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逸

黃奇逸

黃奇逸,1950年生於四川井研縣。1980年碩士畢業於四川大學歷史系徐中舒先生處,現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退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先秦史,古文字,中國文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黃奇逸
  • 出生地:四川井研縣
  • 出生日期:1950年
  • 職業: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退休教授
學術著作,相關介紹,

學術著作

歷史的荒原》,巴蜀書社,1995年。
《茶邊棲心錄》,伊犁人民出版社,1999年。
論文:《古國族名前“有”字新解》、《甲金文中王號生稱與諡法問題的研究》、《詩王風、二南地望辨》、《釋沃丁》、《商周研究之批判提要》、《商周研究之批判辨疑》、《甲骨卜字解》。

相關介紹

黃奇逸:重"審"甲骨不言狂——一位另類教授的另類探索
作者:戴善奎
編者手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一種執著在字裡行間奔涌,他——對事業的痴狂,對甲骨的熱衷,對生命的無悔,從厚厚的《歷史的荒原》和《商周研究之批判》中就可見一斑;他——勇於挑戰舊知識的局限,勇於挑戰甲骨界的研究權威,勇於挑戰甲骨研究的不合理體系;他——是怪人,是狂人,是奇人。他就是四川大學教授黃奇逸先生,精神的富有與物質的貧乏鑄就他別樣的人生。
一套兩卷集超過百萬字、很不謙虛地要和司馬遷與王國維等“商榷”的甲骨學、上古文化專著,目前正在巴蜀書社趕印。是誰這么狂,要出“地震書”?“我不喜歡拋頭露面,很不願意接受採訪。”書的作者、四川大學(以下簡稱川大)歷史系教授黃奇逸,一來就表明他的低調。他的住處很亂,書房裡字畫橫陳讓人無插足之地,另一間書法小屋則霉氣充溢。想要泡茶還得現去燒水,方便起見他邀我們到附近觀音橋一家大院茶社懇談。他的茶杯是暫存在此的,端出來的杯子杯沿有三個缺口、一圈茶垢,內泡粗製鐵觀音,可見蟲眼。學者的不拘,由此可見一斑。提袋裡掏出厚厚一本“書磚”《歷史的荒原》:“這幾十年,我形成了兩個學術體系,這本書是構造上古文化新結構體系的,和司馬遷《史記》的結構不同。”黃奇逸出語不凡。
黃奇逸以國中生的底子考上川大歷史系研究生的,簡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他這實際上得益於自小“啃書”。知青回城後,在工廠打過鐵,當過體育教師。在“萬人不讀書,讀書是瓜娃”的年代裡,黃奇逸卻狂讀度日。父親每周從熟識的四川師範大學圖書管理員那裡,用小軍挎包借回一袋書,黃奇逸教完兩節體育課後就埋頭讀書,每晚讀到三四點,聞雞方休。以一天一本的速度吞咽。“那真是讀了大量的書,近代名家的都讀得差不多了,梁啓超的十幾卷《飲冰室全集》,六十種元曲,魯迅與聞一多的書……”父親每次帶書回來的時候成為他最盼望的時刻,讀得父親忍不住說他:“你讀得太快了,都不好找書了,只有找更偏的。”若干年後,黃奇逸還對法國電視二台一位女記者講我是受過法國文化薰陶的。對方笑著問:“你最喜歡法國哪本書?”他回答:“夏多布里盎的《墓畔的回憶》。”
當時某子弟學校差一個高中歷史教師,讓黃奇逸一試。當他走上講台時全班起鬨:“哪有國中生教高中生的?”然而課上完,學生卻不讓下課:“再講一會兒吧!”校長當場拍板留任。凡他的課滿堂鴉雀無聲,連最調皮的學生都捏著拳頭說:“上黃老師的課哪個要鬧,我們拳頭可不認人!”課上得好,他第一次體會到成就感。當了教師讀書時間更多。一天,正讀紙張發黃的《楚辭集注》,被工宣隊發現:“讀啥黃色書籍?”黃奇逸答:“讀的是毛主席送田中角榮的書。”對方語塞,倖免被批判。一切為讀書服務,怕人家干擾讀書,他為人就格外謙謹,老遠領導來了他就趕緊讓到路邊:“呃,書記好!” 書記看他不順眼:“成天讀封資修的書。”學校有個加薪名額,全校七十多人竟有六十多人投他的票,書記氣得夠嗆,強行決定把加薪名額給另外一個人,並當場問黃奇逸:“你服不服?” 黃奇逸回家後對父親講:“我想辭職,呆不下去了。”
“那你咋生活?”
