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范仲淹罷宴》
- 創作年代：宋代
- 作品出處：《澠水燕談錄》
- 文學體裁：筆記文
- 作者：王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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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譯文
他急忙派人去詢問，原來是客居在外的讀書人死在了邠州，將要埋葬在鄰近的郊外，下葬時入殮的衣服和棺材都還沒有備齊。范仲淹很惆悵，立即撤掉了宴席，給予了他們重金救濟，讓他們能完成這件喪事。在座的客人因此而感嘆，有的人感動得流下眼淚。
注釋
邠（bīn）州：古地名，在今陝西境內，在今陝西彬縣。
罷：停止。
守：太守，這裡名詞活用為動詞，指做太守。
暇日：閒暇的時候。
僚屬：屬下；屬，下屬的官史；部屬。
置：置辦。
舉：舉起。
觴（shāng）：酒杯。
縗絰（cuī dié）：喪服，此指穿著喪服。
具：具備。
營理：籌辦。
公亟（jí）令詢之：他(范仲淹)急忙派人去詢問。
亟（jí）：急忙。
詢：詢問。
之：代詞他們，指籌辦喪事的人。
乃：原來是。
寓居士人：寄居在外的讀書人。 寓居：客居，寄居在外。
士人：讀書人。
卒（zu）：死。
殯：出喪。
賵(fèng)殮(liàn)：下葬時入殮的衣服。
棺槨（guǒ）：棺：棺材。 槨：棺材外面的套棺。
具：具備，完備。
憮（wǔ）然：失意的樣子。然，···的樣子。
徹：同“撤”，撤去。
賙（zhōu）給（jǐ）：救濟。
之：他們。
畢：結束，完畢。
泣：眼淚。
背景
本文寫於慶曆六年（1046年）。因得罪了宰相呂夷簡，范仲淹貶放河南鄧州，慶曆五年（1045年）滕子京重修岳陽樓，請范仲淹作記。並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圖》，寫此文時作者並未登臨岳陽樓，只憑藉此圖寫出了《岳陽樓記》。
作者簡介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死後諡號文正，史稱范文正公。和包拯同朝，為北宋名臣，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思想家，祖籍邠州（今陝西省彬縣），後遷居蘇州吳縣（江蘇市吳縣人）。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書批評當時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貶。宋仁宗時官至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幼年喪父，對下層人民的痛苦感受較深。1043年（宋仁宗慶曆三年）范仲淹對當時的朝政的弊病極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張建立嚴密的仕官制度，注意農桑，整頓武備，推行法制，減輕傜役。宋仁宗採納他的建議，陸續推行，史稱“慶曆新政”。可惜不久因為保守派的反對而不能實現，因而被貶至陜西四路宣撫使，後來在赴潁州途中病死，卒諡文正，有《范文正公集》傳世。
文化常識
諡號：文說的“范文正公”，即范仲淹，“文正”是他的諡號。諡號是古代帝王或貴族、名人死後，按其生前事跡評定的褒貶的稱號。范仲淹因為生前文學成就高，行為正直，故謚為“文正”，後世稱“範文正”。他生前是沒有這個稱謂的。唐朝的韓愈謚“文”，後世稱韓文公。這都是褒稱。隋煬帝楊廣因生前陰險殘酷、窮兵黷武，故死後得惡謚曰“煬”。
啟示
表現了范仲淹體恤民生艱難、心繫百姓疾苦的道德風範與人格魅力。
范仲淹的一生都用行動實踐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抱負。他閒暇聚會，卻仍舊心繫天下蒼生。現實中我們有許多人都能說豪言壯語，但當事情就在眼前時，我們又是一番自私實際的考慮。有多少人能時刻懷有一顆仁愛之心並去關愛別人呢？請從我做起，，讓博愛之光籠罩世界，讓世界因愛而更美麗。
人物簡介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漢族，蘇州吳縣（今屬江蘇）人，世稱“范文正公”。唐宰相范履冰之後。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文學家，祖籍邠州（今陝西省彬縣），後遷居蘇州吳縣（今江蘇省吳縣）。他為政清廉，體恤民情，剛直不阿，力主改革，屢遭奸佞誣謗，數度被貶。1052 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於徐州，終年64歲。是年十二月葬於河南洛陽東南萬安山，諡文正，封楚國公、魏國公。有《諡號文正》傳世，通行有《四部叢刊》影明本，附《年譜》及《言行拾遺事錄》等。
作者簡介
