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生活周刊》“百年文化人物”專題作品，資深主筆李偉為了接近真實的胡適，從安徽到北京到美國到台灣，順著胡適的命運軌跡，通過採訪重新進入歷史現場，以清晰流暢的筆調細緻地描述了大師的一生。五十年前，他與時代格格不入，五十年後，中國再次與他相遇。
基本介紹
- 書名：胡適:孤立的人最強大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3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1334701
- 作者：李偉
- 出版社：中國華僑出版社
- 頁數：182頁
- 開本：32
- 定價：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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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三聯生活周刊》“百年文化名人”專題作品
作者簡介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歷史回顧是《三聯生活周刊》封面專題的一個重要方向，通過採訪重新進入歷史現場，發現新信息，辯駁已有的結論，回顧之目的是為尋求它新的認識意義。——《三聯生活周刊》主編朱偉
名人推薦
圖書目錄
破壁者的“文藝復興”
時代的前夜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反孔子的“托拉斯”
個人的自由與國家的自由
“正義的火氣”
“殺君馬者道旁兒”
主義向左，問題向右
“不合時宜”的歧路
忍不住的新努力
自由主義的觀象台
“好人當政”與“跪著造反”
“最不名譽的事”
“悖主”與“善後”
“掉下來”的導師
批評者的跌宕起伏
“被革命壓死了”
“胡適系反黨”
北大中興
“憎恨殘暴也憎恨虛妄”
守衛課桌
雜誌與救國
“民治”與“新式獨裁”
何去何從：殘局中的“過河卒”
北大校長
十年計畫
沒有選擇的選擇
民主的“裝飾品”
“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
“過河卒子”
晚年胡適：美國、中國台灣與蔣介石
胡蔣之間
不做大哥
對胡適的“圍剿”
自由主義之路
被四面夾擊的胡適
胡適之死
胡適的“非典型性”
秩序與共識
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
“被殺死的摩西”
時代的前夜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反孔子的“托拉斯”
個人的自由與國家的自由
“正義的火氣”
“殺君馬者道旁兒”
主義向左，問題向右
“不合時宜”的歧路
忍不住的新努力
自由主義的觀象台
“好人當政”與“跪著造反”
“最不名譽的事”
“悖主”與“善後”
“掉下來”的導師
批評者的跌宕起伏
“被革命壓死了”
“胡適系反黨”
北大中興
“憎恨殘暴也憎恨虛妄”
守衛課桌
雜誌與救國
“民治”與“新式獨裁”
何去何從：殘局中的“過河卒”
北大校長
十年計畫
沒有選擇的選擇
民主的“裝飾品”
“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
“過河卒子”
晚年胡適：美國、中國台灣與蔣介石
胡蔣之間
不做大哥
對胡適的“圍剿”
自由主義之路
被四面夾擊的胡適
胡適之死
胡適的“非典型性”
秩序與共識
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
“被殺死的摩西”
序言
序一
