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帝國簡史:歐洲人的文明之旅》是一本很簡短的書，但主題卻很龐大——大到可以直接稱呼為世界歷史。這是許多民族轉變為龐大國家組織，即所謂的“帝國”的故事。歷史學家帕戈登以精準且動人的筆法，講述了遠從亞歷山大大帝與羅馬帝國的時代，直至歐洲殖民體系在二次大戰以後的崩解。帕格爾登迷人地連結起各殖民事業的因果關係，將它們的相似性與重要的不同之處抽絲剝繭地找出來，整理出它們命運的興衰史。歐洲如何定義“新世界”？歐洲如何將奴隸制度結合在經濟架構中，又得到了什麼結果？歐洲如何一次次找到新的理由，來證明他們支配其他民族是一個多么慷慨和仁慈的行？帝國時代畢竟走向了終點，留下無法辨認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歐洲人以民族為起點建立帝國，再轉變為國家，未來又會如何發展？帕戈登也為這樣的問題留下了不少省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方帝國簡史:歐洲人的文明之旅
- 外文名：Peoples and Empire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 正文語種：中文
- 作者：安東尼•帕戈登 (Anthony P.)
-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 頁數：224頁
- 開本：16
- 包裝：平裝
- 譯者：徐鵬博
- 出版日期：2013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12059231, 7212059234
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後記,名人推薦,
作者簡介
安東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先後在智利的聖地亞哥、倫敦、巴塞隆納、牛津等地接受教育。過去十八年間，他擔任過劍橋大學的知識史高級講師、國王大學的研究員，以及哈佛大學的客座教授。目前，他是霍普金斯大學布萊克研究中心的歷史教授，並定期為《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新共和》、《紐約時報》撰稿。
帕戈登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歐洲世界與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海外殖民地和非歐洲世界的關係。在這個研究的過程中，他提出並運用“帝國”政治理論，具有啟發性地分析了“西方”如何來解釋自己怎樣以及為什麼由它來主宰這個世界，並梳理了這種“西方治理”在世界範圍內衰落的過程。
圖書目錄
序
引言
第一章 首位世界征服者
亞歷山大帝國是古代世界曾存在過的最遼闊的帝國，雖然它維持得並不長久，但仍然以多種方式塑造了世界，這些方式對歐洲所有民族隨後的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簡單地說，亞歷山大統合了現今我們稱為歐洲與亞洲的廣大區域，也順利統一了原本紛爭不斷且各自獨立的希臘城邦。
第二章 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為其居民提供了某種保護措施，一種我們稱為“文明化”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好是壞），以及西方世界所熟知的偉大國度的成員資格。對貴族階級而言，還提供了財富保護，更重要的是還帶來了榮譽，而榮譽可以滿足讓他人尊敬且欽羨的欲望。
第三章 普世帝國
歐洲在一段漫長的歷史時期，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都是作為諸侯，運用自己的地位，來維持各個不同政治勢力之間來之不易的和平。這些勢力包括：自由而隸屬帝國的城鎮、領主與公爵、諸侯、兼任君主的主教與不受約束的“自由帝國武士”——所有這些人都統治著日耳曼。以當時視為神聖的一句拉丁話來說，皇帝只能算是“相同地位中的第一人”。
第四章 征服海洋
在15世紀初期，人類對世界的看法開始有點改變，1434年的一次遠航雖然沒有收穫，但證明了向著西非沿海能夠往南走。到了17世紀，葡萄牙人已經能夠到達從西非延伸到印度再到中國南部等地，那些大型商船每年都會載著大量財物返回歐洲。17世紀中葉，歐洲人已經有效地掌控大西洋，他們也是印度洋上最有勢力的貿易商。
第五章 傳播福音
這個全新的基督世界的秩序，此時它的起源並不能從羅馬帝國的起源中分離，正如特土良曾經所說，這一秩序將與“俗世”共存。於是它將自己想像成不僅是人類的共同國度，而且作為一種精神、文化與道德秩序，也沒有天然的邊界。
第六章 伊比利亞世界的衰落
現在我們所說的“西班牙的衰落”，實際上早在16世紀中葉就開始了。1568年，舊勃艮第公國的心臟地帶尼德蘭發生叛亂，隨即蔓延到歐洲大部分國家，直到1648年西班牙最終被迫承認這個新國家的存在。
第七章 自由的帝國，貿易的帝國
一種全新的世界主義隨之興起。新教徒和資本主義北歐所形成的新興帝國，就像他們的前輩一樣散布全球。不同的是，他們至少在名義上都是貿易帝國，儘量避免殖民和征服，除非迫不得已，他們以財富而非軍事的力量來發展。
第八章 奴隸制度
