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法寶勘同總錄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是由元代僧人釋慶吉祥等編著,勘校了北傳《大藏經》在藏傳與漢傳過程中產生的異同。《大藏經》是佛教最基本的典籍,在翻譯過程中,對經意的不同理解以及文字表述的局限導致了各版本的差異。至元為元世祖年號,法寶指佛教經藏,勘同就是勘校異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至元法寶勘同總錄
  • 簡稱:《至元錄》
  • 卷數:10
  • 朝代:元代
簡介,詳解,

簡介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簡稱《至元錄》,十卷,元代釋慶吉祥等撰。
至元年間,元世祖“見西僧經教與漢僧經教音韻不同,疑其有異,命兩土名德對辯,一一無差。帝曰:‘積年疑滯,今日決開’。”(見《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引《弘教集》)由此有法寶勘同之舉。此事系至元二十二年(1285)開始,即本書敘錄所說:“大元世主……諭釋教總統合台薩里,召西蕃板底答、帝師拔合思八高弟葉璉國師、湛陽宜思、西天扮底答尾麻囉室利,漢土義學亢理二講主慶吉祥、及畏兀兒齋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壓孫、安藏等,集於大都大興教寺,各秉方言,精加辯質。自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頂踵三齡,詮讐乃畢。”於是“復詔講師科題總目,號列群函,標次藏乘,互明時代,文詠五錄(即指引用的唐代《開元釋教錄》、《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宋代的《大中祥符法寶錄》、《景祐新修法寶錄》、元代的《弘法入藏錄》),譯綜多家”,而成本書。本書的主要內容因系對勘漢文藏經和藏文藏經的異同,所以題名作“勘同總錄”。

