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芳齡，1894年生於江西吉安，後全家遷居重慶。據《重慶市南岸區志·楊芳齡傳》記載：楊芳齡自幼聰穎好學，由私塾考入廣益書院（廣益中學前身），畢業後由教會推薦，赴上海就讀於聖約翰大學，1919年至1922年留學英國伯明罕大學專攻教育學。歸國後在重慶廣益中學任教，並任教務主任、校長（該校首任華人校長）。他是重慶大學的創辦人之一，我國著名教育家。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曾三次到廣益中學參觀，有時也到學校操場看學生踢足球。蔣曾兩次到楊家作客，景仰楊芳齡的為人，對楊芳齡為學校制定“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的校訓很讚賞。為此，楊家在“文革”中也多次遭“紅衛兵”盤查。1960年，楊芳齡先生不幸逝世，上世紀八十年代平反。
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廣益中學校訓,“三楊興學”辦教育,
人物簡介
楊芳齡，男，生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祖籍江西吉安縣，幼年隨母親到重慶。他自幼聰穎好學，由私塾考入廣益書院，隨書院的演變，畢業於南岸廣益中學（該校最初成立於1892年，由英國倫敦基督教公誼會創辦）。由教會推薦，赴上海就讀於聖約翰大學。
民國8年(1919)至11年(1922)，楊芳齡在英國伯明罕大學專攻教育學，未及畢業，即歸國在廣益中學任教，並擔任教務主任。
民國14年(1925)，五四運動波及全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形成高潮。廣益中學學生激於愛國主義憤群起回響，形成學潮。基督教四川公誼會被迫改換校方領導，英人校長陶維新解職離去，由楊芳齡接任校長。
楊芳齡博學多才，尤長英文，酷愛體育，善處社會，且擔任幾年教務主任，已有辦學經驗，立志要把廣益中學辦成四川重慶第一流的學校。
楊芳齡任校長後，逐步將一所教會學校轉變成私立中學。民國19年(1930)，邀請軍政，教育、財經、實業各界有威望的人土為校董，成立丁第一屆校董會，辦學經費依靠收高額學費和校董會籌集。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規模，辦起了高中。儘管經費有限，楊芳齡始終重視學校建設。他修繕房舍，新建校舍；置機發電，安裝電燈；購置儀器，充實實驗；成立圖書館，添買圖書；劈山平壩，擴大運動場；修蹩道路，培載花木。一進校門一條林蔭大道如人洞天，校內依自然環境建花園、花圃，整個校園林木參天，環境清幽。至抗日戰爭中期，廣益中學學生達800人左右，多為住讀，一應實驗設備，體育設備齊全，藏書達數萬冊，已成為當時重慶設備和環境最優越的學校之一。
楊芳齡深諳“師高弟子強”之理，注重嚴格挑選教師，即重教師學歷、學位，更重實學，應聘而來的教師，他都親自與其交談，以鑒其學識，安排試講、試用，以認定其教學能力，最後決定是否聘用。他不惜重金聘用高水平教師以提高教學質量。數學家何魯（曾任重慶大學校長），作家黃朝陽(碧野)、著名教授賴以莊、英語名教師文幼章等，都先後在廣益中學任過教。另一方面，對已聘用的教師，實踐證明不能勝任教學的就立即解聘。即使是廣益中學畢業出去讀了大學回校任教的，不能勝任教學者也一樣解聘。
楊芳齡對學生學籍、生活及學習，管理十分嚴格，嚴格執行規章制度，對成績優秀的學生給予優厚的獎勵。學校管理制度甚嚴，學生不請假不準外出、不準進出餐廳旅館、抽菸酗酒、節假日回家必須按時返校。即使達官貴人子女，也不例外。學習制度嚴，每天7—8節課從不讓少上一節，星期天也要自習半天。早操必到，課後學生必須到運動場鍛鍊，不得逗留室內。楊芳齡除安排教務主任等人檢查外，經常親自巡迴檢查，凡有違規者，必受指責和懲罰。
楊芳齡經常早晚巡視學生宿舍，夜間還不時為學生蓋被子，學生生病，問寒問暖，並囑其夫人送藥送飯。每周星期六，他同學生一起做大掃除。學生對其畏、敬、親三情並生。