現代奴隸制度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新的開始，與古代及中古時代相當不同。它開始於1444年8月8日的早晨，當時載有235名非洲人的第一批貨船從今天的塞內加爾出發，在葡萄牙的拉哥斯港上岸。贊助航海事業的航海家亨利王子，從所有的奴隸中挑選出最好的五分之一，然後騎馬離去，“黑金”貿易從此開始。
第九章 終極邊疆
太平洋上的島嶼並不單是布乾維爾與康默森所描述的那般俗氣逸樂，那裡也是提供歐洲商船補給的地方，是前往傳說中南方大陸的那條航線上的潛在據點。在西班牙的虎視眈眈之下，英法兩國對南方海洋的潛在財富有著不確定但相當明顯的計畫。
第十章 帝國、種族、國家
20世紀初的大英帝國還是繼續致力“教化野蠻人”。並藉此使世界各民族
結合為一個共同體；也就是說，總有一天，世界上被殖民的民族一定會“開化”。當那一天到來，他們必然要取回自己生活的控制權。
結語
人物表
第一章 首位世界征服者
亞歷山大帝國是古代世界曾存在過的最遼闊的帝國，雖然它維持得並不長久，但仍然以多種方式塑造了世界，這些方式對歐洲所有民族隨後的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簡單地說，亞歷山大統合了現今我們稱為歐洲與亞洲的廣大區域，也順利統一了原本紛爭不斷且各自獨立的希臘城邦。
第二章 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為其居民提供了某種保護措施，一種我們稱為“文明化”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好是壞），以及西方世界所熟知的偉大國度的成員資格。對貴族階級而言，還提供了財富保護，更重要的是還帶來了榮譽，而榮譽可以滿足讓他人尊敬且欽羨的欲望。
第三章 普世帝國
歐洲在一段漫長的歷史時期，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都是作為諸侯，運用自己的地位，來維持各個不同政治勢力之間來之不易的和平。這些勢力包括：自由而隸屬帝國的城鎮、領主與公爵、諸侯、兼任君主的主教與不受約束的“自由帝國武士”——所有這些人都統治著日耳曼。以當時視為神聖的一句拉丁話來說，皇帝只能算是“相同地位中的第一人”。
第四章 征服海洋
在15世紀初期，人類對世界的看法開始有點改變，1434年的一次遠航雖然沒有收穫，但證明了向著西非沿海能夠往南走。到了17世紀，葡萄牙人已經能夠到達從西非延伸到印度再到中國南部等地，那些大型商船每年都會載著大量財物返回歐洲。17世紀中葉，歐洲人已經有效地掌控大西洋，他們也是印度洋上最有勢力的貿易商。
第五章 傳播福音
這個全新的基督世界的秩序，此時它的起源並不能從羅馬帝國的起源中分離，正如特土良曾經所說，這一秩序將與“俗世”共存。於是它將自己想像成不僅是人類的共同國度，而且作為一種精神、文化與道德秩序，也沒有天然的邊界。
第六章 伊比利亞世界的衰落
現在我們所說的“西班牙的衰落”，實際上早在16世紀中葉就開始了。1568年，舊勃艮第公國的心臟地帶尼德蘭發生叛亂，隨即蔓延到歐洲大部分國家，直到1648年西班牙最終被迫承認這個新國家的存在。
第七章 自由的帝國，貿易的帝國
一種全新的世界主義隨之興起。新教徒和資本主義北歐所形成的新興帝國，就像他們的前輩一樣散布全球。不同的是，他們至少在名義上都是貿易帝國，儘量避免殖民和征服，除非迫不得已，他們以財富而非軍事的力量來發展。
第八章 奴隸制度
現代奴隸制度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新的開始，與古代及中古時代相當不同。它開始於1444年8月8日的早晨，當時載有235名非洲人的第一批貨船從今天的塞內加爾出發，在葡萄牙的拉哥斯港上岸。贊助航海事業的航海家亨利王子，從所有的奴隸中挑選出最好的五分之一，然後騎馬離去，“黑金”貿易從此開始。
第九章 終極邊疆
太平洋上的島嶼並不單是布乾維爾與康默森所描述的那般俗氣逸樂，那裡也是提供歐洲商船補給的地方，是前往傳說中南方大陸的那條航線上的潛在據點。在西班牙的虎視眈眈之下，英法兩國對南方海洋的潛在財富有著不確定但相當明顯的計畫。
第十章 帝國、種族、國家
20世紀初的大英帝國還是繼續致力“教化野蠻人”。並藉此使世界各民族
結合為一個共同體；也就是說，總有一天，世界上被殖民的民族一定會“開化”。當那一天到來，他們必然要取回自己生活的控制權。
結語
人物表
序言
序
這是一本很簡短的書，但主題卻很龐大──大到可以直接稱呼為世界歷史。這是許多民族轉變為龐大國家組織，即所謂“帝國”的故事。我們有意定義該詞──儘管如此，充其量也只是模糊的定義──非洲、亞洲、美洲、歐洲都一直存在帝國。然而，我主要關注的是今天所說的西方世界的帝國，從亞歷山大大帝的崛起一直到蘇聯的瓦解。我只在與西方帝國故事有關之處，才討論到中國、毗迦耶那迦羅王朝、伊朗的薩非王朝。這並不是因為我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樣，認為中國人、印度人與伊朗人絕對缺乏創造力、想像力和個體性；一般認為歐洲人因為擁有這三種特性，而能統治世界大部分的領土。這僅僅是因為這些地區有自身的歷史，有時這些歷史是向著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的，而這部分需要其他專著來詳述。
