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存信

高存信（1915—1996）遼寧開原市人，1938年參加八路軍。解放戰爭時任華北軍區特種兵部隊司令，解放後任炮兵學院副院長、院長。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等職。1955年授陸軍少將軍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高存信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出生地：遼寧開原市
• 出生日期：1915
• 逝世日期：1996
• 職業：軍人
• 畢業院校：黃埔軍校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二級獨立自由勳章，解放勳章
  1955年授陸軍少將軍銜
• 軍銜：少將

人物簡介

高存信　一九三六年黃埔軍校炮科畢業，一九三八年參加八路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隊長兼軍事主任教員，東北幹部隊政治指導員，冀中軍區司令部作戰科科長，幹部教導團副團長，晉察冀軍區幹部總隊總隊長，冀中軍區司令部作戰科科長、聯絡科科長，晉察冀軍區炮兵幹部訓練隊隊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軍區炮兵團團長，炮兵旅旅長，華北軍區特種兵部隊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北軍區炮兵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副參謀長兼華北軍區炮兵司令員，中國人民志願軍炮兵司令員，解放軍軍事學院炮兵系主任，炮兵學院副院長、院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人物生平

原人民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
高存信同志是遼寧開原人。他1933年考入黃埔軍校，1936年到東北軍任排長。1938年到陝北進入抗日軍政大學任軍事教員，當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任抗大行政幹部政治隊隊長、冀中軍區司令部作戰科科長、晉察冀軍區炮兵幹部訓練隊隊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他先後任團長、旅長、華北軍區特種兵部隊司令員等職，參加了綏遠、大同、易滿、保南、清風店、新保全以及解放張家口、太原、平津等戰役。新中國成立後，他歷任華北軍區炮兵司令員，軍委炮兵副參謀長兼華北軍區炮兵司令員，中國人民志願軍炮兵司令員兼華北軍區炮兵司令員，南京軍事學院炮兵系主任，炮兵學院副院長、院長等職。他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十年動亂期間，他與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高存信同志在我軍教育戰線上奮鬥了幾十年，為我軍炮兵現代化及炮兵院校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是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他十分關心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水利建設，關心國家的統一，積極開展統戰工作。
高存信同志始終保持和發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他堅持原則，顧全大局；工作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作風民主，公道正派；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廉潔奉公，不謀私利，處處表現出一位老黨員的革命本色。
高存信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1996年12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人物事跡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到今天已整整五十年了。在這五十年里，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年全國成千上萬的青年，投筆從戎，立志抗日救國，雲集革命勝地延安。那種刻苦學習，緊張工作，團結活潑，如火如荼的戰鬥生活，猶如昨日。當前紀念抗戰五十周年之際，使高存信回憶起在延安的革命歲月。

為抗日投奔延安

“七七”抗戰，東北軍炮六旅由洛陽開赴平漢線北段，配合步兵投入抗擊日寇沿平漢路南下的作戰，不料在日寇大舉進攻中，形成難以收拾的大潰退局面。一連串的敗仗，高存信原來依靠東北軍打回老家去的宿願幻滅了。十月初，傳來了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的勝利，殲滅日軍板垣師團一千餘人。接著八路軍在華北又取得了廣靈伏擊戰和夜襲陽明堡日軍飛機場等—系列鼓舞人心的勝利。高存信感到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真能抗日，我把打回老家去的願望，轉而寄托在八路軍身上了。經劉瀾波，家父高崇民請示當時在武漢的周恩來同志，他親筆寫信介紹我去八路軍總部炮兵團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高存信到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高存信請求先到延安抗大學習一期，經辦事處伍雲甫主任同意，一九三八年一日七日，高存信到延安進了抗大。正趕上抗大迅猛發展時期，這年先後成立了八個大隊，教員奇缺，因此，領導上決定高存信在抗大當軍事教員，從而開始了抗大的新生活。

