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一天很可能由這些動作構成：叫車、點外賣、收快遞、看直播、刷網文或者網文改編的電視劇......過去10年，平台經濟的出現是中國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它像一艘巨輪，我們的衣食住行、交流通信、情感欲望，無一不與其深深捆綁。
在大學裡，有這樣一群人文學者，他們以嚴肅學術研究的眼光，去打量附著在平台經濟之上的新生力量——網紅主播、外賣騎手、網文作者。他們做的研究，不是讚嘆巨輪的雄偉高速，而是深入到巨輪內部，觀察齒輪摩擦的痛感，描述“人困於系統”的體驗。
同時作為大學老師，他們嘗試革新課堂，帶領學生討論最新變化的生活日常和社會現實，比如社交網路、追星、二次元等等。這些課堂另類、充滿冒險，是學校里備受歡迎的“網紅課”。
他們希望藉由教育與研究，使不可見的被看見，使理所應當的再次被質詢，讓學生重新獲得關於世界的複雜性體驗。
研究網紅、理解網紅、成為網紅
“在座的臥虎藏龍，下面肯定有人抖音冬粉超過100萬。”
講台上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講師董晨宇。前幾天，有位學生找到他，想報考他傳播學的研究生，無意中提及自己是一位UP主，和女友拍情侶vlog，只發布了五六條視頻，已有30萬冬粉。董晨宇反問對方，那你收學生嗎？
這當然是一句玩笑。董晨宇解釋，傳播學不培養“網紅”，學院課程有職業倫理和專業主義的要求，並不追隨流量邏輯，但這句玩笑某種程度上揭示了傳播學課程在當下的一個悖論：老師研究傳播理論，但學生長於傳播實踐，理論能否跟得上實踐？
比如此刻，學期期末緊張的考試周，這場名為“做網紅”的課堂座無虛席。董晨宇望著台下，左右走道，每一處空隙都長出了一位年輕人。每個人緊握的手機里，都有不同社交媒體的賬號，一些賬號的傳播能力可能比一個機構媒體更強。那些望向董晨宇的眼睛，也在問他，關於傳播，你還能教給我什麼？
董晨宇出生於1986年，2014年博士畢業，成為一名大學青年教師。職業生涯開始時，對於要成為一位什麼樣的老師，上什麼樣的課，做什麼樣的研究，他並不清晰。遵循青年教師的傳統道路，他有過投機心理，做過健康傳播、跨文化傳播。理由很簡單，當時中國做的人少，這事有潛力，沒準兒能出成績。
轉折發生在課堂。當他接下傳播理論課，發現很多版本的教材都跟不上時代的變化。很多學生追著問他，我學這些東西跟我有什麼關係。很多冷僻的學問不負責與現實交集，但研究“人與人連線之可能”的傳播學不應該。董晨宇決定進行課程改革。
“玩《王者榮耀》會害了青年一代嗎？”關於技術決定論，他先提出問題，並讓學生開放討論——“如果馬克思現在刷抖音，他會說點什麼？”“如果麥克盧漢刷抖音，他會怎么評價？”講媒介角色——“如果現在你要和男朋友/女朋友分手，你會選擇什麼方式告訴對方？”講青年亞文化，他在課堂上放鬼畜視頻，“為什麼大家都笑了？”“它觸犯了我們哪種道德禁忌？冒犯性如何成為一種文化？”
類似這樣，16周課程，拋出16個與現實關聯的主題，董晨宇希望這門課達成一種效果：當你下課，你發現世界遠比想像中複雜，你無法獲得答案，反而產生了更多疑問。
丁依然還記得她第一次上董晨宇的課。因為是跨專業保研，那也是她人生中第一堂傳播學課。老師一進門，沒有緒論導讀，直接讓大家掏出手機，打開微信面對面建群，迅速組建群聊，然後他點開學生們的微信頭像，逐個互動：你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頭像？你想傳遞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那節課的主題是“社交媒體中的自我呈現”。丁依然覺得這位老師不一樣，“剛進入這個領域的學生特別能從他這裡感受到學科魅力”。
董晨宇
董晨宇與學生們還做了很多新穎有趣的研究——當你分手，會怎樣對待過去社交媒體上的“秀恩愛”痕跡？（《反向自我呈現：分手者在社交媒體中的自我消除行為研究》）你為什麼在微博、朋友圈和小紅書發布不同的內容？（《作為移民的用戶：社交媒體中的遷徙行為及其影響》）
將“網紅”納入傳播學的研究範圍，也就有了題中之義。“學術研究和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一種反思的能力，讓不可見的被看見，把熟悉的變陌生，使理所應當的重新被質詢，這是我覺得特別具有成就感的一個事，它最終能用寬容來抵抗世界的狹隘，用理性去抵擋世界的狂熱。”董晨宇說。
與此同時，董晨宇是一名深度網際網路用戶，並進行著“做網紅”的實踐。2006年，他註冊了豆瓣，因為寫詩寫歌詞，很快成為“豆紅”。2019年，他逐漸轉向微博分享傳播學；去年5月，他成為一名B站UP主，不到一年時間積累13萬冬粉。他也經常出現在採訪、播客，以及突如其來的微博熱搜里。所有社交媒體的簽名檔，董晨宇都寫著同一句話，“網際網路人類觀察愛好者”。
如果為“大學青年教師”這個群體找一個網紅代表，你很可能會第一個想到他。
董晨宇一度對“網紅”這個稱謂非常抗拒，這個詞似乎天生自帶貶義，並與學者身份有著強烈的衝突。他從小接受的學院教育是，學者要有甘於坐冷板凳的決心和耐心。但當他開始從事網紅和社交媒體研究，他發現這是很難通過坐冷板凳做出來的，“你需要一個入場的姿勢”。