“靠你供嘛!”
“說瓜話!”黃奇逸常到人民公園喝茶。屢次遇到一位吳先生在那裡講學,天文地理侃侃而談。父親看看讀書讀迂了的黃奇逸說:“只怕你還當不到姓吳的份。”
1978年,黃奇逸同上百人一道投考川大名師徐中舒的研究生。展開試卷,考生頭都大了:一道《古文字學與歷史科學》的嚇人考題讓人呆怔。黃奇逸一開始也不知所措,於是他自我囑咐:“不能慌!否則這輩子就沒戲了!”擬出12條提綱,一一陳述。結果被徐中舒先生打了95分。成都的報紙為此還做過報導。吳先生也參加了此次考試,專業課僅得幾分。問黃父:“你兒考了多少分?”
“95分。”
“不可能,那題目徐中舒自己都做不下來,那是人做的題呀?”
讀研究生之後,黃奇逸讀書更“痴”,關在一間教室里除了吃飯就是攻讀,夜半方寢。次日聽到同宿舍的喊:“黃奇逸,食堂要收黃桶了,稀飯沒了。”他這才一躍而起。同學們寫出打油詩:“名士風流大不拘,花臉買飯誰憨痴,兩天才洗一把臉,中午漱口何嫌遲?”
畢業答辯中,徐中舒、張政、李學勤、胡厚宣等海內外有重大影響的學者到場,給予黃奇逸較高評價。1980年,黃奇逸畢業留校。徐中舒幾次約談,要他報考自己的博士生。話說到這程度:你就是兩三門不及格,我都要收——當然你不會考成這樣。
黃奇逸思想卻產生“核變”,不想考博。他在參加徐中舒主持的《甲骨文大辭典》編寫中,有機會接觸到海內外匯集於此的十多萬件甲骨文圖片資料,發現舊的研究體系存在問題,“舊方法考釋的每個字,放在甲骨文中去通讀都困難,就是在一個字的隸定上,舊體系也矛盾百出”。一片“粹(784)”的甲骨上,A字舊釋為“今”,小篆中此字作A。與甲骨文字形不類。按“今”的讀法,在多片甲骨文中讀不通;又如“土”,《甲骨文編》舊釋為“有”,理由是“以文義核之,確與有無之有同義”。《甲骨文字典》稱:“字形結構不明,疑為牛字之異構;蓋古以畜牛為有,故借牛以表有義,後世乃以從右持肉為有。字形上,“土”與“有”一點不沾邊,理由上十分牽強。甲骨學舊體系還把與“有”讀音相近的“又、侑、尤、祐”等讀音相近的字,都通假過去。這樣,近千條以前讀不通、講不通的有‘土’的甲骨文,便“無堅不摧,似都可依約定而講通。即便這樣,仍有編號為“游(67)”等的若干甲骨中,不好解釋。
黃奇逸細讀舊體系考釋的所有甲骨文,放回到甲骨中去,沒有一個可以完善到把凡有此字的甲骨文全部讀通的。照約定之法通讀,好則可讀通百分之八、九十;有些半數讀不通,有些則全然不通。
千百條微觀反常現象,使黃奇逸開始懷疑王國維等為代表的“甲骨學體系”,發覺自己曾深信不疑的舊體系是建立在約定基礎上的。先在頭腦中有了先驗的甲骨學模式,即肯定甲骨文是商帝對自己生活中所有問題的卜問,每條甲骨文是一種語言敘述性文字,有此固定概念後,再來拼每個甲骨文單字,看它們在這種模式中適合什麼位置,能約定就千方百計地約定,不能約定的就硬加指派說它是什麼,此種“先輪廊後填充”之法實不可取。“這種模式,是在其基礎沒有被科學地反覆地驗證與審視,經王懿榮、羅振玉這些初始研究者淺淺打量後,是以‘王’字的研究作為開端,並以此建立了整個體系固定的輪廓的。”他們首先把甲骨文中的“王”字隸定為商最高統治者的王字,再加上“1”字的認定,便肯定這是商王卜辭。王卜辭一定,關於商王的一切都該包括在內,學者們一哄而上,“有了這種人眾勢大的固定模式,後繼者王國維及董作賓等都入其套路、定式,不能也不願擺脫與再審視此定式。”
黃奇逸認這,“王”字應是祭品中的“玉”字,商代君主稱帝而不稱王,古代稱謂中,“帝”是高“王”一格的,《史記·殷本紀》說:“周武王遂斬紂頭……其後世貶帝號為王。”《左傳·僖·二十五年》云:“今之王,古之帝也。”典籍上,都只有帝乙、帝辛之稱,沒有稱王乙、王辛的。放在“粹(432)”甲骨中,只有讀成“王陷王”,不通;而“卜(187)”甲骨中,則讀成“王小令”,費解。甚而,還有倒寫成“土”的甲骨,若是君王,誰敢王字倒寫?讀不通的地方,實在太多太多!
