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國辨

《農國辨》是章士釗所著作品，出自於《章士釗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農國辨
• 作者：章士釗
• 創作年代：近代
• 作品出處：章士釗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 編者：郭雙林

作者簡介

章士釗（1881—1973）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報人、社會活動家、思想家、學者和律師。綜觀章氏一生，有許多戲劇性特點：首先是多變。早年持激進主義，曾主筆《蘇報》，激烈鼓吹反滿革命；留學英國期間，開始醉心於英國憲政理論；武昌起義後毅然回國，主持《民立報》筆政，鼓吹政黨政治和毀黨造黨；二次革命失敗後轉向調和主義，創辦《甲寅月刊》、《甲寅日刊》，鼓吹為政有容和調和立國；歐戰結束又回歸文化保守主義，公開反對新文化運動，主張以農立國。其次是自詡不黨，追求獨立。但不黨是真，獨立卻未做到。章氏一生，不僅未曾獨立，相反卻先後追隨過岑春煊，依附過段祺瑞和杜月笙。前者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章氏本人的個性特點，後者則揭示了近代中國社會一個規律性特點：知識分子在經濟地位獨立之前，不可能完全獲得政治上的獨立。

編者簡介

郭雙林，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社會史，著有《中華賭博史》、《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論爭》等。

作品原文

昨二十八日，有楊銓君在《申報》著一論文，題曰《中國能長為農國乎》，於愚農村立國之義，加以抨擊。大旨謂農業與工業，未可偏廢，以“徒農則以原料供人，而其一己之衣食住，以及農具與消耗品，皆將仰人之鼻息。”且“中上社會之嗜好方日增，金錢之流出者，年以千百萬計”，非工似漏卮無以塞。以事實言，“吾雖不欲興工，而歐美之製造家，已挾其資本，建廠於吾腹心之地。”大勢如此，欲罷不能。農國之談，徒夢想耳。此其為說，本恆人之公疑，前此屢有所聞，如蔣君夢麟、王君吉占，皆於愚明農之旨，不無誤會。愚久擬詮釋而未有當，今幸有會，請得而言。

討議此題，第一宜知農國何謂。在楊君之意，或疑愚所立義，將斥一切工事不務，徒貿貿然驅天下之人以納於農，人己之不知，學藝之不講，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群木石鹿豕相與居游焉耳矣。實則楊君所舉之理與實，俱至淺顯，愚雖暗陋，亦能運思及之。其倡為農說，自信盡有餘地，以恣如此等義之出入，曾不阻遏。蓋五尺童子，可以知之，天下固未有全然廢農之工國，亦未有全然廢工之農國也。豈唯不廢，工國之重農者有之，美利堅是也。農國重工，義亦宜有。楊君所云農業機械之改良，與水陸交通之建設，固自農國所有事，夫亦問其所以重之者，其精神為工為農已耳。吾農國也，而古稱四民，農工各分一席，史遷為《貨殖傳》，既稱“工相與議技巧，農相與謀稼穡”，即期以“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讀兩漢詔書，諄諄勸農，可謂盛矣。而孟堅稱：“孝宣之治，綜核名實，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有農無，自古已無是義，寧有生於今日大通之世，而反昧於通工易事之理者乎?以知愚主農國，其概念殆不如楊君所懷。楊君之詞云云，在邏輯謂之逸果倫楷。逸果倫楷者，猶言未得其論點也。

然則農國者何也?曰，農國對於當今之工國言之。凡國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謀所配置之，取義在均，使有餘不足之差，不甚相遠，而不攫國外之利益以資挹注者，謂之農國。反是而其人民生計，不以己國之利源為範圍，所有作業，專向世界商場權子母之利，不以取備國民服用為原則，因之貲產集中，貧富懸殊，國內有勞貲兩級，相對如寇讎者，謂之工國。建國之本原既異，所有政治、道德、法律、習慣，皆緣是而兩歧。農國講節慾，勉無為，知足戒爭。一言蔽之，之書，為用極宏，以不如此，不足以訊息盈虛，鹹得其宜也。工國則反之，縱慾有為，無足貴爭，皆其特質，事事積極，人人積極，無所謂招損，損更圓滿，損滿迴環，期於必得，以不如此，不足以興集國富，日起有功也。農國尚儉，貴為天子，以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相高。漢文作露台百金，以其為十家之產而罷。其他明君作詔，以雕文刻鏤為傷農事，錦繡纂組為害女紅者，多不勝讀。商通有無，易於居奇，則一體賤之。奇技淫巧，為之有禁，以不如此，不足達其“以口量地有餘而食”之旨也。（語見漢文。）工國尚奢，大規模之工作，自上達下，只須有力為之，無不恣意以崇其成。帝居寺跡之壯傑，大道朱樓之宏麗，吾三都兩京之所夸論，曾不足方其什一。豪商所享，遠過通候，利之所在，仁義歸之。史公所嘆“以財力相君，雖為仆虜，猶無慍色”，以寫今之五洲財閥，如俗稱煤油、鋼鐵、汽車諸大王者，始為盡致。商者在吾以通難得之貨為病，而彼謂非難得，其值不厚。工者在吾以作無用之物為防，而彼謂非無用，人慾不饜，有經濟之學以明之，立商標之法以護之，趨利若渴，死而後已。其所以然，則取利之途廣，多取之以恣一時之欲，非深識大仁，洞觀百年者不見其害也。更分言之，農國政尚清靜，以除盜安民，家給人足，為興太平之事；工國則言建設，求進步，爭於物質，顯其功能，如吾汲黯臥治，彼所不解。農國說禮義，尊名分，嚴器數；工國則標榜平等，一切脫略，惟利之便；農國於財務節流，於人務苦行，於接物務撝謙；工國則財以開源為上，人以有幸福求歡虞為上，接物以發揚蹈厲為上。農國重家人父子，推愛及於閭里親族，衣食施與恆不計；工國以小己為單位，視錢如命，倫理之愛，別為一道，姊弟同車，各出銅幣一枚，分購車位，反相安焉。農國惡訟，訟涉貸錢分產，理官每舍律例，言人情，勸兩造息爭以退；工國則財產之事，毫不肯苟，全部民法，言物權債權者八九，訟師數萬，蠹食於茲。最後則農國以試科取人，言官單獨風聞奏事，不喜朋黨，同利之朋，尤所痛惡；工國明明言財利，內賄外政，比周為黨，立代議制，朋分政權。如此之別，不可一二計。綜其要歸，“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仍史公語），農國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爭以足財，工國之精神也。其精神之所由起，以財源是否在於本國為斷。由此勘入，思過半矣。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