楊芳齡本人英語功底深厚，加之廣益前期為英國教會學校的淵源，師資又強，尤重英語教學。一貫採用直接教學法，偏重多讀多記多運用。學校購置多種英文報刊、字典、詞典，供師生閱讀參考。每逢教師因事因病出現空堂，他即親自上英語課。學生國中畢業一般可用英語作文，高中畢業即可通讀《莎士比亞全集》，能流利的用英語會說。
楊芳齡酷愛體育，也大力保持和發展廣益中學重視體育運動的傳統。校內有足球、籃球、網球、棒球場，還有游泳池和健身房，且明確規定，凡體育不及格者，一要留級、二不能拿畢業證書。加之校長身體力行，學生都積極參加體育運動，並形成學校的傳統風氣。即為社會培養了大批體育人才，也讓學生具備了強健的身體，尤以足球運動成績卓越。學生踢足球成風，班有班隊，校有校隊。其校隊不僅是當時重慶中學界的冠軍隊，而且戰勝了重慶市的冠軍隊——民生公司足球隊，主力隊員還被選人市隊、省隊參加國家級比賽。廣益中學足球隊還經常與侵駐重慶的英、法等國的海軍足球隊賽球，常常戰而勝之。楊芳齡亦常以此自慰。
廣益辦學成績卓著重慶曆屆競考、會考，廣益中學均名列前茅。其歷屆高中畢業生，升入大學的多在80%以上。早在民國17年(1928)，第二十一軍軍長劉湘，即曾嘉譽其為“江巴學校之冠”。民國軍政要員及社會知名人士，多讚賞楊芳齡治校有方，紛紛把子孫送到廣益求學，抗日戰爭時期尤以為甚。
民國18年至22年(1929—1933)間楊芳齡還參與了重慶大學的創辦，擔任首屆招生主考委員、校董委員、事務長。在後兩三年里，他奔波於黃桷埡、菜園壩及沙坪壩之間，為重大新校建設操勞。新校起用後，他辭去重大之職，一心管理廣益中學。
楊芳齡系虔誠的基督徒，校內常有宗教儀式、宗教活動，但他卻不要求學生信教；他同國民黨高級官員有一定聯繫和來往，卻又抵制國民黨、三青團的組織進校，謝絕當局委其擔任教育廳、司、局長的邀請。他親自出面奔走，保釋在“四·二一”運動中被國民黨軍警抓捕的一名學生和一名教師。重慶解放前夕，他通過上層特殊關係，制止國民黨部隊在校內砍樹、修戰壕，也率先掛紅旗迎接解放軍。
楊芳齡在廣益中學辦學20餘年，培養學生數千人，遍及國內和海外，他本人在國內也有一定影響。
1951年，楊芳齡被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因出身教會學校，留學英國而蒙冤受屈），1960年含恨辭世。1985年經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複審，撤銷原判決，並宣告其無罪。
民國8年(1919)至11年(1922)，楊芳齡在英國伯明罕大學專攻教育學，未及畢業，即歸國在廣益中學任教，並擔任教務主任。
民國14年(1925)，五四運動波及全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形成高潮。廣益中學學生激於愛國主義憤群起回響，形成學潮。基督教四川公誼會被迫改換校方領導，英人校長陶維新解職離去，由楊芳齡接任校長。
楊芳齡博學多才，尤長英文，酷愛體育，善處社會，且擔任幾年教務主任，已有辦學經驗，立志要把廣益中學辦成四川重慶第一流的學校。
楊芳齡任校長後，逐步將一所教會學校轉變成私立中學。民國19年(1930)，邀請軍政，教育、財經、實業各界有威望的人土為校董，成立丁第一屆校董會，辦學經費依靠收高額學費和校董會籌集。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規模，辦起了高中。儘管經費有限，楊芳齡始終重視學校建設。他修繕房舍，新建校舍；置機發電，安裝電燈；購置儀器，充實實驗；成立圖書館，添買圖書；劈山平壩，擴大運動場；修蹩道路，培載花木。一進校門一條林蔭大道如人洞天，校內依自然環境建花園、花圃，整個校園林木參天，環境清幽。至抗日戰爭中期，廣益中學學生達800人左右，多為住讀，一應實驗設備，體育設備齊全，藏書達數萬冊，已成為當時重慶設備和環境最優越的學校之一。
楊芳齡深諳“師高弟子強”之理，注重嚴格挑選教師，即重教師學歷、學位，更重實學，應聘而來的教師，他都親自與其交談，以鑒其學識，安排試講、試用，以認定其教學能力，最後決定是否聘用。他不惜重金聘用高水平教師以提高教學質量。數學家何魯（曾任重慶大學校長），作家黃朝陽(碧野)、著名教授賴以莊、英語名教師文幼章等，都先後在廣益中學任過教。另一方面，對已聘用的教師，實踐證明不能勝任教學的就立即解聘。即使是廣益中學畢業出去讀了大學回校任教的，不能勝任教學者也一樣解聘。
