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塔納塞·若冉

阿塔納塞·若冉

阿塔納塞·若冉(Athanase Joja;1904年6月3日——1972年11月8日)

羅馬尼亞無產階級革命家、哲學家、邏輯學家、教育家、外交家、黨務和國務活動家,歐洲反法西斯運動和世界人民保衛和平運動活動家。前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兼教育和文化部長、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務委員會委員,羅馬尼亞科學院院長。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博士,教授。

基本介紹

人物傳記,革命活動,政治和學術生涯,榮譽,理論學說,著作,

人物傳記

革命活動

1904年6月3日生於生於布加勒斯特。若冉早年就讀於布加勒斯特大學法律與古典文獻學系,1928年獲法學博士學位。1928年在伊爾福夫律師公會當註冊律師,在20世紀30、40年代,公開發表文章,論述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法。1930年任羅馬尼亞反法西斯運動書記,1931年加入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1948年與羅共合併),1935年任羅馬尼亞社民黨布加勒斯特市委員會委員和“青年社會主義者”指導員,同年因主張建立“青年工人統一陣線”而退出社會民主黨,轉而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1948—1965年稱羅馬尼亞工人黨)。1936年加入民主團結陣線,並在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總書記。他先後參加布魯塞爾國際和平大會、國際反戰委員會和巴黎反法西斯大會,積極投身反法西斯和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1937年——1940年任布加勒斯特律師分會書記,並在《羅馬尼亞自由報》從事新聞出版工作。
1940年,阿塔納塞·若冉被反動政府逮捕,1940年——1942年先後被關押在米耶爾庫雷亞丘克卡拉卡爾特爾古日烏集中營。1942年1月被布加勒斯特秘密警察從特爾古日烏集中營提出,冠以“共產主義激進分子”的罪名送交軍事法庭審判,1942年2月21日被判處2年監禁,在卡蘭塞貝什監獄服刑直至1943年12月,在那之後又重新被投入特爾古日烏集中營。1944年6月在集中營內因參與黨內派系鬥爭而被暫停黨員權利,1944年8月23日羅馬尼亞起義後獲釋。解放後,一度任布加勒斯特航空和船舶管理機構科特羅恰尼飛機製造廠書記員、民主黨派報紙和雜誌《農民陣線》、《新時代》、《我們的思想》和《地平線》的發起人和主編、航空和船舶管理機構科特羅恰尼飛機製造廠工會會員。1944年11月任羅馬尼亞-蘇聯友好關係協會社會學會主席。

政治和學術生涯

1946年起任外交部工會副主席和主席、盟國對羅馬尼亞管制最高委員會聯絡委員會顧問。1946年12月4日任法務部管理、監察、監督和協調委員會委員。1946年12月28日任交通部恢復管理職能、資產保護和開發指導委員會委員。1947年7月17日起任政府高級顧問、盟國對羅馬尼亞管制最高委員會聯絡委員會秘書長,負責與敵人資產管理和監督工作有關的問題。1948年——1955年任外交部秘書長。1955年7月2日當選為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科學院院士。1955年——1957年任羅馬尼亞常駐聯合國代表。1957年7月16日——1960年1月16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教育和文化部長,1958年2月4日——1960年1月16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1959年12月23日——1963年3月21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科學院院長。1961年1月6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席。1961年3月25日——1972年11月8日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務委員會委員。
在1955年12月23日至28日召開的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羅共“七大”)和1960年6月20日至26日召開的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羅共“八大”)上,阿塔納塞·若冉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在1965年7月19日至24日召開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羅共中央委員。在1969年8月6日至12日召開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被解除中央委員的職務。
阿塔納塞·若冉長期從事學術和教學工作,任布加勒斯特大學邏輯學教研室主任、哲學系教授、布加勒斯特大學《邏輯學雜誌》主編。1958年創辦羅馬尼亞科學院《邏輯學報》雜誌並任總編輯,1964年創建羅馬尼亞科學院邏輯中心並任主任,1972年創辦學術期刊《認識》。1958年7月14日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直屬黨史研究所科學委員會委員。1963年3月21日任羅馬尼亞科學院經濟學、哲學和法學部部長。1964年——1966年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局副主席。1965年12月30日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委員。1966年4月8日——1972年11月8日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副院長。1965年6月8日當選為羅馬尼亞保衛和平委員會常設委員會主席。1966年5月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獎賞委員會委員。他還是“羅馬尼亞”學會創始會員和主席、羅馬尼亞科學家協會主席、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法蘭西道德與政治科學院院士。
阿塔納塞·若冉是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第三、四、五、六屆大國民議會代表。1957年2月3日——1961年3月5日當選為布加勒斯特州濟切尼選區的大國民議會代表;1961年3月5日——1965年3月7日和1965年3月7日——1969年3月2日當選為布加勒斯特市勝利第14選區的大國民議會代表;1969年3月2日——1972年11月8日當選為布加勒斯特市斯特凡大公第34選區的大國民議會代表。1961年3月25日任大國民議會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阿塔納塞·若冉擔任羅馬尼亞常駐聯合國代表阿塔納塞·若冉擔任羅馬尼亞常駐聯合國代表