疑團成百上千,在編寫《甲骨文大辭典》時,常有磕絆。黃奇逸和諸同學發現某字解釋不通,交徐中舒老師看,徐老也很礙難。於是編寫組定出規矩:只要這個字是甲骨文某大家考釋的,不通都不管,有人負責就行,一有疑難,只須標出“此字,某某先生解釋為……”,再將那一段釋文抄錄即可。
對“殷墟婦好墓”的研究使黃奇逸獲得重大突破。商帝武丁之妻被認定為“婦好”。他卻在《殷墟婦好墓》一書的圖52中,發現兩個銘文“XX”,上下排列、隸定為“子”、“女”的兩字被中間一個“X”字斷開,這還能叫“婦好”嗎?由是想到,所謂“婦好”,不過是學界一種約定。
“我發現甲骨文不是‘卜辭’,而是‘錄辭’,是祭祀問神之後的備忘錄。鄭玄說‘卜日與牲’,《左傳》講,卜問日常事務不須記載,為啥卜問宗教祭祀中的日與牲要記錄?怕以後記不住,對神不敬,面臨災難。因此,上古文化全變了。甲骨文全是祭祀文字,簡單記錄,不是表達生活的日常文字。所以卜辭跟不上語言。孔子以前,存在文字黑洞,使用的是非有效文字。錢玄同就很疑惑:以孔子的才具,咋會寫出《春秋》這樣記錄不清的書?是否假託孔子?實則在那個時代,其他諸子都存在文字能力差、跟不上語言的問題。如果6000多甲骨文都是形聲字,咋能記錄不下古代的歷史?周公《爾雅》以後,才開始用祭祀文字假借標音,改造成日常文字,所以許慎在《說文解字》里有‘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說。傳統的甲骨學研究認為可以從小篆無限上推到春秋、殷商,直到甲金文,我認為不對。尤其兩個民族代換的時候,這種推演更成問題。”如果讀博士,這些想法在徐老那兒肯定通不過。花費幾年,寫一篇自己不同意的論文,可通過,但違心。寫一篇不違心的論文,又通不過,不划算,故而放棄考博,走上艱難而漫長的研究之路。
圈內,黃奇逸以“狂”聞名,最早還應追溯到1982年,剛畢業不久的小人物,不先寫纖雜小文,突然來“莽”的,推出《甲金文王號生稱與諡法問題的研究》,由此把自己推上祭壇。
事關全國幾萬件出土銅器斷代問題。如此多的銅器,都是以幾十個敲得定年代的標準器作為斷代標準。清末國學大師王國維認為做器和活動是同時的,是為“生稱說”,例如一件銅器,有銘文記載:成王與器主在某地活動,成王賞賜主人東西,主人很榮耀。王國維先生曾撰文《蹫敦跋》道是有成王在場,做器時應該是活著的。這樣,該標準器便應是成王時代的器物,學術界均表同意。成為斷代定論。黃奇逸讀《僪敦跋》後,分析王國維當初未看破銘文假象。器主做器,往往滯後若干年,甚至是幾十年,實際到了康王時代,成王生前只稱王,“成”是康王時加的諡號。此類事情,春秋左傳很多,孔子時代,常與季康子活動,季康子生前無“康”字諡號,是後來學生加上去的。因此,黃奇逸認為活動在先,做器在後,銅器上的是身後諡號才解釋得通,是為“死謚說”。
文章一出,學界譁然,大有“輕薄為文哂未休”之唾。客氣的,說“黃奇逸研究問題,有點像理工科”;不客氣的,視之為叫板王國維的斷代標準:“一刀砍到王國維頭上去了,狂!”走在路上,“狂生”難免被詰問:“你的意思是你比王國維還凶?”