詳解

本書卷首列有慶吉祥為首的編修、執筆、校勘、校證譯語、證義、證明諸人的銜名,共二十九人。慶吉祥等十五人系漢僧(名字下帶有吉祥字樣,當是受其時藏僧常以吉祥命名的影響)。其中演吉祥本名定演,事跡見趙孟頫所撰的《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融大師演公塔銘》(《松雪齋文集》卷九)。又元廷官吏五人中,迦魯拿答思和安藏在《新元史》卷一百九十二中有傳。
本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總敘,標示本書的緣起和大綱,又分四科:第一是“總標年代,括人法之弘綱”,簡單地記錄自後漢明帝永平十年(67)到元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二個朝代譯出三藏的部數和卷數。第二是“別約歲時,分記錄之殊異”,列載後漢到元五個階段中譯人和傳譯經典的數字。第三是“略明乘藏,顯古錄之梯航”,著錄《開元》、《貞元》、《祥符》、《景祐》、《弘法》等錄所記的經律論部卷數目。第四是“廣列名題,彰今目之倫序”,標明本書的分類和部卷數目。第二部分是本書的正文,文前有一段說明:從有翻譯以來經律論等的卷目、年代、譯人事跡等在《開元》等錄中,已有記載,對於這一方面即不再詳述,而只按類分載各經。
本書的分類是按契經(經)、調伏(律)、對法(論)三藏,每藏又分菩薩和聲聞二乘,末尾有聖賢傳記錄。在菩薩契經藏中分顯教大乘經和密教大乘經二類。顯教大乘經中又分《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諸大乘經六部;密教大乘經中又分秘密陀羅尼和儀軌二部。在菩薩對法藏中分大乘釋經論和大乘集義論二類。聖賢傳記也分梵本翻譯集傳和東土(指漢地)聖賢集傳二類。這種分類法,大致是依據《開元釋教錄》。如關於菩薩契經藏以《般若》部居首,小乘契經藏以《阿含》居首,及聖賢傳記所包括的內容等的說明都是照《開元錄》原文迻錄。只是把密教和顯教分列,則是本書所獨具。自唐宋以還,密部教典翻譯日多,附列在顯教經籍中已不易包容,同時,藏傳佛教在元代極為朝廷所重視,把密教和顯教並列,正反映出密教在當時佛教中的地位。也有可能,顯密並列是受藏文藏經目類歸類的影響。例如現存的古錄登迦目錄,在大乘經、小乘經而外,另列“秘密呾特羅”一大類。後來的藏文經錄,一般也是分為經部和續部,因而為《至元錄》所採用。
本書的組成是以《開元錄》所載為骨幹,再以《貞元》、《祥符》、《景祐》、《弘法》等錄所載補充,故引用《開元錄》經目所占比重量大,約近四分之一。
本書是以藏文大藏經目錄,對勘漢文經藏(見卷首釋淨伏序),凡是有漢譯本同時也有藏譯本的,很多將梵文原名用漢文音譯註在經名之下,作者在《般若》部的梵名下發凡起例說:“今此總錄,於題目內間有一二所以安梵名者,自來三藏但以梵文譯為華言,所以不存梵名。間有存者,於五義中亦有具一二義故不翻者也。今因與蕃相對,隨彼蕃雲有無記錄,有者著之,無者仍舊。或有的對,或約蕃義,不可一準也。義學高德善二音者,請勿疑矣。”(卷一)這是因為藏文翻譯的經典,卷首大都保留著梵文原名的音譯之故。漢文與藏文譯本有不同之處,則勘其同異,加以註明。如《大般若經》第一會下加註:“此會經與蕃本《十萬頌般若》對同。”小注,“此會比西蕃本多‘常啼’、‘囑累’、‘法涌’三品,其蕃本卻在第五會中”。又在同經第五下加註:“此會經與蕃本《八千頌般若》對同。”小注“此會比蕃本少‘常啼’、‘法涌’、‘囑累’、‘慈氏所問’四品,前三品卻在前第一會中‘慈氏所問品’全闕”(均見卷一)。又如《大集會正法經》下註:“此經與蕃本相對,彼經稍少”(見卷二)。《華手經》下註:“亦名《攝諸善根經》,此名與西蕃本同”(卷三)。這些校勘,對於研究漢藏教典是很好的資料。在校勘過程中,也提出一些問題,如《大方等大集經》下注說,“梵文雲,此《大集經》一十一分,四十八品,品局當部,分及支派。今勘本經總有八品三分,於三分中曲分二十八品,共成三十六品。雲四十八,未詳所以”(卷二)。這還有待於後人的研究。至於某些藏文譯本有疑問的經,如《仁王護國般若經》(見卷一)、《觀虛空藏菩薩經》(見卷二)、《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卷六),都註明“蕃疑,析辨入藏”等字樣。
本書著重在漢藏對勘,著錄的典籍方面,唐以前同於《開元》、《貞元》二錄,宋代同於《祥符》、《景祐》二錄,所增補的不多。著錄遼代、元代的譯述,僅只慈賢、思孝、非濁、八思拔、安藏等數人。但是本書所徵引的《祥符錄》、《景祐錄》,現只存殘本,《弘法入藏錄》久已失傳,從本書中還可以了解三錄的內容。
本書在對勘漢文藏文方面,雖大力進行,但存在一些疏漏的地方。第一,同本異譯的經,因為立名不同,有的則注“蕃本有”,有的則注“蕃本闕”,而表現出自相矛盾。如《大寶積經》第十二《菩薩藏會》,注云“與蕃本同”(卷一),《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雖註明與上經同本,但卻說“蕃本闕”(卷四);又如《大乘日子王所問經》,註明與《優填王經》同本(卷四),《優填王經》即《大寶積經》第二十九《優陀延王會》,注云“此會與蕃本同”(卷一),而《大乘日子王所問經》卻注“蕃本闕”(卷四)。第二,有些同本異譯的經,沒有勘出,因而在加注藏文本有無上也不一致。有如《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與《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注云“同本異譯,蕃本闕”(卷三),而《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則注云“與蕃本同”(卷四),不知此三經原系同本異譯。又如《善法方便陀羅尼經》與《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經》、《護命法鬥神咒經》,注云“同本異譯,蕃本闕”(卷五),又如《延壽妙門陀羅尼經》則注云“與蕃本同”(卷六),不知此四經原系同本異譯。第三,有的經不是同本,誤作同本,如《妙法聖念處經》下注“與《大寶積經》第四十三《普明菩薩會》同本”(卷四),實際是錯誤的。第四,在對勘藏文本時,常常依據書名判別有無,而實際不然。如《阿毗達摩集論》、《雜集論》,皆注“蕃本缺”(卷八),而實際皆有藏文本。又如《觀所緣論護法釋》,注“蕃本同”(卷九),而實際缺藏文本。這類例子很多。第五,在梵名經題上,也間有錯誤。如《大寶積經》第二十九《優陀延王會》,梵題作“阿唎亞 烏答亞拿 哇忒薩 阿囉扎 拿麻 八哩 哇哩怛 八哩巴哩赤”(卷一),後半應作“八哩巴哩赤拿麻巴哩哇哩怛”。《優填王經》與上經同本,梵題作“阿唎亞 烏達牙拿 哇忒薩 阿囉扎 拿麻八哩瓦八哩巴哩赤 囉答”(卷一),後半也應作“八哩巴哩赤拿麻八哩瓦囉答”。又如《大方廣佛華嚴經》,梵題作“晡怛 阿瓦怛薩甘 拿麻麻訶布嚕亞 摩訶衍那 蘇怛囉”(卷二),摩訶下脫vai字之音譯。另外有的梵題和漢譯經名配合錯誤:如《大寶積經》第十五《文殊師利授記會》,注云“蕃本闕”,然第四十六會《文殊說般若會》的梵題“阿唎亞 曼殊師利 哺怛 乞室怛囉 孤拿 尾喻訶 拿麻 摩訶衍那 蘇怛唎”(卷一),正是第十五會的梵名,而不是第四十六會的梵題。又如《般舟三昧經》與《拔陂菩薩經》、《大方等大集賢護經》是同本異譯,注說“蕃雲對同,未見其本”(卷二),所以沒有梵名,但是《大方等檀特陀羅尼經》的梵題“阿唎亞 缽拿 帝烏都巴拿哺怛三穆迦 阿瓦思滴怛 三麻帝拿麻 麻訶衍拿 蘇怛囉”(卷五),就是《般舟三昧經》的梵名,與《大方等檀特陀羅尼經》則毫無關係,都是對勘誤解所致。最後第六,在譯人方面,也間有錯誤,如《文殊師利一百八名梵贊》作施護譯,《聖觀自在菩薩梵贊》作法賢譯(卷十),但在《祥符錄》卷七上都作法天譯。此外,誤題、漏注或重複之處尚多。
漢藏佛典的對勘,本是艱巨的事業,在當時政府的主持下,集合了許多漢藏有名的專家來工作,經過三年的時間,完成了這部巨著,對於佛教經典目錄的整理研究,有其一定的作用。本書保存下來的經論梵名譯音,可供語言音韻學家作參考,所勘藏文經典的有無,也是研究古代藏族佛教有價值的資料。後世在經典分類上,以密教獨立為部,如明寂曉的《釋教匯目義門》,智旭的《閱藏知津》,都是受本書的影響。
本書在清代乾隆年間(1736~1795),工布查布著藏文本《漢土佛教史》曾抄譯本錄為其最後一部分。又1883年日本南條文雄英譯《大明三藏聖教目錄》,也曾利用本錄,注出各書的梵文原名。由此可見本錄套用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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