2012年年初，北京《三聯生活周刊》的主筆李偉先生與我聯繫，表示希望出版一期有關“胡適與自由主義”的專號。他還專程來台訪問，讓我談談胡適先生晚年的種種，又派了一位攝影記者到胡適紀念館拍了許多照片。後來這一期專號在該年5月的周刊上發表，甚獲好評。最近他又將專號的稿子整理、擴充，要出版一本有關胡適的專書，我很為他高興，謹以此文敬表祝賀之意。
身為“20世紀中國思想第一人”或“當今世界上最聰明的六個人之一”的胡適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他與魯迅齊名，是海峽兩岸各自推戴的“文化英雄”。胡適的一生涉及了中國政治、學術的各個領域，凡是討論近代中國的議題，大概都繞不過胡適。目前書店中有關胡適的書不少，一類是胡適先生自己的作品，如《四十自述》《胡適文存》《胡適文集》，或唐德剛先生為他作的《胡適口述自傳》等；另一類則是他人所寫的有關胡適生平與思想的專書，如李敖的《胡適評傳》、余英時的《重尋胡適歷程》、羅志田的《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與江勇振的近作《捨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等。此外，有關胡適研究的名家還有耿雲志、歐陽哲生、周質平、章清、邵健等教授。
李偉先生的這一本書與上述兩類的作品都不相同。他細讀了胡適先生的“夫子自道”，又吸收學術界許多嚴謹的論著，再以清晰流暢的筆調細緻地描述了大師的一生。這樣的工作並不容易，這不但因為胡適生平涉及的人物、事件錯綜複雜，對他的評估分歧很大；另一個原因是胡適的思想與許多作為都是超越時代的，眼光不夠敏銳者往往看不清楚。在這一方面毛澤東倒是看得很清楚，在舉國上下以數百萬字來大力批胡之際，毛主席曾說：“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的確，胡適先生的成就與限制，要經過歷史的積累、沉澱，到21世紀時才看得清楚。
這樣一來，現在的確是書寫胡適、“替他恢復名譽”的好時機。21世紀，人們所看到的胡適應該較能超脫時代的泥淖。幾個月以前我去日本東京訪問，有一天在旅館的《產經新聞》上看到一篇報導。這是2012年10月9日該報《遠響近聲》時事專欄作者千野境子因有感於釣魚台事件之爭端，所寫的一篇有關胡適的文章：《現在日本需要一個胡適》（《いま日本に胡適がほしい》）。作者感嘆當前日本外交界沒有人才，找不到一個像胡適一樣能在國際上以有說服力的方式與高明的手腕從事外交工作的人，來解決此一國際爭議。眾所周知，胡適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做了百餘場演講，其中1942年3月23日在華盛頓的演講《中國抗戰也是要保衛一種文化方式》，尤其能夠打動國際視聽，將抗戰模擬於西方文明之中“專制與民主的對壘”，讓世人了解“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正面臨日本獨裁、壓迫、黷武主義方式的嚴重威脅”。作者認為此一宣傳方式使中國在國際社會取得了“道義的優位性”。抗戰期間中國能夠取得許多國際援助（如各種貸款）與胡適在外交方面的努力有直接的關係。很可惜後來他與宋子文不和，又反對蔣夫人訪美，1942年辭去了駐美大使一職。
胡適除了在外交上傑出的作為受到肯定，最讓日本人佩服的是胡適對中日戰局與太平洋戰爭的預測。千野氏提到胡適提出的“日本切腹而中國介錯”的理論（見《胡適日記》1935．6．27中抄錄他寫給王世傑的一封信）。“介錯”一詞是和製漢語，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它的意思。日本武士切腹時必須請他最好的朋友從背後砍其頭，才能迅速地完成切腹這一壯舉，從背後砍下切腹者人頭之人即被稱為“介錯人”。這一句話是指日本全民族走上了切腹自殺的道路，中國人必須以“最好的朋友”來做他們的“介錯人”（胡適曾研究過日本的切腹，他根據《呂氏春秋》指出此舉源於中國，見《胡適日記》1930．3．7）。他呼籲日本人必須認清此一影響中日兩國命運之悲劇。不過胡適也感嘆地說，國人必須抱著“破釜沉舟”的心態，“咬定牙根”準備苦戰，不然“中國還不配做他們的‘介錯人’”。後來局勢的發展，也確如胡適所述，由中日對壘走向國際戰局。