我在抗大四大隊任軍事教員，擔任射擊課，教學步槍。當時，我抗戰熱情很高，幾乎每天都一面教課一面選聽政治課，也不覺得累，心情還很舒暢。至延安後和在抗大所接觸到的人和事，所看到的延安社會狀況，與我在舊軍隊所經歷的大不相同，這裡完全是嶄新的。延安所有的人抗戰熱情都非常高，到處都可以聽到《大刀進行曲》、《游擊隊歌》等抗戰歌聲。尤其聽到“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全都靠我們自己擔承……同學們，努力學習……積極工作……象黃河之水洶湧澎湃……把日寇驅逐於國土之東……”、“抗大校歌”以及“畢業歌”等，更是激動人心，鼓舞鬥志。學校里政治上民主，思想上自由，學習方法和行政制度方面都是靠學員的自覺性。在人與人的關係上，處處體現著人人平等，官兵平等的優良傳統。特別是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對辦抗大非常重視，為了培養抗日幹部，他們都是在百忙之中親自到抗大作報告、講課，參加開學、畢業典禮等活動。我在四大隊工作僅兩個多月時間，毛澤東、朱德等領導同志的講話、報告，我都聽到了，使我受到極為深刻的教育。當時，我還選聽了時事政策、大眾哲學、社會發展史等政治課，從而對共產黨，對黨的領導人，和它所領導的抗大、八路軍，在認識上又有了新的提高，發自我內心的崇敬、欽佩，擁護的思想已初步地樹立起來了。並確認東北人要抗戰打回老家去，一定要跟共產黨走，一定要在八路軍中乾。

難忘的革命熔爐

一九三八年三月底，我隨一大隊(四大隊改編的)由延安遷到瓦窯堡。大隊長蘇振華，政治委員胡躍邦、副大隊長詹才芳，政治處主任王赤軍，政治主任教員張如心，軍事教育主任胡道全，他們都是紅軍老幹部。軍事教員中有王文科、袁慶才、李一、倪景陽、吉志銳等同志，還有軍事教員幹事潘焱(後任隊長)，政治處的股長、幹事有周子健、趙正洪、牛克倫等；政治教員有任白戈、郭奇、彭友今等。我們這些同志都住在大隊部，編在一個黨支部。政治指導員是羅應懷同志。各支隊長，教導員、學員隊隊長，政治指導員大都是紅軍幹部，經過學習畢業留校工作。他們都兼任本隊的軍事、政治教員，教育、行政、思想政治工作，都集中在幾個隊幹部身上。這是抗大在組織體制上一個突出特點，是保證取得教學優異成績的好體制。

到瓦窯堡後，我除繼續教射擊課外，還教炮兵常識，軍事地形學，最後還教戰術課。此時期，是我授課任務最多最緊張的時期，也是我在抗大教學工作中發揮作用最大的一個時期。對我個人來說，這一年，是我在革命熔爐抗大得到哺育，受到培養教育，經受鍛鍊，從理論和實踐中接受了共主義思想，從而確立了革命人生觀——參加中國共產黨。這是我革命一生中具有關鍵性的一年。今天回憶起來，從大隊長，政委起，對大家的言傳身教，對我的幫助都是十分感人的。軍事教育幹事潘焱同志，是紅四方面軍幹部，他擔任全大隊軍事教育、行政工作。在延安時，他與我同住一個屋子，經常給我講一些紅軍過去的情況和共產黨八路軍現在的情況，使我懂得許多革命道理，知道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組織，八路軍是勞動民眾的軍隊。他對我幫助很大，直至成為我的入黨介紹人之一。而他個人在生活上很艱苦，

在嚴冬臘月，身上只穿著一身棉花很薄的空心棉衣褲，夜間只有一床薄被，什麼鋪的都沒有，貼著冷炕席而眠，從來沒聽他說過一個冷字、一個苦字，這種共產黨人的形象，使我非常欽佩和感動。我把我的毛毯打開倆人鋪用，絨衣也送給他穿。回憶起當年抗大那種親密無間、互相幫助的同志關係，那種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的生氣勃勃的生活環境，真是令人無限神往。軍事教員王文科是東北同鄉，他教戰術課，是黃埔軍校十期步兵科畢業，分在東北軍擔任排長工作，西安事變時接受聯合紅軍共同抗日的思想。東北軍在東調豫、皖之前，王文科投奔了紅軍，到抗大學習了一期。我到抗大時，他已當了軍事教員，他給我的幫助很大，教我怎樣當教員，怎么備課?怎么了解學員?還介紹備課不僅自己在屋裡從書本上備，一定要到學員中去備，特別要了解他們有什麼要求，思想狀況怎樣。另外，在我入黨問題上，也給我很大幫助。他以本身經驗給我介紹，入黨首先要自己提出要求，告訴我要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嚴格要求自己，注意改造思想。生活會上要敢於自我批評，檢查自己的思想狀況。要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學習上按黨員標準來要求自己等，因此，他也就成為我入黨的介紹人之一了。

到瓦窯堡和我住在一個屋的也是東北同鄉倪景陽同志。他是由新疆來的東北抗日聯軍的幹部，他教炮兵常識課，我也教炮兵常識課，所以在備課時，互相研究，共同商討，效果比較好。他是黨支部副書記，很能吃苦，處處以身作則。在民眾中很有威信。在他身上我學到了怎樣做一個黨的基層幹部的作風。在抗大工作的同志們，政治思想上所以進步較快，教學工作成績之所以較好，與同志們互相幫助和經常自我檢查是分不開的。抗大的生活管理和學習制度，主要是依靠個人自覺，依靠同志們互幫互學，互管互教。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這是抗大特有的好制度、好傳統。