他走紅後，也曾聽過一些來自學界的負面評價，“不務正業，把自己的職業道路給毀了”，董晨宇為此難過了一段時間。他理解這種不認可，學術與網際網路就像天平的兩端，你稍往哪邊傾斜，另外一邊就會站出來批評。但他說服自己的理由也很簡單：“我始終覺得在網際網路時代，傳播學應該被傳播。傳播學不傳播自己特別可笑，心理學要比傳播學傳播得好多了。”
董晨宇覺得，介入當下是新一代學者的優勢。論學術積澱，前輩們讀的書可能是他們一輩子無法比擬的，但他們趕上了技術變革和中國平台經濟這艘巨輪的出現。
過去10年，平台經濟的出現是中國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它像一艘巨輪，我們的衣食住行、交流通信、情感欲望，無一不與其深深捆綁。幾乎所有人都站在這艘巨輪之上，學者當然也不例外。過去兩個月，我見了十幾位人文學者，他們以嚴肅學術研究的眼光，去打量附著在平台經濟之上的新生力量，網紅主播、外賣騎手、網文作者。
他們做的研究，不是讚嘆巨輪多么高速雄偉，而是深入到巨輪內部，觸摸冰冷堅硬的螺絲釘，觀察齒輪摩擦的痛感，理解這種痛，描述這種痛。
齒輪摩擦的痛感
一個巨大的火箭騰空升起，穿過螢幕，遮擋住了女孩的臉。當女孩的臉終於露出時，她正捂著嘴笑，一抹口紅出現在她的手背上。當手拿開，口紅這才貼上了嘴唇，“謝謝XX大哥的禮物”。
董晨宇點開右下角按鈕，心想我也送一個，發現那隻火箭竟然要一千人民幣。這是2020年2月，當時秀場直播在各大平台湧現，用戶規模達到2.07億，成為不可忽視的網際網路經濟與文化現象。其中女主播占比接近80%。
以那天為起點，董晨宇以“場控”的身份在五位秀場主播的直播間蹲守了一年。這是一個象徵冬粉地位、維持直播間秩序的角色——可以在公屏上發言，也可以將出言不遜的人禁言，雖然董晨宇很少這樣做。他需要保持高出勤率，在收到開播訊息後準時上線，並在主播PK時，及時送上禮物調動氣氛。
作為一名象牙塔內的傳播學者，董晨宇承認，做場控是一件枯燥、最初有些令他難堪的“工作”。在輿論場中，女主播與“榜一大哥”、豪擲千金刷禮物，以及與“大哥”的曖昧關係聯繫在一起，不是一份大眾認知中體面的工作。但僅限於此嗎？
董晨宇在工作中結識了香港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系的博士王怡霖。為了研究，王怡霖曾在另一直播平台臥底做了半年主播。兩人一拍即可，計畫合作完成一本書《做主播》，這個題目致敬了影響董晨宇至深的一本社會學專著《學做工》。
他們在田野中發現，女主播是一個高度性別化的服務行業，吸引了大量以“招待”作為職業技能的幼師、空姐、護士、公司前台等，還有一些來自向上流動極度困難的階層，比如從富士康出走後紛紛轉投直播的廠妹。當她們坐在手機面前開始直播，平台上的每一個按鈕都在製造“幻覺”，美顏讓顏值提升，禮物帶來財富與被關注的願景，PK則是關係在經濟維度里的激活，一切都在被量化、遊戲化，“這就像一個黑洞，是把人吸引去的”。
“我可以看到你的樣子，你在做什麼，但你只能看到我的頭像和評論，你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進來了，什麼時候出去了，我換了大號還是小號，我給別人刷了多少錢。主播和冬粉的關係，與平台的算法推薦關係總在猜測中，但唯一確定的是你在那兒，你永遠得釘死在這一個地方。”
這種“看見的不對等”意味著操縱的可能，而操縱的快感需要用金錢購買。
董晨宇
高度污名化的職業背後往往有著更深度、更隱性的剝削。在平台經濟的框架下，直播平台與“平台輔助者”公會共同構建出一種經濟驅動的親密關係，這要求主播徹底自我異化，將親密關係變為一種純粹的經濟工具，在必要時迎合用戶的曖昧期待。
主播的勞動場所並不局限在直播間內。很多主播提到，公會幾個星期搞一次培訓，教怎么圈冬粉、怎么和大哥聊天、怎么讓大哥刷禮物，比如直播的時候穿得暴露一點，線下去陪大哥聊天、打遊戲。“他們不斷給你洗腦，告訴你這個事情是必須做的，人家級別高掙得多的主播都在聊，為什麼你不可以？”
而作為一種新型勞動，平台經濟也顛覆了傳統意義上全職、穩定的僱傭關係，而是強調靈活和流動。這時刻提醒主播，只有更多將自己視為工具，才可以獲得更高的經濟回報。甚至“不穩定”也變成了願景和期待，就像買彩票——“雖然今天只掙了一百，但可能明天平台一推流，就能掙一萬”。
研究女主播，董晨宇和王怡霖必須懸置自己的道德評價，去理解她們從哪來的，在平台中經歷了什麼，以及她們最後是怎么走的，去到了哪裡。是做幕後，直播帶貨，還是結婚生子，做大哥的情人？
“我可以這么說，這個行業的從業者的確有很多不光彩的手段，我更願意稱為叢林法則中的生存之道。我們不接受它，往往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無須這樣也可以過得不錯，”董晨宇說，“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爾的一段話對我影響很大。研究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描述你的研究對象‘何以至此’——他們在怎樣的環境中長大？如今面對怎樣的生活處境？這些處境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我是他們的話，我走這一遭，是否會做出一樣的選擇？那么，這個選擇是個體性的還是結構性的？”
