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李昌鈺破案實錄2:美國世紀大審判》作者是以精湛獨到的刑事偵查與鑑識技術享譽國際的李昌鈺博士(Dr. Henry Lee)，因屢破奇案而被新聞媒體冠上“當代福爾摩斯”“物證鑑識大師”“科學神探”與“犯罪剋星”等等封號碼在美國家喻戶曉。作者也是各國爭相聘請前往講學的專家。迄今已獲八百多個榮譽獎項。是一位從台灣走向全球的傳奇人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神探李昌鈺破案實錄2:美國世紀大審判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249頁
- 開本：32
- 作者：季樹仁 劉永毅
- 出版日期：2007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63364022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後記
未完的案件未能偵破的案子
自從我的第一本破案實錄在美國出版受到廣大讀者歡迎，即著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譯成中文出版，我收到上千封的讀者來函。而無論我在中國大陸、台灣，還是美國、歐洲各地方演講，總會有熱心的讀者拿書請我簽名留念。
這些朋友對書中的內容極為關心。
他們說“李博士，您的故事真精彩。可惜，仍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馬上向他們請教：“是哪裡寫得不好？請多多指教！”
“故事好像沒有結束！在第一本書中，你談到兩件和甘迺迪家族有關的命案，其中之一是富商女兒被兇手用高爾夫球桿打死的故事，嫌犯包括甘迺迪家族的成員，但是沒有結果，好像故事說到一半……”
對於讀者的熱情反應，我深感抱歉。事實上，在我經手的8000多件重大刑事案件中，確實有些案件至今尚在調查中，另外一些進入法律訴訟階段，並未完全結案。在偵探與推理小說的世界中，再詭譎的案件，通過神探高超的推理能力及難以置信的好運，最後總能抽絲剝繭、尋獲線索而真相大白。但在真實的世界中，執法人員卻並非都能如此幸運，有時投入了無數的人力與時間，案情還是撲朔迷離，無法偵破。再議“桌腳破案論”
在忙碌的刑事鑑識工作之餘，我常應邀至世界各地演講，培訓各地的執法人員，包括調查人員、警察、檢察官及法官等。此外，在偵查重大刑事案件時，許多執法人員和新聞媒體人員都知道我有一套“桌腳破案論”：
偵辦刑事案件就像1張桌子，4個桌腳都非常重要，不管桌面怎么漂亮，如果桌腳不穩，再好的材料也無法造就1張有用的桌子。
這4個桌腳就是現場、物證、人證，還有運氣，少了其中之一，都會使破案步履維艱。大家都知道物證、人證的重要，而現場的重要性，也在現代刑事偵查觀念不斷進步之下，越來越受重視，唯獨運氣是可遇不可求的。每一個執法人員都知道，破案確實需要好運。但有時運氣是人為的，優秀的刑警能善用時機，製造運氣；有些沒有經驗的辦案人員，即使運氣到了，也沒能好好把握，以致錯失時機。
有時候，即使現場保持得很完整，人證、物證也不缺乏，例如，在兇器上找到清晰的指紋、在兇案現場採集到兇嫌的腳印等，但少了運氣，仍然無法順利破案，逮捕兇嫌。而有些案子，雖然證據不充分，但如果運氣夠好，掌握到關鍵線索，便能迅速破案。任何刑事偵查人員都知道運氣的重要。可是運氣不會憑空而來，必須從經驗中學習，累積辨識運氣的能力，才不會讓運氣平白從手邊溜走。
看看一些至今尚未偵破的案子，無非是這4個桌腳中缺了1腳或2腳。如劉邦友官邸血案和彭婉如命案未破，就是因為缺少了這些要素。這兩個案件警方動用了很多人力、花了很多時間，我也回去兩次，並協助檢驗了一些物證。可是由於時機已失，至今仍是懸案。
常和我接觸的美國媒體，對我的“桌腳破案論”也十分熟悉。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資深新聞主播賴利·金在電視訪談時，常問：“李博士，你常說破案要像桌子，4腳俱全才能破案，現在你的桌子有幾隻腳啦？”不幸的，不是所有案子都能4腳俱全。
除了警方缺乏足夠的證據“破案”外，是否具備強而有力的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能讓嫌犯審判定罪，又是另一回事。常看美國電視、電影的讀者應該知道，警方在偵查的過程中，如果無法蒐集足夠的證據，或者負責起訴的檢察官無法適當運用這些證據，在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下，一件案子很可能因為辯方律師高明的辯論技巧，讓檢方自認必勝的案子翻案。“先蒐證，後捉人”偵查新趨勢以往的警察傳統辦案方式，只要捉到人犯，便刑求逼供，一切的罪刑均以人犯的口供、自白為起訴依據。古代衙門的審案方式可見一斑。嫌犯捉到，先打幾十大板再問案，人犯若不肯招供，馬上大刑甚至酷刑伺候。這些都是以往“先捉人，不蒐證”的偵查模式。當時，採用證據的觀念相當薄弱。這種辦案方式，早已被重視人權的時代潮流所淘汰。因為人權意識抬頭，刑求的偵訊方式已經不再被社會大眾所認可，判刑也不再只依據嫌犯的自白而定罪，一定要有其他證據證明方能定讞，則現場的證據慢慢受到大家的重視。我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後，有機會重返警界並當任要職，也屢次應邀返台傳授鑑識新知及偵查技巧。我常與我的好友顏世錫先生(當時的台北“中央警官學校”校長)討論未來偵查趨勢及警界人才培訓等相關議題。後來我建議他，應該在“中央警官學校”成立鑑識科學系及信息科學系，以符合時代的趨勢及未來辦案的需求。顏校長從善如流，這兩個科系在我的提議下，於1989年成立了。為應對科學辦案的世界潮流，鑑識科學系又在1996年成立碩士班，2001年成立博士班，成為世界上少數擁有完整鑑識科學教育學程的大學。審視當前的社會環境，當初的建議正切合現今的需求。雖然國內逐漸重視現場的證據，但是礙於輿情期待破案及工作績效的壓力，目前仍是以捉到人犯為主要考量，等人犯到案後，再慢慢蒐集相關跡證，以證明嫌犯的犯罪事實。偵查模式便演化成“先捉人，後蒐證”的辦案方式。然此一辦案方式也已受到各種考驗，尤其社會大眾對個人權益的維護多有體認，在沒有足夠證據的前提下，檢、警倘若貿然展開緝捕的動作，萬一捉錯人犯，不僅侵害人權，更會打草驚蛇，讓真正的兇嫌有時間消滅跡證、藉機開溜。這絕對不是我們所樂見的。