榮譽

阿塔納塞·若冉曾榮獲“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之星”三級勳章(1949年)、“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之星”二級勳章(1959年)、“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之星”一級勳章(1964年);二級“八·二三革命”勳章(1959年);“羅馬尼亞共產黨成立40周年”紀念獎章(1961年);“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國家獎”(1962年);一級“圖多爾·弗拉迪米列斯庫”勳章(1966年);“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和“鐵錘和鐮刀”金星勳章(1971年);一級勞動勳章;三級“祖國保衛者”勳章。
1972年11月8日,阿塔納塞·若冉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享年68歲。

理論學說

論羅馬尼亞人民的精神面貌
阿塔納塞·若冉是從邏輯和哲學的角度來描述羅馬尼亞人的精神面貌。他從其探索中得出的結論是,理性在羅人的精神面貌中站著優勢。羅民族的起源和形成本身可以對此作出解釋。這個形成過程的原型核心反映了羅馬殖民的影響。他們的主要特點是節制和現實主義,此外還加上希臘天才對多布羅加殖民地的影響。如果說羅馬帝國的遺產在羅馬尼亞歷史上占主導地位,而若冉強調希臘的影響同樣重要。他認為羅民族的三個高貴的執掌命運之神是:羅馬、希臘和拜占庭帝國。語言的拉丁語起源是一個主要因素,但若冉同時又不忽視斯拉夫因素,這也對羅人帶來些有價值的外來傳統、傾向和辭彙。
若冉與一些其他作者同樣認為,羅民族形成地區的自然和地理環境也是形成民族核心的重要因素。他選擇了森林來體現這個因素,高度評價森林對羅民族特徵的發展發揮的保護作用。他接受哲學家布拉加有關羅民族因“與森林、山嶺和丘陵結成兄弟”而“退出歷史”的思想。他寫道:“退出歷史的舉動,大概是羅民族七世紀和十世紀沉默無語的一個原因。為能繼續參與歷史,不被排除歷史之外,羅民族選擇了退出歷史這條艱難,但可以得救的道路。換句話說,他們選擇了沉沒於歷史的道路。”
若冉不贊同內部因素在這個過程中占主導地位的意見。他認為:“各民族的精神面貌不是簡單地繼承下來的,而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形成的。”這包括社會-經濟結構、貨物生產、政治和司法組織、同其它民族接觸等因素。他還寫道:“本初的形成過程構成本質,接著通過新的接觸和勢情發展下去,變得更豐富、更顯著,表現出本身的潛力,同時繼續作為該民族心理種族的本質。”
若冉寫道:“羅民族心理的另一個主要特徵是其聽順而有節制的性格,對頭腦清晰、理性、正義和謹慎深深而簡樸的熱愛。”他還補充說:“他們有著生動的敏感,同豐富多彩、優美如畫、和諧的大自然結成兄弟。他們固執,如果需要的話會採取論戰的態度。內心裡充滿頑強的愛國主義,而這種愛國主義反對沙文主義和排斥異己。惟有其節制、寬容的精神,與其它民族和睦共處的習慣,惟有具備在特殊和個性中發現普遍性的長久性的能力才可以解釋羅民族出色的吸收能力。多少世紀以來,他們完全吸收了希望融入羅馬尼亞世界觀里的外來民族因素。”
外來因素的重要性並不阻止若冉分析與文化和心理學有關的因素。借著堅定保持、鞏固和豐富文化認同所克服的困難使羅民族產生一種獨特的悲哀感,用傳統的多伊納歌曲表達出來。但其“意識的實質性結構”因總帶有幽默感而是這種感情變得平順。這種幽默感表達他們對從內外來的不公平的抗議。
若冉從斯多葛哲學派別吸收的節制這個概念幫助他解決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他傾向於阿波羅神派別。就是尼采對希臘文化分化中的兩個主要派別之一。一個是太陽神阿波羅派,一個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神派。古典思想家屬於第一個派別,其主要思考和藝術創作原則是:秩序、和諧、自控、嚴格的規範、晴朗。與狄俄尼索斯神派公開表現出來的激情、感情爆炸、混亂與醉酒構成鮮明對照。羅馬尼亞人是色雷斯-達契亞人的後裔,傾向於自由表達感情,那么怎么能說是崇拜阿波羅神派呢?若冉為此提出的論據是羅人同大自然特殊的關係,他們雖然與其結成兄弟,但並不與其混為一體。
阿塔納塞·若冉阿塔納塞·若冉

