》,並經常給戰士講解戰爭局勢,據退伍軍人巴德·弗里曼1982年接受《芝加哥論壇雜誌》編輯採訪時說:“哈米特是個超人。他每周給我們講兩次有關中國的情況。我認為這真是太好了。就像進學校學習一樣。他知識淵博,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哈米特對中國的這番情誼是值得我們感激並譯介他的作品的。

主要作品

血腥的收穫》(1929)、《戴恩家的禍祟》(1929)、《馬爾他黑鷹》(1930)、《玻璃鑰匙》(1931)和《瘦子》(1933)

人物評價

(作者:一翎)達希爾·哈米特是“硬漢偵探小說”的創始人和代表作家之一。他本人曾當過私人偵探,所以對於社會的各個方面,尤其是警方與罪犯之間的鬥爭,對於犯罪分子的心理及作案手段,對於警方的偵破策略等都有具體而細緻的感性認識,積累了豐富的寫作素材,因此他的小說有強烈的感染力。
戴恩家的禍祟》敘述經驗豐富的探員從一件普通的鑽石失竊案中發現疑竇,偵破一個連一個的命案。《血腥的收穫》描寫強悍的偵探憑著一身正氣和過人本領,深入惡勢力內部,設下離間妙計,並親身投入實際戰鬥,摧毀犯罪組織。《馬爾他黑鷹》的故事情節圍繞著各派人物爭奪一件無價之寶而展開,表現了私家偵探的智勇雙全和全套“硬漢派”偵查本領;一九四一年由約翰·休斯頓拍攝的同名電影由著名硬漢亨弗雷·鮑嘉扮演主角斯佩德,獲奧斯卡三項大獎,被認為是黑白片經典之作。《瘦子》以發明家魏南特的女秘書被殺開始,結束時三起殺人案水落石出;米高梅公司一九三四年所拍影片由著名影星威廉·鮑威爾和麥爾娜·洛伊飾男女主角,范·戴克執導。
偵探小說一般被認為只是供人們消磨時光的讀物,偵探小說作家往往被歸為通俗小說家。達希爾·哈米特的這幾部小說當然也可供人們作為茶餘飯後的消遣,但它們除了有一般偵探小說的共同點之外,還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它們的故事貼近現實,作品的結構及敘述方式注重服從於寫實要求而不落窠臼,突破了傳統偵探小說的模式,反映了較廣泛的社會生活。哈米特應該得到較高的評價。
為增強他的小說的現實性,哈米特在兩個方面做了特別的努力。其一,人物的語言切合人物的身份和心態,尤其是大量下層社會犯罪分子的行話、盜賊的切口以及美國本地方言的運用,給讀者立體感和真實感。例如,“我知道一個造假幣者,他甩掉了他的老婆因為在他蹲大牢的時候她學會了抽菸”這樣的句子,讓讀者覺得自己是在讀一個完全不同於福爾摩斯探案的另一類粗獷的偵探故事;而一個以“別跟我來那套……什麼層層鋪墊、引向高潮之類,這一套都免了吧。我是個大老粗,不吃這一套──聽了反而要肚腸發癢。”這種口氣說話的私家偵探,一定不會是比利時大偵探波洛。其二(這一點更重要),哈米特通過他的小說製造了一種濃郁的氛圍,把當時他所處的社會那種動盪和混亂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使人們讀了他的故事之後強烈地感受到瀰漫於整個社會的一種腐敗氣氛,並得出“這樣的豬圈真是非打掃不可”的結論,從而由衷地欽佩故事的主人公──那些有勇有謀、出生入死的私家偵探。在這方面,《血腥的收穫》是一個突出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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