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繚子

《尉繚子》是戰國晚期論述軍事、政治的一部著作，是中國古代頗有影響的一部著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蔚繚子
• 外文名：Wei son sheet
• 朝代：戰國晚期
• 類型：軍事、政治

內容簡介

《尉繚子》是中國古代頗有影響的一部著作。對它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種意見：《尉繚子》是一部偽書。雖然《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兵形勢"《尉繚》31篇，但今存《尉繚子》不講"兵形勢"，顯然不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尉繚》，而是出於後人的偽造。不過，自從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尉繚子》殘簡出土後，學者們發現殘簡有6篇與今存《尉繚子》相合，偽書一說已遭到大多數人否定。另有唐魏徵《群書治要》輯《尉繚子》4篇，對考校此書均有重要價值。

第二種意見：《尉繚子》的作者名叫尉繚，是戰國時人，此書的前身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兵形勢”《尉繚》31篇。

第三種意見：與第二種意見大致相同，不同處在於它認為此書的前身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雜家”《尉繚》29篇。“雜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說。“雜家”《尉繚》屬“商君學”，除論述軍事外，還應論及政治和經濟。它雖談兵法，卻並非兵家。《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雜家”《尉繚子》5卷。這都和今存《尉繚子》的內容和卷數相同，可見今存《尉繚子》即“雜家”《尉繚子》。宋人將“雜家”《尉繚子》收入《武經七書》，歸入兵家。所以後人多誤認《尉繚子》為兵家之書。

《尉繚子》反對迷信鬼神，主張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它對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在戰略、戰術上，它主張不打無把握之仗，反對消極防禦，主張使用權謀，爭取主動，明察敵情，集中兵力，出敵不意，出奇制勝。這些觀點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尉繚子》是戰國晚期論述軍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經七書》本最早。《漢書·藝文志》雜家收錄了《尉繚子》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書治要》中節錄了《尉繚子》四篇。1972年，山東臨沂的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也有和《尉繚子》相符的竹簡書六篇。從這幾篇的情況來看，現在流傳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刪節和訛誤，篇名常和竹書不合，但基本上沒有後人增加的內容。

《尉繚子》反對軍事上相信“天官時日、陰陽向背”的迷信觀念，強調政治、經濟對軍事的決定性作用，其理論水平很高。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觀點，這也許是被納入雜家的主要原因。後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對研究戰國時代的軍法頗有幫助，所以有人把此書作為兵書來看待研究。

著錄與版本

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列在“雜家類”的《尉繚》有29篇，列在“兵形勢家類”的《尉繚》有31篇。由於班固沒有對兩者之間的關係給予說明，而流傳至今的《尉繚子》僅有24篇，與上述兩種《尉繚》的篇數均不相符，這就個後人的研究帶來了困難。也正式因為這個原因，關於《尉繚子》的著錄及其版本，成為了歷代學者研究該書是集中討論的又一個重要問題。銀雀山竹簡《尉繚子》出土以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更加熱烈、深入了，但是至盡仍然未能形成一致意見。概括起來講，學術界曾有以下幾種主要看法：

（一）認為“實際上就只有一種《尉繚》”，“班固的《漢志》（實際上是劉歆的《七略》）把這部書既分在雜家，有分在兵形勢家內，就因為它用的是互助法”（徐召勛：《互助與別裁》，載《學點目錄學》，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二）認為“雜家《尉繚》本是一部著作”，“卻被《漢書》的作者班固分在‘雜家’與‘兵家’兩大類中當成兩部書，從而引起了誤解，造成了混亂”，“今本《尉繚子》幾是班固所說的《尉繚》”（何法周：《〈尉繚子〉初探》，《文物》1997年第2期）。

（三）認為“兵家和雜家《尉繚》顯然是內容不同僅同署名的兩本書”，“雜家書沒有流傳下來，今本是兵形勢家《尉繚》（鍾兆華：《關於〈尉繚子〉某些問題的商榷》，《文物》1978年第5期）。

（四）認為"今本《尉繚子》當是原雜家書”，“兵家書在隋以前就已亡佚”，“元豐年間編入《武經七書》的正是隋唐時的雜書《尉繚子》”（張烈：《關於〈尉繚子〉的著錄和成書》）。

思想觀點

一、戰爭觀

《尉繚子》將戰爭區分為“挾義而戰”和“爭私結怨”兩大類(《攻權》，《續古逸叢書》本，下同)，支持“誅暴亂，禁不義”的戰爭，反對“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的戰爭。強調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封建統一，“併兼廣大以一其制度”。認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認識到政治是根本，軍事是枝幹，是政治的發展和表現；認為經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基礎,因而注重耕戰,把發展農業作為治國之本；商業對戰爭勝負有重大影響,“市者，所以給戰守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同時，又認為軍事上的勝利會促進國內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戰勝於外，福產於內”(《兵談》,漢簡本)。主張慎戰,反對輕率用兵,要“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二、治軍思想

高度重視軍隊的法制建設。認為軍隊必須首先建立嚴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於前, 重威刑於後 ”；強調嚴明賞罰 ，“ 刑上究”，“賞下流”，並制定了諸如聯保、軍隊營區劃分 、警戒 、禁令、戰場賞罰規定及將吏實施懲罰許可權、戰鬥編組、信號指揮等各種條令。同時，強調法制必須與教化相結合，“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要求“審開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無私”)與物質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結合，用以達到“治”的目的。重視將帥的選拔,嚴厲批評當時“世將”制度,主張“舉賢用能”、“貴功養勞”。要求將帥必須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犧牲精神,“ 為將忘家，逾垠忘親，指敵忘身”；與士卒關係要融洽， 使其服從命令，“如四肢應心也”。為此，應廢除繁文縟節，“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 ”；把“心狂” 、“耳聾”、“目盲”視為將帥修養的三大弊端。主張裁減軍隊，訓練精兵；明確提出兵教的目的是“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講究訓練方法，要求從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級合練，由各級之長負責，以賞罰為手段，從實戰出發，因人施教，嚴格訓練。

三、作戰指導思想

認為戰爭有三種勝利：不戰服人的“道勝”，威懾屈人的“威勝”，戰場交鋒的“力勝”。重視戰爭準備，要求在戰略決策、選用將領、進攻理論等方面勝過敵人；興師用兵，必須首先詳審“內外之權”，準確掌握敵我“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出入之路”等情況，計先定，慮早決。主張先機制敵,“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認為“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強調高度靈活地利用客觀規律,“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戰權》,《直解》本),運用“有無”策略(“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奇正”手段制敵取勝；提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厄”(《兵教下》)等。

四、軍事辯證法思想

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對“考孤虛，占鹹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觀點。注重從事物的聯繫中研究戰爭；強調認識和運用戰爭運動的規律；對強弱、攻守、有無、專散、文武等諸矛盾的對立與轉化有較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在對軍事與政治、經濟等關係的認識上，表現出某些高於前人的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尉繚子》雜取法、儒、墨、道諸家思想而論兵,在先秦兵書中獨具一格，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後世兵家對其思想內容多有引述和闡發 ，日本研究《 尉繚子》的著述約30餘種，朝鮮也有刊本。它豐富而具體的軍制、軍令等內容，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主張治國治軍用法嚴酷，是其糟粕。

原文節選

《尉繚子二十四篇》原文如下：
天官 第一：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谷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此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陣為絕地，向阪陣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陣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 『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兵談 第二：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用，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關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員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