就像所有試圖涵蓋許多地域並橫跨數段歷史的書籍一樣，寫本書時我必須依賴同事與朋友的幫助，為我提供信息與建議。羅威（Bill Rowe）與羅勒（Matthew Roller）很有耐心地分別回答了我關於中國與羅馬世界的問題。我從蘇伯拉罕雅（Sanjay Subrahmanyam）與古倫辛斯基（Serge Grunzinski）學到如何以世界性的眼光去思考，還有關於印度、伊朗、拉丁美洲等地的國別史。我尤其要感激我課堂上的學生。我在華盛頓約翰霍普開設“帝國與帝國主義”，那些學生提供我許多信息，質疑我許多模稜兩可的主張，這種有著多種語言的國際性課堂中，教會了我很多曾坐立不安的東西。這本書的初稿得到蒙第（Toby Mundy）與摩爾斯（Scott Moyers）的仔細閱讀，他們的評論對本書定稿的幫助難以估量。我很感謝他們的耐心與敏銳。我同樣感謝威爾森（Rebecca Wilson）與杭特（Alice Hunt）在最後階段的幫助。
西薩（Giulia Sissa）教導我古希臘文，還有關於人生的一切，我以感激的心將此書獻給她。
巴黎 2000年8月
這是一本很簡短的書，但主題卻很龐大──大到可以直接稱呼為世界歷史。這是許多民族轉變為龐大國家組織，即所謂“帝國”的故事。我們有意定義該詞──儘管如此，充其量也只是模糊的定義──非洲、亞洲、美洲、歐洲都一直存在帝國。然而，我主要關注的是今天所說的西方世界的帝國，從亞歷山大大帝的崛起一直到蘇聯的瓦解。我只在與西方帝國故事有關之處，才討論到中國、毗迦耶那迦羅王朝、伊朗的薩非王朝。這並不是因為我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樣，認為中國人、印度人與伊朗人絕對缺乏創造力、想像力和個體性；一般認為歐洲人因為擁有這三種特性，而能統治世界大部分的領土。這僅僅是因為這些地區有自身的歷史，有時這些歷史是向著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的，而這部分需要其他專著來詳述。
就像所有試圖涵蓋許多地域並橫跨數段歷史的書籍一樣，寫本書時我必須依賴同事與朋友的幫助，為我提供信息與建議。羅威（Bill Rowe）與羅勒（Matthew Roller）很有耐心地分別回答了我關於中國與羅馬世界的問題。我從蘇伯拉罕雅（Sanjay Subrahmanyam）與古倫辛斯基（Serge Grunzinski）學到如何以世界性的眼光去思考，還有關於印度、伊朗、拉丁美洲等地的國別史。我尤其要感激我課堂上的學生。我在華盛頓約翰霍普開設“帝國與帝國主義”，那些學生提供我許多信息，質疑我許多模稜兩可的主張，這種有著多種語言的國際性課堂中，教會了我很多曾坐立不安的東西。這本書的初稿得到蒙第（Toby Mundy）與摩爾斯（Scott Moyers）的仔細閱讀，他們的評論對本書定稿的幫助難以估量。我很感謝他們的耐心與敏銳。我同樣感謝威爾森（Rebecca Wilson）與杭特（Alice Hunt）在最後階段的幫助。
西薩（Giulia Sissa）教導我古希臘文，還有關於人生的一切，我以感激的心將此書獻給她。
巴黎 2000年8月
後記
英國人迅速勘察太平洋、在澳洲與紐西蘭建立殖民地的舉動，在18世紀末擴張了歐洲的影響力，以及歐洲海權在全世界的界線。歐洲人順利地以他們的方式建立霸權，直到20世紀中期。他們的競爭者只剩下中國和奧斯曼帝國。這兩個國家在18世紀末的國力雖然明顯衰弱，但進入19世紀時仍足以維持獨立自主。奧斯曼蘇丹試圖在所謂的“大博弈”[1]中挑撥離間，阻止歐洲人的入侵，隨後搖搖晃晃地撐到19世紀末。到了1900年，古代蘇丹的地位已所剩無幾；1908年，一群自由派改革者“青年土耳其黨人”奪取了這個位置，試圖將國家改變為現代的共和國[2]。
雖然中國被視為一個有價值的龐大貿易夥伴，然而，當馬戛爾尼代表東印度公司與喬治三世在1793年造訪中國時，它在貪婪的英國人眼中已顯得非常脆弱。現今人們大多記得馬戛爾尼拒絕在中國皇帝面前行傳統的磕頭禮儀[3]。不過，馬戛爾尼的違抗並不只是個人榮譽的問題。大使在必要時會把個人尊嚴擺在一旁；馬戛爾尼就是一位很好的大使。拒絕在天朝之子面前卑躬屈膝，其實是他傳達信念的方式：在他眼中，一個多疑、內向、保守的文明，將無法長期抵擋自由貿易的力量──最後也絕對無法抵擋西方科技的力量。中國很明顯是個古老、停滯的社會。德國哲學家赫德說，它像“身處於世界邊緣的老舊遺蹟”[4]。要有人推它，它才會往前走。創新、不拘形式、懷抱個人主義的歐洲人，當然就是負責推它的人。
幾年之內，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和法國人，漫無節制地向中國要求開放通商口岸給“惡魔般的外國人”，最終導致1839年到1842年的鴉片戰爭。
英國人擴展了他們在香港的基地，還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離；他們認為西藏是英屬印度的一部分。1859年，英國人設立了總稅務司，它是一個隸屬於中國皇帝的龐大官僚組織，實際上卻以英國的商業利益在運作。德國在中國北方建立基地，已經占領印度尼西亞的法國則在中國的南方擴展影響力。
1900年，英、法、俄、意、德、美、日（當時已經占領朝鮮和台灣）共同平定義和團之亂，並掠奪北京。經過一連串的侵略之後，這個從成吉思汗時代就持續存在的帝國，在1911年因一次內部的叛變而崩解，由一群地區性指揮官（稱為軍閥）奪得了統治權，直到1949年共產黨接手為止。
強大的中華帝國滅亡後，整個世界落入了歐洲列強、俄羅斯、美國三方的手中。1800年，這些勢力大致占有或控制了地球表面的35%；1878年，擴張到67%；到了1914年，已經超過84%[5]。然而，一如過去所有帝國，這些霸權開始逐漸衰弱。到了1945年，兩次世界大戰──大抵是西方強權為了自利而彼此爭戰，西班牙的政治人物馬達里亞加曾稱為“歐洲的兩次大型內戰”[6]──之後，帝國霸權力量明顯地走向終結。