近年來鑑識科技發展神速，加上CS/和由我主演的《蛛絲馬跡》等電視、影集的強力宣導，社會大眾對於刑案現場採證、鑒驗的工作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依照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原則，如尚無足夠證據證明嫌犯有罪，只能推論無罪，所以“先捉人，後蒐證”的辦案方式也面臨很大的危機。一不小心捉錯人犯、造成冤獄，勢必會引起被害人家屬、冤獄家屬及社會大眾的不滿，造成很大的紛爭，可能付出難以估計的社會成本，並嚴重影響警察的聲譽。因此，日前我特別倡議“先蒐證，後捉人”的偵查新準則，以此方能符合現在的民情及社會需求。若將破案比喻成做好一個“蛋糕”，刑案現場勘查、蒐證、鑑定、提出有力的證據，就如同先準備好蛋糕的各項材料及烘焙蛋糕成型的功夫，這是做蛋糕過程最重要的步驟；緝捕人犯就好像是在做好的蛋糕上面，塗層奶油，點綴一下，美化蛋糕，有錦上添花的意味。縱使一時還未將人犯緝捕到案，但只要證據確鑿，足以證明真正犯案者，案件也算是破了。正如沒塗上奶油的蛋糕或許不夠美觀，但應該沒有人會質疑它不是蛋糕吧？蛋糕的美味在於材料及烘焙技巧，很少人會喜歡吃塗在外層的奶油，如同大家對於案情的發展和警方的偵查作為及破案技’了深感好奇，但最關心的，還是在於警方蒐證是否完整、真正的兇手能否找到、判罪入獄是否成立，而很少人只會關心嫌犯的姓名。同樣的道理，破案的真諦在於證據齊全，讓人犯毫無狡辯的機會，才是犯罪偵查的真功夫。抓到人犯固然值得慶賀，但絕不能本末倒置，被害人家屬和社會大眾的期望當然是將真兇緝捕到案，繩之以法，但是唯有“先蒐證，後捉人”的偵查方式，方能緝獲真兇。犯罪偵查的功夫應該花在如何蒐集、采驗現場的各項跡證。如何證明嫌犯罪行，讓嫌犯無法狡辯？如何協助檢察官，讓他有足夠的證據來起訴嫌犯，讓法官有足夠證據來判刑？這才符合大眾的期許，也才是鑑識科學的最終目標。正義的力量美國的司法制度屬英美法系，採取陪審團制度。兇殺案通常以12個人組成的陪審團決定被告是否有罪，法官扮演檢、辯雙方攻守戰的裁判，主持法庭的議事規則及維持秩序，並在被告罪名定讞後，負責量刑，但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並不做主觀的裁決。此制度的重要原則是在被告被定罪前，一律視為無罪，檢方必須舉證證明被告有罪。代表執法人員的檢察官，依據警調人員提供的證據起訴被告；代表辯方的律師，提出反證，攻擊檢方掌握證據的可信度，爭取陪審團的支持。因此，在一些刑事案件中，負責偵辦的偵查人員，雖然可憑著他所掌握的資訊，包括確實的線索及市井流言，甚至是個人直覺，來判斷誰是兇手，但如果缺乏堅實可信的證據，即使上了法庭，也是徒勞無功。例如本書所談的迷你選美皇后命案，長期處於偵查階段，遲遲未破。遇害的是一位天使般的6歲女童——瓊白蕊。最近自首的嫌犯卡爾在泰國被捕，遣返美國後又再翻案。因其錯綜複雜的案情，摻雜金錢、親情、性關係、選美、謀殺以及檢、警鬥法等因素，此案被稱為“0．J．辛普森世紀疑案後最令人矚目的命案”。美國媒體大幅報導，八卦小報更傾全力挖掘此案的蛛絲馬跡。瓊白蕊可愛的形象占據了美國人的心，許多熱心人士在網路上設立瓊白蕊的網站，並傳閱傳聽她的照片、錄像帶、錄音帶。而她慘死的遭遇，及詭譎複雜的內情，更使媒體為此案幾近瘋狂，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討論高潮。在世界上，每天有成千上萬的案件發生，雖然刑事偵查人員和鑑識人員可能花費很多時間、精力、人力、經費，進行犯罪案件偵查，但有些案件仍然4腳缺1腳，無法順利偵破。不過，我有時會相信，冥冥中自有一股伸張正義的力量，有時只是需要一點時間，等時機到了，真相一定會大白。
自從我的第一本破案實錄在美國出版受到廣大讀者歡迎，即著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譯成中文出版，我收到上千封的讀者來函。而無論我在中國大陸、台灣，還是美國、歐洲各地方演講，總會有熱心的讀者拿書請我簽名留念。
這些朋友對書中的內容極為關心。
他們說“李博士，您的故事真精彩。可惜，仍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馬上向他們請教：“是哪裡寫得不好？請多多指教！”
“故事好像沒有結束！在第一本書中，你談到兩件和甘迺迪家族有關的命案，其中之一是富商女兒被兇手用高爾夫球桿打死的故事，嫌犯包括甘迺迪家族的成員，但是沒有結果，好像故事說到一半……”
對於讀者的熱情反應，我深感抱歉。事實上，在我經手的8000多件重大刑事案件中，確實有些案件至今尚在調查中，另外一些進入法律訴訟階段，並未完全結案。在偵探與推理小說的世界中，再詭譎的案件，通過神探高超的推理能力及難以置信的好運，最後總能抽絲剝繭、尋獲線索而真相大白。但在真實的世界中，執法人員卻並非都能如此幸運，有時投入了無數的人力與時間，案情還是撲朔迷離，無法偵破。再議“桌腳破案論”
在忙碌的刑事鑑識工作之餘，我常應邀至世界各地演講，培訓各地的執法人員，包括調查人員、警察、檢察官及法官等。此外，在偵查重大刑事案件時，許多執法人員和新聞媒體人員都知道我有一套“桌腳破案論”：
偵辦刑事案件就像1張桌子，4個桌腳都非常重要，不管桌面怎么漂亮，如果桌腳不穩，再好的材料也無法造就1張有用的桌子。
這4個桌腳就是現場、物證、人證，還有運氣，少了其中之一，都會使破案步履維艱。大家都知道物證、人證的重要，而現場的重要性，也在現代刑事偵查觀念不斷進步之下，越來越受重視，唯獨運氣是可遇不可求的。每一個執法人員都知道，破案確實需要好運。但有時運氣是人為的，優秀的刑警能善用時機，製造運氣；有些沒有經驗的辦案人員，即使運氣到了，也沒能好好把握，以致錯失時機。
有時候，即使現場保持得很完整，人證、物證也不缺乏，例如，在兇器上找到清晰的指紋、在兇案現場採集到兇嫌的腳印等，但少了運氣，仍然無法順利破案，逮捕兇嫌。而有些案子，雖然證據不充分，但如果運氣夠好，掌握到關鍵線索，便能迅速破案。任何刑事偵查人員都知道運氣的重要。可是運氣不會憑空而來，必須從經驗中學習，累積辨識運氣的能力，才不會讓運氣平白從手邊溜走。
看看一些至今尚未偵破的案子，無非是這4個桌腳中缺了1腳或2腳。如劉邦友官邸血案和彭婉如命案未破，就是因為缺少了這些要素。這兩個案件警方動用了很多人力、花了很多時間，我也回去兩次，並協助檢驗了一些物證。可是由於時機已失，至今仍是懸案。
常和我接觸的美國媒體，對我的“桌腳破案論”也十分熟悉。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資深新聞主播賴利·金在電視訪談時，常問：“李博士，你常說破案要像桌子，4腳俱全才能破案，現在你的桌子有幾隻腳啦？”不幸的，不是所有案子都能4腳俱全。