“我哪是這意思!”
“你擺的架勢就是這樣!”
對此黃奇逸苦笑:“不想得狂名都不行!”有哪一個狂人,願以20年代價為“狂”字買單?也罷,他乾脆刻下“枉得狂名”、“先覺為狂”兩方印章。
現在,要開創甲骨學新體系,豈不是狂之又狂!黃奇逸開始另立門戶寫作《商周研究之批判》、《歷史的荒原》,內心卻痛苦乃至絕望!“你是在摧毀自己原有的知識結構,面對上百偉大學者,告別好大一個神壇,另設祭壇,這是對的嗎?”王國維是徐中舒的老師,自己是徐中舒的學生,背逆師爺另闢蹊徑?逆向探索,求索比順接更須付出代價。寫作中,上百次地停筆,不願往前走,無數次自問:“你的發現是真的嗎?和曾經頂禮膜拜的人爭鋒,該走這條路嗎?”理智認可自己的發現,感情卻不認可,常常想得淚流滿面,瘋子一般。
甲骨學難道就該停止在某個既定的頁碼上,永不翻開新頁?中國文化傳承中,“因循枷”永不可解?最失意的是找不到人討論,事事獨悶於胸,渾如天地一沙鷗。身的孤獨,是一種原罪,心的孤獨,是罪之重罰。否定了舊的,新體系又如何建立?唯有在逐年批判中逐年完善。
助教一職,黃奇逸就幹了8年。講師一職,又原地踏步17年。月入一千多元,和同窗狠狠的差了幾個等級,收入只及人家三分之一。學術論文無處發表,說得對的也被當作“狂話”。任何評獎,盡皆無份。申請學術基金,更談不上。按理,這么大一個課題,不論學者持何種觀點,都是有價值的。黃奇逸最初也申報過一次,石沉大海。由此他搖頭:“換個人,可能想一晚上,選題就能報準,我研究了十多年,還上不了篩選名單!”於是他死心。住房,只有和別人合住一間午休房的資格。懶人見棄於世,忙人怎也多舛?大時代也能誕生如此弱勢的學人?一個“狂”字,足以打發似水年華。黃奇逸體味了人生重大的挫折感:“我這一生的學術生命,可能打水漂!”雖然悲哀,旋又寬解:“其實每個人都在打水漂,包括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因為每個人前行的時候都被人修正。”
研究歸研究,成型的甲骨學大課,還得按既有的講。黃奇逸有趣,不講甲骨學,卻開設史學名著課,講《論語》、《老子》,偶有“孔子更勝於雷鋒”一類發飆之語:“孔子的東西讓人思考:為什麼該這樣?雷鋒則不勞人思考:就該這樣。”涉及甲骨學,必講一兩段逆反之義,賺得許多掌聲。平常不形於色,一上講台謙謙之態讓位於咄咄之氣。他語音洪亮,快語滿屋,不乏得理不讓的霸氣。講課魅力有種超越學科的吸引,即使隔行的人,也會聽得津津有味。
學術第一,家庭第二,是黃奇逸的活法。沉潛故紙,不理家政,有礙和諧。夫人也是優秀的職場女性,大家都忙,誰來理家?黃奇逸語氣獨尊:“我正在做一項重大研究,我不做,就沒人去做,而你的工作,別人可以代替。”沖話觸痛人,一日夫人告之:“《歷史的荒原》書稿被我燒了。”黃奇逸如五雷轟頂,家中一陣瘋找,沒有!徐中舒先生已作古,甲骨圖片資料因物歸原主而散去,書稿無法重寫。接連四天,他如失常一般,呆坐於火車南站,人潮滾滾,氣笛如牛。世界紛繁,身畔清冷。天空澄明,目光迷離。你是不是弄錯了年代?放諸胡適先生“多研究些問題”的語境中也行。看匆匆過客,覺得誰都比自己幸福。人生識字,怕真是糊塗之始!人生太沒意思了,遂萌生臥軌之念。絕望之極,夫人解壓:“書稿沒燒,只是藏起來了。”黃奇逸絕後重生般直叫:“快點拿來!快點拿來!”最終,二人勞燕分飛。