20世紀歐洲的新興帝國，即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自稱的帝國，在短短几年內先盛後衰。另一個帝國是蘇聯，對西方而言它是曾由沙皇統治的古老帝國的擴大，因支撐這個帝國的意識形態而衰落；對東方而言，它苟延殘喘地活著。歐洲的海外帝國在1947年到1960年代末之間全數消失。英國仍然擁有14個殖民地，只不過官方名稱是“屬地”──英國仍統治北愛爾蘭則備受爭議。大英國協宛如柏克口中“自由的帝國”的終曲，繼續破碎地唱著。法國在太平洋與印度洋上依然保有殖民地。西班牙則保住北非海岸的休達和美利拉[7]。但這些大多已是消逝中的記憶了。
歐洲現代帝國的衰落與過去崛起的速度一樣迅速，而大部分的衰落原因都極為類似。所有帝國最後都是以默許，而非以武力或威脅以武力來維持統治。過去的確發生過一些卑劣的事件，例如1857年英國對“印度兵變”的鎮壓行動，但它本質上沒有改變英國人與印度人民之間的權力平衡。適用於羅馬帝國的同樣適用於英國、法國、德國，甚至俄國：只要被統治者中有一定數量的人能取得某些統治利益，他們就會想要維持被統治的狀態。
此外，19世紀初興起的這些帝國不同於以前的帝國，它們幾乎不會把本國人民輸出到殖民地（南非是例外），或者產生很多有能力對抗當地暴動的克里奧爾精英分子。
抵抗任何統治都必須有組織與勇氣。但為了抵抗殖民統治，還需要有一種未來會更好的願景。它需要某種意識形態，能夠動員那些準備繼續接受現狀、認為現狀無可避免的人。諷刺的是，這種意識形態正是驅動多數現代帝國主義的社會改造過程所產生的，也就是民族主義。在麥考利勳爵所謂的“歐洲制度”中，大部分20世紀被殖民者唯一想要的，是獨立的民族國家。
歐洲各帝國讓殖民地的精英分子接受教育，以管理帝國階級的低階人民。這些精英分子因此接受了現代化的觀念，以及“民族自決”的西方概念。從愛爾蘭到爪哇，“民族”一詞似乎提供了政治學家安德森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雖然這個共同體沒有舊式社會、教區或村莊等的特質，但卻讓人們期望歸屬於一個範圍更大、可能更有力量的團體[1]。
在多數情況下，這樣的共同體實際上並不存在。它們必須被創造出來。
人們普遍相信，共同體所存在的領土必須與大多數居民的語言、種族等有一致的關係。在極端的例子中，某些說著其他語言或是屬於其他種族的人，可能會被驅逐出境；如果他們不肯走，甚至可能會被消滅。“種族淨化”絕不是後蘇聯世界才發明出的產物。當然，民族必須自己統治自己。“只有完全獨立的國家才能達成民族自決”的觀念出現在1870年代，當時許多歐洲的民族主義者，如義大利人、德國人、波蘭人和愛爾蘭人，想要從奧匈帝國、大英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獨立出來。在追求民族認同的過程中，這個觀念成了一個理想──巴斯克與科西嘉的極端主義者至今仍相當堅持。
相同的理想與期待要在歐洲海外的屬地紮根，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當它們真的紮根，卻招來毀滅性的後果。從一次大戰結束到1960年代中期，短短期間內，各屬地民族所興起的民族獨立運動已經清除了大量的帝國時代建築。某些地方的帝國主義者，在他們還保有一些尊嚴時，就承認他們的時代已經結束，離開殖民地，而沒有付出太多代價。英國人倉促地從非洲、加勒比海地區離開，留下十分不穩定的島國經濟，只能靠美國的觀光客來拯救。葡萄牙的果阿最後在1961年被印度軍隊占領。香港是英國最後一個殖民地，在1997年歸還給中國；當時舉行了一場儀式，以“吉爾伯特與蘇利文”的音樂當背景，象徵這個日不落帝國的謝幕。另一方面，葡萄牙在亞洲的最後一個工廠“澳門”，在兩年後的回歸幾乎沒有人注意。
然而，其他地方──比屬剛果、阿爾及利亞、塞普勒斯、羅德西亞（1965年被白人移民占領）、安哥拉、莫三比克──脫離宗主國的過程卻很殘暴，且歷經很長的時間。殖民地戰爭、追求獨立的戰爭、爭取恢復民族地位的戰爭，是20世紀前六七十年持續上演的戲碼，它們所樹立的敵意可能一直存留到21世紀的前半。
去殖民化的種種過程，留下的不只是痛苦的記憶與永不磨滅的仇恨。
對這些新興國家而言，它有時也形成看來難以克服的困境。原因在於，“國家”是一個新興的和全然歐洲式的觀念，而且多數殖民地在歐洲人來到之前並不存在。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古代世界。西班牙、不列顛和高盧都是羅馬帝國的不同產物；義大利本身也是。現代的東歐與中歐國家是在神聖羅馬帝國保護之下形成的。現在中南美洲各國的邊界，即源自當初西班牙總督行政區的分界。現今大多數東歐與中歐各民族的分布狀態，正是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或蘇聯的產物。
歐洲各帝國在亞洲與非洲各地留下更明顯的痕跡，對其後續發展也有更深遠的影響。在這裡，帝國將幾乎沒有共同點的民族聚集在一起。有時候，他們只是在一群相異或相互敵對的民族的土地四周劃上界線；有時候，則採取強迫或自發性的移民活動。這一點在非洲最明顯。非洲是一塊被歐洲劫掠者及錯誤的種族觀念所共同踐踏的土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不同於印度或亞洲大部分地區，甚至也不像古代的墨西哥與秘魯，它在歐洲人抵達之前幾乎沒有大規模的社會組織。間接統治的不幸後果之一，就是假設非洲人有所謂的“部落”。但是，因為非洲多數地區的種族非常複雜，部落的規模區分不是太小，就是太大。薩伊的班賈拉族、肯亞的巴魯伊亞族和吉庫尤族、烏干達的巴吉蘇族、奈及利亞的優魯巴族和伊布族，基本上都是殖民時代的產物。伊布族就是虛構出來的單一種族的“部落”，它將所有講任何一種伊布土話的奴隸集結在一起。如此的分類方式確實能使地方官員的任務變得輕鬆。但是，英國、法國、比利時與德國在非洲殖民地加強行政區域的劃分，形成了後來新興獨立的非洲國家的邊界，並在長期帶來了悲慘的結果。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從不存在的種族分界與種族衝突，迅速地成為──而且持續是──這塊大陸的主要特色。