除了警方缺乏足夠的證據“破案”外，是否具備強而有力的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能讓嫌犯審判定罪，又是另一回事。常看美國電視、電影的讀者應該知道，警方在偵查的過程中，如果無法蒐集足夠的證據，或者負責起訴的檢察官無法適當運用這些證據，在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下，一件案子很可能因為辯方律師高明的辯論技巧，讓檢方自認必勝的案子翻案。“先蒐證，後捉人”偵查新趨勢以往的警察傳統辦案方式，只要捉到人犯，便刑求逼供，一切的罪刑均以人犯的口供、自白為起訴依據。古代衙門的審案方式可見一斑。嫌犯捉到，先打幾十大板再問案，人犯若不肯招供，馬上大刑甚至酷刑伺候。這些都是以往“先捉人，不蒐證”的偵查模式。當時，採用證據的觀念相當薄弱。這種辦案方式，早已被重視人權的時代潮流所淘汰。因為人權意識抬頭，刑求的偵訊方式已經不再被社會大眾所認可，判刑也不再只依據嫌犯的自白而定罪，一定要有其他證據證明方能定讞，則現場的證據慢慢受到大家的重視。我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後，有機會重返警界並當任要職，也屢次應邀返台傳授鑑識新知及偵查技巧。我常與我的好友顏世錫先生(當時的台北“中央警官學校”校長)討論未來偵查趨勢及警界人才培訓等相關議題。後來我建議他，應該在“中央警官學校”成立鑑識科學系及信息科學系，以符合時代的趨勢及未來辦案的需求。顏校長從善如流，這兩個科系在我的提議下，於1989年成立了。為應對科學辦案的世界潮流，鑑識科學系又在1996年成立碩士班，2001年成立博士班，成為世界上少數擁有完整鑑識科學教育學程的大學。審視當前的社會環境，當初的建議正切合現今的需求。雖然國內逐漸重視現場的證據，但是礙於輿情期待破案及工作績效的壓力，目前仍是以捉到人犯為主要考量，等人犯到案後，再慢慢蒐集相關跡證，以證明嫌犯的犯罪事實。偵查模式便演化成“先捉人，後蒐證”的辦案方式。然此一辦案方式也已受到各種考驗，尤其社會大眾對個人權益的維護多有體認，在沒有足夠證據的前提下，檢、警倘若貿然展開緝捕的動作，萬一捉錯人犯，不僅侵害人權，更會打草驚蛇，讓真正的兇嫌有時間消滅跡證、藉機開溜。這絕對不是我們所樂見的。近年來鑑識科技發展神速，加上CS/和由我主演的《蛛絲馬跡》等電視、影集的強力宣導，社會大眾對於刑案現場採證、鑒驗的工作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依照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原則，如尚無足夠證據證明嫌犯有罪，只能推論無罪，所以“先捉人，後蒐證”的辦案方式也面臨很大的危機。一不小心捉錯人犯、造成冤獄，勢必會引起被害人家屬、冤獄家屬及社會大眾的不滿，造成很大的紛爭，可能付出難以估計的社會成本，並嚴重影響警察的聲譽。因此，日前我特別倡議“先蒐證，後捉人”的偵查新準則，以此方能符合現在的民情及社會需求。若將破案比喻成做好一個“蛋糕”，刑案現場勘查、蒐證、鑑定、提出有力的證據，就如同先準備好蛋糕的各項材料及烘焙蛋糕成型的功夫，這是做蛋糕過程最重要的步驟；緝捕人犯就好像是在做好的蛋糕上面，塗層奶油，點綴一下，美化蛋糕，有錦上添花的意味。縱使一時還未將人犯緝捕到案，但只要證據確鑿，足以證明真正犯案者，案件也算是破了。正如沒塗上奶油的蛋糕或許不夠美觀，但應該沒有人會質疑它不是蛋糕吧？蛋糕的美味在於材料及烘焙技巧，很少人會喜歡吃塗在外層的奶油，如同大家對於案情的發展和警方的偵查作為及破案技’了深感好奇，但最關心的，還是在於警方蒐證是否完整、真正的兇手能否找到、判罪入獄是否成立，而很少人只會關心嫌犯的姓名。同樣的道理，破案的真諦在於證據齊全，讓人犯毫無狡辯的機會，才是犯罪偵查的真功夫。抓到人犯固然值得慶賀，但絕不能本末倒置，被害人家屬和社會大眾的期望當然是將真兇緝捕到案，繩之以法，但是唯有“先蒐證，後捉人”的偵查方式，方能緝獲真兇。犯罪偵查的功夫應該花在如何蒐集、采驗現場的各項跡證。如何證明嫌犯罪行，讓嫌犯無法狡辯？如何協助檢察官，讓他有足夠的證據來起訴嫌犯，讓法官有足夠證據來判刑？這才符合大眾的期許，也才是鑑識科學的最終目標。正義的力量美國的司法制度屬英美法系，採取陪審團制度。兇殺案通常以12個人組成的陪審團決定被告是否有罪，法官扮演檢、辯雙方攻守戰的裁判，主持法庭的議事規則及維持秩序，並在被告罪名定讞後，負責量刑，但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並不做主觀的裁決。此制度的重要原則是在被告被定罪前，一律視為無罪，檢方必須舉證證明被告有罪。代表執法人員的檢察官，依據警調人員提供的證據起訴被告；代表辯方的律師，提出反證，攻擊檢方掌握證據的可信度，爭取陪審團的支持。因此，在一些刑事案件中，負責偵辦的偵查人員，雖然可憑著他所掌握的資訊，包括確實的線索及市井流言，甚至是個人直覺，來判斷誰是兇手，但如果缺乏堅實可信的證據，即使上了法庭，也是徒勞無功。例如本書所談的迷你選美皇后命案，長期處於偵查階段，遲遲未破。遇害的是一位天使般的6歲女童——瓊白蕊。最近自首的嫌犯卡爾在泰國被捕，遣返美國後又再翻案。因其錯綜複雜的案情，摻雜金錢、親情、性關係、選美、謀殺以及檢、警鬥法等因素，此案被稱為“0．J．辛普森世紀疑案後最令人矚目的命案”。美國媒體大幅報導，八卦小報更傾全力挖掘此案的蛛絲馬跡。瓊白蕊可愛的形象占據了美國人的心，許多熱心人士在網路上設立瓊白蕊的網站，並傳閱傳聽她的照片、錄像帶、錄音帶。而她慘死的遭遇，及詭譎複雜的內情，更使媒體為此案幾近瘋狂，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討論高潮。在世界上，每天有成千上萬的案件發生，雖然刑事偵查人員和鑑識人員可能花費很多時間、精力、人力、經費，進行犯罪案件偵查，但有些案件仍然4腳缺1腳，無法順利偵破。不過，我有時會相信，冥冥中自有一股伸張正義的力量，有時只是需要一點時間，等時機到了，真相一定會大白。
序言
我的處世之本 勝者與敗者的區別在於；勝者看到的是問題的答案，敗者看到是答案的問題，勝者是答案的組成部分，敗者是問題的組成部分……學無止境
我這一生處理過無數命案，但是歸結起來這些命案的動機無非是七種：仇殺、情殺、謀財、吸毒酗酒、政治糾紛、爭權奪利以及神智失常。現代的社會中人倫道德不張，家庭制度遭到破壞，功利主義愈見深重，兇殺案件也愈來愈多。目前美國每年就有二萬三千多宗命案，每半分鐘就發生一宗搶劫案，校園暴力案件頻傳，究其因，是因為美國社會教育和文化傳統脫節之故。