“錯藥”,是為迂人準備的。孤身一人,寫《歷史的荒原》如獨坐荒原。住單身宿舍,做一次飯,當幾天餐。街邊小面、便宜快餐,成家常便飯。按黃奇逸的說法:“一輩子不想用電腦。電腦上寫,沒有重謄的過程。而重謄是邏輯再審視。文章寫得不能再改了,重謄都能改動。所以我的書稿,至少謄三遍。”寫作形同文火煨湯,每天上午寫上幾百字,下午泡茶館看書,是為邊寫邊補充,防止被掏空。黃奇逸不怕慢,樂意慢。“我感覺,越慢的東西來得越好,越寫越快恐越寫越孬,蘇東坡時代毛筆夠慢好文章卻出來了,多產則不精,為求精我情願低產。”放著電腦不用,天天伏案寫字,想必不輕鬆。黃奇逸承認不是一般的累:“累得筋疲力盡,才有幸福感!”
1993年,50多萬字的《歷史的荒原》成稿,黃奇逸一身浮腫,血壓升高,失眠無力,腎部如頂起兩砣石頭,胃幾乎喪失消化功能。醫生診斷為極度腎陽虛:“再不停止,一周內連命都出脫!”開出三個方子:放下工作、改善一伙食、運動鍛鍊。黃奇逸把工作量減少1/3,加強走路鍛鍊,甚至和學生一起走路去龍泉驛,一天打來回。一伙食上,學校的住處沒有火頭,去找父親撩起褲腳:“爸,你看我的腳都腫了!”從此,黃奇逸天天去老父處做飯。
一天,黃奇逸在川大文科樓寫作至晚上九時,直到有人喊:“晚飯吃得了!一棟樓燈都關完了!”他方才收筆。出校門,沿錦江而行,過九眼橋,腹中已是肌腸轆轆。尋常巷陌有賣豆花飯的,然而最後一家豆花飯小店都已關門。驀見街邊有幾位同學正和老闆品茗,一陣招呼:“喝茶喝茶!”他說:“飯還沒有吃哩。”在座一位丁老闆很熱情:“正好,這兒有牛肉夾鍋魁。”一來二去,黃奇逸和丁老闆熟了。丁老闆通翰墨,知書懂文,喜歡和文化人扎堆:“奇逸先生,我看你是性情中人,得空就來我家坐坐。我住十九中。”
“太巧了!我也住那裡。”黃奇逸的老父就住十九中。隔日晚飯時分,有人來門前呼喚——竟是丁老闆設下家宴,特來相邀。頗有幾分杜甫當年“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的境況。丁夫人是川菜高手,烹飪可口。周末,諸同學也來丁家聚首,有的還自帶碟子播放。道文論時,奪席談經。黃奇逸也是語健之人,卻從不談甲骨學,而是參談別人所長,腹中藏卷,皆能深說,甚而還可賣弄。
仁厚的丁老闆,深知黃奇逸困窘,隔三岔五就請他到家中吃飯。兩三年間,黃奇逸都是常邀食客。丁傢伙食豐盛,飯後丁老闆夫婦還陪他散步。如此一來,身體明顯見好。後來,丁老闆因病過世,黃奇逸在靈前跪地而泣。另有一位企業家也歡迎黃奇逸這位食客,專門叮囑:“你每次一定要五點半來,六點之後,就只有剩飯剩菜了!”
學術著作不賺錢,普遍存在“出版難”。《歷史的荒原》要變成鉛字,作者至少要承擔1.5萬元的合作出版費用,這還是最關照的——時逢歲末,出版社尚有幾個書號,年底不用,過期作廢。“書號算白給,印工費總得付。”社長說。黃奇逸很鬱悶:一萬五,到哪裡去弄?天生我才必有人助,一位自幼相識、私交甚厚的朋友耐心聽完這本“黃氏怪書”的內容後,甚為嘉許:“好書嘛!邏輯扣得很緊,算個大突破。”黃奇逸發狠:“我可能活不了好久,誰幫我出了書,馬上死了都值!”
