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成是“三年大饑荒”中的昌樂縣委書記。王永成是從村支部書記、區委書記和縣委書記的崗位上磨練出來的，具有農村工作的豐富經驗。他到昌樂後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來的大食堂去考察，這時的食堂里已沒有多少可吃的東西；他到農民家裡去訪問，農民家裡也沒有糧食。王永成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個天大的事情，民以食為天，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便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保住農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顧個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個人“進步升遷”等具體利益，不顧一切地要確保全縣十萬戶家庭的安全和四十萬百姓的生命。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永成
- 外文名：wang yongcheng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性別：男
事跡,附王永成詩作兩首,
事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有一段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三年大饑荒時期人們吃不飽飯，餓死了不少人，特別是農村更嚴重。
不同出版物陸續披露的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不盡相同，推算的口徑也不盡一樣：較早的推算說，“三年大饑荒，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約為1700萬”；之後有人推算，“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達到3471萬”；有一本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實》的書中說，“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有媒體稱，“中國人口減少四千萬，這可能是上世紀全球範圍的最大饑荒”；一本史學著作的計算表明，“1959—1961年，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為3250萬”。
那是在整風、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以後的1959年，有人發現農村出了問題。當時山東省昌濰地委做出決定，把青州、壽光、昌樂三縣定為“落後縣”，派出三個工作組分別去“改造落後”，時任地委宣傳部長的王永成被派到昌樂。
王永成是從村支部書記、區委書記和縣委書記的崗位上磨練出來的，具有農村工作的豐富經驗。他到昌樂後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來的大食堂去考察，這時的食堂里已沒有多少可吃的東西；他到農民家裡去訪問，農民家裡也沒有糧食。王永成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個天大的事情，民以食為天，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便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保住農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顧個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個人“進步升遷”等具體利益，不顧一切地要確保全縣十萬戶家庭的安全和四十萬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顧當時接連而至的政治運動，沒有顧及正在進行的“反右傾”鬥爭，也沒有效法派往××縣“改造落後”所搞的“扒兩張皮”（逼富裕中農賣糧——認為富裕中農有糧食）等做法，而是呼籲上級儘快調來救命糧，解決百姓的燃眉之急
與此同時，王永成在縣裡提出“千方百計”救災渡荒的要求：對那些絕糧的村子，號召民眾千方百計自救渡荒；對那些沒有自救條件的民眾，凡是有親友可投的都允許他們去投奔親友以爭得一線生路；實在沒有親友可投的，那就採取“破產渡荒”的斷然措施：變賣家具物品，換回糧食，以保住生命為原則。
接著，王永成帶領民眾“生產自救”。在農村，解決農民吃糧的根本途徑是生產，依靠種糧養活自己。但是，糧食生產周期長，解決吃糧有困難。調來的少許糧食僅能解決部分絕糧村的急需，來年夏荒是個大難題。於是，他們決定號召民眾種紅薯。紅薯是高產作物，產量高、生長快，較早就能有收成。種紅薯需要育秧苗，那年來了寒潮，下的雪很大，為了避免凍壞紅薯秧苗，他帶頭並要求所有幹部統統到育養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紅薯真作美，為全縣農民救災渡荒發揮了作用。
那—年越冬小麥長得很不好，預料來年產量肯定低，昌樂百姓來年麥收以後怎么渡過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樂的南瓜產量高、熟的早，可以以瓜代糧渡夏荒。於是，他們就號召民眾種南瓜。也真巧，這一年又來了一個南瓜大豐收。最後收了多少南瓜呢，當時人們說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顆，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戶就有二百多顆大南瓜。那年全縣麥子收下來留足種子後，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這些南瓜了，於是老百姓把這些南瓜稱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樂的百姓就編出了不少讚頌南瓜的歌謠。有一首歌謠是這樣唱的：“背著南瓜上青島，看了戲，洗了澡，來迴路費使不了。”這首歌謠反映了當時昌樂農民不僅自己渡過了饑荒，還給城裡人送去了大南瓜，對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貢獻。
昌樂在大饑荒年代，通過紅薯、南瓜大豐收，闖過了最為艱難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1960年秋後，昌樂的災情有了緩解，農業生產逐步恢復了正常。