稻草人與蜂鳥
在董晨宇看來，女主播就像稻草人一樣豎在田野里，所有的烏鴉都圍著她飛，有時候接近她一點，有時候遠離她一點，但永遠不會跟她有真實的互動。
女主播被釘在鏡頭前，通過平台與萬千用戶聯繫，而對於外賣行業，情況正好相反——用戶端坐家中，用手機與萬千騎手聯繫。學者孫萍用了一個與董晨宇類似又截然相反的比喻：“騎手就像夏天傍晚的一群蜂鳥，‘嘩’地飛到一起吃吃吃，然後‘嘩’地四散而去。”
外賣騎手研究，可能是這幾年平台經濟中最為公眾熟知的網紅研究。但在孫萍做騎手研究的時候，這仍是無人在意的邊緣地帶。
孫萍是1988年生人。2017年，她從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畢業，進入社科院實習。當時各大平台正在中國大小城市瘋狂進行補貼大戰，打車限時免單，幾塊錢能吃上一頓不錯的外賣。孫萍站在北京大街上，看著熙熙攘攘的人流，穿得花花綠綠的外賣騎手（當時不只“美團黃”和“餓了么藍”兩家PK），他們接單、取餐、送餐，全部通過一台小小的手機。她感到新奇又陌生，平台經濟在勞動力低廉又密集的中國內地市場，發展速度遠遠超乎她的想像。
當時實習工資只有3000塊錢的孫萍，在沒有任何資金的支持下，開始了外賣騎手研究。
經過近4年田野，追蹤近百名騎手，孫萍發現，平台經濟從各個方面顛覆了過去的生產方式，“我要開始講學術了，”孫萍提醒我，“它從對勞動者的控制變成了對勞動本身的控制。”
在過去，工廠安排流水線，建立8小時工作制，通過管理嚴禁偷懶保證工人高效投入生產。但平台經濟重構了勞動的空間與時間，沒有工廠，不再購買整段的勞動時間，而是按單計價。所以我們總能在用餐高峰之外的大段時間，看到外賣騎手聚集在街邊角落，一邊等訂單，一邊打遊戲、看直播、抽菸或聊天，進入超長“待機模式”，這是平台經濟不再“買單”的部分。
看起來更靈活、更自由，但這使得勞動關係更鬆散，失去保障，也更容易被系統操控與壓榨。孫萍說，平台經濟就發明了這樣一種越是靈活、越朝不保夕的狀態——就像蜂鳥。
勞動管理也不再是人與制度來承擔，而是通過平台算法。送餐的過程被模擬為一個遊戲世界，從接到訂單、去餐館取餐、送餐到完成訂單，每一步操作都要求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外賣騎手必須像打怪升級一般，通過不斷積累分數升級到系統評定的更高層級，從而享受更高的訂單獎勵。
通過這種精準控制的方式，外賣員的勞動過程被置於細緻入微的、來自平台與消費者的雙重監管之下。從言行到時間、空間、數量、級別等各個層面的數字操控，使得技術理性最終得以管理“人的情感”——比如顧客最常聽到的那句，“祝您用餐愉快。如果您滿意的話，請給我五星好評。”
孫萍
比如外賣騎手朱師傅告訴她，“昨天我從一個餐館接了兩個訂單。一個是1.5千米，還剩45分鐘；另一個是3千米，還剩下20分鐘。為了不耽誤，我先送了那個3千米的。誰知道那個1.5千米的顧客在App上發現我經過了他家卻沒給他送餐，很生氣，就取消了訂單還把我投訴了......”
但上有算法，下有對策。外賣騎手在與平台算法的“鬥智鬥勇”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應對辦法。孫萍命名為“逆算法”，是騎手們長期在系統的控制與規訓之下逐漸摸索到的、不得已的勞動實踐，比如逆行、超速、闖紅燈，以及“轉單”“下空單”等等。
“逆算法”的直接後果，是外賣員遭遇或製造的交通事故數量急劇上升。而零工經濟模糊的勞動保障使騎手們維護權益變得困難。
入場時，外賣騎手研究在國內學界屬於少有人關注的領域，孫萍很理解為何這幾年它突然會成為“顯學”。疫情三年，靜止成為常態，我們開始關注那些仍在“流動”的人；當我們封閉在家裡，最後一公里打不通，就出現了小區團長，這都和平台經濟的生態息息相關。
以及更重要的，當經濟增速放緩，幾乎所有人都在重新思考、在質詢工作的意義。困在系統里的騎手，成為了一種社會鏡像和時代隱喻。孫萍發現，2020年之後，一種整體性的社會關照形成了。“對於騎手的同情感上來了，尤其是年輕人不會特別為難騎手，大家都覺得他們不容易。”
外賣騎手之後，孫萍主要關注平台經濟中的性別勞動研究，比如電商直播中的農村女性。
在鄉土社會，女性創業很大程度不被認可。一位女主播說，家裡覺得她每天到網上拋頭露面，特別丟人。婆婆和公公天天跟在屁股後邊說她，直到有一天不說了，是因為她掙著錢了。孫萍發現，在鄉鎮，直播這個行業有超越經濟利益的情感能量：很多入場的女性文化程度不高，從未工作過，生活模式單調重複，對於社會化嘗試很膽怯。很多人通過直播，開始了自我發現的過程。
孫萍和董晨宇的研究都表明，性別、勞動、技術是平台經濟研究的三個重要維度。
董晨宇覺得，人是技術的底色。技術是一團紙，人是一杯茶，將這張紙投入這杯茶里，它一定會慢慢浸染，慢慢扭曲，他想知道人如何把紙鋪成最後的樣子。
在採訪中，我發現董晨宇和孫萍是校友，他們都在中國人民大學完成了研究生課程。董晨宇在北京南城混亂局氣的胡同里長大，他也在思索，是不是正因如此，他更關注“中心的邊緣”議題；孫萍出生於山東一個傳統家庭，從小她覺得，自己可以被社會捏成各種樣子。在香港讀博第一天，導師不斷重複，做學術必須有passion。小鎮做題家不知道什麼叫passion，但非常擅長“做一行，愛一行”。