老同學向房地產商羅玉文力薦。羅先生道:資助,沒問題。但地產商說起來有錢,流動資金有時候卻“分文沒有”。翹望數月,1.5萬元在哪裡?羅老闆一狠心,從自家存款里取錢:“錢緊得很,1.5萬元拖到現在。”黃奇逸已經很感動,羅先生逗趣:“黃老師,手抖不抖?這輩子有沒有一次拿過上萬元?”後來,二人成了要好的朋友,羅先生生意也不做了:“年輕時,想錢得很,現在有錢了肚皮里貨少,很悲哀呀!想讀書得很,乾脆跟著你讀書。”《歷史的荒原》推出僅一月,一千冊就銷售一空。
1995年,黃奇逸的《歷史的荒原》一書出版後,有人提醒:“你該申報副教授了。”黃奇逸的倔勁又上來了:“要當就當教授,就憑這本著作,也遠遠是教授以上的水平!”因此,每次申報他都報教授。直接躍兩級,學校向無先例。黃奇逸說:“副教授?我不要!就當老講師,我少年時的啟蒙老師徐仁甫,在四川師範大學也只是講師。”
就是這位徐仁甫先生,初次見面就以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名言激勵他:“啥都弄得好的人,絕對做不出大事。很多先哲,都是淒悽慘慘的。”“大任”之說很悲壯,弄不好也會迂人,足以鑄造知識分子的清流品格。性格即命運,雖然有些宿命,但是事實。要選說話直白、脫口而出的人物,非黃奇逸莫屬。其人從小率真,又扎進書齋自成一統,同外界隔絕,連修煉性格的時間都自我剝奪掉。也許,大學該是廣納天下奇才、最能容忍學術怪人的地方,就像當年德國學院集納尼采、叔本華這類的思想者一樣,思想者只有在不羈的生態中誕生。尤其是一個重大探索的初始階段,探索者身處草莽而不被看好,學府應該是“性格即命運”的終結地。
甲骨學新體系已足以使一個人耗費終生精力,黃奇逸卻又同時在“第二戰場”折騰。“我的學術體系是兩方面:除甲骨學外,另一個是上古文化新結構,和司馬遷《史記》的結構不同,司馬遷主要是以人物、事件過程來講古史,我所研究的上古文化體系,主要談古代人類精神與文化結構。”他認為上古文化一直籠罩在“儒家解釋體系”下,“其要害是宣傳今不如古,這是把以往落後生存狀況下人們不得不相互依存的關係,完全解釋成人們敬恭遜讓自覺遵守的一種社會精神與美德;把遠古君王在惡劣自然條件下不得不勤政勞苦的形象,完全解釋成君王們自覺自愿的一種‘內聖外王’的享受。”為避免舊有的思維定勢,黃奇逸確立了“四維”眼光:第一維,事件;第二維,事件、制度與精神在時空中的變化與流程;第三維,事件、制度後面主宰上古文化的宗教精神;第四維,無文字與“非有效文字”伴隨下的口頭傳說與歷史種種的變相形體。“有了全方位的四維觀察與討論,上古史才能顯現出更真實的面目。”
黃奇逸自費前去司馬遷墓拜謁,但見門可羅雀。守門人問他從哪裡來,聽說是成都的很詫異:“這兒鬼都沒一個,你還那么遠跑來看。”墓園內野草叢生,僅有幾個割草人。墓在山上,面對黃河,氣勢不凡,是司馬遷自選的地方。繞墓,撫土,黃奇逸跪下磕了九個響頭。累了他一頭靠在石碑上睡了過去。懵懂中醒來,看到清代畢沅手書的墓碑,才想起今夕是何夕。而他研究的上古文化體系,是想對這位偉大史家形成補充!