胡適先生另一個重要的貢獻是1949年之後在台灣的表現，擔負起李敖所謂啟蒙之“播種者”的角色。這一部分在本書中《晚年胡適：美國、中國台灣與蔣介石》一章的訪談中有所介紹。他與蔣介石之間是“道不同而相為謀”，很能反映一個自由主義者在威權體制、強人政治之下，如何相忍為國。其實，胡適所面對的挑戰不但來自蔣介石，還受到其他保守者，如張其昀、徐復觀、徐子明等人之抨擊，同時他與激進的自由主義者之間也有矛盾。這一處境就是書中所說的“被四面夾擊的胡適”。胡適在當時思想光譜上可謂一個溫和而理性的自由主義者，他畢生“一以貫之地”堅持自由、民主之價值，並希望能在取得政府信任的前提下來批評政府。對他來說，過度支持現實政權、肯定傳統，或過度激烈地抨擊時政、追求西化，都不恰當。這一點使他與吳國楨、雷震、殷海光等激烈地批判政治，甚至不惜以身相殉的做法很不相同。孰是孰非，值得深思。
最近有很多人提到“民國范兒”的說法，民國史上的確有不少風骨嶙峋的人格典範值得我們追念懷想。讀者如果仔細地閱讀李偉先生的這一本書，我想很多人可能會和我有類似的感受，覺得將胡適譽為“民國范兒”，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序二
《胡適與自由主義》是李偉獨立完成的《三聯生活周刊》“百年文化人物”系列的第二個，第一個是他在2011年完成的《魯迅之疑》。
歷史回顧是《三聯生活周刊》封面專題的一個重要方向，通過採訪重新進入歷史現場，發現新信息，辯駁已有的結論，回顧之目的是尋求它新的認識意義。《三聯生活周刊》及時反映現實熱點的封面專題，一般都由三五人彼此協作，在短時間內趕製。而這類不需要時間逼迫、獨特而具深思空間的長線選題，也鼓勵希望建立自己獨特研究方向的主筆獨立去探索，並給予其足夠的時間空間及採訪成本支持。李偉的《魯迅》與《胡適》，都屬於這樣的實踐成果。
其實，在新世紀到來之初，我們便有了做“百年文化人物”系列的想法——對上一個世紀的眺望與重新關注，對這個世紀新的道路選擇能否有坐標性的意義？我們以為，從文化人物的角度去思考這個民族百年所走過的血淚滄桑，有可能比政治人物更能脫離標籤化與簡單的意識形態判斷，更有可能進入當時的社會生態複雜機理，去辨析一些悲劇產生之根源。而這些人物的命運，也許更能深入折射出這百年歷史進程中一些能發人深思的問題，以致我們在這一個百年，能少付出那些本不該付出的代價。
選題總是要靠足以勝任的人的自我希求與自我奮鬥來完成，我總是說，“有什麼人，才有什麼樣的選題”。這個系列得以實現，這開頭兩個人物所完成的質量，完全依賴於李偉對歷史追問的原動力與他為此付出的辛苦與努力——從廣泛閱讀，尋找出問題，到出發去現場尋找當年的氛圍，通過採訪接近那些已經塵封的真相，再審慎地給出殫精竭慮後自己的分析。從準備到採訪再到成文，不僅需要時間，更需要源源不斷的研究成本。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已經是一個研究課題的深入過程。這樣的選題實施，編輯部付出的是採訪成本——首先，給以兩三個月，允許他能不被干擾地深入研究領域；然後，提供採訪費用，支持他去接近歷史現場。當然，這些僅是外部支持，能否拿出令人滿意的答卷，只能靠本人的投入與作為。這種投入應該有些理想主義，實用主義者一般不會不惜成本，去花那么多的氣力。