例如，美國社會過份講究自我獨立，小孩從小就以自我為中心，沒有中國文化傳統中相讓及相忍的文化。在長大後，一旦利益受到侵犯，動輒使用武力及暴力來解決問題。此外，美國的小孩從小就看暴力新聞和暴力電影與電視節目，以為殺人非常容易，且毋需承擔任何責任；加上半數家庭都有離婚紀錄，許多小孩在破裂的家庭中成長，缺乏道德教育，精神生活失調，再者美國社會毒品泛濫，所以引起這些社會問題。
要改善一個社會的治安問題，必須要從青少年的教育著手。儘管我開會演講的行程都要在兩、三年前預先安排，但是每年我都會安排四場對中學生的演講，到各地的中學鼓勵學生珍惜自己的學習環境，努力向上，力求對社會及人類有所貢獻。
有一次，我接到一通電話，原來是我讀大學時一起在實驗室做助理的老同事。年輕時，我在大學半工半讀，白天在實驗室工作，晚上上課。實驗室有兩位同事，一位是白人，另一位是黑人，他們看到我白天晚上忙碌不停，周末從不休息，都勸我說：“亨利，何必這么賣命？為什麼不學我們這樣，下班後到酒吧喝喝啤酒，周末看場球賽？人生何其短，為何不享受一番？”我回答說：“現在不努力，老大徒悲傷呀！”
後來，我陸續拿到學士學位、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他們依然在實驗室里洗儀器；十年後，我擔任教授，他們仍在實驗室清洗儀器；二十年後，我偵辦了許多案件，擔任系主任及康州刑事化驗室主任，他們兩位仍在原來的實驗室清洗儀器。
打電話來的是這位白人老同事，已經六十三歲了，他後悔地向我表示：“亨利，您當年講的話很有道理，現在我也想和您一樣拼個博士學位，您的看法如何？”
我笑著跟他說：“我對我的所有學生，不管年紀有多大，都說學無止境，鼓勵他們努力讀書。但是您的情況有些特別，您已經浪費了大半輩子，現在要從頭開始，為時已晚，您最好看破算了。”
“但是，看破也不行，我現在洗儀器也洗不動了，記憶力也不行了……”他後悔地說，“早知道當年就和您一樣少看場球賽，少喝幾瓶啤酒，多念點書。”
還有一次，我到加州爾灣的一所私立貴族學校去演講。在演講前，該校的學生會會長帶著我們參觀各項校園設施。在參觀過程中，這位會長表示，他明年就要畢業，自己對戲劇表演非常感興趣，但是覺得念大學沒意思，因為大學學不到任何東西，況且功課太重，太辛苦。
我跟他說人生就如搭乘火車一樣，經過大學的訓練，就等於取得進入火車月台的門票，但是最終要上哪一班火車，要往哪一個方向，畢業後的發展如何等，都需要自己作決定，但是如果沒有大學的教育，你連上車的機會都沒有。
我說，世上十大死因中包括心臟病、癌症等等，努力工作則不包括在內。只有懶惰會永遠拖住你的後腿，如果你不去努力，你永遠無法達到目標。時間哲學
除了辦案，四處演講外，我擔任十多家科學期刊的編輯，發表過三百多篇學術論文，出版了二十本學術著作。此外，我還在耶魯大學法學院與醫學院，紐海文大學、東北大學、康州州立大學法學院、北京人民大學、瀋陽刑警學院、西安醫學院等十五所大學院校教授刑事科學課程。許多人問我，怎么會有這么多時間來做這么多的事情。
我跟他們說，上天是很公平的，不管你是富人或是貧民，不管你是在社會上的顯貴名流，或是販夫走卒，每個人每天都只有二十四個小時。成功的關鍵在於你是否能善用這二十四個小時。有些人用大部份的時間去喝酒、賭博、尋歡作樂、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一些人則努力工作，求學上進。歷史告訴我們，成功的人必須充份運用時間，用大部份時間去工作。如果我每天都比別人多做五個小時，那么我每年就多出兩千多個小時。
你怎么可能比別人多出五個小時呢？許多人都會納悶。根據一項生活方式調查，普通的美國人每天僅工作四個半小時，休息與睡覺共九個小時，吃喝用去三小時，家庭瑣事花兩個小時，其它活動浪費掉五個半小時。我們每年共有八七六0個小時，睡覺用了三二八五個小時，無所事事則浪費掉了二○七五個小時。
假如我們每天不浪費掉五個半小時，再少睡兩個小時，吃喝再少用一個半小時，那么我們一年就能節省三二八五個小時。如果將這些節省下來的時間用在工作上，你一年就能比別人多做出兩年的工作。
其實，我每天都工作十五到二十個小時。每天早上約五點鐘我就起床，先閱讀一些與法庭及科學相關的文獻，在六時上班。到辦公室後，我先處理一些日常公務，然後與檢察官、警察或其他有關人員開會討論。如果有案件需要審判，我必須在十時左右到法庭，有時可能在法庭上待上一整天。如果沒有審判，我就在化驗室進行檢驗或繼續與相關人士討論案件證據及檢驗進展；下午五時許大家下班時，我才開始進行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到了晚上，我要趕到大學去講課；晚上十一時回家就算很早的。此外，我還要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待命，隨時準備到案發現場去勘查。
許多同事看到我每天的行程都覺得吃不消，有人覺得我很敬業，有人說我是工作狂，也有人認為我是傻瓜。不過我覺得自己能勝任這么多的工作，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早年在中央警官學校嚴格的訓練，養起早起晚睡的習慣；二是我不斷訓練自己的思維能力。在大學期間，我就能邊看書、邊看電視、邊聽音樂、邊照顧小孩，現在我可以同時與三個人講話，而腦里還可以思考其它案件。但是當我要全神貫注時，我也可以摒除一切雜念。
我認為人的大腦大概會議分成幾個區域，每個區域都可以思考不同的事情，而需要集中思考時，這些區域又全力合作，共同思考一件事情，這種分工合作，一心多用的方式可以提高大腦的工作效率。
幾年前，我應邀參加在歐洲舉行的一個刑事科學國際會議，在會議中擔任主講人，與會者都是來自全球各地的刑事科學家，他們經常看到我在刑事科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以及一些由我編寫的刑事科學教科書。我在會場出現時，幾位與會者跑來跟我說：“李博士，您出版了這么多的著作，偵辦了這么多的案件，我原本以為您一定是一位年愈古稀的老人家，真沒想到您看起來還這么年輕。”
於是，我便開始解釋每年節省三二八五個小時的方法，笑者跟他們說，如果我們這些德國朋友每天少化點時間喝啤酒，我們英國的朋友少化些時間喝下午茶，他們的工作成效，一定比我更可觀。人生的目標
有些朋友看著我到處奔波，終日為講學及辦案忙個不停，到世界各地去偵辦案件，四處演講，傳授刑事科學新知識及教育下一代，他們會問訊我，“李博士，您一生這么忙碌，為的是什麼？”
許多人都知道我並不是為了錢。我將大部份的額外收入如雜誌編輯、寫作、演講、專家證人出庭費等捐給化驗室或大學，為化驗室增添儀器，為興建化驗室大樓籌集經費，替大學增設獎學金，同時還出錢出力資助一些中國學生到美國學習刑事科學。到目前為止，已有數百位台灣及大陸的鑑識科學及刑事偵查人員到我身邊學習，為提升海峽兩岸的刑事偵查能力，盡一份力量。此外，尚有數千百位其他國家的監識及偵查人員到康州培訓。
