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龍崗客家文化

龍崗區鹽田區龍華區坪山區一樣,都是深圳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

客家人進入深圳,最早在宋元時期,當時客家人村落比較少,如福田梅林、寶安的石岩、觀瀾、龍華、布吉、大鵬等地一些村莊。形成稍有一點規模的是明代中晚期,如俗稱的橫(崗)龍(崗)坪(山)葵(涌)地區。龍崗賴姓和坪地蕭姓等,就是此時期遷至。

坪山坑梓黃姓的黃朝軒於明末自惠州府歸善縣白馬碗窯村遷入江邊村(今深圳坑梓)一世始祖立業。二世祖黃居中於清朝康熙三十年創建洪圍。

客家人大量遷入深圳是在清朝初年,從嘉應州和惠州府來的最多,移民大潮持續到嘉慶年間。嘉應與惠州在深圳的東北方,所以客家移民進入深圳後以龍崗、鹽田、龍華、坪山為其集中的居住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深圳龍崗客家文化
  • 代表:田豐世居、鶴湖新居、茂盛世居
  • 中心:以龍崗為中心
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客家文化在今日深圳文化的地位,

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

客家人大量遷入深圳地區,是康熙三十年即1690年前後的事。經過兩三代人六七十年的艱苦奮鬥,到乾隆十九年即1754年始,以坑梓“新喬世居”(乾隆十九年)為代表,第一批大型客家圍堡相繼建成。這些圍堡式民居跟其他客家地區的民居相比,既有聯繫,更有區別,自成類型:一、規模大(一萬多到兩萬多平方米),二、規格高(大量使用高標準三合土),三、數量多(僅坑梓鎮便有四十餘座),是其突出特點。這些大型圍堡,標誌著深圳客家不僅已經落地生根,經濟上也已經有了相當的實力。到嘉慶初年(1800),以龍崗為中心的深圳客家地區,進入了一個“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輝煌時期。這一時期持續了百餘年。第四次大遷徙運動中出來的客家人,在當時大背景、新環境的影響下,文化觀念都普遍地或多或少地發生一些變異和進步(如“重農不抑商”)。而深圳客家在其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文化特色,更鮮明、更突出,這就是:堅持耕讀,重視商業,移風易俗,積極進取。
2·1 堅持耕讀文化傳統
耕讀文化,是客家文化傳統的支柱。來到深圳的客家人,保持並發揚了這一優秀傳統。以坑梓江夏堂黃氏為例。在康熙初年到達坪山的黃朝軒,於康熙三十年(1691)打髮長子居中公帶領他的三個兒子到坑梓發展。作為農民,他們很快地將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裡。但是,當時地多人少(三世昂燕公帶領族人入住“新喬世居”時,據說連丫環才18口人),也請不到足夠的人工,春插往往不能按時完成,“這邊該耘田了,那邊還沒插秧”,急得阿婆站在河邊傷心地哭泣,原本無名的小河,便因此得名“阿婆叫壢”(客家話:叫,哭;壢,小溪)。 坑梓黃氏不丟農耕本色,堅持以農為本,加倍努力經營這片熱土,使這個“很山”的貧瘠山區,墾荒有成,阡陌縱橫,很快實現了水稻、花生等糧油作物自給有餘,經濟基礎愈益雄厚。從“新喬世居”(1754年)落成,百餘年間,沿著四公里長“九曲十三彎”的“阿婆叫壢”,相繼興建了 “龍灣世居”(1781年)、“龍圍世居”(1800年)、“秀山樓”(1830年)、“龍田世居”(1830年)、“龍敦世居”(約1850年)、松子坑大圍(約1860年)、“盤龍世居”(1860年)、“吉龍世居”(1888年)和井水龍大圍等十六七座大型圍堡式民居。“阿婆叫壢”是哺育了坑梓客家名副其實的“母親河”。隨著人口與經濟實力的增長,黃氏又向金斗壢和田腳河這兩個水系拓展,形成兩個新的圍堡群落:金沙村、李中村。在坑梓六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沿三個水系,黃氏先後建成近40座大中型圍堡,星羅棋布,蔚為壯觀。在坪山、