李偉這兩年，在魯迅與胡適這兩個人物上所作的努力，我以為是尋找到了一種極有價值的途徑。為接近魯迅，他從紹興到日本到上海、南京、北京；為接近胡適，他從安徽到北京到美國到台灣，基本都順著他們命運的軌跡，邊走邊思考。因為魯迅在先，胡適在後，胡適也就比魯迅更具體地提出了問題、討論了問題，更顯成熟。他依靠了許多學人已經建立的坐標，但他自己在這些坐標基礎上的追問，也可喜地超越了自己學識的局限。就胡適道路而言，從新文化運動激情洋溢的旗手，到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點主義”；希望獨立於政治意識形態之外，維持個人學術與思考的自由獨立，又無法將個人剝離於社會環境。既要學術獨立，所有學術又都離不開它與社會現實的急切關係；既要反抗專制，追求獨立人格，又必須穿梭於各種政要之間，無法離開被四方夾擊的中心舞台。“從左派到中間偏左、中間偏右，再到右派”，其實一天也無法獨立自由，只能被政治現實裹挾在中間。
我一直覺得，一個重要的媒體，不應該只關心即時信息的意義；一個有作為的主筆，也不應將自己等同於追逐即時信息傳播的小記者。一個重要的媒體的使命，應該是調動它的優質人力資源，為他們提供一個個足以伸展各自敏感觸覺的小空間，激勵他們的理想主義，鼓勵他們成為深入的研究者與探索者，再將這些探究成果傳達奉獻給讀者。在信息傳播越來越發達、越來越多元的今天，其實會有越來越多對這種投入足夠成本的獨家深入信息的需求——當廉價信息鋪天蓋地時，有質量的信息會越來越顯其價值的，畢竟，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不會僅滿足於一知半解。而這正應是《三聯生活周刊》的主筆們所要去努力追求的目標。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應該有更多這樣的課題，提供更多這樣辛勤獲得的沉甸甸的成果。它們可以是歷史，但給出的應該是對現實思考的結果。這樣，我們就能少生產些信息垃圾，多給社會提供些可供留存的印跡了。
2012年年初，北京《三聯生活周刊》的主筆李偉先生與我聯繫，表示希望出版一期有關“胡適與自由主義”的專號。他還專程來台訪問，讓我談談胡適先生晚年的種種，又派了一位攝影記者到胡適紀念館拍了許多照片。後來這一期專號在該年5月的周刊上發表，甚獲好評。最近他又將專號的稿子整理、擴充，要出版一本有關胡適的專書，我很為他高興，謹以此文敬表祝賀之意。
身為“20世紀中國思想第一人”或“當今世界上最聰明的六個人之一”的胡適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他與魯迅齊名，是海峽兩岸各自推戴的“文化英雄”。胡適的一生涉及了中國政治、學術的各個領域，凡是討論近代中國的議題，大概都繞不過胡適。目前書店中有關胡適的書不少，一類是胡適先生自己的作品，如《四十自述》《胡適文存》《胡適文集》，或唐德剛先生為他作的《胡適口述自傳》等；另一類則是他人所寫的有關胡適生平與思想的專書，如李敖的《胡適評傳》、余英時的《重尋胡適歷程》、羅志田的《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與江勇振的近作《捨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等。此外，有關胡適研究的名家還有耿雲志、歐陽哲生、周質平、章清、邵健等教授。
李偉先生的這一本書與上述兩類的作品都不相同。他細讀了胡適先生的“夫子自道”，又吸收學術界許多嚴謹的論著，再以清晰流暢的筆調細緻地描述了大師的一生。這樣的工作並不容易，這不但因為胡適生平涉及的人物、事件錯綜複雜，對他的評估分歧很大；另一個原因是胡適的思想與許多作為都是超越時代的，眼光不夠敏銳者往往看不清楚。在這一方面毛澤東倒是看得很清楚，在舉國上下以數百萬字來大力批胡之際，毛主席曾說：“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的確，胡適先生的成就與限制，要經過歷史的積累、沉澱，到21世紀時才看得清楚。