有一次，阿拉斯加一個名叫伯靈的小城市的警察局長寫信給我。聲稱該市接近北極圈，風景十分獨特，尤其是永晝的北極風情，令人終身難忘，當地還有商場、博物館，許多遊客前往觀光，但是該市的治安很差，經常有人在喝醉酒後打架鬧事、強姦婦女，同時還有一些命案，然而由於當地警察對刑事案件的處理沒有經驗，現場處理不得當，許多案件都無法偵破；他聽警察同行說李博士是刑事偵查的權威，於是冒昧邀請我和太太一起到該市參觀，體驗一下北極的風情，同時培訓當地的刑警。
我剛好另有一個案件要到阿拉斯加，便回信表示願意順道到伯靈去觀光及培訓刑警。這位警長便興高采烈地安排我的行程。
到了安克拉治機場而要轉機到伯靈時，接機的聯邦調查局專員聽說我們要去伯靈，不解地問道：“伯靈？你們真的要去伯靈？”
安克拉治病沒有直飛到伯靈的飛機，於是我們先乘坐三個多小時的飛機到一個較大的城市，伯靈警察局局長開著他的四人座小飛機來接機，在這架顛簸不定的小飛機上，我們提心弔膽地度過了兩個多小時。
終於到達了伯靈。一下飛機，一股魚腥味沖鼻而來，我們猜想可能機場附近就是魚市場。小城市沒有旅館，警察局長安排我們住在他家，魚腥味並沒有減弱的跡象，我和妙娟都開始有噁心的感覺，局長帶歉意到表示，整個小城市都是這種魚腥氣味，這裡的居民都習慣了，並不覺得奇怪，過兩天我們就會習慣這種氣味。
儘管是晚上十一時，天空依然很亮，我們決定到小城走一走，發現這個小城離海洋很近，魚民眾多，到了桂魚季節，居民只需要用鐵叉往河裡一丟，拿起來就是一大串魚，道路兩邊經常可以看到堆成小山的魚。這裡的居民生活十分安逸，大家沒有事做整天就喝酒，打架鬧事。
第二天，來自數百里之外的十幾位警長陸續開著小飛機趕到了警察局，局長怕妙娟閒在家裡無事，便安排他的夫人帶著妙娟到當地的商場和博物館參觀；既然已經來到此地，我也計畫第三天有空也去參觀博物館，了解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
伯靈的警察從來沒有受過任何的偵查訓練，也從來沒有聽過DNA鑑定這類的刑事偵查方法，我花了很長時間逐一解釋刑事偵查工具和方法，這些警員很認真，不懂就立刻發問。
妙娟將一天的參觀計畫安排得滿滿的，沒想到過了兩小時就結束參觀活動。一見到我，她就抱怨說：“我們這次受騙上當了，根本沒有商場，只有一個小型超級市場，東西離奇地貴。博物館是個大笑話，設在學校教室的後面，只有一個小房間大，裡面的魚腥味比外面還重，差一點要嘔吐，城裡的人看到我這個會說英語的東方人就好像看到外星人一樣……”
第三天，局長想請我參觀當地的商場和博物館時，妙娟連忙阻止。聽了妙娟的經歷，我一點興趣都沒有了。我對他們說，繼續培訓吧。
到了第四天，發現無事可做，我便主動表示可以到當地的學校去演講。沒想到整個城市的居民都涌到學校來，我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聽眾都不肯離開，反正在這個小城沒有什麼地方可去，又沒有事可做，我就一直演講下去，這可能是我發表的最長的演講。他們紛紛表示這是他們一生中最精彩的娛樂活動，比任何電影和電視節目還精彩。
警察局長很好客，在我們離開時，特地將他家珍藏多年的一個麋鹿頭送給我。這個麋鹿頭很大，兩邊鹿角往外伸，比我雙臂平伸還長。局長稱，這頭麋鹿是當地有史以來獵獲的最大獵物。
局長開著小飛機將我們送到安克拉治機場。到了安克拉治，呼吸到沒有魚腥味的空氣，覺得格外清新。道別時局長遞給我一封信，叫我上飛機後才看。
我們要將這個麋鹿頭託運回康州時費用是五百多美元，我和妙娟的飛機票才三百多美元，這個麋鹿頭比我們兩人的機票還貴不託運丟在機場又可惜，再加上又是局長的一番心意，我決定花五百美元的託運費原來就覺得上當受騙的妙娟，得知我花這么多錢託運這個死掉的麋鹿頭回康州，更生氣，掉頭不理會我。
上飛機坐定後，我嘆息一下，心裡想，總算完成這次“難忘”之旅。我突然想起局長的信，便打開看個究竟。
“親愛的李博士和夫人：
二十多年前，我派駐伯靈這個小鎮，二十多年來，沒有人關心我們這個小鎮，我知道天下沒有人關心我們這個邊遠小鎮，但是我也知道沒有我們執法人員，這個小鎮將會在地圖上永遠消失。多少年來，我為這個小鎮操心，我變得很傷心，很絕望，直到你們的出現。
我心裡很不安，將你們騙到我們這個小地方，但是你們的出現給我們帶來了希望。您不僅給這些犧牲了寶貴青春的警員打氣，也為我們這個自暴自棄的小鎮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是不容易動感情的人，但是看完這封信，我的眼睛濕潤，鼻子變酸。我將這封信交給旁邊仍在生氣的妙娟。她拿起這封信看了又看，忍不住哭了起來。勝與敗
有朋友認為我馳名於刑事界，並且在康州當地的聲譽及形像都甚佳，便勸我出馬競選康州州長或國會議院。我雖然關心政治，也全力支持在美華人參政，提升華人的政治第位及形像，但我畢竟是個科學家，我希望能在短暫的人生中於刑事科學方面有所作為。
我時常在，想人生短暫，在奮鬥階段需要有衝勁；而在人生頂峰時，要有勇氣，不能迷戀於權利和榮譽。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我所主持的康州刑事化驗室已成為全球最先進的刑事化驗室，一九九七年，實驗室全新的大樓落成，在同年的七月二十一日，康州議會通過一項議案，批准設立“李昌鈺法庭科學研究院及其博物館”。我心裡想自己很幸運，許多心愿都達成了也該是引退的時候了。
我原來計畫在九八年十月間退休，但是現任州長羅蘭正面臨著強勁的對手，競選的重要議題就是社會治安，羅蘭為表示他在維持治安方面的決心，一定不讓我退休，他曾多次找我，希望我能出任康州警政廳長一職，主管全州十三支警團隊，二十多個特別治安緝毒偵調單位，國民兵部隊，消防單位等，掌管這個每年預算上億美元的執法機構。
我喜愛偵查案件，手上還有四百多宗從中古時期到現代的刑事案件有待處理，但是在羅蘭州長的懇求下，我頗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覺，只有在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答應出任警政廳長一職，州長怕夜長夢多，當天馬上召開記者會，宣布這一訊息。七月一日，我正式出任康州警政廳長。
雖然我是有點被迫入閣的感覺，但是自己明白身為全美首位華裔，也是首位亞裔州級警界最高職位人士，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華裔的形像。我想暫停在刑事科學方面的研究，用實際行動來改變美國主流社會對我們華裔的刻板看法，這也是一宗十分有意義的事情。雖然出任警政廳長後行政事務很忙，但是我並沒有放棄兼任的化驗室主任的職責，等完成了州長所交下的差事後，我一定會重返化驗室。