惠州等地,黃氏還建有11座圍堡。至今仍巍然矗立的這些圍堡,是深圳客家“曾經輝煌”的歷史見證。講到這裡,我想再一次鄭重建議:在講到“今日深圳”的時候,不要再重複“一夜城”那類割斷歷史的有嚴重負面影響的宣傳。割斷歷史的建設者,不是好的建設者。無視本地文化歷史的城市,不可能成為讓人尊重的文化名城。
重視文教是客家的好傳統。坑梓黃氏更有特出表現:在“光緒維新”的影響下,他們最先接受興辦新學的思想,於1906年興建了新式學校棗光祖學堂,其校園建築,依則上海南洋公學。其三層教學主樓,至今仍在光祖中學巍然屹立。光祖學堂從廣州、惠州請來懂教育的校長教師,不數年便成為惠(陽)東(莞)寶(安)地區的一所名校,與深圳客家辦的另一所新學棗觀瀾鎮松元廈村陳氏興辦的“振能學校”齊名,為本區文教普及與提升,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樣的學校,出在大都市,不算希罕;但它卻卓然出現在山區僻壤,這就不能不歸功於客家人重視文教的好傳統。要知道,坑梓客家興建光祖學堂,距離清廷制定興辦新學《學堂章程》的1903年還不到三年!1926年,又在光祖學堂的基礎上發展出來“光祖中學”。站在這經歷了九十多年歷史滄桑的教學樓前,誰能不肅然起敬,發出由衷的讚嘆與感慨?
2·2 重視並發展本地商業
龍崗客家在大力發展本地農業的同時,亦大力發展商業經濟。
龍崗鎮“鶴湖新居”羅氏祠堂堂聯下聯曰:“鳳止龍崗謀成東莞鶴湖興廈宇千秋勳業冠人寰”,說的是,羅氏龍崗開山祖瑞鳳公在鶴湖村落戶之後,便在當時較為發達的東莞開商鋪做生意,賺了大錢,才有了資本,興建占地兩萬一千平方米的大型圍堡“鶴湖新居”。後來,羅氏進一步發展,遠至廣州、潮州、汕頭都有他們的土地、商鋪。
坑梓地處山區,遠離墟市。坑梓客家黃氏便積極做好物資交流工作。他們秋天收購稻穀、花生、甘蔗,就地加工,然後把糧油糖輸送到惠州淡水等地市場;春天,他們又在惠州等地收購豬糞、石灰(用以中和山區酸性土壤),運回坑梓以滿足春耕春種所需。買不起的農戶,可以賒,秋後還谷,曰“賣谷花”。黃氏非常重視商業活動,秀山樓維珍公為了不落淡水一個墟市,竟更改了生日。坑梓黃的商鋪很多,據說當年在淡水的商店當鋪占了一條街。有些鋪子很具實力。據說,有一次老家這邊叫買些白鬍椒,在廣州的鋪子領會有誤,把全市的白鬍椒全買下了,結果形成市場短缺,行市猛漲,黃氏鋪子順勢出手,就發了一筆財。乾隆初年,昂燕公主持修建第一座大型圍堡“新喬世居”,臨近竣工,發現所備物料經費都大有富餘,便讓兒子到大水灣另尋吉基,僅隔二十七年,又建起一座“龍灣世居”。據“長隆世居”後人黃永令先生說:梅峰公作長隆,未完,沒錢了,想不做了;兒子奇義公對父親說:“繼續做吧”。他做生意拿出錢,讓長隆做好了。兒子賺了錢,父親都不知道。“龍田世居”一位老太太告訴筆者,為建龍田,“賣掉了香港一條街的店鋪”。“遷海復界”沒動窩兒的坑梓土著各姓,後來急速衰落,原因之一,就是死守農作,拒絕經商。
我們在考察坑梓黃髮展史的時候,曾經長期困惑於:他們是怎樣獲得如此強勁的經濟實力的呢?單靠農業,是不可能這樣發起來的。他們的“商業”,是不是“正道”?清代深港一帶鴉片生意火爆,還有軍火走私,這會不會是他們暴富的秘訣呢?深入調查的結果,否定了這種揣測。他們不僅沒有參與這種骯髒貿易(城肚一老人說:有人做,但規模小),甚至還是鴉片生意的受害者。坑梓黃氏到第八第九世無甚建樹,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養尊處優,吸食鴉片。青坑排的子弟就是這樣:“青坑排,拖爛鞋。”當年的嘲諷,流傳至今。盤古石村某公見兒子迷戀吸毒,不可指望,只好把家事大權交給兒媳。兒媳張氏不負眾望,挑起大梁,主持修建了“盤龍世居”(同治三年,1864),建築面積一千多平方米。這就是八九世時起的最大的圍堡了。
