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伯奇

鄭伯奇

鄭伯奇(1895.6.11一1979.1.25)原名鄭隆謹,字伯奇。陝西長安人。1910年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1917年赴日本先後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帝國大學。1920年在《少年中國》1卷9期發表第一首詩作《別後》。次年加入創造社。1926年畢業回國,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黃埔軍校政治教官。解放後,歷任西北大學教授、西北文聯副主席、作協西安分會副主席,並寫作評論和回憶錄。其中回憶創造社的文章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後結集為《憶創造社及其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鄭伯奇
  • 別名:鄭隆謹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陝西長安
  • 出生日期:1895年6月11日
  • 逝世日期:1979年1月25日
  • 職業:電影劇作家、文藝理論家
  • 畢業院校:京都帝國大學
  • 主要成就:左翼文學運動開創者之一
  • 代表作品:《泰山鴻毛》《華山艷史》《女兒經》《到西北去》等
  • 性別:男
生平簡介,個人經歷,創作作品,著作書目,追憶,歷史回顧,個人感言,

生平簡介

鄭伯奇 (1895.06.11~1979.01.25) 中國電影劇作家、小說家、文藝理論家,左翼文學運動開創者之一。陝西省長安縣人,生於西安。名隆謹,字伯奇。幼年家貧,國小畢業後考入陝西省會農業學堂;15歲加入同盟會,16歲參加辛亥革命。其後以公費入南京民國大學政治專修科,後轉上海震旦大學初級預備班讀書。1917年去日本,先後就學於第一高等學校(東京)留學生預備班、第三高等學校(京都)、京都帝國大學。1921年在日本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田漢發起成立創造社。1926年回國,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並在黃埔軍官學校任政治教官兼入伍生部政治教官。1927年在上海從事革命文藝工作。1929年,與夏衍、阿英、沈西苓、馮乃超等發起成立上海藝術劇社,並任社長。1930年2月,當選為左翼作家聯盟常務理事,同年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1932年,任職於良友圖書公司,並與夏衍、阿英一起進明星影片公司,任顧問和編劇,與阿英等合作或改編《鹽潮》(1933)、《泰山鴻毛》(1933)、《時代的兒女》(1933)、《華山艷史》(1934)、《到西北去》(1934)、《女兒經》(1934)等電影劇本。其間,用鄭君平、鄭平子、席耐芳等筆名,在上海《晨報》的《每日電影》副刊、《藝術》月刊、《戲劇時代》月刊、《沙侖》月刊等刊物上,發表《中國戲劇運動的進路》、《戲文學的通俗化問題》等戲劇、電影批評與理論文章;與黃子布(夏衍)合作翻譯蘇聯V.I.普多夫金的《電影腳本論》和《電影導演論》,單獨翻譯狄莫辛柯的《電影結構論》等理論著作,主編《電影畫報》等刊物。30年代撰寫的部分文章,收入《戲劇論文集》(1930)、《兩棲集》(1937)中。除戲劇、電影理論的研究寫作外,他還積極進行戲劇實踐。1933年戲劇協社在上海上演蘇聯劇本《怒吼吧,中國!》,與黃子布、孫師毅、沈西苓任導演;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又與夏衍、張庚、孫師毅等人創作整理三幕劇《保衛盧溝橋》,8月7日在上海公演,激起強烈反響。抗日戰爭時期,曾在重慶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1943年冬回西安,1944年起任教於陝西省師範專科學校,1945年曾主編《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的副刊《每周文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西北大學教授;1950年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西北文聯副主席。1951~1952年創作秦腔劇本《血訓圖》和《史惠貞勸夫》,曾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副主席等。他還創作有小說劇本集《抗爭》、《軌道》、《哈爾濱的暗影》,短篇小說集《打火機》,散文集《參差集》,回憶錄《創造社及其他》等文學作品;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
中國電影劇作家,小說家,文藝理論者,左翼文學運動開創者之一。
鄭伯奇鄭伯奇