我原來是要求到抗大學習的，因為抗大缺教員，幾經談話，最後羅瑞卿副校長找我談話才說服了我，他讓我一面工作一面學習政治。抗大對在職幹部的培養是十分重視的，建立有經常的在職幹部學習制度，有計畫有總結。每天學習兩個小時，全體在職幹部停止辦公一律參加學習，必須上課的教員，課後自己補學。所以我也安心工作，認真堅持政治學習。學習方法是先由教員上學習輔導課，爾後自己按規定的時間看書。在看書過程中即按予先發下的討論題進行準備，爾後在小組進行討論，最後再由教員根據討論情況和提出的問題作學習小結和講解答覆問題。每門課結束時大都進行一次開卷考試，著重闡述對理論原則的理解。我學習的政治理論方面的幾門課程，如列寧主義問題、社會科學概論、共產黨宣言、哲學、政治經濟學等，都是通過在職學習的。我從基本理論上已初步懂得社會發展規律和共產黨奮鬥的道路和目標，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產生了信仰，決心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奮鬥到底。於是我向組織提出了加入共產黨的申請，經過組織上對我的各方面的考查之後，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光榮地加入了共產黨。

光榮的抗大教員

“開飯館要有好廚師，辦學校要有好教員。”學校各級領導，都非常重視對教員的選擇與培養。但是有的教員不願當教員，願到戰鬥部隊去。毛澤東主席給教員們講話曾講過：“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這個教員”，“教員是最無私的，一不謀官，二不為利，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革命，獻給了人民，樂得桃李滿天下，樂得青出於蘭而勝於蘭，這是當教員的光榮”。他還說：“教育工作就是革命工作”、“教育事業是非常光榮的事業”。他讓同志們想一想：“你們在抗大當教員，每個隊七、八十人，如果他們都當連長，就是七、八十個連，如果都當營長，就是七、八十個營，如果當團長、師長呢?……”毛澤東同志從革命利益引伸到當教員的光榮和責任，講得十分透徹，使大家深得教益，曾不安心作教員工作的也都安心了。抗大還重視在實際工作中提高教員的政治地位，扶持教員的威信。教員參加的會議比一般行政幹部要多，有時為照顧教員的備課，在生產勞動時間上也有所減少。生活上，在延安那種艱苦條件下，還不時給教員發些大米、麵粉、雞蛋、煙等。在抗大尊師之風已普遍樹立。抗大的教員們都感到無上光榮。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一大隊開展創造“斯達漢諾夫”的革命競賽運動。歷時近三個月，對調動全大隊教職學員的積極性，推動整個教學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以後被學校推廣。“斯達漢諾夫”運動，對教員要求是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學原則，要保證學員聽起來易記、好懂、能理解、會運用。我所教的學員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對象：一支隊三個隊，三百多人，都是工農出身的，有實際戰鬥經驗的原紅軍的團職幹部；二、三支隊共七個隊，七百多人，都是自願來抗大，追求革命真理，學習自覺性很強，抗戰熱情很高的青年學生。在開展“斯達漢諾夫”的競賽運動中，為了達到大隊領導對教學效果的要求，我們教員都是千方百計想辦法把自己擔任的課程教好。當時教學條件很差，沒有什麼教具，有塊黑板就算不錯了。我給一支隊學員講軍事地形課，學員們對現地的地形、地貌、地物都很熟悉，但不會看地圖，更談不上套用了。而學軍事地形學的目的，就是為了會用軍事地形圖，作地形判斷和進行戰鬥部署與指揮。為了幫助工農學員突破地形學這一難關，我找來一個大蘿蔔，把它刻削成一座山的形狀，然後再切成一樣厚度的幾個橫斷面，以此作山的模型，講解地圖上的曲線；講“等高線”時，把蘿蔔一片一片的擺開，一片就代表一個“等高線”，一個“等高線”按比例尺大小規定等高值多少，如五十米高吧，再迭上一片，這又是一個“等高線”，又增加五十米，這樣一片一片蘿蔔(等高線)擺上去，就成了三百米或八百米的一座山。用這種辦法講解之後，學員們對曲線、“等高線”也就清楚了，也會用地形圖計算山有多高了，使用地圖的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給青年學生隊教地形課，他們有文化，理解的很快，但他們缺少實戰經驗，對判斷利用地形是他們的難點，這就需要把各種地形、地物在軍事上的價值和利用方法等都要詳