在出任警政廳廳長後，我得知印尼華僑在暴動中遭到攻擊，而且不少華裔婦女被強暴，我很氣憤，因為我曾在東南亞居住過，親身體驗華僑被排擠、歧視的痛苦。我馬上以康州警政廳廳長的名義寫信給印尼的警方，要求警方對這些侵犯華裔權益的案件展開調查，此外，我還發動朋友連署簽名，向印尼政府施加壓力。
許多報紙都將我描述為生活和事業上的勝利者。在紐海文大學畢業典禮致詞時，我談起我對生活的勝者與敗者的見解。我說，勝者與敗者的區別是在於：勝者看到的往往是問題的答案，而敗者看到的往往是答案的問題；勝者往往是答案的組成部份，而敗者往往是問題的組成部份；勝者有計畫，敗者有託詞；勝者經常說：“讓我來替你效勞”，而敗者經常說：“那不乾我的事”；勝者經常說：“雖然有困難，還是辦得到”，而敗者經常說：“雖然辦得到，但是太困難。”至誠信義
在我的房間裡，掛著一幅字，上面寫者“至誠信義”四字，這就是我的人生座右銘。我時常勉勵自己，做事情要言而有信，待人要以誠相待。
有一次，緬因州長打電話給我，該州的刑事化驗室主任一職出缺，他想請我做主考官，主持應徵者的口試。我欣然答應了。誰知在口試前一天，美東地區發生大風暴，地面積雪有五尺厚，許多道路都被封鎖，妙娟勸我不要去，因為氣候惡劣，應徵者都不可能出席。
但是我說，我答應過的事情，就一定要辦到。我們便提早出門，平時只要五、六個小時的車程，由於在大風雪中阻塞嚴重，道路險狀環生，我們花了十幾個小時才趕到緬因州，趕到時剛好清晨八、九點，面試是在九點鐘開始，當我在九點鐘準時出現時，州長和其他主管都大吃一驚，他們原來以為我從新聞報導中得知大風雪的訊息，一定不會到場。
果不出妙娟所料，當天早上沒有一個應徵者出現。到了下午，有一位應徵者趕到，他提前一天出發，但是由於道路阻塞而遲到了。他的資歷與其他人相比雖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認為他能冒著大風雪趕來應徵，答應過的事情不管有多困難都去努力完成，精神十分可嘉，便建議州長錄用他，州長馬上同意了我的建議。
信譽是刑事鑑識這一行最珍貴的資產。如果沒有好的信譽，缺乏可信度，社會大眾將不會相信刑事鑑識的結果。
要建立良好的信譽，必須要具備刑事科學家的職業道德。我時常教育學生，刑事鑑識工作者首先是一位科學工作者，不能抱有任何預設立場，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要有嚴謹的科學態度，實事求是地讓事實說話，讓證據來決定，不冤枉好人，也不讓壞人逍遙法外。除了夤整對被告不利的證據外，如發現對被告有利的反證據也要如實報告。
雖然我主持的化驗室是警政廳內的編制，但是我認為警察機構就要主持正義公道，化驗室也是一樣，要不偏不倚，公正不阿才能取信於人，取信於陪審員。不管如何，刑事鑑識人員不能降低本行的職業道德標準，不能為了某一案件的需要，或受金錢利益的驅使而扭曲事實。
被稱為世紀大審判的O．J．辛普森案件，就是測試刑事鑑識人員信用度的一個最佳例證。
我這一生處理過無數命案，但是歸結起來這些命案的動機無非是七種：仇殺、情殺、謀財、吸毒酗酒、政治糾紛、爭權奪利以及神智失常。現代的社會中人倫道德不張，家庭制度遭到破壞，功利主義愈見深重，兇殺案件也愈來愈多。目前美國每年就有二萬三千多宗命案，每半分鐘就發生一宗搶劫案，校園暴力案件頻傳，究其因，是因為美國社會教育和文化傳統脫節之故。
例如，美國社會過份講究自我獨立，小孩從小就以自我為中心，沒有中國文化傳統中相讓及相忍的文化。在長大後，一旦利益受到侵犯，動輒使用武力及暴力來解決問題。此外，美國的小孩從小就看暴力新聞和暴力電影與電視節目，以為殺人非常容易，且毋需承擔任何責任；加上半數家庭都有離婚紀錄，許多小孩在破裂的家庭中成長，缺乏道德教育，精神生活失調，再者美國社會毒品泛濫，所以引起這些社會問題。
要改善一個社會的治安問題，必須要從青少年的教育著手。儘管我開會演講的行程都要在兩、三年前預先安排，但是每年我都會安排四場對中學生的演講，到各地的中學鼓勵學生珍惜自己的學習環境，努力向上，力求對社會及人類有所貢獻。
有一次，我接到一通電話，原來是我讀大學時一起在實驗室做助理的老同事。年輕時，我在大學半工半讀，白天在實驗室工作，晚上上課。實驗室有兩位同事，一位是白人，另一位是黑人，他們看到我白天晚上忙碌不停，周末從不休息，都勸我說：“亨利，何必這么賣命？為什麼不學我們這樣，下班後到酒吧喝喝啤酒，周末看場球賽？人生何其短，為何不享受一番？”我回答說：“現在不努力，老大徒悲傷呀！”
後來，我陸續拿到學士學位、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他們依然在實驗室里洗儀器；十年後，我擔任教授，他們仍在實驗室清洗儀器；二十年後，我偵辦了許多案件，擔任系主任及康州刑事化驗室主任，他們兩位仍在原來的實驗室清洗儀器。
打電話來的是這位白人老同事，已經六十三歲了，他後悔地向我表示：“亨利，您當年講的話很有道理，現在我也想和您一樣拼個博士學位，您的看法如何？”
我笑著跟他說：“我對我的所有學生，不管年紀有多大，都說學無止境，鼓勵他們努力讀書。但是您的情況有些特別，您已經浪費了大半輩子，現在要從頭開始，為時已晚，您最好看破算了。”
“但是，看破也不行，我現在洗儀器也洗不動了，記憶力也不行了……”他後悔地說，“早知道當年就和您一樣少看場球賽，少喝幾瓶啤酒，多念點書。”
還有一次，我到加州爾灣的一所私立貴族學校去演講。在演講前，該校的學生會會長帶著我們參觀各項校園設施。在參觀過程中，這位會長表示，他明年就要畢業，自己對戲劇表演非常感興趣，但是覺得念大學沒意思，因為大學學不到任何東西，況且功課太重，太辛苦。
我跟他說人生就如搭乘火車一樣，經過大學的訓練，就等於取得進入火車月台的門票，但是最終要上哪一班火車，要往哪一個方向，畢業後的發展如何等，都需要自己作決定，但是如果沒有大學的教育，你連上車的機會都沒有。
我說，世上十大死因中包括心臟病、癌症等等，努力工作則不包括在內。只有懶惰會永遠拖住你的後腿，如果你不去努力，你永遠無法達到目標。時間哲學
除了辦案，四處演講外，我擔任十多家科學期刊的編輯，發表過三百多篇學術論文，出版了二十本學術著作。此外，我還在耶魯大學法學院與醫學院，紐海文大學、東北大學、康州州立大學法學院、北京人民大學、瀋陽刑警學院、西安醫學院等十五所大學院校教授刑事科學課程。許多人問我，怎么會有這么多時間來做這么多的事情。
我跟他們說，上天是很公平的，不管你是富人或是貧民，不管你是在社會上的顯貴名流，或是販夫走卒，每個人每天都只有二十四個小時。成功的關鍵在於你是否能善用這二十四個小時。有些人用大部份的時間去喝酒、賭博、尋歡作樂、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一些人則努力工作，求學上進。歷史告訴我們，成功的人必須充份運用時間，用大部份時間去工作。如果我每天都比別人多做五個小時，那么我每年就多出兩千多個小時。