孫萍在“愛一行”上充滿幹勁，總是笑呵呵的。而董晨宇似乎並不共享同行的樂觀，他手臂上有個紋身，是艾略特《空心人》里的一句話，“這就是世界結束的方式，並非轟然一響，而是鬱鬱而終。”
偷偷讀網文的孩子長大了
正如董晨宇說，“傳播學不培養網紅”，邵燕君198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在開學典禮上，她和無數屆中文系學子一樣，聽到了那個著名的“系訓“：中文系不培養作家。
在接下來的25年，邵燕君按照傳統學術的路數，學習並研究中國當代文學。2010年前後，她經歷了從事當代文學研究以來的至暗時刻。在對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文學期刊持續追蹤六年之後，她感到失望與惶恐。這些號稱支撐中國主流文壇的作品，離現實太遠，不再負載這個時代最豐富飽滿的信息和和元氣，並逐步淪為一個自說自話的小圈子。
這樣的土壤不再能長出她心目中直指時代精神境況的當代文學。邵燕君向我回憶，她憑著“一腔孤勇”闖入網路文學研究領域，完全不是因為熱愛與了解，而是來自判斷：當代文學的生產機制出現了大問題——市場化轉型失敗，失去核心讀者，被供養，圈子內循環，以及不再具有文化領導權。當時有個笑話，全中國唯一還在看文學期刊的是導演張藝謀。
差不多同時期，在北京西城，王玉玊所在的班級正在把TXT文檔裝進文曲星和MP3，瘋狂傳閱滄月和蕭鼎的小說；在江西南昌，肖映萱的午休時間都花在校門口的書店，一個中午她能讀完一整本《何以笙簫默》；在四川內江，吉雲飛流連於大街小巷的租書屋，一天5毛錢能租到一本盜版網路小說，周末偶爾混入網咖，目力所及所有人都在吵鬧地打遊戲，只有他在安靜地讀網文。
白天在學校，他們是學霸，上課全神貫注分秒必爭，走路捧著單詞口袋書，好成績能換來夜晚的自由，吉雲飛一晚上能刷20萬字，“完全沉浸其中，跟隨那樣一個閱讀的快感，它把我帶到哪，我就走到哪。”如果把鏡頭拉得更高更遠，這樣的孩子遍布中國大小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象牙塔外，文學未死。一片新的土壤正在養成，一種新的文學生產機制正在出現——網路文學經過十餘年飛速發展，讀者將近兩億，作者號稱百萬，多平台湧現，並建立了獨立的生產、閱讀、評論、分享體系，還形成了冬粉社群，“既然我感到絕望，那我就從這裡跳下去吧。”邵燕君說。
邵燕君
2011年，北大中文系，這群90後生而逢時地與一位從傳統文學場“棄船而逃”的老師相遇了。這一年，邵燕君開設了網路文學研究選修課，這些讀網文長大的90後漸次入學，他們對大學不再存在浪漫烏托邦的幻想，而是看作按部就班邁入社會前的人生一步。就像中學時代偷偷讀網文，他們熟練地把興趣愛好與學業進行分割，不期待同好與理解。
進入大學，他們終於得以自由上網，組建社團，但網文依然是一項隱秘的“最愛”，在中文系茫茫經典前不入流、不正當、不登大雅之堂。出於一種無意識地遮掩，邵燕君最早在學校系統將這門課登記在冊——“新世紀文學研究”。他們都沒想到，這門選修課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走向。
從各個角度來看，這門課都在北大乃至中國大學裡顯得另類。
課堂翻轉。師生相遇時，邵燕君唯讀了一本半網文，90後已有十年閱讀資歷。邵燕君常說，我負責搭好台子，學生們互相培養，順便教我。課堂接近web3.0，用戶參與內容生產。每學期的教學大綱從學生漫談中產生，以學生做專題報告為主體，隨時穿插時下流行的文化熱點。
2015年一次課堂，邵燕君發現學生在底下竊竊私語，問了才知道在聊熱播劇《琅琊榜》。她隨即提出，下節課就討論《琅琊榜》，並布置了作業。那是這門課第一次論文訓練，“寫得真難看啊”，坐在中文系古色古香的小院子裡，邵燕君向我回憶，“我說你們討論時一個個臉色緋紅的，怎么文章寫出來不對啊。什麼家國情懷，你們真正喜歡的是它的家國情懷嗎？下面有學生接話，不是，男演員好看。我說，那我們就寫‘男演員好看’，我們看看怎么用新的學術話語來表達。”
後來這些討論形成了論文《再見“美丰儀”與“腐女文化”的逆襲——一場靜悄悄發生的性別革命》。同一年，他們成立了北京大學網路文學研究論壇，形成了一個學術共同體。
這門選修課連續開設了十年時間，共同體的核心成員比如吉雲飛、肖映萱、王玉玊等學生基本連續選課，直至博士畢業。幾乎每個人都提到，原本沒打算讀博士，也沒打算“搞學術”，但竟然一路走到這裡。吉雲飛還記得，邵燕君第一次鼓勵他下學期繼續選課時，他感到詫異，哪有同一門課上兩遍的？去了才發現，課堂內容動態更迭。
第一學期，作家作品論，按照作品序列，對貓膩、妖舟等重要作家進行文本細讀；第二學期，類型研究，他們從清穿、修仙、耽美一直專題研究到女尊；再之後，又明確劃分出男頻組、女頻組，在不同的網站比如晉江、起點，做長期“田野調查”。
他們對這些被當時主流文學視為“垃圾”與“異端”的網路文學作品，進行了同等尊嚴的、同樣嚴肅對待的學術研究，並突破了原有的研究架構。
如何在網上追蹤史料？他們有一個黑話叫“掃文”，延續了邵燕君做文學期刊研究的方式，只不過網路文學浩如煙海，動輒一部作品上百萬字，不再能像期刊那樣逐期閱讀逐篇點評。但“掃文”依然是最基礎的工作，實時觀察網站變化，提煉洞察與趨勢，相當於拿到做研究的一手材料。