幾乎所有的現代後殖民國家，都是前帝國政府如此創造出來的。在辛巴威，今天的布拉瓦約市的學童，仍然會聚集在馬托波斯山丘上的羅德斯墳墓之前；當以前的國家是羅德西亞時，他們也會這樣做。他們會這么做不是因為他們的師長與父母仍眷戀英國的統治，而是因為如果沒有羅德斯，他們就沒有現在這個國家[9]。試圖將現在的辛巴威與穆胡馬塔巴帝國產生連結，以作為國家的基礎，已經證明了毫無說服力（穆胡馬塔巴帝國在16世紀達到高峰，是辛巴威最驕傲的遺產）。辛巴威是由羅德斯創立、由穆加貝總統繼承的國家。
無可避免地，殖民地的民族已經發現，反殖民主義與集體認同並非同一件事。讓泰米爾人、馬來人、中國人、克倫人、錫克人、孟加拉人、尼洛特人、優魯巴人或阿善提人認同自己不是英國人，要比讓他們想像自己是斯里蘭卡人、馬來西亞人、緬甸人、印度人、蘇丹人、奈及利亞人或迦納人來得容易許多[10]。19世紀初，秘魯的“解放者”聖馬丁努力建立一個現代的秘魯國家——結合白種的克里奧爾人與印加帝國的人民——他頒布了一道命令：所有說蓋丘亞語的印第安人都“受洗”為“秘魯人”。民族主義者屢次使用這種極端的方法，而且他們都有很好的理由仿效義大利國民教育部長馬丁諾在1896年擊敗阿度亞時所說的話：“我們已經創造了義大利，現在我們必須創造義大利人。[11]”
創造義大利人、印度人、賽普勒斯人或是馬來人，後來都證明是不可能的任務。一旦帝國體制崩潰，一旦新國家隨著國旗、國歌、貨幣及郵政所形成的集體認同而成立，一旦政治精英出現或是快速地凝聚在一起，一旦這一切都已經成熟，而帝國主義者與大多數殖民者返回原來的“家”──那么帝國曾經壓抑的舊的分界，以及刻意創設的新的分界，便會進一步分裂這些“新興”國家，產生更小型的國家和種族群體：印度、巴基斯坦、奈及利亞、賽普勒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在擺脫英國統治後，都曾經分割和再分割。越南與中非大部分地區在驅逐法國人之後，部分西非地區在脫離葡萄牙之後，也都是如此。新興國家可以藉由政客賣弄文筆而產生，但新興民族的出現要花更久的時間。
殖民地不是唯一經歷上述過程的地區。以歐洲而言，18世紀末在帝國邊緣開始發生的事，以孟德斯鳩與托克維爾曾經警告過的另一種方式，於21世紀悄悄回頭改變了帝國中心。17世紀的菲力普三世與四世的首相、18世紀的開明君主查理三世、19世紀的自由派人士，還有20世紀野蠻殘忍的佛朗哥將軍，都曾經試圖融合“西班牙”境內的加泰隆尼亞人、巴斯克人、卡斯提爾人、安達魯西亞人及加利西亞人，不過最後全部失敗。“西班牙”由一個君主統治，他以國家之名掌握權力，不過就如他自己所言，短短二十多年內，這個國家已經是歐洲第一個聯邦國家。至於英國，在18世紀初合併成聯合王國後，雖然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似乎擁有長期的穩定性，它現在也難以阻擋分裂。這種現象被稱為“內部的去殖民化”，沒有人知道它何時停止，也不知道我們最後會選擇何種理想的辭彙去稱呼一個“民族”。
然而，並非只有克里奧爾人、土著居民及地方分離主義者會在帝國持續分裂的過程中提出要求。由於“西方人”不再堅持自己有優越的生活方式，他們對開發中國家的心態也普遍變得曖昧，世界上的土著居民，例如美國、澳洲、紐西蘭的土著居民，便開始堅持某種自我認同的方式。至於由克里奧爾人統治的國家，包括阿根廷（直到30年前還否認有任何被征服的群體）和加拿大，都修正他們的憲法，並重新檢視原始的殖民契約。土著居民試圖恢復領土與歷史認同的權利，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謂的“馬博案”。1982年，住在托雷斯海峽穆瑞群島上的馬揚部落，派出三位代表馬博、帕西與萊斯，向澳洲最高法院抗訴控告昆士蘭省，他們宣稱：“馬揚人是這些島嶼的主人，是唯一能夠享受這些土地的人；這些島嶼從來不是‘王室的領土’。”為了陳述他們的觀點，他們進一步提出1788年的權利主張是無效的，該主張說澳洲是“無主地”，任何人想要就可以占領。1992年，澳洲最高法院做出支持他們的判決，因此澳洲聯邦喪失的不只是對穆瑞群島的統治權，也意謂著喪失整塊大陸的統治權。1993年12月，“土著居民所有權法案”頒布。它雖然沒有將整個澳洲交還給土著居民，卻提出方法來補救最高法院法官所謂的“令人非常羞恥的國家遺產”，即歐洲殖民者對付土著居民的歷史。
對許多人而言，這是一個宣洩的經歷，被迫認同這些克里奧爾國家從來沒有成立統一過。迄今，也只有少數的民族試圖從所在的國家中去爭取完整的自主權（1999年在加拿大北部建立的因紐特領地，雖然有儀式與宣言，但充其量只是一個自治省而已）。所有的土著居民不可避免地成為兩個世界的民族。印第安的密克馬克族同時是加拿大人，毛利人同時是紐西蘭人。他們擁有兩種文化，而且常常必須在某個文化的法律下保護另一種文化。他們也不否認文化具有滲透性，需要定期且大幅度的更新，就像土著居民發言人經常更換一樣。這不令人意外，因為他們大多數的主張都強調要延續文化的差異。但很少有文化像他們一樣多元。土著居民文化安頓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之中，尤其是歐洲文化，如今成為各地的次文化。你無法只靠著鄉愁來擺脫數百年來的壓抑與卑屈。