楊芳齡對學生學籍、生活及學習，管理十分嚴格，嚴格執行規章制度，對成績優秀的學生給予優厚的獎勵。學校管理制度甚嚴，學生不請假不準外出、不準進出餐廳旅館、抽菸酗酒、節假日回家必須按時返校。即使達官貴人子女，也不例外。學習制度嚴，每天7—8節課從不讓少上一節，星期天也要自習半天。早操必到，課後學生必須到運動場鍛鍊，不得逗留室內。楊芳齡除安排教務主任等人檢查外，經常親自巡迴檢查，凡有違規者，必受指責和懲罰。
楊芳齡經常早晚巡視學生宿舍，夜間還不時為學生蓋被子，學生生病，問寒問暖，並囑其夫人送藥送飯。每周星期六，他同學生一起做大掃除。學生對其畏、敬、親三情並生。
楊芳齡本人英語功底深厚，加之廣益前期為英國教會學校的淵源，師資又強，尤重英語教學。一貫採用直接教學法，偏重多讀多記多運用。學校購置多種英文報刊、字典、詞典，供師生閱讀參考。每逢教師因事因病出現空堂，他即親自上英語課。學生國中畢業一般可用英語作文，高中畢業即可通讀《莎士比亞全集》，能流利的用英語會說。
楊芳齡酷愛體育，也大力保持和發展廣益中學重視體育運動的傳統。校內有足球、籃球、網球、棒球場，還有游泳池和健身房，且明確規定，凡體育不及格者，一要留級、二不能拿畢業證書。加之校長身體力行，學生都積極參加體育運動，並形成學校的傳統風氣。即為社會培養了大批體育人才，也讓學生具備了強健的身體，尤以足球運動成績卓越。學生踢足球成風，班有班隊，校有校隊。其校隊不僅是當時重慶中學界的冠軍隊，而且戰勝了重慶市的冠軍隊——民生公司足球隊，主力隊員還被選人市隊、省隊參加國家級比賽。廣益中學足球隊還經常與侵駐重慶的英、法等國的海軍足球隊賽球，常常戰而勝之。楊芳齡亦常以此自慰。
廣益辦學成績卓著重慶曆屆競考、會考，廣益中學均名列前茅。其歷屆高中畢業生，升入大學的多在80%以上。早在民國17年(1928)，第二十一軍軍長劉湘，即曾嘉譽其為“江巴學校之冠”。民國軍政要員及社會知名人士，多讚賞楊芳齡治校有方，紛紛把子孫送到廣益求學，抗日戰爭時期尤以為甚。
民國18年至22年(1929—1933)間楊芳齡還參與了重慶大學的創辦，擔任首屆招生主考委員、校董委員、事務長。在後兩三年里，他奔波於黃桷埡、菜園壩及沙坪壩之間，為重大新校建設操勞。新校起用後，他辭去重大之職，一心管理廣益中學。
楊芳齡系虔誠的基督徒，校內常有宗教儀式、宗教活動，但他卻不要求學生信教；他同國民黨高級官員有一定聯繫和來往，卻又抵制國民黨、三青團的組織進校，謝絕當局委其擔任教育廳、司、局長的邀請。他親自出面奔走，保釋在“四·二一”運動中被國民黨軍警抓捕的一名學生和一名教師。重慶解放前夕，他通過上層特殊關係，制止國民黨部隊在校內砍樹、修戰壕，也率先掛紅旗迎接解放軍。
楊芳齡在廣益中學辦學20餘年，培養學生數千人，遍及國內和海外，他本人在國內也有一定影響。
1951年，楊芳齡被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因出身教會學校，留學英國而蒙冤受屈），1960年含恨辭世。1985年經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複審，撤銷原判決，並宣告其無罪。
廣益中學校訓
據廣益中學校長章顯林介紹，廣益中學由英國倫敦基督教公誼會於1892年2月創辦。1894年，經清川東道台批准為廣益書院，1898年改稱廣益學堂。1904年，更名為廣益中學。1928年，學校與英國倫敦基督教公誼會脫離關係，由國人楊芳齡接辦任校長，改稱重慶市私立廣益中學校。
1934年，楊芳齡校長總結辦學42年的經驗，為勉勵師生業精於勤，努力進取，進一步推動廣益發展，特取《禮記·中庸》中的“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作為校訓。“邇”即近，“卑”即低。喻義從基礎開始，由近及遠，由低到高。事業上，“行遠”是積累、“登高”是成就，“行遠”與“登高”體現了“積累”與“成就”的辨證關係；在做人上，“行遠”即樹立遠大理想，“自邇”則要求腳踏實地；在做事上，“登高”即應有攀登事業和科學高峰的抱負，“自卑”即指必須具有萬丈高樓從地起的務實精神。