這樣一來，現在的確是書寫胡適、“替他恢復名譽”的好時機。21世紀，人們所看到的胡適應該較能超脫時代的泥淖。幾個月以前我去日本東京訪問，有一天在旅館的《產經新聞》上看到一篇報導。這是2012年10月9日該報《遠響近聲》時事專欄作者千野境子因有感於釣魚台事件之爭端，所寫的一篇有關胡適的文章：《現在日本需要一個胡適》（《いま日本に胡適がほしい》）。作者感嘆當前日本外交界沒有人才，找不到一個像胡適一樣能在國際上以有說服力的方式與高明的手腕從事外交工作的人，來解決此一國際爭議。眾所周知，胡適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做了百餘場演講，其中1942年3月23日在華盛頓的演講《中國抗戰也是要保衛一種文化方式》，尤其能夠打動國際視聽，將抗戰模擬於西方文明之中“專制與民主的對壘”，讓世人了解“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正面臨日本獨裁、壓迫、黷武主義方式的嚴重威脅”。作者認為此一宣傳方式使中國在國際社會取得了“道義的優位性”。抗戰期間中國能夠取得許多國際援助（如各種貸款）與胡適在外交方面的努力有直接的關係。很可惜後來他與宋子文不和，又反對蔣夫人訪美，1942年辭去了駐美大使一職。
胡適除了在外交上傑出的作為受到肯定，最讓日本人佩服的是胡適對中日戰局與太平洋戰爭的預測。千野氏提到胡適提出的“日本切腹而中國介錯”的理論（見《胡適日記》1935．6．27中抄錄他寫給王世傑的一封信）。“介錯”一詞是和製漢語，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它的意思。日本武士切腹時必須請他最好的朋友從背後砍其頭，才能迅速地完成切腹這一壯舉，從背後砍下切腹者人頭之人即被稱為“介錯人”。這一句話是指日本全民族走上了切腹自殺的道路，中國人必須以“最好的朋友”來做他們的“介錯人”（胡適曾研究過日本的切腹，他根據《呂氏春秋》指出此舉源於中國，見《胡適日記》1930．3．7）。他呼籲日本人必須認清此一影響中日兩國命運之悲劇。不過胡適也感嘆地說，國人必須抱著“破釜沉舟”的心態，“咬定牙根”準備苦戰，不然“中國還不配做他們的‘介錯人’”。後來局勢的發展，也確如胡適所述，由中日對壘走向國際戰局。
胡適先生另一個重要的貢獻是1949年之後在台灣的表現，擔負起李敖所謂啟蒙之“播種者”的角色。這一部分在本書中《晚年胡適：美國、中國台灣與蔣介石》一章的訪談中有所介紹。他與蔣介石之間是“道不同而相為謀”，很能反映一個自由主義者在威權體制、強人政治之下，如何相忍為國。其實，胡適所面對的挑戰不但來自蔣介石，還受到其他保守者，如張其昀、徐復觀、徐子明等人之抨擊，同時他與激進的自由主義者之間也有矛盾。這一處境就是書中所說的“被四面夾擊的胡適”。胡適在當時思想光譜上可謂一個溫和而理性的自由主義者，他畢生“一以貫之地”堅持自由、民主之價值，並希望能在取得政府信任的前提下來批評政府。對他來說，過度支持現實政權、肯定傳統，或過度激烈地抨擊時政、追求西化，都不恰當。這一點使他與吳國楨、雷震、殷海光等激烈地批判政治，甚至不惜以身相殉的做法很不相同。孰是孰非，值得深思。
最近有很多人提到“民國范兒”的說法，民國史上的確有不少風骨嶙峋的人格典範值得我們追念懷想。讀者如果仔細地閱讀李偉先生的這一本書，我想很多人可能會和我有類似的感受，覺得將胡適譽為“民國范兒”，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序二
《胡適與自由主義》是李偉獨立完成的《三聯生活周刊》“百年文化人物”系列的第二個，第一個是他在2011年完成的《魯迅之疑》。