你怎么可能比別人多出五個小時呢？許多人都會納悶。根據一項生活方式調查，普通的美國人每天僅工作四個半小時，休息與睡覺共九個小時，吃喝用去三小時，家庭瑣事花兩個小時，其它活動浪費掉五個半小時。我們每年共有八七六0個小時，睡覺用了三二八五個小時，無所事事則浪費掉了二○七五個小時。
假如我們每天不浪費掉五個半小時，再少睡兩個小時，吃喝再少用一個半小時，那么我們一年就能節省三二八五個小時。如果將這些節省下來的時間用在工作上，你一年就能比別人多做出兩年的工作。
其實，我每天都工作十五到二十個小時。每天早上約五點鐘我就起床，先閱讀一些與法庭及科學相關的文獻，在六時上班。到辦公室後，我先處理一些日常公務，然後與檢察官、警察或其他有關人員開會討論。如果有案件需要審判，我必須在十時左右到法庭，有時可能在法庭上待上一整天。如果沒有審判，我就在化驗室進行檢驗或繼續與相關人士討論案件證據及檢驗進展；下午五時許大家下班時，我才開始進行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到了晚上，我要趕到大學去講課；晚上十一時回家就算很早的。此外，我還要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待命，隨時準備到案發現場去勘查。
許多同事看到我每天的行程都覺得吃不消，有人覺得我很敬業，有人說我是工作狂，也有人認為我是傻瓜。不過我覺得自己能勝任這么多的工作，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早年在中央警官學校嚴格的訓練，養起早起晚睡的習慣；二是我不斷訓練自己的思維能力。在大學期間，我就能邊看書、邊看電視、邊聽音樂、邊照顧小孩，現在我可以同時與三個人講話，而腦里還可以思考其它案件。但是當我要全神貫注時，我也可以摒除一切雜念。
我認為人的大腦大概會議分成幾個區域，每個區域都可以思考不同的事情，而需要集中思考時，這些區域又全力合作，共同思考一件事情，這種分工合作，一心多用的方式可以提高大腦的工作效率。
幾年前，我應邀參加在歐洲舉行的一個刑事科學國際會議，在會議中擔任主講人，與會者都是來自全球各地的刑事科學家，他們經常看到我在刑事科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以及一些由我編寫的刑事科學教科書。我在會場出現時，幾位與會者跑來跟我說：“李博士，您出版了這么多的著作，偵辦了這么多的案件，我原本以為您一定是一位年愈古稀的老人家，真沒想到您看起來還這么年輕。”
於是，我便開始解釋每年節省三二八五個小時的方法，笑者跟他們說，如果我們這些德國朋友每天少化點時間喝啤酒，我們英國的朋友少化些時間喝下午茶，他們的工作成效，一定比我更可觀。人生的目標
有些朋友看著我到處奔波，終日為講學及辦案忙個不停，到世界各地去偵辦案件，四處演講，傳授刑事科學新知識及教育下一代，他們會問訊我，“李博士，您一生這么忙碌，為的是什麼？”
許多人都知道我並不是為了錢。我將大部份的額外收入如雜誌編輯、寫作、演講、專家證人出庭費等捐給化驗室或大學，為化驗室增添儀器，為興建化驗室大樓籌集經費，替大學增設獎學金，同時還出錢出力資助一些中國學生到美國學習刑事科學。到目前為止，已有數百位台灣及大陸的鑑識科學及刑事偵查人員到我身邊學習，為提升海峽兩岸的刑事偵查能力，盡一份力量。此外，尚有數千百位其他國家的監識及偵查人員到康州培訓。
有一次，阿拉斯加一個名叫伯靈的小城市的警察局長寫信給我。聲稱該市接近北極圈，風景十分獨特，尤其是永晝的北極風情，令人終身難忘，當地還有商場、博物館，許多遊客前往觀光，但是該市的治安很差，經常有人在喝醉酒後打架鬧事、強姦婦女，同時還有一些命案，然而由於當地警察對刑事案件的處理沒有經驗，現場處理不得當，許多案件都無法偵破；他聽警察同行說李博士是刑事偵查的權威，於是冒昧邀請我和太太一起到該市參觀，體驗一下北極的風情，同時培訓當地的刑警。
我剛好另有一個案件要到阿拉斯加，便回信表示願意順道到伯靈去觀光及培訓刑警。這位警長便興高采烈地安排我的行程。
到了安克拉治機場而要轉機到伯靈時，接機的聯邦調查局專員聽說我們要去伯靈，不解地問道：“伯靈？你們真的要去伯靈？”
安克拉治病沒有直飛到伯靈的飛機，於是我們先乘坐三個多小時的飛機到一個較大的城市，伯靈警察局局長開著他的四人座小飛機來接機，在這架顛簸不定的小飛機上，我們提心弔膽地度過了兩個多小時。
終於到達了伯靈。一下飛機，一股魚腥味沖鼻而來，我們猜想可能機場附近就是魚市場。小城市沒有旅館，警察局長安排我們住在他家，魚腥味並沒有減弱的跡象，我和妙娟都開始有噁心的感覺，局長帶歉意到表示，整個小城市都是這種魚腥氣味，這裡的居民都習慣了，並不覺得奇怪，過兩天我們就會習慣這種氣味。
儘管是晚上十一時，天空依然很亮，我們決定到小城走一走，發現這個小城離海洋很近，魚民眾多，到了桂魚季節，居民只需要用鐵叉往河裡一丟，拿起來就是一大串魚，道路兩邊經常可以看到堆成小山的魚。這裡的居民生活十分安逸，大家沒有事做整天就喝酒，打架鬧事。
第二天，來自數百里之外的十幾位警長陸續開著小飛機趕到了警察局，局長怕妙娟閒在家裡無事，便安排他的夫人帶著妙娟到當地的商場和博物館參觀；既然已經來到此地，我也計畫第三天有空也去參觀博物館，了解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
伯靈的警察從來沒有受過任何的偵查訓練，也從來沒有聽過DNA鑑定這類的刑事偵查方法，我花了很長時間逐一解釋刑事偵查工具和方法，這些警員很認真，不懂就立刻發問。
妙娟將一天的參觀計畫安排得滿滿的，沒想到過了兩小時就結束參觀活動。一見到我，她就抱怨說：“我們這次受騙上當了，根本沒有商場，只有一個小型超級市場，東西離奇地貴。博物館是個大笑話，設在學校教室的後面，只有一個小房間大，裡面的魚腥味比外面還重，差一點要嘔吐，城裡的人看到我這個會說英語的東方人就好像看到外星人一樣……”
第三天，局長想請我參觀當地的商場和博物館時，妙娟連忙阻止。聽了妙娟的經歷，我一點興趣都沒有了。我對他們說，繼續培訓吧。
到了第四天，發現無事可做，我便主動表示可以到當地的學校去演講。沒想到整個城市的居民都涌到學校來，我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聽眾都不肯離開，反正在這個小城沒有什麼地方可去，又沒有事可做，我就一直演講下去，這可能是我發表的最長的演講。他們紛紛表示這是他們一生中最精彩的娛樂活動，比任何電影和電視節目還精彩。