王辟之（1031—？），字聖塗，臨淄（今山東臨淄）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進士。宋哲宗元佑年間（1086—1094），他擔任任河東縣（今山西省永濟縣）知縣，曾“廢撤淫祠之屋，作伯夷叔齊廟”，以“貴德尚賢”聞名。
作品簡介
作品體裁
從體裁上來說，《澠水燕談錄》屬於筆記文中的史料筆記。筆記文是一種隨筆記錄的文體，“筆記”之“筆”即文筆之分的“筆”，意謂散記、隨筆、瑣記。筆記文包括史料筆記、考據筆記和筆記小說。在魏晉南北朝時已有此體,其淵源還可以遠溯至東漢。唐代筆記已多,到宋代又有發展。用“筆記”兩個字作書名的，則始於北宋宋祁的《筆記》3卷。宋代的筆記文以史料筆記一類為最發達。其主要特點在於多就“親歷”、“親見”和“親聞”來記敘本朝的軼事與掌故，內容較為切實，不乏第一手材料。《澠水燕談錄》就是北宋史料筆記中的代表性作品。 從寫作目的上來看， 與眾多宋代筆記的作者一樣，王辟之脫離仕宦，悠遊林下，追憶平生經歷見聞，筆之於書，博記雜識，主要是為了 “談謔”。 “談謔”，也就是說玩笑話。這種“談謔”式的著述動機，是宋代筆記的普遍傾向，是當時士大夫階層的一種風氣與時尚。王辟之在作於紹聖二年（1095）的《澠水燕談錄》序言中寫到： “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饑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閒接賢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為十卷，蓄之中橐，以為南畝北窗、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遣餘年耳。”，很直接、明白的寫出了自己的創作心理：編《澠水燕談錄》的目的是為了做酒後談資，做晚年消遣。但是，我們從序言中“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饑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之句能夠讀出王辟之“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雖然年老但關心政治的情懷；從“有可取者，輒記之”等句看出王辟之在記錄、整理佚聞趣事時，是有政治傾向性和審美傾向性的，並不是不加選擇，隨手編成。所以，從序言中可以看出，《澠水燕談錄》雖然表面上是一部談謔類的悠閒之作，但實際上蘊含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判斷，是一部創作動機嚴肅、目的純正、品位高雅的史料筆記。
作品內容與範圍
從寫作內容和範圍來看，《澠水燕談錄》所記大都是宋哲宗紹聖年間（1094年）以前到北宋開國（960年）之間140餘年的北宋雜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今考此書，皆記紹聖以前雜事”。共分為十七類：帝德、讜論、名臣、知人、奇節、忠孝、才識、高逸、官制、貢舉、文儒、先兆、歌詠、書畫、事志、雜錄、談謔，記錄了360多個故事和片段。
作品價值
從寫作特色上說，《澠水燕談錄》的價值有三： 1．內容豐富，體裁廣泛，為後世對北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對一些政治家、文學家的生平研究以及山東省的地方史研究、宋詩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實可靠的史料。 王辟之長期擔任北宋基層地方官吏，交際範圍主要是官場，所以對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傳聞故事非常感興趣也十分熟悉。書中的前半部分如帝德、讜論、名臣、知人、奇節、忠孝、才識等篇記錄了大量明君、賢臣的歷史事跡，如“杯酒釋兵權”、“開卷有益”的宋太祖趙匡胤、“治最為天下第一”並修岳陽樓的滕子京、力主革新變法的王安石、品行高尚的司馬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以及大將軍狄青、名臣寇準等，很有史料價值；同時，王辟之又是一個文人，對詩人、書畫家等文藝界的軼聞趣事非常關注，如著名文學家蘇軾、歐陽修、尹洙、蘇轍，山水畫家李成、著名詞人柳永等人的事跡也時時出現在書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書中的“官制”、“貢舉”、“文儒”等部分，準確、翔實的記錄了當時的官制、科舉情況，為後人留下了非常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為研究北宋官制和科舉提供了大量真實的佐證；“歌詠”、“書畫”部分，記錄了大量詩人、書畫家的創作經歷和藝術理論，是我們研究宋代文學史、書畫史時不可不讀的參考文獻。 