然而，一年沒有餓死人，這僅僅是開始，是救災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闖過這場大饑荒，增產糧食才是根本的出路，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個大問題。經過深入思考後，王永成決心以“相信農民，依靠農民”作為一切工作的起始點，增產糧食救災渡荒。他認為：第一，農民應該是自己的主人，我們是為農民服務的，尊重農民的意願是理所當然的；第二，農民能夠認識自身利益，也能夠為實現自身利益而努力；第三，農民最懂得應該怎樣種地，有能力種好自家的土地。
於是，王永成在增產糧食、保證多收的目標下，採取了一系列尊重農民意願的作法：
首先把落實政策當成增加糧食生產的基本要領，當成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前提條件。在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裡，大搞“一平、二調、三共產”，農民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勞動所得，被一哄而變成了“公產”，農民用血汗換來的財產被別人平調了，哪裡還有什麼生產積極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實政策，堅決、徹底地搞退賠，認真把大躍進、共產風中平調農民的財產退賠給農民。
第二是劃少小隊的戶數。當時在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下，他們儘量把小隊劃小。上邊要求每個小隊最少20戶的情況下，他們做到了全縣平均每個小隊20戶。
第三是擴大家庭自種土地的面積。上邊規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積的5%至7%的比例進行安排，他們就按7%這個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後、溝邊、路沿、山腳等處可以由農民種些農作物，鼓勵農民種好管好“十邊地”，以補充口糧的不足。
第四是尊重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當農民希望並提出由農戶負擔更多的生產管理承包責任的時候，王永成採取了支持的態度。由於上邊反對“包產到戶”的作法，他們就採取默認的態度，既支持了農民發展生產，又保護農民免受政治的衝擊；既對下邊百姓負責任，又與上邊政策不發生牴觸。
第五是愛惜民力，從來不搞勞民傷財的“大呼隆”。春節期間，有的地方提出“大幹乾到二十九，吃了餃子就下手”的口號。昌樂縣沒有那樣做，而是讓農民好好休息幾天，主張百姓有勞有逸，休養生息，給農民一些自由的餘地。
第六是鼓勵工作上的積極創新和技術上的發明創造，王永成還身先士卒帶頭探索，在農業生產技術創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年天旱，為了保證種麥質量，王永成在找幹部商議後發明出了一個“水耬”，既節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錯；為了提高植樹綠化的效果，他還搞了個“綠畦”，改變原來栽柳樹的傳統作法，先把柳樹條養在畦裡邊，等它生根成活以後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損壞原有的柳樹。
1962年冬，山東省召開各縣糧食局長會，在會上安排統銷糧食指標時，全省只有昌樂一個縣不要國家統銷糧，昌樂的吃糧問題已經在全縣的每一個小隊、每一戶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實，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領導農業生產外，還關心農村的物資交流和集市貿易。在那大躍進、刮共產風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集市貿易受到了衝擊，有不少地方被強行解散了。王永成他們卻尊重民意，頂著壓力，恢復了農村的集市貿易，允許社員到集市買賣交易。這樣一來，就形成了相鄰各縣的鮮明對照：一邊是昌樂縣的有買有賣人氣十足高高興興，另一邊是相鄰縣的物資貧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於是人們反映說：“一個地區，兩種景象”。
1964年，王永成被陳少敏選中，以全國總工會組織部副部長的名義調來北京。陳少敏就是胡耀邦總書記在位時多次在大小會上提起的深受人們敬佩的那位剛正不阿的大姐，就是“文革”中在開除劉少奇黨籍的中共中央全會上不舉手、不同意開除劉少奇黨籍、不認可“文革”倒行逆施行徑的那位中央委員。
王永成來京後，不久帶隊去參加“四清”運動，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在文革中，他到五七幹校參加過勞動，之後被調到北京大學設在陝西南部大山地區的漢中分校。在漢中分校他仍然是關心民眾、保護百姓，他以黨委副書記的身份一次次保護教職工和學生免受四人幫的種種迫害，支持學校各種教學科研活動，調出陳佳洱等有作為的知識分子走上教學科研領導崗位。
1978年冬，全國總工會恢復工作時王永成調回全總，擔任全總機關黨委書記和全總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當時黨委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項就是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處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種問題。全總那幾年平反的各種案件（人）約1000餘起，其中僅改正錯定的“右派”就有91人，數量之多、難度之大、受害同志的安置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永成是一位詩人和書法家，更是一位樸實無華心裡裝著平民百姓的實在人，離休後還是有求必應，常常忙著給人們題詩寫字，忙著他那部名為《綠化之計》的組詩。2006年春節後不久，王永成因病入院住在一個單人間。不久醫院收了一位九十高齡的老人，需要一個單人間護理，但這時缺少單人間。王永成聽說後主動提出給老人家讓出單人間，經病房管理部門研究同意了他的請求。讓房的美談傳出後，更增加了人們對王永成這位已逾八十高齡老人的敬佩之情。
三年大饑荒至今快有半個世紀了，昌樂百姓心裡始終想念著當年同他們一起渡荒救災的縣委書記王永成。
附王永成詩作兩首
1、種南瓜
設計度荒風，以瓜代谷糧。
明前先育種，入夏現花黃。
秋禾方齊藤，早瓜已碩長。
甘醇適口感，堪好充飢腸。
南社銷青市，北區賣遠鄉。
雖雲有所獲，細論猶惶惶。
2、昌樂縣六一年生產救災記事
受命營陵負重任， 救災生產克時艱。
寒冰未解理瓜畦， 飛雪護秧保大田。
作業推行責任制， 自謀建設小家園。
購銷不失民為本， 天道酬勤喜過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