他還到了邙山。“死葬邙山”使這裡成了北方墓場。在此面向黃河,黃奇逸對自己的一些想法進行了驗證。他認為,《詩經》的產生具有“共同的背景原型”,並將“詩三百”全部歸於祭祀時的祭歌、輓歌和宗教神歌,在《歷史的荒原》一書中,他運用了大量的文獻學、人類學、訓詁學知識,逐一將《國風》、《小雅》中150首詩置於這一“共同的背景原型”中探討。眾所周知的《周南·關睢》詩,原是一首祭祀長詩,追述自己與亡妻過去的懿行韻事,只是後來被蒐集整理時刪節了。證據之一是《史記·孔子世家》說:“《關睢》之亂以為《風》始。”“亂”是詩、賦的卒章,現存的《關睢》沒有“亂辭”,古代很可能是有的,只是被刪了。證據之二是《論語·八佾》:“子曰:《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關睢》詩中,不見一點哀戚之情,孔子說它“哀而不傷”,可見它只是祭歌中的一段,復原全貌,應該是有悲情的。清代學者為了解釋“哀而不傷”,費盡心力,多到上百種猜想,卻沒有想到“詩三百”的背景原型是祭歌與輓歌。
“關關睢鳩,在河之洲”,河,應是黃河,吟者所站之地應該就是墳場邙山,黃奇逸在這裡恰好就聽到了河洲水鳥叫聲。男子應在祭奠他心愛的女子,回憶當初如何追求她。北邙山處於陰位,幾千年都是埋葬之地。《關睢》屬祭祀時吟頌之歌。而不是“淫奔”詩。
大量出土過甲骨的河南小屯,他也去了。他看過歷次考古報告,只發現大型墓葬,未見大型宮殿、城池遺址。問當地管理站人員,何以僅憑墓葬就認定這裡是殷朝王都?管理站人員語焉不詳。舊體系覺得,占卜後甲骨歸檔管理,所以這裡是殷都。小屯為祭場、墳場,故這裡只出土宗教祭祀甲骨。按墓葬在北之列,周武王由南邊進攻牧野之事,殷代都城恐應在小屯之南,牧野之北。但他說個人力量有限,只有留待別人來研究。
繼《歷史的荒原》之後,75萬字的《商周研究之批判》又在疾書中。他這么拚命,關心者看不下去:“黃奇逸要得啥子,完全把自己當小伙子!”他依然如故。“每天整得筋疲力盡才舒服,否則當天就太可惜了,太陽是給人家升起的!”進入2000年以後,又過了幾年,這位徐中舒八十年代的得意門生還是個講師。國內史學界開會,很多人都奇怪地問:“這是怎么回事?”
2005年,他再次申報教授,獲各級評審會通過,校方有關領導也同意升兩級。碰見領導,黃奇逸致謝。領導說:“不是我做工作,是你的書自己給自己做了工作,看過書的人也都認為該升兩級。”成了教授,工資住房稍得改善。系裡大力支持出書,《歷史的荒原》擴充到75萬字,加上《商周研究之批判》,計150萬字,兩書合為《洪荒孤棹》上下集,交由四川巴蜀書社出版,近期即將推出。
我的老師黃奇逸先生——作者:李萬生
有多位研究甲骨學和商周史的朋友對我說到黃奇逸先生時,都說:“黃先生人如其名,既‘奇’又‘逸’。”但都沒有明說為什麼“奇”和“逸”。這是因為他們都知道我了解黃先生,不需要就這兩字的含義作出說明。他們為什麼說黃先生既“奇”又“逸”呢?我猜想,是因為他們讀黃先生的文章,感覺到黃先生的才氣大,寫的學術文章很有氣魄,論述嚴密,且很有可讀性。我認為他們的看法是對的,但很不夠,因為他們對黃先生的了解遠沒有我的了解全面。可以說,他們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認為黃先生的“奇”和“逸”,在於他不願做小家子的學問,而他的素養又足以使他把學問做的很好。
除了本行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外,黃先生能寫很好的詩,能填很好的詞,能寫很好的散文,又寫小說,寫哲學書,還習書法,也畫畫。這樣的多面手,今天能有多少?黃先生的書、畫未能與古人爭位,但在不斷的學習,小說和哲學書我還沒有讀到,不便發表意見,至於他的詩、詞、散文我都是讀過的,我認為“很好”。因此,他寫學術文章能把哲學的邃密、詩詞的精練、散文的活潑、小說的舒展等特點集中起來,於是人們便感到了他的“奇”和“逸”。據我的了解,至少在現在的甲骨學和商周史學界,就才華而言,未有能與黃先生相比的。
