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蘇俄遺書》是孫中山所著的一篇文章。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致蘇俄遺書
- 締造者：孫中山
- 國民黨：未竟之業
- 時間：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作品原文,作品賞析,
作品原文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党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作品賞析
1925年3月11日，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即將行至他人生的終點。已屆彌留之際的孫中山在病榻上籤署了他生命中最後的檔案----《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書》，對其革命理想和事業進行了最後的概括和囑託。三份遺囑中，篇幅最長，也最能體現其反帝思想和聯俄外交政策的，當屬《致蘇俄遺書》一篇。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隨即電邀正在廣東主持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入京，共襄國是。為了促進國家的和平統一，孫中山不顧險惡的政治環境和日漸沉重的病勢，毅然決定北上。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宋慶齡等人的陪同下從廣州啟程。臨行前，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並召集國民會議。12月31日，孫中山一行抵京。此時北方政局已發生變化，馮玉祥被段祺瑞聯合奉系張作霖排擠出京。為了與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相抗衡，段祺瑞打出召開“善後會議”的幌子，實則要重新瓜分政治利益，維護軍閥和列強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立場鮮明地抵制“善後會議”，與反動軍閥進行了針鋒相對的不懈鬥爭。
不幸的是，由於長期超負荷的工作，加之北上旅途勞頓，孫中山的病情日益加重。1925年1月，孫中山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被診斷為肝癌晚期（實為膽管腺癌擴散到肝臟），手術及放療均無效果，病勢已屆危殆。延至3月11日，孫中山自知不起，遂在早已由汪精衛等人擬好的《國事遺囑》、《家事遺囑》上籤字，之後又簽發了《致蘇俄遺書》。次日上午，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與世長辭。而這份《致蘇俄遺書》也成了他留給世人的最後一份文獻。
《致蘇俄遺書》原件為英文。據考證，系由孫中山的英文秘書陳友仁與蘇聯顧問鮑羅廷起草，最後經孫中山認可並親筆簽名。在《遺書》中，孫中山首先高度評價了蘇俄（1922年12月30日，蘇俄改稱蘇聯，當時國內多沿用蘇俄稱謂）革命的偉大意義和成就。他稱蘇俄為“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從這樣高度的評價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孫中山堅定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立場，以及與蘇聯合作、向蘇聯學習的態度。作為堅定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畢生致力於建立自由、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然而，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數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道路只能是鏡花水月般的空想。革命者嘔心瀝血、肝腦塗地創建起的中華民國，先被袁世凱篡奪顛覆，後又被軍閥混戰摧殘得千瘡百孔。而軍閥政治背後帝國主義列強得寸進尺、步步緊逼的侵略，更讓中華民族的生存岌岌可危。
面對這種局面，孫中山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但卻屢興屢仆，迭遭挫折。他曾寄希望於某些軍閥的覺悟與援助，以打倒另一派軍閥，卻只換來了自利、虛偽和背叛。1918年護法戰爭中，身為護法軍政府大元帥的孫中山被滇桂軍閥排擠，被迫辭職，導致護法失敗。1922年，正當孫中山擔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籌劃北伐之時，廣東軍閥陳炯明又發動叛變，炮擊總統府，迫使孫中山避難中山艦，隨後化裝離粵，避居上海。孫中山也曾寄希望於列強各國的支援，甚至不惜承認列強在華利益以換取承認和支持，但他得到的也只有輕視和拒絕。帝國主義只會尋找在華利益代理人，不可能容忍中國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獨立。
一次次的挫折失敗，迫使孫中山反思自己的革命理論和政策。正當他陷於痛苦與彷徨之時，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俄國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勞苦大眾，推翻了沙皇政府，推翻了舊的剝削制度，建立了以工農為主體的蘇維埃政權。隨後又成功擊退了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和入侵，維護了政權的鞏固和國家的獨立。俄國革命的成功，使孫中山的思路豁然開朗。他意識到，只有打倒並消滅軍閥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勢力，中國的國民革命才可能成功。而也只有蘇俄的革命道路和經驗可供中國學習借鑑，革命的蘇俄才能為中國革命提供指導和援助。上世紀20年代初，孫中山開始和蘇俄、共產國際代表接觸，雙方關係迅速發展。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也開始相互了解，走向合作。1923年，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原有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重新加以解釋，正式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以及聯俄政策的最後確立。此後，蘇聯和共產國際向孫中山主持的廣東革命政權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包括派駐顧問、指導黨務、發展軍事，以及直接的物質支援等。而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也充滿熱情和敬意地向蘇聯學習，“以俄為師”。經過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協助，國民黨的組織、宣傳能力顯著提升，軍事實力迅速增強，很快開始平定兩廣地區的反革命勢力，並準備北伐，從而充分證明了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正確。
此後直到逝世，孫中山都堅定地實行三大政策，全力推進國民革命。《致蘇俄遺書》正是這一思想的最後宣言。在《遺書》中，孫中山再一次明確重申了中國國民黨的革命任務是“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他囑咐國民黨人和革命同志要繼續“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並要求國民黨與蘇聯繼續“提攜”，“合力共作”，努力奮鬥救中國，奪取國民革命的最後勝利。最後，《遺書》滿懷深情與希望地寫道：“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令人扼腕的是，孫中山在《遺書》中的諄諄教誨和殷切期盼並沒能馬上實現。對於聯俄政策，國民黨內一直存在分歧。甚至因為國民黨右派的阻撓，使《致蘇俄遺書》未能與另兩份遺囑同時見報公布，而是3月14日在蘇聯的《真理報》上首先發表，3月28日才在杭州《嚮導周報》上發表了中文本。1927年國民黨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公然背叛革命，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和事業再化泡影。中國人民繼續背負“三座大山”的重壓，飽嘗苦難，中蘇關係也轉成相互敵視。但歷史的發展不可能掩蓋孫中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遠見，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革命先行者的遺志，高舉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建成了新中國，最終使中山精神得以發揚光大，千古長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