弔詭的是，土著居民面對的困境竟與一些民族極為相似。這些民族寧願不在原來的家鄉生活，而移往曾占領他們的帝國的首都。從前歐洲的殖民者飛往美洲、非洲和亞洲，而如今愈來愈多亞洲人、非洲人及加勒比海民族飛去歐洲。他們不像過去的孤立移民團體。他們進行的是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可說是正在移動中的民族，而歐洲從羅馬帝國後期以來就未曾經歷過這樣的移民。某些大型小區幾乎是以自給自足的狀態在成長──英國的布拉德福德、巴黎的巴爾貝斯區，還有幾乎到處都有的中國城。這些小區都堅持家鄉的生活方式、文化習慣和信仰，更不用說服裝、語言與食物了。
但即使在這些小型文化圈中，文化也無法長久維持整體性。第一代移民或許會儘可能將自己隔絕於周圍更大的世界。但下一代普遍會想要更多的東西。他們仍認同自己是巴基斯坦人、阿爾及利亞人、摩洛哥人，但或許也更明確地把自己視為英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因此，在許多傳統歐洲帝國的首都內，包括倫敦和里斯本，種族融合與通婚已經存在相當久，且漸漸形成真正的多種族社會。國家邊境與中央首都不再像過去差異那么大；未來，差異甚至可能進一步縮小。
雖然中國被視為一個有價值的龐大貿易夥伴，然而，當馬戛爾尼代表東印度公司與喬治三世在1793年造訪中國時，它在貪婪的英國人眼中已顯得非常脆弱。現今人們大多記得馬戛爾尼拒絕在中國皇帝面前行傳統的磕頭禮儀[3]。不過，馬戛爾尼的違抗並不只是個人榮譽的問題。大使在必要時會把個人尊嚴擺在一旁；馬戛爾尼就是一位很好的大使。拒絕在天朝之子面前卑躬屈膝，其實是他傳達信念的方式：在他眼中，一個多疑、內向、保守的文明，將無法長期抵擋自由貿易的力量──最後也絕對無法抵擋西方科技的力量。中國很明顯是個古老、停滯的社會。德國哲學家赫德說，它像“身處於世界邊緣的老舊遺蹟”[4]。要有人推它，它才會往前走。創新、不拘形式、懷抱個人主義的歐洲人，當然就是負責推它的人。
幾年之內，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和法國人，漫無節制地向中國要求開放通商口岸給“惡魔般的外國人”，最終導致1839年到1842年的鴉片戰爭。
英國人擴展了他們在香港的基地，還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離；他們認為西藏是英屬印度的一部分。1859年，英國人設立了總稅務司，它是一個隸屬於中國皇帝的龐大官僚組織，實際上卻以英國的商業利益在運作。德國在中國北方建立基地，已經占領印度尼西亞的法國則在中國的南方擴展影響力。
1900年，英、法、俄、意、德、美、日（當時已經占領朝鮮和台灣）共同平定義和團之亂，並掠奪北京。經過一連串的侵略之後，這個從成吉思汗時代就持續存在的帝國，在1911年因一次內部的叛變而崩解，由一群地區性指揮官（稱為軍閥）奪得了統治權，直到1949年共產黨接手為止。
強大的中華帝國滅亡後，整個世界落入了歐洲列強、俄羅斯、美國三方的手中。1800年，這些勢力大致占有或控制了地球表面的35%；1878年，擴張到67%；到了1914年，已經超過84%[5]。然而，一如過去所有帝國，這些霸權開始逐漸衰弱。到了1945年，兩次世界大戰──大抵是西方強權為了自利而彼此爭戰，西班牙的政治人物馬達里亞加曾稱為“歐洲的兩次大型內戰”[6]──之後，帝國霸權力量明顯地走向終結。
20世紀歐洲的新興帝國，即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自稱的帝國，在短短几年內先盛後衰。另一個帝國是蘇聯，對西方而言它是曾由沙皇統治的古老帝國的擴大，因支撐這個帝國的意識形態而衰落；對東方而言，它苟延殘喘地活著。歐洲的海外帝國在1947年到1960年代末之間全數消失。英國仍然擁有14個殖民地，只不過官方名稱是“屬地”──英國仍統治北愛爾蘭則備受爭議。大英國協宛如柏克口中“自由的帝國”的終曲，繼續破碎地唱著。法國在太平洋與印度洋上依然保有殖民地。西班牙則保住北非海岸的休達和美利拉[7]。但這些大多已是消逝中的記憶了。
歐洲現代帝國的衰落與過去崛起的速度一樣迅速，而大部分的衰落原因都極為類似。所有帝國最後都是以默許，而非以武力或威脅以武力來維持統治。過去的確發生過一些卑劣的事件，例如1857年英國對“印度兵變”的鎮壓行動，但它本質上沒有改變英國人與印度人民之間的權力平衡。適用於羅馬帝國的同樣適用於英國、法國、德國，甚至俄國：只要被統治者中有一定數量的人能取得某些統治利益，他們就會想要維持被統治的狀態。
此外，19世紀初興起的這些帝國不同於以前的帝國，它們幾乎不會把本國人民輸出到殖民地（南非是例外），或者產生很多有能力對抗當地暴動的克里奧爾精英分子。
抵抗任何統治都必須有組織與勇氣。但為了抵抗殖民統治，還需要有一種未來會更好的願景。它需要某種意識形態，能夠動員那些準備繼續接受現狀、認為現狀無可避免的人。諷刺的是，這種意識形態正是驅動多數現代帝國主義的社會改造過程所產生的，也就是民族主義。在麥考利勳爵所謂的“歐洲制度”中，大部分20世紀被殖民者唯一想要的，是獨立的民族國家。
歐洲各帝國讓殖民地的精英分子接受教育，以管理帝國階級的低階人民。這些精英分子因此接受了現代化的觀念，以及“民族自決”的西方概念。從愛爾蘭到爪哇，“民族”一詞似乎提供了政治學家安德森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雖然這個共同體沒有舊式社會、教區或村莊等的特質，但卻讓人們期望歸屬於一個範圍更大、可能更有力量的團體[1]。