歷史回顧是《三聯生活周刊》封面專題的一個重要方向，通過採訪重新進入歷史現場，發現新信息，辯駁已有的結論，回顧之目的是尋求它新的認識意義。《三聯生活周刊》及時反映現實熱點的封面專題，一般都由三五人彼此協作，在短時間內趕製。而這類不需要時間逼迫、獨特而具深思空間的長線選題，也鼓勵希望建立自己獨特研究方向的主筆獨立去探索，並給予其足夠的時間空間及採訪成本支持。李偉的《魯迅》與《胡適》，都屬於這樣的實踐成果。
其實，在新世紀到來之初，我們便有了做“百年文化人物”系列的想法——對上一個世紀的眺望與重新關注，對這個世紀新的道路選擇能否有坐標性的意義？我們以為，從文化人物的角度去思考這個民族百年所走過的血淚滄桑，有可能比政治人物更能脫離標籤化與簡單的意識形態判斷，更有可能進入當時的社會生態複雜機理，去辨析一些悲劇產生之根源。而這些人物的命運，也許更能深入折射出這百年歷史進程中一些能發人深思的問題，以致我們在這一個百年，能少付出那些本不該付出的代價。
選題總是要靠足以勝任的人的自我希求與自我奮鬥來完成，我總是說，“有什麼人，才有什麼樣的選題”。這個系列得以實現，這開頭兩個人物所完成的質量，完全依賴於李偉對歷史追問的原動力與他為此付出的辛苦與努力——從廣泛閱讀，尋找出問題，到出發去現場尋找當年的氛圍，通過採訪接近那些已經塵封的真相，再審慎地給出殫精竭慮後自己的分析。從準備到採訪再到成文，不僅需要時間，更需要源源不斷的研究成本。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已經是一個研究課題的深入過程。這樣的選題實施，編輯部付出的是採訪成本——首先，給以兩三個月，允許他能不被干擾地深入研究領域；然後，提供採訪費用，支持他去接近歷史現場。當然，這些僅是外部支持，能否拿出令人滿意的答卷，只能靠本人的投入與作為。這種投入應該有些理想主義，實用主義者一般不會不惜成本，去花那么多的氣力。
李偉這兩年，在魯迅與胡適這兩個人物上所作的努力，我以為是尋找到了一種極有價值的途徑。為接近魯迅，他從紹興到日本到上海、南京、北京；為接近胡適，他從安徽到北京到美國到台灣，基本都順著他們命運的軌跡，邊走邊思考。因為魯迅在先，胡適在後，胡適也就比魯迅更具體地提出了問題、討論了問題，更顯成熟。他依靠了許多學人已經建立的坐標，但他自己在這些坐標基礎上的追問，也可喜地超越了自己學識的局限。就胡適道路而言，從新文化運動激情洋溢的旗手，到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點主義”；希望獨立於政治意識形態之外，維持個人學術與思考的自由獨立，又無法將個人剝離於社會環境。既要學術獨立，所有學術又都離不開它與社會現實的急切關係；既要反抗專制，追求獨立人格，又必須穿梭於各種政要之間，無法離開被四方夾擊的中心舞台。“從左派到中間偏左、中間偏右，再到右派”，其實一天也無法獨立自由，只能被政治現實裹挾在中間。
我一直覺得，一個重要的媒體，不應該只關心即時信息的意義；一個有作為的主筆，也不應將自己等同於追逐即時信息傳播的小記者。一個重要的媒體的使命，應該是調動它的優質人力資源，為他們提供一個個足以伸展各自敏感觸覺的小空間，激勵他們的理想主義，鼓勵他們成為深入的研究者與探索者，再將這些探究成果傳達奉獻給讀者。在信息傳播越來越發達、越來越多元的今天，其實會有越來越多對這種投入足夠成本的獨家深入信息的需求——當廉價信息鋪天蓋地時，有質量的信息會越來越顯其價值的，畢竟，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不會僅滿足於一知半解。而這正應是《三聯生活周刊》的主筆們所要去努力追求的目標。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應該有更多這樣的課題，提供更多這樣辛勤獲得的沉甸甸的成果。它們可以是歷史，但給出的應該是對現實思考的結果。這樣，我們就能少生產些信息垃圾，多給社會提供些可供留存的印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