王辟之是臨淄人，晚年大部分時間又在臨淄度過，所以《澠水燕談錄》記錄了大量北宋時期臨淄以及周邊地區的人和事，比如以著書扶道為己任、著《山東野錄》七篇的臨淄人賈公疏；教子有方、少寡情慾的臨淄長壽老人麻希孟；博學醇德的臨淄名儒趙師民等。書中對范仲淹知青州的事跡也記之甚詳，有近十條之多。另外，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還在有意無意之間創造了幾個第一： 第一，《卷八.事志》中有我國對“瓦當”的最早記載，這在瓦當的收藏、研究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因而意義極大。原文是：“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浚池，得古銅瓦，五皆破，獨一瓦完。面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群峰，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總秦鳳刑獄，摹刊於石，置之岐陽憲台之瑞豐亭，以貽好事者。”由此可見，從一千年前的北宋時期開始,瓦當就已經成為文人雅士案頭的賞玩了。 第二，我國古典文學史上關於“三蘇”並稱最早也源於本書。據《卷四·才識》記載：“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壯歲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為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嘉祐初，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於朝，士大夫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於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為老蘇、軾為大蘇、轍為小蘇也。”本書還記載了許多蘇軾的事跡，對我們今天研究宋代文學有很珍貴的價值。特別是書中提到，宋使張芸叟奉旨出使遼國，在幽州的旅館裡發現有遼國人在牆上抄錄的蘇軾詩歌，還聽說范陽的書店曾經刊刻蘇軾的詩集等事，對我們研究蘇軾詩歌的影響和傳播有重要意義。 第三，對青州范公亭、范公泉的記載是最早的。《卷八·事志》記載：“皇佑中，範文正公鎮青州，龍興僧舍西南陽溪中有醴泉湧出，公構一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名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茂密，塵跡不到，去市廛才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最為營丘佳處。” 第四，書中對“虹橋”的記載是最早的，以至於不了解王辟之歷史的某些當代橋樑史專家給王辟之冠以了古代橋樑專家的稱號。據《卷八.事志》記載，青州太守夏竦見城中的橋樑常被大水沖壞，便想辦法改建。這時，他正好得到了牢城中的一個“廢卒”。“廢卒”就是關押在監牢的殘廢士兵。這個人有“智思”，也就是有超常的智慧。這個“廢卒”取來數十根大木，相貫為橋，無柱的虹橋就這樣造出來了。這是我國歷史上有據可查的最早的“虹橋”之一。另外，“開卷有益”、“高下其手”兩個成語源於本書，對淮安點心“蜂糖糕”、江南“建茶”、紙牌、麻將的前身“葉子”、安南椰子等物產的記載也是較早的。書中還有 “用長松治麻風病”的最早藥方。 2．作者站在封建士大夫的道德立場，歌頌了愛民尊賢、勇於納諫的明君以及廉潔務實、克己奉公的清官； 讚美了一些文學家高潔傲岸的品質和靈敏機智的創作才華；對弄虛作假、不切實際、殘害百姓等醜惡現象進行了諷刺和批判。 比如《卷一.帝德》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宋真宗曾經對一個外放到地方做官的郎官印象很好，稱讚他品德高尚，做事得體，答應在合適的時機把他調回中央，委以重任。但是這個郎官回京之後托關係，走後門，到處行賄當朝重臣。事情被真宗知道後，便沒有重用提拔他。這個故事表現了宋真宗對那些跑官要官者的憎恨，讚揚了宋真宗堅持原則的品格，對今天的人們很有教育意義。 再比如《卷二.讜論》中記載，宋仁宗的時候，京城出現日食，但由於當時陰雲密布，京城的人都沒看見。掌管天文曆法的官員以此奏請皇帝，認為日食是不祥之兆，可在京城卻沒有看到，這說明皇帝吉祥，天下太平，應該大宴群臣，慶賀一下。司馬光勸諫皇帝說：“日食，全國其他地方都看見了而唯獨京城看不見，老天好像在說皇帝您正在被陰邪小人所蒙蔽，天下人都知道而唯獨朝廷不知道，這是很不吉利的事情，不應慶賀。”宋仁宗聽從了司馬光的勸告，沒有進行勞民傷財的祝賀儀式。在這個故事裡，司馬光仗義執言、耿直機敏的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宋仁宗勇於納諫、善於聽取別人意見的精神也可見一斑，賢相、明君的風範在極端的篇幅里展現無遺。 