在多數情況下，這樣的共同體實際上並不存在。它們必須被創造出來。
人們普遍相信，共同體所存在的領土必須與大多數居民的語言、種族等有一致的關係。在極端的例子中，某些說著其他語言或是屬於其他種族的人，可能會被驅逐出境；如果他們不肯走，甚至可能會被消滅。“種族淨化”絕不是後蘇聯世界才發明出的產物。當然，民族必須自己統治自己。“只有完全獨立的國家才能達成民族自決”的觀念出現在1870年代，當時許多歐洲的民族主義者，如義大利人、德國人、波蘭人和愛爾蘭人，想要從奧匈帝國、大英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獨立出來。在追求民族認同的過程中，這個觀念成了一個理想──巴斯克與科西嘉的極端主義者至今仍相當堅持。
相同的理想與期待要在歐洲海外的屬地紮根，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當它們真的紮根，卻招來毀滅性的後果。從一次大戰結束到1960年代中期，短短期間內，各屬地民族所興起的民族獨立運動已經清除了大量的帝國時代建築。某些地方的帝國主義者，在他們還保有一些尊嚴時，就承認他們的時代已經結束，離開殖民地，而沒有付出太多代價。英國人倉促地從非洲、加勒比海地區離開，留下十分不穩定的島國經濟，只能靠美國的觀光客來拯救。葡萄牙的果阿最後在1961年被印度軍隊占領。香港是英國最後一個殖民地，在1997年歸還給中國；當時舉行了一場儀式，以“吉爾伯特與蘇利文”的音樂當背景，象徵這個日不落帝國的謝幕。另一方面，葡萄牙在亞洲的最後一個工廠“澳門”，在兩年後的回歸幾乎沒有人注意。
然而，其他地方──比屬剛果、阿爾及利亞、塞普勒斯、羅德西亞（1965年被白人移民占領）、安哥拉、莫三比克──脫離宗主國的過程卻很殘暴，且歷經很長的時間。殖民地戰爭、追求獨立的戰爭、爭取恢復民族地位的戰爭，是20世紀前六七十年持續上演的戲碼，它們所樹立的敵意可能一直存留到21世紀的前半。
去殖民化的種種過程，留下的不只是痛苦的記憶與永不磨滅的仇恨。
對這些新興國家而言，它有時也形成看來難以克服的困境。原因在於，“國家”是一個新興的和全然歐洲式的觀念，而且多數殖民地在歐洲人來到之前並不存在。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古代世界。西班牙、不列顛和高盧都是羅馬帝國的不同產物；義大利本身也是。現代的東歐與中歐國家是在神聖羅馬帝國保護之下形成的。現在中南美洲各國的邊界，即源自當初西班牙總督行政區的分界。現今大多數東歐與中歐各民族的分布狀態，正是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或蘇聯的產物。
歐洲各帝國在亞洲與非洲各地留下更明顯的痕跡，對其後續發展也有更深遠的影響。在這裡，帝國將幾乎沒有共同點的民族聚集在一起。有時候，他們只是在一群相異或相互敵對的民族的土地四周劃上界線；有時候，則採取強迫或自發性的移民活動。這一點在非洲最明顯。非洲是一塊被歐洲劫掠者及錯誤的種族觀念所共同踐踏的土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不同於印度或亞洲大部分地區，甚至也不像古代的墨西哥與秘魯，它在歐洲人抵達之前幾乎沒有大規模的社會組織。間接統治的不幸後果之一，就是假設非洲人有所謂的“部落”。但是，因為非洲多數地區的種族非常複雜，部落的規模區分不是太小，就是太大。薩伊的班賈拉族、肯亞的巴魯伊亞族和吉庫尤族、烏干達的巴吉蘇族、奈及利亞的優魯巴族和伊布族，基本上都是殖民時代的產物。伊布族就是虛構出來的單一種族的“部落”，它將所有講任何一種伊布土話的奴隸集結在一起。如此的分類方式確實能使地方官員的任務變得輕鬆。但是，英國、法國、比利時與德國在非洲殖民地加強行政區域的劃分，形成了後來新興獨立的非洲國家的邊界，並在長期帶來了悲慘的結果。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從不存在的種族分界與種族衝突，迅速地成為──而且持續是──這塊大陸的主要特色。
幾乎所有的現代後殖民國家，都是前帝國政府如此創造出來的。在辛巴威，今天的布拉瓦約市的學童，仍然會聚集在馬托波斯山丘上的羅德斯墳墓之前；當以前的國家是羅德西亞時，他們也會這樣做。他們會這么做不是因為他們的師長與父母仍眷戀英國的統治，而是因為如果沒有羅德斯，他們就沒有現在這個國家[9]。試圖將現在的辛巴威與穆胡馬塔巴帝國產生連結，以作為國家的基礎，已經證明了毫無說服力（穆胡馬塔巴帝國在16世紀達到高峰，是辛巴威最驕傲的遺產）。辛巴威是由羅德斯創立、由穆加貝總統繼承的國家。
無可避免地，殖民地的民族已經發現，反殖民主義與集體認同並非同一件事。讓泰米爾人、馬來人、中國人、克倫人、錫克人、孟加拉人、尼洛特人、優魯巴人或阿善提人認同自己不是英國人，要比讓他們想像自己是斯里蘭卡人、馬來西亞人、緬甸人、印度人、蘇丹人、奈及利亞人或迦納人來得容易許多[10]。19世紀初，秘魯的“解放者”聖馬丁努力建立一個現代的秘魯國家——結合白種的克里奧爾人與印加帝國的人民——他頒布了一道命令：所有說蓋丘亞語的印第安人都“受洗”為“秘魯人”。民族主義者屢次使用這種極端的方法，而且他們都有很好的理由仿效義大利國民教育部長馬丁諾在1896年擊敗阿度亞時所說的話：“我們已經創造了義大利，現在我們必須創造義大利人。[11]”