細講清楚才行。青年學生喜歡從理論上追根問底，所以，我給他們講射擊課，講射彈散布原理，以及利用勾股弦定律測量射擊距離和修正偏差量等，都要從三角、幾何方面作好準備，以便和學員們從原理上進行研究與證明。由於教員的共同努力，學員學習成績都比較好，在“斯達漢諾夫”競賽運動中，我和其他不少教員曾榮獲“斯達漢諾夫”光榮稱號。

奔向抗日前線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大隊遷回延安，將原一大隊二支隊已畢業同學，選擇一部分留校繼續深造，組成兩個高級隊。一隊培養軍事幹部，隊長兼軍事教員王文科；二隊培養政治幹部，我任隊長兼軍事教員。對王文科和我的任用，並沒有因為我們都是來自黃埔軍校，參加過國民黨而有兩樣看待，都是一視同仁，完全靠個人的表現和工作成績，而獲得組織與民眾的信任。一九三九年夏初，中央已決定抗大總校挺進敵後到抗日根據地辦學。同時，黨中央決定的由張學思同志領導的東北幹部隊已基本籌建起來，組織上決定調我去東北幹部隊任隊長，繼續留在延安。東北幹部隊編為延安抗大三分校，直屬第二隊，習慣稱之為東乾隊，住延安寶塔山上的窯洞內。予定學習半年挺進敵後，組建部隊伺機向東北進軍。東乾隊的學員都是從全國各地來的，有的是在東北軍工作過，有的是東北大學、東北中學和東北中山中學的學生。他們到延安來，自願報名經組織批准調到東乾隊的。全隊八十多人。一九三九年七月開始執行半年的訓練計畫。軍事方面重點學習游擊戰術、軍事辯證法，毛主席《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政治方面主要是學習《社會科學概論》，《列寧主義問題》。軍政課的教員除抗大三分校給選派外，還外請了許多有經驗的領導同志， 如吳玉章講中國革命運動史，王若飛講馬列主義和華北問題，郭化若講戰略學，還有楊松與李延祿講世界革命運動史、日本問題、東北問題等。在學習方法上，我們完全繼承和發揚了抗大已有的優良學風，強調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原則。一九三九年底， 因敵後形勢的原因，確定延長學習時間，又制定了半年學習計畫。政治課增加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政治經濟學》，《矛盾論》；軍事課增加了《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等內容。到七、八兩個月準備向敵後挺進的時候，更著重解決參加敵後鬥爭的實際能力的提高，專請從敵後回到延安的領導同志，如宋時輪、舒同、孫志遠等同志，作實際工作情況和敵後游擊戰爭情況的報告。學習效果很好，給以後參加敵後的殘酷鬥爭提供了好經驗。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間，張學思同志已畢業回東乾隊任隊長，我改任軍事教員。學思同志和指導員徐健生密切配合，隊里的工作大為加強。學思同志對工作抓的很緊，對日常生活也要求比較嚴，無論工作、生活、學習，他都以身作則，起帶頭作用，背糧背柴，生產勞動，總是和大家一齊乾。全隊同誌異口同聲地稱讚他“真不像軍閥家庭出身的人了，完全變成為一個很有修養的共產黨的幹部了”。東乾隊通過在抗大三分校的這座“革命熔爐”里生活、學習一年多，不僅在軍事、政治理論方面打下了一定基礎，特別是增強了黨性，樹立了共產主義事業必勝的堅強信念和為黨的事業而犧牲奮鬥的決心。東乾隊的學員是來自十三個省、市，同志們把艱苦、危險已置之度外，一心要到最艱險的東北，為驅逐日寇，解放東北，解放全中國而奮鬥。當時全隊團結一致，思想統一，革命幹勁十足，組織紀律性很強。在抗大三分校的一些集體活動中，東乾隊這個小隊伍，走起路來步伐整齊，唱起歌來雄壯嘹亮，文體工作都很活躍，充分體現了抗大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東乾隊在抗大三分校曾被評為模範隊。一九四O年九月，我又改任為東乾隊的政治指導員，與張學思隊長共同帶領全隊同志武裝整隊出發，向肅穆矗立的寶塔山告別，向抗大母校告別，踏上奔向敵後的征程。

當今，“抗大”已成為歷史名稱，但其優良革命傳統與作風，以及愛國主義和革命精神之發揚，乃是人們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撫今追昔，莫不如此。萬眾一心奔四化，“抗大”傳統不可丟。

個人著作

《炮兵的發展和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的作用》

《對戰爭初期炮兵的運用》

《往事回憶》

《白山黑水憶將軍》

《在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