又比如《卷九.雜錄》中有一個故事《游僧》，揭露了江南某寺院讓僧人扮成羅漢堂里的羅漢，裝神弄鬼，騙人錢財的伎倆。這個故事說，江南某縣郊野有個古廟，只因地僻山險，所以人煙稀少。一次，有位遊方和尚到那古廟，便想出個吸引香客的妙法。廟裡有500 羅漢，他穿戴上一個羅漢的衣服、笠帽，拄著那羅漢的禪杖，下山到縣城去剃頭。剃時有意亂動，割破了頭頂，這時他就解下了衣帶，敷上了白藥，並留下那禪杖作為抵押，約好日期叫剃頭匠到廟裡去，說將要送他一千錢相酬。剃頭匠按照約定的日期去了，剛要進廟，看門人就扭住他毆打起來，說：“廟裡羅漢丟了禪杖已半年了，原來是你偷的啊！”剃頭匠說明了他得杖的經過，與看門的人一起去見方丈。大家感到很奇怪，於是一起打開羅漢堂，只見門上的鎖已生鏽，羅漢的座榻上布滿了灰塵，好像很久沒有打開門的樣子。剃頭匠審視那丟禪杖的羅漢，衣服、笠帽都是他所見到過的，頭頂上還有割傷的地方，血漬和藥敷的情況也和原先一樣。羅漢座前有一千錢放在那裡，都是些古錢，穿錢的繩子都快朽爛了。大家都驚嘆起來。這件事馬上傳揚出去，於是天天都有施捨錢財的人來，這古廟也大大地興旺起來。幾年後，和尚中有人為錢財爭吵，騙人的把戲才泄露出來。 還比如《卷十.談謔》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說是王安石變法時，有些士大夫很喜歡談論水利。有一人說要抽乾梁山的水，把它改造成農田。別人便問他：“梁山泊是古代的巨野澤，面積有好幾百里，現在抽乾了它的水來造田，如果一秋夏之間洪水匯集，把它們容納於何處呢？”劉貢父剛巧在屋，不慌不忙地說：“這有什麼關係，只要在梁山泊的旁邊鑿一個大湖，面積大小正好與梁山泊等，不就可以容納那些積水了嗎。”滿座的人大笑，那個胡說要改造梁山泊的人，羞得無地自容。這個故事既諷刺了一些不學無術、不切實際、誇誇其談的官吏；又讚美了劉貢父的機智、俏皮，讓人在忍俊不禁之中深思，很有深度。 總之，《澠水燕談錄》並不是一部完全以介紹知識、記錄史實的純史料性的著作。作者往往以小見大，寓深刻的褒貶於字裡行間，其思想內涵還是豐富而深刻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作品並不是“無為而作“，而是“有為而作”。當然，由於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的原因，書中也有不少宣揚愚忠愚孝、因果報應、玄虛迷信的東西，這是我們在閱讀此書時所必須注意的。 3．《澠水燕談錄》在藝術上頗有造詣。其語言簡潔，敘事洗鍊，格調高雅，幽默詼諧。雖寥寥數語，但往往人物形象鮮明生動，寓意深刻。 比如《卷十.談謔》中記載了一篇歐陽修不喜歡佛教的故事：“歐陽文忠公不喜釋氏，士有談佛書者，必正色視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問：“公既不喜佛，排浮屠，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賤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驢名小兒耳。”問者大笑，且伏公之辨也。”文章篇幅雖然極為短小，但敘述簡潔清楚，行文迭宕，把歐陽修正直、幽默的性格充分展現了出來，很有喜劇效果，給人看後輕鬆一笑，有一種觀看小品或相聲的感覺。 再比如《卷二.名臣》中，作者寫司馬光品行高尚，德高望重，深得百姓喜愛，沒有正面、直接的去寫他的愛民事件,而是用“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的側面手法寫出了司馬光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人格魅力，特別是用“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溜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餘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為宰相矣。”的典型事例，側面寫出司馬光熱愛人民、在人民中享有極高威望的事實，整段文章手法巧妙，表現了作者對司馬光愛民的由衷敬仰。 總之，《澠水燕談錄》在文學性上是比較突出的，其行文洗鍊，言簡意賅，生動風趣的風格對後世的筆記體小說創作有巨大的影響，甚至在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風格的痕跡。綜上所述，《澠水燕談錄》史料性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北宋的歷史；思想性高，可以幫助我們思考社會、人生；藝術性好，可以幫助我們學習一些人物小傳、小小說的技法。所以，說《澠水燕談錄》是一部很有價值和生命力的名著，是毫不為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