警察局長很好客，在我們離開時，特地將他家珍藏多年的一個麋鹿頭送給我。這個麋鹿頭很大，兩邊鹿角往外伸，比我雙臂平伸還長。局長稱，這頭麋鹿是當地有史以來獵獲的最大獵物。
局長開著小飛機將我們送到安克拉治機場。到了安克拉治，呼吸到沒有魚腥味的空氣，覺得格外清新。道別時局長遞給我一封信，叫我上飛機後才看。
我們要將這個麋鹿頭託運回康州時費用是五百多美元，我和妙娟的飛機票才三百多美元，這個麋鹿頭比我們兩人的機票還貴不託運丟在機場又可惜，再加上又是局長的一番心意，我決定花五百美元的託運費原來就覺得上當受騙的妙娟，得知我花這么多錢託運這個死掉的麋鹿頭回康州，更生氣，掉頭不理會我。
上飛機坐定後，我嘆息一下，心裡想，總算完成這次“難忘”之旅。我突然想起局長的信，便打開看個究竟。
“親愛的李博士和夫人：
二十多年前，我派駐伯靈這個小鎮，二十多年來，沒有人關心我們這個小鎮，我知道天下沒有人關心我們這個邊遠小鎮，但是我也知道沒有我們執法人員，這個小鎮將會在地圖上永遠消失。多少年來，我為這個小鎮操心，我變得很傷心，很絕望，直到你們的出現。
我心裡很不安，將你們騙到我們這個小地方，但是你們的出現給我們帶來了希望。您不僅給這些犧牲了寶貴青春的警員打氣，也為我們這個自暴自棄的小鎮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是不容易動感情的人，但是看完這封信，我的眼睛濕潤，鼻子變酸。我將這封信交給旁邊仍在生氣的妙娟。她拿起這封信看了又看，忍不住哭了起來。勝與敗
有朋友認為我馳名於刑事界，並且在康州當地的聲譽及形像都甚佳，便勸我出馬競選康州州長或國會議院。我雖然關心政治，也全力支持在美華人參政，提升華人的政治第位及形像，但我畢竟是個科學家，我希望能在短暫的人生中於刑事科學方面有所作為。
我時常在，想人生短暫，在奮鬥階段需要有衝勁；而在人生頂峰時，要有勇氣，不能迷戀於權利和榮譽。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我所主持的康州刑事化驗室已成為全球最先進的刑事化驗室，一九九七年，實驗室全新的大樓落成，在同年的七月二十一日，康州議會通過一項議案，批准設立“李昌鈺法庭科學研究院及其博物館”。我心裡想自己很幸運，許多心愿都達成了也該是引退的時候了。
我原來計畫在九八年十月間退休，但是現任州長羅蘭正面臨著強勁的對手，競選的重要議題就是社會治安，羅蘭為表示他在維持治安方面的決心，一定不讓我退休，他曾多次找我，希望我能出任康州警政廳長一職，主管全州十三支警團隊，二十多個特別治安緝毒偵調單位，國民兵部隊，消防單位等，掌管這個每年預算上億美元的執法機構。
我喜愛偵查案件，手上還有四百多宗從中古時期到現代的刑事案件有待處理，但是在羅蘭州長的懇求下，我頗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覺，只有在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答應出任警政廳長一職，州長怕夜長夢多，當天馬上召開記者會，宣布這一訊息。七月一日，我正式出任康州警政廳長。
雖然我是有點被迫入閣的感覺，但是自己明白身為全美首位華裔，也是首位亞裔州級警界最高職位人士，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華裔的形像。我想暫停在刑事科學方面的研究，用實際行動來改變美國主流社會對我們華裔的刻板看法，這也是一宗十分有意義的事情。雖然出任警政廳長後行政事務很忙，但是我並沒有放棄兼任的化驗室主任的職責，等完成了州長所交下的差事後，我一定會重返化驗室。
在出任警政廳廳長後，我得知印尼華僑在暴動中遭到攻擊，而且不少華裔婦女被強暴，我很氣憤，因為我曾在東南亞居住過，親身體驗華僑被排擠、歧視的痛苦。我馬上以康州警政廳廳長的名義寫信給印尼的警方，要求警方對這些侵犯華裔權益的案件展開調查，此外，我還發動朋友連署簽名，向印尼政府施加壓力。
許多報紙都將我描述為生活和事業上的勝利者。在紐海文大學畢業典禮致詞時，我談起我對生活的勝者與敗者的見解。我說，勝者與敗者的區別是在於：勝者看到的往往是問題的答案，而敗者看到的往往是答案的問題；勝者往往是答案的組成部份，而敗者往往是問題的組成部份；勝者有計畫，敗者有託詞；勝者經常說：“讓我來替你效勞”，而敗者經常說：“那不乾我的事”；勝者經常說：“雖然有困難，還是辦得到”，而敗者經常說：“雖然辦得到，但是太困難。”至誠信義
在我的房間裡，掛著一幅字，上面寫者“至誠信義”四字，這就是我的人生座右銘。我時常勉勵自己，做事情要言而有信，待人要以誠相待。
有一次，緬因州長打電話給我，該州的刑事化驗室主任一職出缺，他想請我做主考官，主持應徵者的口試。我欣然答應了。誰知在口試前一天，美東地區發生大風暴，地面積雪有五尺厚，許多道路都被封鎖，妙娟勸我不要去，因為氣候惡劣，應徵者都不可能出席。
但是我說，我答應過的事情，就一定要辦到。我們便提早出門，平時只要五、六個小時的車程，由於在大風雪中阻塞嚴重，道路險狀環生，我們花了十幾個小時才趕到緬因州，趕到時剛好清晨八、九點，面試是在九點鐘開始，當我在九點鐘準時出現時，州長和其他主管都大吃一驚，他們原來以為我從新聞報導中得知大風雪的訊息，一定不會到場。
果不出妙娟所料，當天早上沒有一個應徵者出現。到了下午，有一位應徵者趕到，他提前一天出發，但是由於道路阻塞而遲到了。他的資歷與其他人相比雖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認為他能冒著大風雪趕來應徵，答應過的事情不管有多困難都去努力完成，精神十分可嘉，便建議州長錄用他，州長馬上同意了我的建議。
信譽是刑事鑑識這一行最珍貴的資產。如果沒有好的信譽，缺乏可信度，社會大眾將不會相信刑事鑑識的結果。
要建立良好的信譽，必須要具備刑事科學家的職業道德。我時常教育學生，刑事鑑識工作者首先是一位科學工作者，不能抱有任何預設立場，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要有嚴謹的科學態度，實事求是地讓事實說話，讓證據來決定，不冤枉好人，也不讓壞人逍遙法外。除了夤整對被告不利的證據外，如發現對被告有利的反證據也要如實報告。
雖然我主持的化驗室是警政廳內的編制，但是我認為警察機構就要主持正義公道，化驗室也是一樣，要不偏不倚，公正不阿才能取信於人，取信於陪審員。不管如何，刑事鑑識人員不能降低本行的職業道德標準，不能為了某一案件的需要，或受金錢利益的驅使而扭曲事實。
被稱為世紀大審判的O．J．辛普森案件，就是測試刑事鑑識人員信用度的一個最佳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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