個人經歷

原名鄭隆謹,字伯奇,1895年生於西安長安,幼年家貧。15歲加入中國同盟會,一年後參加辛亥革命。1917年赴日本先後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帝國大學。1919年參加同盟會,1920年在《少年中國》1卷9期發表第一首詩作《別後》。次年加入創造社。1926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哲學科。同年回國,執教於廣州中山大學,兼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1927年,他來到上海,開始從事文藝工作,主編或參與編輯的刊物有“創造月刊”、“北斗”、“新小說”等。

創作作品

1929年,曾任上海藝術劇社社長,這一時期,他創作了獨幕劇《抗爭》被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1932年他與夏衍阿英一起進入明星影片公司,擔任編劇,他與阿英等合作或改編《鹽潮》、《泰山鴻毛》、《時代的兒女》、《華山艷史》、《到西北去》、《女兒經(1934)》等電影劇本。還用鄭君平、鄭平子、席耐芳等筆名在上海《晨報》的“每日電影”副刊上發表電影批評與理論文章,被稱為“十五員大將”之一。他與黃子布(夏衍)分別翻譯了蘇聯普多夫金的《電影腳本論》和《電影導演論》,單獨翻譯了蘇聯狄莫辛柯的《電影結構論》,他還將其它國家的優秀影片介紹給中國觀眾。抗戰爆發後,到西安編輯《救亡周刊》。隔年到重慶,任職於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1943年冬回西安任陝西師範專科學校教授。1945年為《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主編劇刊《每周文藝》。1946年出版《參差集》。解放後歷任西北大學教授、西北文聯副主席、作協西安分會副主席,並寫作評論和回憶錄。其中回憶創造社的文章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後結集為《憶創造社及其他》。 1951—1952年創作秦腔劇本《血訓圖》和《史惠珍勸夫》,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作品集《鄭伯奇文集》 1979年1月去世。

著作書目

《抗爭》(話劇、短篇小說合集)1928,創造社
《軌道》(戲曲集)1930,啟智
《寬城子大將》(中篇小說)1932,良友
《打火機》(短篇小說集)1939,良友
《兩棲集》(文藝理論集)1937,良友
《牆頭小說集》(短篇小說集)1937,千秋
《哈爾濱的暗影》(話劇)1941,上雜
《參差集》(散文、譯文合集)1945,大陸圖書雜誌出版公司
《憶創造社及其他》(回憶錄)1982,香港三聯