創造義大利人、印度人、賽普勒斯人或是馬來人，後來都證明是不可能的任務。一旦帝國體制崩潰，一旦新國家隨著國旗、國歌、貨幣及郵政所形成的集體認同而成立，一旦政治精英出現或是快速地凝聚在一起，一旦這一切都已經成熟，而帝國主義者與大多數殖民者返回原來的“家”──那么帝國曾經壓抑的舊的分界，以及刻意創設的新的分界，便會進一步分裂這些“新興”國家，產生更小型的國家和種族群體：印度、巴基斯坦、奈及利亞、賽普勒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在擺脫英國統治後，都曾經分割和再分割。越南與中非大部分地區在驅逐法國人之後，部分西非地區在脫離葡萄牙之後，也都是如此。新興國家可以藉由政客賣弄文筆而產生，但新興民族的出現要花更久的時間。
殖民地不是唯一經歷上述過程的地區。以歐洲而言，18世紀末在帝國邊緣開始發生的事，以孟德斯鳩與托克維爾曾經警告過的另一種方式，於21世紀悄悄回頭改變了帝國中心。17世紀的菲力普三世與四世的首相、18世紀的開明君主查理三世、19世紀的自由派人士，還有20世紀野蠻殘忍的佛朗哥將軍，都曾經試圖融合“西班牙”境內的加泰隆尼亞人、巴斯克人、卡斯提爾人、安達魯西亞人及加利西亞人，不過最後全部失敗。“西班牙”由一個君主統治，他以國家之名掌握權力，不過就如他自己所言，短短二十多年內，這個國家已經是歐洲第一個聯邦國家。至於英國，在18世紀初合併成聯合王國後，雖然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似乎擁有長期的穩定性，它現在也難以阻擋分裂。這種現象被稱為“內部的去殖民化”，沒有人知道它何時停止，也不知道我們最後會選擇何種理想的辭彙去稱呼一個“民族”。
然而，並非只有克里奧爾人、土著居民及地方分離主義者會在帝國持續分裂的過程中提出要求。由於“西方人”不再堅持自己有優越的生活方式，他們對開發中國家的心態也普遍變得曖昧，世界上的土著居民，例如美國、澳洲、紐西蘭的土著居民，便開始堅持某種自我認同的方式。至於由克里奧爾人統治的國家，包括阿根廷（直到30年前還否認有任何被征服的群體）和加拿大，都修正他們的憲法，並重新檢視原始的殖民契約。土著居民試圖恢復領土與歷史認同的權利，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謂的“馬博案”。1982年，住在托雷斯海峽穆瑞群島上的馬揚部落，派出三位代表馬博、帕西與萊斯，向澳洲最高法院抗訴控告昆士蘭省，他們宣稱：“馬揚人是這些島嶼的主人，是唯一能夠享受這些土地的人；這些島嶼從來不是‘王室的領土’。”為了陳述他們的觀點，他們進一步提出1788年的權利主張是無效的，該主張說澳洲是“無主地”，任何人想要就可以占領。1992年，澳洲最高法院做出支持他們的判決，因此澳洲聯邦喪失的不只是對穆瑞群島的統治權，也意謂著喪失整塊大陸的統治權。1993年12月，“土著居民所有權法案”頒布。它雖然沒有將整個澳洲交還給土著居民，卻提出方法來補救最高法院法官所謂的“令人非常羞恥的國家遺產”，即歐洲殖民者對付土著居民的歷史。
對許多人而言，這是一個宣洩的經歷，被迫認同這些克里奧爾國家從來沒有成立統一過。迄今，也只有少數的民族試圖從所在的國家中去爭取完整的自主權（1999年在加拿大北部建立的因紐特領地，雖然有儀式與宣言，但充其量只是一個自治省而已）。所有的土著居民不可避免地成為兩個世界的民族。印第安的密克馬克族同時是加拿大人，毛利人同時是紐西蘭人。他們擁有兩種文化，而且常常必須在某個文化的法律下保護另一種文化。他們也不否認文化具有滲透性，需要定期且大幅度的更新，就像土著居民發言人經常更換一樣。這不令人意外，因為他們大多數的主張都強調要延續文化的差異。但很少有文化像他們一樣多元。土著居民文化安頓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之中，尤其是歐洲文化，如今成為各地的次文化。你無法只靠著鄉愁來擺脫數百年來的壓抑與卑屈。
弔詭的是，土著居民面對的困境竟與一些民族極為相似。這些民族寧願不在原來的家鄉生活，而移往曾占領他們的帝國的首都。從前歐洲的殖民者飛往美洲、非洲和亞洲，而如今愈來愈多亞洲人、非洲人及加勒比海民族飛去歐洲。他們不像過去的孤立移民團體。他們進行的是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可說是正在移動中的民族，而歐洲從羅馬帝國後期以來就未曾經歷過這樣的移民。某些大型小區幾乎是以自給自足的狀態在成長──英國的布拉德福德、巴黎的巴爾貝斯區，還有幾乎到處都有的中國城。這些小區都堅持家鄉的生活方式、文化習慣和信仰，更不用說服裝、語言與食物了。
但即使在這些小型文化圈中，文化也無法長久維持整體性。第一代移民或許會儘可能將自己隔絕於周圍更大的世界。但下一代普遍會想要更多的東西。他們仍認同自己是巴基斯坦人、阿爾及利亞人、摩洛哥人，但或許也更明確地把自己視為英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因此，在許多傳統歐洲帝國的首都內，包括倫敦和里斯本，種族融合與通婚已經存在相當久，且漸漸形成真正的多種族社會。國家邊境與中央首都不再像過去差異那么大；未來，差異甚至可能進一步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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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戈登不著痕跡地將歷史觀察和故事融為一體。
——著名歷史學家 費爾南德斯—阿梅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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