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冷漠

工業化冷漠

工業化冷漠是高速發展的現代化工業將人當作生產中的一個螺絲釘,管理也過分物質化和標準化,使得人們在工作過程中像一個機器零部件一樣機械冰冷,員工之間的關係也因這種高效的管理變得冷漠。工業化冷漠的實質就是泰羅制的推行者,過分強調機械化的效率必將導致人產生極端行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工業化冷漠
  • 實質:泰羅制的推行者
  • 原因:過分強調機械化的效率
  • 真實事例:富士康跳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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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高速發展的現代化工業將人當作生產中的一顆螺絲釘,而忽略了人的情感因素。工廠的管理也過分物質化和標準化,以致人在工作過程中像一個機器零部件一樣冰冷,員工之間的關係也因這種高效的管理變得冷漠。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感覺不到成就、尊重,只有挫折與疲憊,嚴重的則會導致自殺等極端行為。這也要求企業在追求效率的同時營造員工的交往空間、發展空間。

真實事例

事件背景

2010年,深圳富士康,這個全球最大的代工廠已經接連發生了十幾起墜樓事件重傷。自殺的陰影如瘟疫般在富士康蔓延,不斷增加的數字背後是令人不寒而慄的事實,生命如此之輕嗎?遏制自殺傳染的良方何在? 在破解謎團和深刻反思的過程中,“企業管理漏洞”、“社會冷漠無情”、“新生代外來工心靈脆弱”、甚至“風水”等問題都被一一翻出來。在人力資源管理上的粗放、冷漠,缺乏以人為本,使富士康背負血汗工廠的罵名。據員工描述,“壓力大,人生沒有希望,活著沒有樂趣”是很多富士康員工的想法。
工業化冷漠下的富士康帝國工業化冷漠下的富士康帝國
社會的冷漠無情成了自殺者的幫凶。富士康深圳廠區有40多萬名生活在集體管理之中,缺乏足夠的個人生活空間。打工者遠離家鄉和親人,面對一個冷酷無情的社會,多數人的困難、情緒和憤懣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得以疏通,絕望中便走上了自殺之路。

管理冷漠

在富士康龍華園區,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40萬人。每個工作日早上,螞蟻般的人流從散布於園區各處的宿舍湧出來,穿過縱橫交錯的園區街道,流向繁忙的生產線。
富士康在一些主幹道安排了保全充當交警的角色。工作、吃飯、睡覺,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條。在富士康,所有的生產環節都被細分。每一個工人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規定的幾個動作。在富士康,一線員工的生活環節也被細分,他們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自己的生活。富士康的生產是“表格化”的,不同班組的上班時間被有序地錯開。這決定了富士康員工的生活也是“表格化”的,不同班組吃飯、睡覺、娛樂時間也需要錯分開來。
工業化冷漠工業化冷漠
為了實現效率,在富士康,要洗的衣服也被要求在規定的時間段送至規定的地點,每天專門的洗衣公司會回收三次。在這個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專業製造企業中,普工們是流水線上的一顆螺絲釘,他們的生活被一再規範化一再簡化,最終“睡覺、工作、吃飯”幾乎成了生活的全部。

工作冷漠

富士康的普工占到員工總數的85%以上。在這個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專業製造企業中,普工們是流水線上的一顆螺絲釘,他們的生活被一再規範化一再簡化,最終“睡覺、工作、吃飯”幾乎成了生活的全部。“有時候覺得自己每天做的事情太少,太重複了。”江山抱怨說。 所有的這一切,服從的只有一個邏輯:效率。

生活冷漠

這裡人多,秩序井然,但沒有什麼生活氣息。路上看不到相互追逐嬉鬧的場景,也沒有大聲喧譁的場面。在富士康,員工的宿舍是隨機安排的,進來一個安排一個。在富士康,同一個宿舍有一部分人上白班,一部分上夜班,所以經常的情況是說話也要壓低嗓門。這裡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
工業化冷漠工業化冷漠
同宿舍的人都幾乎不怎么說話。富士康的宿舍同樣安靜得讓人有些害怕。在龍華園區G座的女工宿舍里,每層樓都有一台公共電視,電視前面有很多椅子。到了傍晚,會有一些女孩子圍坐著看連續劇,但音量大多調得非常低。“我們宿舍里很少說話。”來自貴州的張瑤說。宿舍里是一種從早到晚的安靜,每天24小時,看不見任何人在走道里奔跑或者大聲喧譁。在一個40萬人聚集的地方,卻像是在荒野里,找不到人可以說說話。

泰勒主義

富士康這種細分的生產環節、生活環節,被稱為效率。它其實早有一個名字,叫“泰勒主義(泰羅制)”。其精髓就是把作為管理對象的“人”看作是“經濟人”,利益驅動是該理論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寶。
泰羅在20世紀初創建了科學管理理論體系,他這套體系被人稱為“泰羅制”,泰羅認為企業管理的根本目的在於提高勞動生產率,他在《科學管理》一書中說過:“科學管理如同節省勞動的機器一樣,其目的在於提高每一單位勞動的產量”。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目的是為了增加企業的利潤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

社會評價

對於富士康而言,這可能是一種有效的管理方式,但其中潛藏的含義是,這裡需要尊重的似乎僅是秩序。 蕭南周認為:“對效率與秩序的過度尊重會導致人的生活被肢解,這在富士康有明顯的表現。這也是導致員工‘異化感’增強的重要原因。”
工業化冷漠工業化冷漠
“這是一種病態,‘工業化冷漠’。他們感覺不到成就、尊重,只有挫折與疲憊,他們不願意關心他人。”蕭南周說。
“這樣嚴重的惡行只能產生被惡所奴役的結果。這是很自然的事。一切造物中最崇高的、最少觸及的部分——時間——被壓進了骯髒的商務利益的網裡。這樣,不僅僅是創造,而首先是創造的組成部分的人被玷污、被侮辱。”卡夫卡痛恨泰勒化的生活。
“我們只能呼喊、磕巴、喘息。生活的流水線把一個人載向某個地方,人們不知道被載向何方。人與其說是生物,還不如說是事物、物件。”卡夫卡的痛力透紙背。

應對措施

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擁有幾十萬員工的富士康被圈在工廠的圍牆內,政府卻缺乏相應的社會管理配套機制。富士康事件應該促使政府將公共服務延伸到外來工的集中生活區,讓員工更多地融入社會。接二連三的跳樓事件已經超越了簡單的心理問題和經濟壓力問題的範疇,上升到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富士康遇到的問題事實上具有普遍意義。
年輕人輕而易舉地厭世、輕生敲響了精神危機的警鐘。必須重視對新生代外來工的現代心理教育,同時了解他們面臨的、希望解決的問題,“對症下藥”。
新生代外來工與他們的父輩不一樣,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對城市生活也相對熟悉,對生活懷抱著更多的夢想,但生活中的困惑與壓力,夢想與現實的落差,使得他們比上一輩承受著更大的壓力。有專家建議,要重視對新生代外來工的關懷和幫助,從制度層面保證他們有尊嚴地生活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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