主持建造“長隆世居”的梅峰公,有些文化。他的祠堂大門,有一副頗富哲理的對聯,用以勸勉後人:“創業難守業難知難不難,耕也好讀也好學好更好。”他又自撰過一副對聯作為遺訓,其下聯是“士農工商各事一業方為濟世完人”,跟“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意識已有了質的不同;這種文化心理,已然超越了傳統客家的耕讀文化理念。這一超越,並非只是梅峰公的一點“思想火花”;從坑梓黃氏各房各支的表現看,這一文化心理上的超越,是一種普遍性的進步。從整個龍崗、整個深圳客家來看,這種既重文教、又鼓勵經商的文化,對於歷來“重農抑商”的客家來說,是一種了不起的突破。這也正是深圳客家最重要的文化特色,是深圳客家對傳統客家文化發展的最可寶貴的貢獻。到了本世紀八十年代,深圳客家能夠順利地接受開放改革的新思想,快步跟上時代潮流,並且如魚得水、大展身手,把自己的家鄉建設成為全國客家地區中經濟最繁榮、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這並非僅賴於“地利”棗如果僅靠“地利”,深圳客家的經驗便沒有什麼普遍意義。我們的考察表明,人的因素、人的文化因素還是第一位的。深圳客家那段“曾經輝煌”的歷史,還是很值得鉤沉體味的。讓這豐厚的文化積澱,滋養今日深圳的新老居民,在建設國際文明大都市的事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正是深圳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委的義務與責任。
2·3 淡泊神靈,不拘舊禮,移風易俗,積極進取。
傳統客家既敬祖,又奉神,其多神信仰,鬧得多數客地“神佛滿天飛”。深圳客家也有敬祖奉神的一面,然較之傳統客家,是淡泊多了;奉神較之敬祖,又淡泊多了,而且,許多祭拜活動主角是婦女,男人不拜。這一點我們開始未曾留意。一九九八年初春,香港國際客家學會和人類學會組團來龍崗考察,著名客家學者勞格文先生髮現問題:“這裡的客家人沒有自己的寺廟。沒有和尚,如何做法事道場?如何超度亡靈?”後來我們留意了,在坑梓地面上,只在金沙村附近找到了一座據說曾經香火鼎盛的“潭公廟”,但三十年代就拆了;在新喬世居的左側一個胡同里見到兩個並排的小廟,一邊供奉著觀世音,一邊供奉著哪吒太子,也是解放前坍塌,近年修復。都是信眾奉持,沒有尼姑和尚。喪事從簡,已成為本地民俗。城肚黃漢英老人(退休會計,86歲)說:這裡的神靈信仰變得很世俗淡泊,廟很少,沒教堂,有假和尚,知道是假的,也照請不誤,正所謂“瞞了陽人眼,盡了孝子心”;對神明不是畢恭畢敬的了,似乎看透了。老人家用一種輕鬆調侃的口吻講出了以上實情。這種淡泊神明的心態,也是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之一。
在政府宣布禁止土葬之前,深圳客家也是“二次葬”,但不修對山林水土構成嚴重破壞的圈椅式大墳,而是修一種車庫式的“陰城”,可以存放多個“金罌”(骨殖壇)。從環保角度看,陰城對山林的威脅已降到最低程度。這種喪葬習俗的革新,而且完全是民間自發的,在講孝道敬祖先的客家人,這真是一個非同小可的進步。試想,在閩粵贛客家中心區,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尚屈服於傳統喪葬禮俗的桎梏;而深圳客家卻早已擺脫,且是自己解放自己。這種革新始於何時?我們的調查還沒有結果。問到為什麼修陰城而不修大墳,回答是“大墳占地多,與活人爭地”、陰城“省錢省地”。這實際上已經體現出一種極為樸素、唯其樸素更彌足珍貴的環保意識。我在《客家文化》(新華出版社,1991版)里介紹過深圳客家的這種陰城,並給予肯定的評價,引起一位在日本留學的博士生的興趣,他為此專程來深圳。據他說,沖繩人基於“國土珍貴”的理念,也取陰城這種墓葬方式。兩地共同的喪葬習俗,有沒有聯繫呢?是相互影響,還是同步發生?在人類文化發展的考察上,具有怎樣的意義?去年去台灣出席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發現新竹、桃園的山上也有這樣的陰城。問台灣客家學者,他們也說不清其源流歷史。乘京九火車,你還會發現,從