如果上面幾段話你發現有一堆陌生辭彙，這種感受非常接近當年的邵燕君。這門課最開始時，邵燕君突然發現“他們說了好多我聽不懂的話，在別的課堂上從未出現過的話”。下課她主動請學生吃飯，讓他們聊平時的話題，“那一晚上我像個外國人一樣，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她發現，網路文化已有一套完整的話語體系，這個語言體系不對外開放。“他們知道我們的語言，但我不知道他們的語言，如果不是我這么想聽的話，他們也不會跟我說。”
再之後，小組學生寫相關論文，發現幾乎要一步一注，什麼是二次元，什麼是耽美，什麼是同人，註解加起來甚至長於正文。後來這成為他們集體創作《破壁書》的動機——你可以把《破壁書》理解為一本網路文化詞典，那是另一個平行世界通用的語言。
這也是他們習慣做事的方式，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再把解決問題的過程落實到一個具體成果。網路文學研究需要新方法，他們以此學習了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女性主義理論，文化研究理論；也需要新材料，他們以此採訪了大量的網站創始人、網文作家、冬粉群體——當代文學的研究從來都是介入式的。
邵燕君還記得當年上課的感受，“可累了，不是我講課累，是我聽得累。十年前我體力還不錯，但一下午三節課結束，真是累死我了，因為你要吸收的全是新的東西，我還要不斷提問嘛。”
從學生視角看來，這正是邵燕君珍貴而不可取代的地方，一群90後樂意帶著一位60後一起玩耍，他們組織了一系列像綜藝一樣的活動，一起穿漢服cos，玩劇本殺，還曾在中文系古板的會議室舉辦過“愛豆安利大會”。王玉玊說，邵老師在台下坐著，她總是興趣盎然，她覺得很有意思，她同時很寬容，從不會質問你這些東西有什麼意義。
“保持不斷接收新事物的好奇心，這是一個好學者應該具備的能力。很多老師是抗拒的姿態，比如年輕人這些玩意兒我不懂。當他這樣表達時，一方面他確實不懂，一方面是想說，你這個東西我也看不上。”王玉玊告訴我。現在她也是一位大學青年教師，教授網路文學和亞文化研究，她的學生也樂意帶著她去看地下偶像演出，還一起穿了JK制服。
開放的態度是前提，網文能從喜好變成學術的關鍵是邵燕君善於抓住“學術生髮點”。
用學生的話總結，或許得益於早年間做記者的經歷，邵燕君善於提問和引導討論，總能抓住核心，從他們強烈的生命感受里挖掘出學術價值，將他們不清晰但準確的直覺引導成一個比較成熟的觀點或思路。於是，個人隱秘的最愛變成了學院對時代的闡釋。
很多人的第一篇學術論文都是邵燕君手把手教的，王玉玊大四就在學術期刊獨立發表論文，這給了她極大的投身學術研究的自信，那篇文章寫於十年前，是關於《甄嬛傳》及宮斗小說時代語境的分析，時至今日關於“甄嬛熱”的洞察——反言情與反白蓮花，依然是犀利準確的。
這群孩子開始進入主流學術研究的視野之中。
打造新生活，建立新世界
對董晨宇和孫萍等85後學者而言，網際網路是一種移民體驗，是從陌生變熟悉，他們的研究關於“自我解惑”，關於“闡釋世界”，要為不可發聲者發聲。而對這些90後而言，網際網路成為人生課題是顯而易見的——網文、遊戲、二次元，追星，這些俯拾皆是的樂趣貫穿於生活日常，只是從未想過它們有一天可以成為研究對象，並轉化為學術資源。
他們的研究是在建造一個新世界，要為自己發聲。這決定了這一學術共同體的最為核心的特質，飽滿的能量，飽滿的愛。
教書20餘年，邵燕君覺得一個課堂、一個研究最重要的是能量，“那個場域飽滿不飽滿，能量足不足，一眼就知道。不好玩，能量不足，那個氣就泄了。開始（研究網路文學）時懵懵懂懂，十年走來糊裡糊塗，但這場學術冒險從沒害怕過，因為它從來能量飽滿，一直新鮮有趣。”
如今回看，當時的課堂能量也來源於長期抑制後的噴發，“大家有強烈的表達衝動，想要證明自己喜歡的網文、二次元並不是沒有價值的垃圾”。邵燕君也利用了這一點，“學生們也確實需要有一個對象，這個人是老師，帶著上一輩的價值觀、美學經驗、傳統文學品位，但同時她渴望理解你，她也想弄清楚這是怎么回事。對著這樣一個人，這些孩子反而更有闡述的動力。”邵燕君說，“其實這就是論文的過程。你要告訴上一輩的人、圈層外的人，你的發現是怎么回事。”
即將讀博的時候，吉雲飛對學術道路尚未有清晰的自我認知，但他敢說一句大話，“我基本上知道這件事哪怕做到最後沒有讓我自己特別滿意，但恐怕也沒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
邵燕君認為，這正是新一代90後、00後學者要做的事情，“為自己立法”。老一輩即使再銳意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他們的情感、倫理、價值結構也是舊的。研究網路文學，終究是網路一代的事情。從這個角度上而言，年輕人是幸運的，這是一片大有可為的新天地。
但同時，最早一批“立法者”也必須要接受專業以及心態的嚴峻考驗，因為網路原住民的生命經驗是新的，所做的研究是前無古人的，面對的傳統阻力也是巨大的。
吉雲飛言語間有點憤世嫉俗，很像網文中的人物。成為學者後，面對陌生的、有偏見的人群，他偶爾感到受辱和自我暴露的羞恥。“你要不斷證明你喜歡的是值得被喜歡的，你認為的好東西確實是好的，憑什麼要一遍一遍地解釋，甚至以一個被質詢的方式來自證我的合法性。”