追憶

鄭先生原名鄭隆謹,筆名東山、虛舟、何大白、方鈞、鄭君平、席耐芳、華尚文、樂游等。1895年農曆五月十九日生,陝西省長安縣瓜洲堡村人。

歷史回顧

胡宗南撤離西安的前三天,曾派專人去甜水井鄭伯奇家,通知鄭先生準備跟胡一起走。鄭伯奇生性內向,既不敢公然抗爭,又不甘心做蔣王朝的殉葬品,更何況其時鄭夫人朱文敏健在,身邊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拋棄妻小兒女之事,實鄭先生所不為,於是採取迂迴戰術。夫人朱文敏對我說:“鄭先生裝做會親友的樣子,白天躲在外,夜晚回來。”倘晝夜匿蹤激怒胡宗南,後果堪虞。感謝上蒼,解放軍進軍神速,胡宗南倉皇逃竄,沒來得及逼脅先生,先生始倖免於劫難。
先生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就讀時,寫過小說《最初之課》展示炎黃子孫的民族自尊。大學畢業歸國,正值上海白色恐怖時期,先生代郭沫若主持創造社工作數年,主編該社雜誌。鄭伯奇年輕時血氣方剛,20年代在上海寫過題為《抗爭》的作品,小說集《打火機》的第一篇小說《香港一夜》,寫中國婦女之命運,情真意切,全篇貫注愛國深情,對青年喻以愛國之理,口言筆論,更是終生不渝。鄭伯奇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常委,為促成“左聯”的成立,先生對籌備工作,不惜餘力。大家熟知,創造社和魯迅打過筆仗。在創造社主要成員中,郭沫若的詩久負盛名,郁達夫的小說成就斐然,成仿吾的理論著名。成仿吾一文中說魯迅是“有閒階級”,魯迅因此題一本雜文為《三閒集》。成君言論激進,行為亦然,在法國加入中共,隨紅軍長征,歷任陝北公學校長、山東大學校長。魯迅與郁達夫有私交,後與郭沫若和解。50年後,鄭伯奇親口對我說:“魯迅對人的認識,極難改觀。”鄭伯奇與夏衍最早合寫電影,1979年鄭逝,夏衍唁電最先。先生不明言,晚輩為先生諱。鄭多次找魯迅溝通。
抗日戰爭開始,先生自滬歸陝。因怕日軍知其曾留學日本,必糾纏無疑。郁達夫流亡東南亞,被逼做翻譯,遭日軍殺害,即其佐證。先生1937年在西安編輯《救亡》周刊。40年代,先生在西安《秦風工商日報》主編《每周文藝》副刊,並且團結了一些愛國青年。青年們意欲成立社團,事先鄭伯奇曾給郭沫若寫信,郭沫若回信說:文學寫作,應圖新。張恨水的寫作,由舊式轉變為新式,林語堂則由新式變更為舊式,青年們寫作,必須樹立新風。尊重郭老的倡導,社團定名為“新風文藝社”,並於1945年7月14日正式成立。新風社的照片上鄭伯奇居中而坐,左右背後三層青年圍繞。鄭先生在新風社成立大會上作了題為《青年文藝工作者的修養》的講話。先生說:青年寫作,第一,要有愛國情懷,這是身為中國人的基本人格,或為人品德;第二,要熱愛生活,情來源於生活,情生必文茂,語言的生命力是書本與生活的融會,上海有位姓穆的作家,寫過作品,後對生活淡漠,遂“江郎才盡”;第三,多學會一種外國語,就是多一隻眼睛,可以眼觀世界。先生在日本數年,自然精通日文。先生還學習法語,充實自己,實為經驗談。新風社成員閻棟材,從晉入陝,寫詩文支持先生編的版面,還在鄭振鐸主編的雜誌上發表作品。閻君對某些成員拿筆墨作為敲門磚,充當鷹犬之徒,呼之為“文藝掮客”。閻君在西安數次被捕,後逃往蘭州,被馬匪割舌殺害。李尤白的文學作品《呂梁山的野牡丹》出版前,鄭伯奇寫序,被當局檢查官抽下,是政治原因阻斷。此後,先生在大學講課,數次提及李君之作,該作藝術上有朝氣,內容以抗日烽火為背景。姚青苗抗日期間在西安主編《駱駝文藝》雜誌,在國內有一定影響。新風社上述成員,代表著西安四十年代文學的業績,鄭伯奇所做的團結工作,是不可忽視的。
鄭伯奇一生收集了大量林則徐的素材,準備寫長篇小說。先生個性謹小慎微,文藝界的制約又較多。40年代,先生寫一位司機偷賣汽油,妻子勸夫從善的小戲,但卻被人上升為“誣衊工人”。
我近年腳後跟痛不著地,先左後右,時輕時重,實老年症。鄭伯奇曾患腳底部神經末梢炎,先生對我說:“走路,雙腳似踩著棉花。”歷史證明,那些說長論短的智者,與先生年齡相同時,其老年弱點盛於先生,或更嬌。歷史對一些人的戲弄,是不受主觀左右的。這些無辜之災,削弱了鄭伯奇的創作情緒。

個人感言

鄭伯奇平時衣冠楚楚,極愛整潔。40年代李尤自在西安街頭路遇先生,先生長發不修,鬍髭不刮,時值老父初喪,故而鬱鬱寡歡,神志沮喪。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鄭伯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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