河源到深圳,沿路的墓葬形式,從大墳到陰城,呈階段演變、漸次過渡的態勢。這一過程的終點是深圳,過了羅湖到香港新界一帶又見不到陰城了。由造大墳到修陰城,肯定是一種進步。那么,深圳客家是不是帶頭最先跨出這一步的呢?應該如何認識這一步的社會文化意義呢?前幾年,政府宣布“禁止土葬、推行火葬”時,我們注意到了,在全國各客家地區,深圳客家人又是表現最令人欣慰,他們多數人以“應該如此”的態度平靜順利地接受了這一改革。究其所以,固然因素很多,但深圳客家人在自身的發展中,在自己的社會習俗文化中培育起了一種破除迷信、移風易俗、自己解放自己的積極向前的力量。深圳客家文化中的這種要素,是十分可貴的。在推行社會改革的時候,能否切實認識、充分肯定並真誠依靠這種積極力量,往往是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

客家文化在今日深圳文化的地位

正如我們在上面多次所說,深圳客家在其發展歷程中,既保持發揚了客家耕讀文化優秀傳統,又能適應本地發展需要而匯納創造了更為積極進取的新文化,在過去的三百年間,創造過“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輝煌業績。相對於今天深圳的輝煌,有些人會說“那算什麼!”但是,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尊重歷史。因為歷史是一面鏡子,歷史可以讓人們更清醒、更聰明、更果敢、更堅韌、更有信念、因而更加自覺。真正的新人,就是覺悟到自己在歷史發展長河中所處地位和所負責任的人。這是真正自覺的人。我們理解的深圳文化發展戰略,其核心,就是如何把深圳人培育成為真正自覺的新人,一代一代愈益自覺的深圳新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強調要重視深圳客家的歷史和文化。這不是點綴,更不是權宜之計。以往的“深圳文化發展戰略”討論,似乎並沒有考慮過“深圳客家的歷史和文化”在其中應有的地位。這種“發展戰略”的可行性和實施後果,不能不令人質疑。
成立於一九八八年的“深圳客家研究會”,一直以研究深圳客家為己任。我們對深圳客家的歷史與文化,也有個認知過程。我們的調查研究工作,得到龍崗區政府以及坪山、坑梓等鎮政府的大力支持。今年的“龍崗客家文化節”的舉辦,更表明在“龍崗文化發展戰略”中,已有了“客家歷史與文化”的地位。這是十分可喜的。客家文化不是“過去了的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她還要向前發展。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有可能讓龍崗的文化建設與發展,置身於一個深厚豐富的歷史文化背景,遵循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讓我們的事業,從此進入一種歷史地有序地良性發展的新時期。我們更願藉此東風,趁熱打鐵,更加深入系統地做好本地客家研究,為龍崗的文化建設,同時也是為深圳的文化建設,做出更大貢獻。
深圳客家的歷史與文化及其研究,還有著多方面的價值和廣泛的意義。
第一,幫助重構深圳近代史。正如深圳博物館張一兵先生所說,由於戰亂頻仍,深圳的文史資料喪失殆盡。深圳的歷史,大部分“若明若暗”。一個地區,一個城市,讓自己的歷史處於這么一種狀態,那是說不過去的。“禮失而求諸野”。多年的研究表明,深圳客家的歷史與文化搞清楚了,深圳的近代史研究就可以說完成了一大半。完成了這一步,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把它編成鄉土教材,讓我們的孩子更好地了解“生我養我”的這片熱土,讓他們成為真正具有愛家鄉、愛祖國、富於歷史使命感的自覺新人。