他曾在《北京大學網路文學論壇報》創刊詞寫道，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現在的我都會毫不猶豫地站出來，讚美那些曾經撫慰我、感動我、激勵我的網路文學作品，無論有多少前輩、多少權威告訴我，它們是毫無價值的垃圾......我們是偷偷讀網文長大的孩子，我們要為自己的網路文學發聲，我們的新文學和新生活只能由我們親手打造。
最早加入選修課的學生這兩年陸續博士畢業，拿到教職，成為青年學者。肖映萱在山東大學，吉雲飛在中山大學珠海校區，薛靜在清華大學，李強在中央民族大學，高寒凝和王玉玊進入了研究所。這群年輕人，被網路文學照拂過，擁有快樂飽滿的精神生活，而當他們成為老師，又將網路文學研究帶入了更多高校和更多課堂，這將惠及更年輕一代。每個人畢業，邵燕君都會囑咐，現在你們長大了，也該成為別人的“盔甲”了。
北大網路文學研究論壇成員（受訪者供圖）
建立學術身份，開拓職業道路之外，邵燕君覺得，最幸運的是，他們藉由這個共同體直面了各自人生的核心問題。幾乎每個人的博士論文都是奔著自己最困惑的問題去的——
高寒凝的《羅曼蒂克2.0：女性向網路文化中的親密關係》在回答一個問題，年輕人為什麼不談戀愛？為此她原創了一個理論概念，“虛擬性性徵”——浪漫愛這一重要的親密關係形態在網路時代已版本升級，女性可以通過自我創造、書寫、想像，或者僅僅是訓練一個AI，來定製自己的理想戀人。親密關係正在變得虛擬化和商品化，人不必需一個現實生活中的對象。
王玉玊的《編碼新世界：遊戲化向度的網路文學》則更為宏大，她藉由電子遊戲切入，問題指向的既不是遊戲，也不是網文，而是棲居於數碼人工環境的網路原住民的生存體驗——當生活在一個意義被解構、共識破裂的時代，我們該相信些什麼？要為了什麼而努力？這涉及年輕一代根本的價值感和生存方式。她提出了一個詞叫“二次元存在主義”，這是一種注定不夠幸福的生活方式，因為再也沒有任何一種道路可以被視作理所當然，作為代償，在各式各樣網路亞文化社群中遊牧生存的一代人總是對於篤信什麼、捍衛什麼的狀態異樣執迷，比如愈演愈烈的網路罵戰。
“我對於我們這一代將來如何去建立共識、如何去達成一種人和人的聯結很感興趣。這都是我人生的問題啊。”王玉玊說。
肖映萱開創使用“女性向”的概念，以區別於作為商業分類標籤的“女頻”，突出其為“女性寫給女性自己看”的核心之義。她從一個從小看“霸道總裁愛上我”的人成長為研究者，這讓她面對女性議題時更為寬容，“總會長大的，總會從舊的人成為新的人，這個過程一代代在加速。”
吉雲飛覺得網路文學拓展了他對生命的想像，幫助他跳出優績主義的軌道，避免滑向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認為這是很多北大學生都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你從小在考試和社會期待中不斷獲得正反饋，這個機制運轉良好，路徑清晰，反饋充足，那你如何掙脫並想像另一種人生的可能？
網路文學是邊緣的，甚至是底層的。它最珍貴的地方，是讓普通人擁有滿足自己欲望的權利。而從小讀網文長大的他們，是在一個不斷自我滿足的“愛欲的階梯”中成長的。“官場文，商場文，或者說升級打怪，網路文學非常誠實地告訴我們，你可以面對這種欲望。當以一個想像的方式實現它之後，你就有可能超越它啊。”吉雲飛說，“因為對欲望一直很誠實，會給自己找樂子，成人後沒有很多空洞需要填補。”好幾位小組成員都向我提到，通過教育與文化資本，他們獲得了社會精英的位置，但網路文學使得他們保持另一種邊緣的、非主流的眼光。
深愛
網路文學逐漸引起傳統主流文壇的注意，作協活動常請邵燕君來“說說新東西”。有一次，她要在作協最高級別的會議“中國文學博鰲論壇”上做15分鐘的報告。
那一年最值得一聊的現象是耽美從網文亞類型成為大眾文化，“你想這個大會，各個層次、各個年齡階段的人都有，而且以男性為主，我要向他們介紹耽美為什麼有意思、它的合法性，以及其中女性主義的部分，這得多冒犯男性啊，”邵燕君開玩笑，“但我不得不說，我這15分鐘發揮得非常出色，很有技巧，先從‘傳統美’復歸聊起，談美丰儀，最後聊到女性主義”。（註：“美丰儀”為美好的風度儀表，是中國古典傳統的男性審美觀）
她觀察著台下的反應，會場氣氛熱烈，男作家聽得挺高興。接下來的海邊晚宴，她驚奇地發現，文壇的大人物們熱烈地給中國作家、文學評論家進行了一整晚的CP配對。
這其實是邵燕君與體制對話智慧的例證。在學院裡做事，不能隨波逐流，也不能讓新研究變成洪水猛獸。學生們常說，邵老師是盔甲，擋在他們面前，必要時充當與學術圈對接的橋樑。
邵燕君
7月底我去北大拜訪邵燕君，夏日暴雨把中文系鬱鬱蔥蔥的院子洗得透明青翠。這間辦公室承載了這個共同體過去十年的很多記憶，聊到動情處她會向我復原某個夜晚的場景，學生分別坐在什麼位置，說了什麼話，大家熱火朝天地一起做了哪些事。那個下午圍繞著北大中文系，我們的時間線來回橫跳，幾十年的記憶慢慢地抻成一條線索。
“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說，哎呀，你當時真是勇敢啊，不害怕研究不出來東西嗎？研究出來有地方發表嗎？你怎么評職稱怎么開課啊？小到吃飯，大到建立學術道路，你怎么辦啊。”邵燕君說，“那時是不知道害怕，這得感謝北大，80年代帶給我的自由和底氣，腦子裡沒有什麼框。”
