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超級大國》是美國前副助理國務卿、美國頂尖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的著作。《脆弱的超級大國》一書完全站在政治高層的視角來分析中國對外政策的選擇空間。
簡介,評論,
簡介
謝淑麗（Susan Shirk）是絕對有資格稱之為中國問題專家的人。她是第一批來到中國的美國人；見過中國歷代領導人；擔任柯林頓政府時期國務卿助理，主管中國事務。目前，謝淑麗擔任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所長。
謝淑麗（SusanShirk）在大學裡研究東亞問題的時候，她眼中的中國就像月球一樣遙遠。她根本不清楚，這一生是否有可能踏上大洋對岸那塊神秘的、與西方隔絕的土地。但謝淑麗也沒有想到的是，在1971年，命運給了她一個機會，使她得以與十五位美國研究生一起，作為中國政府的客人來中國遊歷一個月。
她從香港進入中國大陸的時候，對邊界兩邊繁榮與凋敝的反差深感吃驚。大陸人佩戴著毛主席像章，手拿“紅寶書”，北京和上海的最高建築只有十層左右，大街上的車輛只有政府官員坐的大塊頭蘇式轎車。北京飯店僅有的外國客人是一群在中國受訓的高棉士兵。謝淑麗一行不論走到哪裡，都會引來好奇的人群。喜歡購物的她最後只買了幾雙黑帆布鞋和一隻印有 “為人民服務”字樣的卡其布包帶回美國。
但當謝淑麗他們在北京時，中國外交也在醞釀重大的轉折。那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正在中國籌劃尼克森的訪華事宜，而中國總理周恩來也邀請他們去人民大會堂對話，希望向世界傳遞中國對外開放的訊息。據謝淑麗回憶，周恩來“安詳、很有幽默感、舉止優雅、見多識廣”。他半開玩笑地說，希望SusanShirk是美國總統，但由於尼克森已經當了總統，所以中國只好邀請尼克森了。不過，謝淑麗一直在勸說中國人叫她的中文名，因為那是一個漂亮的名字。“但這需要一點時間，最後到90年代我才成功。”她笑言。
此後謝淑麗便經常來到中國做實地研究，成為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她現任美國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該校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主任。她是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博士，在1997－2000年柯林頓任內擔任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並就中國問題著有多本專著。
評論
謝淑麗只強調了政治高層受到社會底層狹隘民族主義的壓力，其實來自社會的壓力也有反狹隘民族主義的壓力，如要求保持溫和穩健對外政策的商業集團。這一點是她的致命傷，即政治高層面臨的壓力來源不僅是有狹隘民族主義的政治要求，也有來自經濟集團的政治要求。根據王紹光的研究，對政治高層起作用的壓力模式有很多，有民眾參與程度較高的動員模式、借力模式、外壓模式，也有民眾參與較少、精英參與較多的關門模式、內參模式、上書模式。網路、基層、大眾、新的商業精英，到底是誰在支持民族主義，到底是誰更能影響政府，顯然不是謝淑麗講的這么簡單。威權主義這個狗皮膏藥是否還能到處亂貼都成了問題。用執政黨的話來說，議程設定已變得日益“科學化”和“民主化”。總之，謝淑麗對民族主義的動員對象缺乏認真深入的分析，對中國政治體制中利益表達與集中方式的解讀也還欠火候。她簡單地羅列了一連串外交事件，用政治高層轉移視線的政治選擇來解釋狹隘民族主義的動員模式，卻沒有認真地考察中國社會各個經濟利益集團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確切聯繫。
說到底，謝淑麗是把中國領導人的政治生存對於中國對外政策的影響看得過於重要了，她基於這個要點的解釋有些過頭了。對於一個權力集中的威權主義國家來說，最高領導層對權力表面上的壟斷，讓謝淑麗的解釋視角顯得格外具有吸引力，因為似乎“他們幾個人就可以說了算”，政策自然是基於他們建立自身合法性的需要，也就是得利用民族主義作為新的替代的意識形態，以取代失效的社會主義傳統意識形態。但是，政治家看似權力集中、無比自由，但其決策卻往往受到來自社會壓力的約束，這種約束強度可能幾乎與民主國家無異。謝淑麗完全忽略了中國本身經濟利益的結構性要求——中國的經濟發展本身就要求她在對外政策上與美國開展競爭，爭奪國際生存空間。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關鍵還是看其國內經濟利益在國際層面上的訴求是什麼。中國社會內部新經濟階層的利益結構是什麼？他們與政府的制度性聯繫是怎樣的？工人、農民等底層群體的經濟訴求到底是什麼？這些群體經濟訴求與國際問題的關聯在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