黃先生的“奇”和“逸”也體現在他的喜好遊覽名山大川上。他遊覽了許多名山大川,每次遊覽都有大量的詩作產生,間或也有散文寫出,因為他注意觀察思考,不是走馬觀花。
黃先生每次出遊,都總是乘坐最差的交通工具。比如說乘汽車,他要乘票價最低的。這不全因他薪水微薄,要節省錢,而是因為這樣的汽車上“閒雜人員”多,他和這些人閒聊,能知道很多東西。比如說乘火車,他一律買硬座,也是因為硬座車廂里“閒雜人員”多,可以與這些人閒聊。買不到座號,也沒有關係,帶幾張報紙,上車後將報紙往地上一鋪,坐在地上,就開始了與“閒雜人員”的閒聊。如果困了,就將報紙鋪在有座號的乘客的座位底下,呼呼大睡。醒來後照舊與“閒雜人員”閒聊。
閒聊不是他的活動的全部。如果有靈感了,他就開始寫散文或詩。為了不被打擾,他往往離開那些可愛的“閒雜人員”,躲到兩節車廂的連線處,坐在地上寫。1986年冬他從西安回成都,寫了兩千多行的長詩《飛雪中的長安》。這詩就是躲到兩節車廂的連線處,坐在地上寫的。
如果在山上或農田邊,他總是滿臉堆笑的向他遇到的人問這問那。“大爺”、“大娘”、“大嬸”、“老兄”、“兄弟”、“小朋友”……隨著他燦爛真摯的笑容首先叫出,所以沒有不滿意回答的。所以,他的旅途總是很愉快。
他旅行到一地,喜歡逛該地的自由市場。他觀察市場的方方面面,同各種各樣的生意人說話。所以,每次逛市場回來,他對諸如物價、市面、人情等等的了解,常常會讓當地人大為稱奇。
黃先生出遊,絕大多數都是他一人。偶或幾人出遊,但到一地後,他總喜歡和同伴約好某時在某地見面,然後就奔他喜歡的目的地去了。
讀者已經知道黃先生是非常隨和的人。這是對的。我就這么以為。但有人說黃先生很孤傲。隨和和孤傲,很矛盾。但在黃先生那裡卻又很統一。這應該也是他的“奇”和“逸”的地方。
對學生,對小百姓,對乞丐,他總是很隨和。但對他認為討厭的領導、心術不正的人或他覺得討厭的人,他就很孤傲;即使這些人迎面向他走來,他會眼睛看天而藐然走開,如果那些人要與他打招呼,他會一面輕蔑的笑笑,一面加快腳步離開。
所以,黃先生到底隨和還是孤傲,不和他深交的人不是很清楚。
黃先生1980年從名師徐中舒先生處以優異成績畢業,獲碩士學位,在學術上已經有很高的成就,他教過的學生,有的已經是正教授,但他現在仍然是講師。他不以為意。他天天上午寫作,下午到一個偏僻地方的茶館喝茶、看書,晚上或者找好友海闊天空的談天,或者獨自在自己的屋裡寫寫字,畫畫畫。
黃先生未當教授,仍然屈居講師之位,有兩種說法:一是因為現在的學術界壓制他,不承認他的研究成果,一是他要求由講師直升正教授,不能有副教授這階段,而學校不同意。他為什麼要求由講師直升正教授呢?據說這是因為他的學生都有當正教授的,自己成就又很高,決非做正教授的學生所能比,因而當副教授很是羞辱。這兩種說法,哪種更近真實,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問過他,他自己也好象不大願意說這事。我每次和他通信和電話時,他說得多的是:“不要著急,不要著急,我們是要和古人爭位,不是和今人爭位。”他指的是學術上和古人爭位。
好了,讀者一定想知道黃先生的籍貫和出生等情況了吧。
黃先生是四川井研人。與清末的經學大師廖平是同鄉。
黃先生出生書香門第,父親是大學老師,母親是中學老師。但他國中似未畢業就“上山下鄉”了。恢復高考後,他直接作了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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