當年邵燕君轉向網路文學研究時是孤絕的、反叛的，但北大也是維新的、改革的。她1986年考入北大，教授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課程的是錢理群、洪子誠兩位學者。她一直認為趕上這抹光輝的人有責任回饋社會。“我們的青春遇到的是時代的青春，這就是幸運。我們得到太好、太難得的照耀了，你就應該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傳遞下去、照拂下去。”
她經常回到中文系的傳統去闡釋這件事。當年起源於北大的“白話文運動”把引車賣漿者流讀的白話小說列為正典；80年代，北大老師正是在學生們的引領下開始研究金庸小說，之後才有金庸小說的經典化。網路文學研究延續了這一脈絡，“自由，純正的志趣，是最好的東西”。
這幾年每到畢業季，邵燕君經常收到20餘位本科生的論文導師申請，系裡規定每位老師只能帶6名學生，但她都默默接下了，“有的同學研究的那些東西我也不懂，比如遊戲和動漫，他們太靠前了，但是如果我不開這個口子，他們就沒機會寫了。因為我上學的時候我的老師們就是這樣的。”她還記得，錢理群當年不讀金庸，但他鼓勵學生寫自己想寫的，他一樣願意當導師，給成績。
邵燕君的自我定位是一位學術的組織者。她希望提供一個相對溫暖安全的、孕育新生的環境，讓學生不被扭曲地長出自己的形狀來，然後體制能夠發現他們，以一個善意的姿態接納他們。且必要時也能“利用”體制，“上課，發論文，考研考博，拿項目，評職稱，評獎......你在學院裡，都要經過這套體制，要在一個系統里運轉，你要順著自己最真實的興趣，但該拿的認可咱也得拿。”
這個暑假邵燕君正在協同肖映萱、吉雲飛、李強寫作《中國網路文學發展史》，這標誌著網路文學的學科建設基本完成。
如今回看，她是在對網路文學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開課研究的。如果她等待時機成熟再入場，很可能一等就等到了現在。“第一，十幾年就這么過去了；第二，時機如何成熟？難道不是這十幾年學習的過程嗎？當時要是沒開課，這些90後也培養不起來，也錯失了自我發展的機會。所以新學科就是要有這樣的空間，它得允許試錯，得把大家的深愛與激情煥發出來。”
在我們的採訪中，邵燕君經常提及一個詞，“深愛”。快樂不是深愛，感興趣也不是深愛。深愛是生命之所系，是包括網路文學在內的所有冬粉文化的核心概念。
這個學術共同體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趣緣社群，大家對“學者”和“冬粉”哪個身份更看重，有不同的坐標。邵燕君有一道測試題，如果你的研究會傷害你所在的網路亞文化社群，但也能因此讓你獲得很高的學術成就，你怎么選？
他們站在不同的光譜里回答這道題目。但共同點是，“從此你不能說我喜歡、我願意就行了。不行，你的理論必須與別人的理論在一個協辯的場域中，這就是學術化的意義。”邵燕君說。
現在，邵燕君的網文研究選修課仍在北大繼續。她計算著，距離退休還有十年時間，如果能再建一個共同體，那是最好的。但這兩年她能明顯感受到，課堂上的氣氛變了，學生參與感弱了，興趣似乎也減退了。與她繼續討論做事的，依然是過去那個共同體，只不過他們無法像過去那樣幾乎天天見面，更多地變成了線上上視頻的視窗中相見，在各地學術會議中偶遇。
當然，這是因為，基於過去十年的積累，一方面網文課程成體系了，逐漸回歸傳統課堂了；另一方面更年輕一代面對的媒介和文化消費品變得極大豐富，他們有太多可以選擇了。
邵燕君在想，這會不會是一個“深愛”正在消逝的年代？
“當年吉雲飛他們有豐厚的個人志趣，大家會為一個‘愛’字付出很多很多。但現在的環境實在太卷了，學生們實在太疲憊了，他們都玩不起來了，怎么可能還去調動這樣一個能量呢？愛太奢侈，你首先得有時間讓他們真的去培養一種深愛，可他們哪有這個時間呢？”邵燕君有點無奈。
在我離開之前，她想了一會兒又補充道，“但也有可能他們遭遇了一個新的時代。原來我總對學生說，我遺憾於他們生活在一個小時代，小時代就是那種安全的、富足的、個人發展的。但是後來我發現不是的，他們在各個層面上遭遇了大時代，從技術變革到社會文化。所以等待他們的東西還有很多，仍然可以繼續討論大時代的問題。”
迴響
過去這幾年，董晨宇一直在一種強烈的“不匹配感”的恐慌里，擔心自己的名氣高於能力、高於學術貢獻。“我害怕別人認為我是個空殼，是個變戲法的，其實口袋裡什麼都沒有，但又擅長製造很多幻覺。《做主播》對我就像救命稻草，我希望它能證明我工作的價值。”
董晨宇和行業中具體的人建立了很深的理解與共情，甚至和一些主播、大哥成了朋友。做大哥訪談，吃完飯大哥說，你們這些大學裡的，都沒見過社會，我帶你見社會去；和女主播終於線下見面，對方向他諮詢考研考公的“上岸”秘籍。
董晨宇一直在想一件事，他對被研究者意味著什麼。他有很多答案，比如朋友圈裡一個學歷很高的人，一個可以傾訴的圈外人，一個人脈，一個告解者——曾有女主播告訴他，自己在直播間說了謊，找人說出來後心裡好受多了。這是一個極度孤獨的職業。
但董晨宇也對這個行業有著極深的厭惡，它對人最大的傷害是建立了一種很難回頭的價值觀。他曾經問過一個主播，進入秀場直播對你改變最大的是什麼？對方回答，第一，掙到錢了；第二，看不起身邊人了。
董晨宇對學生說，判斷一個研究課題是不是一個好問題，有一個標準：當你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會不會為這個問題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同時捏一把汗，比如他會把自己想像為一名主播，既要與觀眾建立親密關係，又要建立經濟關係，這兩種關係究竟該維持一種怎樣危險的平衡。