第二,要想讓世界了解自己,深圳客家必須在學術層面上獲得自己應有的地位。正如上文所說,深圳客家,是第四次客家大遷徙運動中的不可多得的典型。因此,深圳客家研究,在客家學和客家史研究上,都可以有自己的貢獻。在學術上有了地位,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福建永定土樓,成為福建旅遊業的一張王牌,就是因為海內外建築學界給了它高度的評價,稱之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瑰寶”。福建的客家研究學者又給了它“客家歷史的見證、文化的結晶”崇高評價。這種研究與評價,更激發了海外遊子榮歸故里的熱情,每年回來尋根認祖的旅遊團絡繹不絕,其效益就遠不止於旅遊一業了。由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中國建築學會建築史學會民居專業學術委員會、中國文物學會傳統建築園林委員會傳統民居學術委員會發起,明年七月將在廣州舉行“客家民居國際學術研討會”,有近百個建築學、文化學學者出席會議。會後分三路實地考察:一路贛南棗梅州;一路贛南棗閩西;第三路,深圳棗梅州。深圳客家研究會將有三至五位學者出席會議,分工合作,爭取全面系統地把深圳客家圍堡推介出去,給與會學者以深刻印象;再帶有興趣者到龍崗實地考察。明年十一月,第五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將在馬來西亞舉行,再利用這個機會,把深圳客家的歷史與文化系統深入地推介出去。開好這兩個會,讓學界了解深圳客家,讓深圳客家在學術層面領有一席之地。
第三,龍崗客家圍堡,是深圳的一大筆文化財富。目前只有“大萬”“鶴湖”兩個保護單位,經費投入很少,也沒有好好用起來。韓國文智成教授1996年參觀大萬世居、鶴湖新居、龍田世居和龍灣世居之後,曾無限感慨地說:“這些大屋,無論哪一個,若在韓國,都是國寶級!”如何保護好這筆文化遺產?如何用好這筆財富?這些問題都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了。議之之前,首先要做好普查工作,在普查的基礎上,做好重點調查、測繪和文化評估工作。普查工作完成之時,即可編印出版一部圖文並茂的大型畫冊棗《深圳(龍崗)客家圍堡》。保護工作,以民間為主,政府有指導責任和協調義務。保護工作,很有講究。福建把胡文虎兄弟的“虎豹別墅”全貼上了瓷磚,“熱情”過度,不倫不類。我們不要搞這種所謂“保護”。這是一項長期而又複雜、細緻的工作,最好是儘快出台相應的政策法規,給民間以指引與規範;同時,有效保護投資各方的合法利益。“保護”和“利用”,相輔相成。不加保護,便無法利用;沒有利用價值,也就不會有保護的積極性。這些老屋,多數空置,損毀程度不一,需要作些修繕工作。應鼓勵投資修繕,堅持“誰投資,誰受益”。利用方面,首先考慮如何為當地民眾服務。例如,可以選擇一些相對完好、地點適中的大型圍堡,稍加修繕,再投點文化娛樂設備,作為民眾文化活動站。同時,主動跟旅遊部門聯絡,開通“龍崗客家文化旅遊線”,或在旅行社現有的“東部觀光旅遊”線路上增設、添加客家圍堡參觀節目。可以請圍堡後人中的退休教師或退休幹部做“地陪導遊”。這樣,就可以不斷加大深圳東部旅遊的文化含量。像坪山馬巒村,更是開展“周末、節假日客家鄉情消閒旅遊”之類“回歸自然”活動的極具開發潛力的好去處。這種旅遊項目,正是人造景點遍布的深圳所急需的。深圳客家,對於我們生活在深圳的文化工作者來說,是個很大的題目。我們深感責任重大而力量有限。我們祝願首屆龍崗客家文化節圓滿成功,讓更多的人了解深圳客家,讓人們更多地了解龍崗客家,從而有力地推動深圳客家研究。希望到下一世紀下一屆文化節的時候,我們可以更系統更深入地展現深客家文化的風采。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