著作

阿塔納塞·若冉著有《邏輯學研究》(四卷,1960、1966、1971、1976)、《數理邏輯研究》(1964)、《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1965)、《辯證邏輯》(1965)、《邏各斯與情感》(1967)、《辯證邏輯和科學》(1969)、《邏輯建築》(1971)、《研究邏輯》(兩卷,1971、1977)、《亞里士多德的普遍主義》(1971)、《哲學與文化》(1978)、《古代思想史》(兩卷,1980、1982)。
在集體著作中的撰寫的文章:《論列寧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的邏輯經驗主義》(1960)、《通過弗·伊·列寧的邏輯發展理論闡述辯證邏輯》(1960)、《埃里亞派和形式邏輯》(1962)、《芝諾和邏輯的可能性》(1968)、《判斷的方式》(1970)、《自然語言和科學語言》(1971)、《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論》(1972)、《再論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論》(1972)。
在學術刊物發表的文章:《用演繹和歸納來解釋元素》(兩篇,1955)、《關於辯證邏輯的某些方面》(1957)、《關於排中律》(1958)、《鄧斯·司各脫—中世紀的進步思想家》(1959)、《亞里士多德存在於現代邏輯》(1959)、《辯證邏輯的起源》(1960)、《邏輯在希臘的起源》(1960)、《培根存在於現代邏輯》(1961)、《赫拉克利特的新邏輯》(1961)、《關於歷史的邏輯》(1962)、《赫拉克利特的新邏輯和道德》(1963)、《什麼是邏輯。形式邏輯上邏輯元素的思考》(1963)、《邏輯史緒論》(1964)、《D·古斯蒂戲劇的價值和意義》(1965)、《哲學、心理學和法學的傳統和成就》(1966)、《迪米特里·古斯蒂工作的價值和意義》(1966)、《桑切斯·塞諾波爾的科學理論》(1966)、《斯多葛派邏輯的社會條件》(1966)、《柏拉圖的普遍理論》(1966)、《社會學和邏輯學的成就和任務》(1966)、《羅馬尼亞人民的精神面貌》(1967)、《論三體問題的判斷方式》(1968)、《亞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質》(1968)、《亞里士多德的人性論》(1969)、《羅馬尼亞哲學史窺探》(1969)、《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的問題》(三篇,1969)、《科學系統和邏輯的本質》(1969)、《亞里士多德、康德的真理的語義學理論》(1969)、《情態的理論(解釋篇)》(1969)、《歷史問題的形式》(1969)、《相對和連續的模式》(1969)、《意識形態和科學的思考》(1970)、《亞里士多德三段論模式。分析評論》(1970)、《亞里士多德關於宇宙的理論》(1970)、《方法論(解釋篇)》(1970)、《自然語言和人造語言》(1971)、《三段論的作用》(1971)、《笛卡爾和數理邏輯》(1971)、《以秒為單位分析說教的基礎》(1971)、《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論的方式》(1971)、《抽象實體的地位緒論》(1971)。
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國邏輯史的瞬間》(1958)、《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1959)、《歷史學的思考。對羅馬尼亞條約的歷史》(1962)、《辯證法方面》(1963)、《男人的定義》(1963)、《馬克思主義和人的問題(在1963年9月4日-17日,墨西哥世界哲學大會上的發言)》(1963)、《邏輯的兩個概念》(1963)、《人的定義》(1964)、《亞里士多德思想的起源》(1964)、《羅馬尼亞人民的精神面貌》(1965)、《未來的確定性和偶然性》(1965)、《羅馬尼亞人民的精神結構》(1966)、《羅馬尼亞的歷史哲學》(1966)、《斯多葛派的邏輯社會學》(1966)、《羅馬尼亞哲學傳統和成就》(1966)、《斯多葛派的邏輯》(1966)、《良善精神》(1967)、《我們時代的政治哲學的一個顯著的貢獻》(1971)。
文集和論文:《亞里士多德工具論的研究》(1971)、《邏輯、方法論與科學哲學》(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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