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琳之（369年－423年），字彥琳，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東晉至劉宋時期官員。歷任西閣祭酒、太尉主簿、尚書左丞等職，劉宋時官至御史中丞、禮部尚書。
東晉時期貨幣短缺，桓玄主張廢錢用谷帛，孔琳之撰文反對並提出“錢不廢論”。他認為錢幣是“交易之資”，銅幣具有“無毀敗之費”“省運置之苦”等優點，而谷帛易損耗且不便流通。他指出廢錢會導致百姓“頓亡其財”，並認為民貧源於戰亂而非用錢，主張發展農業為根本。其觀點收錄於《宋書·孔琳之傳》。
基本介紹
東晉沿用孫吳舊錢，本朝未曾鑄錢，因此貨幣短缺現象十分嚴重。為解決這一問題，桓玄主張廢棄錢幣，專用谷帛。這一主張遭到孔琳之的反對。孔琳之認為，錢幣是不可缺少的流通手段，是商品交換和日常生活所必須的東西。他說： “《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易，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其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谷，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谷帛為寶，本充衣食，公分以為資，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敝，著於自曩。……巧偽之民，競濕谷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 (《宋書·孔琳之傳》)這裡，孔琳之一方面否認貨幣本身有它的價值，說貨幣是 “無用之物”，是由聖王製造出來的; 但另一方面，又認為貨幣是四民交易不可缺少的流通手段，說貨幣是 “交易之資”，“用之至要者”，可以 “通有用之財”。其金屬論和王權論的觀點混雜在一起。基於貨幣可以 “通有用之財” 的認識，他認為不能廢除錢幣。如果百姓不是為了交易，專事鑄錢，以至妨礙本業，那么禁錢是可以的。但現今四民各事其業，並沒有因為用錢而廢棄本業，何必去禁止呢?他還將金屬貨幣與谷帛作比較，堅持以銅為幣，反對谷帛為幣。他認為，以銅為幣，“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看到了銅幣堅固耐磨不易損壞和攜帶方便利於運輸的兩大優點。而谷帛為幣則無此優點，既有較大損耗，運輸又極不便，並且奸偽之民還會弄虛作假，以致嚴法不能禁。這種從幣材的自然屬性入手，將金屬貨幣同谷帛為幣進行比較，強調金屬貨幣的優點，揭示谷帛為幣的缺點的分析方法，比前人反對實物貨幣的理由，顯得更有理論性，更完備而深刻。
孔琳之還認為，廢錢會使人民遭受損失。他說： “公既用 (錢) 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錢之立弊也。” ( 《宋書·孔琳之傳》)他從錢是無用之物卻可以通有用之財的名目論出發，提出流通中的錢幣不可輕易廢除。因為人們 “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需要互通有無，這就必須“假於錢”，一但廢棄錢幣，人民手中的錢幣就成為 “棄物”，他們就 “頓亡其利”，以致 “坐而飢困”，這是廢錢就立即出現的弊端。
他還指出了錢與貧富的關係。他說：“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谷之處不為富……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豐年，百姓樂業，便自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宋書·孔琳之傳》) 他認為用錢不是民貧的原因，民貧是因為“兵革屢興，荒饉薦及”，並以孝武帝末年用錢也能做到家給人足為例加以證明，提出要整治社會的貧困，在於 “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之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盡力，野無遺址……無取於廢錢。” ( 《宋書·孔琳之傳》)亦即鼓勵農業生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