董晨宇
他最近剛完成一篇參與式觀察的論文《做UP主：大學教師在社交媒體中的知識傳播與邊界調試》，寫的就是知識兩種面向的衝突所帶給他的困擾——當把知識封裝為內容產品，知識的學術邏輯和流量邏輯就必然會產生矛盾。向學術傾斜，會被批評精英、根本不懂網際網路；而往網際網路傾斜一點，馬上就會有人說，你不像個老師。
“我沒有辦法解決它，那我就通過研究的方式，向大家坦誠地表露我心中的矛盾。”把自己作為方法，這是學術帶給董晨宇的迴響。
對邵燕君而言，迴響是一種“情感的盛大匹配”。那天告別之前，我問她，你的深愛是什麼？
邵燕君給我講了一個故事。有一次她正上著課，肖映萱、吉雲飛、薛靜、傅善超、高寒凝等一群人（當時很多人已經畢業工作）突然敲門進來了，他們推著蛋糕，帶著花，唱著生日歌，還排練了一個說唱節目，歌詞是過去這些年他們一起做過的事，一起寫下的文章題目。當晚12點，他們在群里接龍，刷屏“祝邵老師生日快樂”。邵燕君說，可能在別人看來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這是她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盛大的匹配”。在她的生命體驗中，因為自己是讀文學的、情感充沛的那個人，所以她永遠是情感的輸出方、情緒價值的供給者，永遠是她在給別人帶來驚喜、製造幸福感。
但那一天，她發現她和這些學生的情感波長是匹配的，“他們與我的節奏，那個心思的細膩、文學的美意，包括表達形式的新穎，情感的飽滿是一致的。所以這是一個有愛的共同體。我相信別的專業的老師也會和學生有這樣的情感，但藉由文學的感性，我們共享過人生中最重要的生命經驗，我們的情感連線會有格外豐盈甜美的部分。”
對孫萍而言，迴響來自社會意義，來自外賣騎手研究在學者、媒體、公眾之間不斷接力。
2020年9月的一天，孫萍正在打羽毛球，中場休息她拿起手機，發現有60個未接來電，“整個人都懵了”。那天，人物雜誌發表了基於孫萍研究結論的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她調侃道，“我整個學術人生從此被帶偏了，所有人見到我，我腦門上就寫倆字：外賣。”
孫萍覺得，一個好的研究項目要追蹤十年，這樣才能看到發展演變的過程。長期田野，她與外賣員混得熟了，開始成為騎手與平台斡旋的中介。騎手一遇到點什麼問題就給她打電話，“申訴沒有用，但找你管用啊。”有一次，一個大姐找到她，算法規劃路線有誤，兩單明明距離很近，但按照導航，白白浪費30分鐘，讓她被扣了50塊錢。大姐和孫萍來回講了半小時。
當時孫萍正在趕論文，她真想轉給大姐50塊錢，但她知道錢彌補不了被懲罰的屈辱與後果。她找到平台運營，反覆解釋。對方反饋，按照系統規則，裁定沒問題。但因為你都來找我們了，就把這50塊錢退回了。類似的事情有很多，明明騎手的路線更合理，但從後台系統記錄來看，又的確違背了規則。有時候孫萍也疑惑，這個標準該怎么定？
偶爾孫萍也會被欺騙。有一次，一位騎手被店長舉報偷餐，被平台封號。騎手找到孫萍說，只是自己拿錯了。於是她義憤填膺地去找到平台運營，平台調出來監控發現就是偷餐。
“當你日常化地去接觸底層勞動者這一整套敘事。它帶給你的感知，有時候你會有些失望，有時候也會讓你充滿力量。所有這些感知都是交織在一起的。”孫萍說。
她時常感到分裂，跳躍在二者之間，不知道怎么辦。但後來她想到一個辦法，無論你當時在田野現場，還是你後來退出之後，任何事都不應該影響到本心——你依然願意去講述這些人的故事。
孫萍
“這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心態。希望我的學術、我的生活能和千千萬萬的人在某些層面上產生一些共振和勾連，哪怕這些共振和勾連總是非常細微、非常渺小。但我覺得這是一整張蜘蛛網，蜘蛛網上一個很細微的點動了，就有可能引起全盤的振動。這正是改變發生的時候。”
記者採訪寫文章和人文學者做田野寫論文，其實共享著十分類似的語境，但我好久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我忍不住又追問一次，你真的相信這一點嗎？
“我相信。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這張蛛網上的一個轉譯點，這個轉譯點在某一瞬間某一點動了一下，就像蝴蝶效應會引發一場海嘯一樣。讓世界變美好可能只能從自己最點滴的事情開始做起，不用說得那么宏大。”孫萍說，“我上課的時候經常和學生這么說。我慢慢地發現，好像真的可以啊。當代所有人都困在系統里，有時候我們把敵人想得過於艱巨和宏大，但其實所有解決問題的辦法都已經內化在你作為一個人該有的思想意識之中了。你現在要做的就是，慢慢地解開它，或者守住你平常要做的這些事，這種日常，反而帶給我的力量感是最強的。”
7月末，我和孫萍一起走出社科院。等車的空當，她熟悉地和路邊的外賣員聊起來，沒有開場白和自我介紹，“今天跑的咋樣？在這邊等著能接到單嗎？聽說XXX路好像單子特別多。”她沒有任何突兀地，完全融入了她的日常，她的“田野”。
採訪、撰文：杜夢薇
編輯：靳錦
攝影：余小強
視覺：張楠
運營編輯：Yu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