雖然經歷了教會辦學、私立中學、公辦中學和文革後恢復和百年校慶後的振興發展等不同歷史階段，但廣益中學重視基礎教育在人生髮展中重要地位的指導思想始終未變。“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校訓一直傳承至今，經由下而上、自上而下多次討論，並徵求部分教育專家意見後，形成共識，將校訓上升為辦學理念。
學校還強化了“一訓三風”，即校訓：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校風：文明、進取、求實、創新；教風：守德、樹人、學高、嚴謹；學風：勤學、求真、多思、重行；確立了“師德高尚、愛崗敬業、業務精良、教書育人、團結協作”的教師發展目標和“做真人，志趣高遠；求真知，學業精深；尚踐行，成才報國”的學生培養目標。明確了“秉承傳統、注重創新、突出特色、和諧發展”的辦學思想和“愛國愛校、治學嚴謹、尊師勤學、文明活潑”的辦學傳統，建立起廣益中學理念文化的核心體系。
而今，從校門到教學樓到辦公樓，師生們隨處可見“一訓三風”。悠久的歷史、優良的傳統、優雅的環境與“知校、愛校、興校”的系列活動，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團隊精神教育相結合，構成了廣益中學人文教育的豐富內涵。
1934年，楊芳齡校長總結辦學42年的經驗，為勉勵師生業精於勤，努力進取，進一步推動廣益發展，特取《禮記·中庸》中的“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作為校訓。“邇”即近，“卑”即低。喻義從基礎開始，由近及遠，由低到高。事業上，“行遠”是積累、“登高”是成就，“行遠”與“登高”體現了“積累”與“成就”的辨證關係；在做人上，“行遠”即樹立遠大理想，“自邇”則要求腳踏實地；在做事上，“登高”即應有攀登事業和科學高峰的抱負，“自卑”即指必須具有萬丈高樓從地起的務實精神。
雖然經歷了教會辦學、私立中學、公辦中學和文革後恢復和百年校慶後的振興發展等不同歷史階段，但廣益中學重視基礎教育在人生髮展中重要地位的指導思想始終未變。“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校訓一直傳承至今，經由下而上、自上而下多次討論，並徵求部分教育專家意見後，形成共識，將校訓上升為辦學理念。
學校還強化了“一訓三風”，即校訓：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校風：文明、進取、求實、創新；教風：守德、樹人、學高、嚴謹；學風：勤學、求真、多思、重行；確立了“師德高尚、愛崗敬業、業務精良、教書育人、團結協作”的教師發展目標和“做真人，志趣高遠；求真知，學業精深；尚踐行，成才報國”的學生培養目標。明確了“秉承傳統、注重創新、突出特色、和諧發展”的辦學思想和“愛國愛校、治學嚴謹、尊師勤學、文明活潑”的辦學傳統，建立起廣益中學理念文化的核心體系。
而今，從校門到教學樓到辦公樓，師生們隨處可見“一訓三風”。悠久的歷史、優良的傳統、優雅的環境與“知校、愛校、興校”的系列活動，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團隊精神教育相結合，構成了廣益中學人文教育的豐富內涵。
“三楊興學”辦教育
2007年03月17日 重慶商報
二十世紀初葉，重慶文教界曾廣為流傳著“四大金剛”之說。所謂的“四大金剛”，並非橫眉怒目的赳赳武夫，反倒個個都是飽讀詩書，溫文爾雅的大學問家，這四位學人即向楚、文伯魯、梅際郇、陶闓士。稍後，文教界又傳出“三楊興學”之說。這三楊，指的就是楊芳齡、楊重熙、楊世才三位執教鞭倡新學的教書先生。
重慶南岸黃桷埡的文峰山下，有一所創辦於1894年的廣益中學，廣益中學是由廣益書院演變而來的，是英國基督教公誼會開辦的一所教會學校。1925年“五卅”運動波及全國，反帝愛國運動風起雲湧，廣益中學校園內亦掀起了驅逐洋人校長學潮。正是此時，楊芳齡接任了廣益中學校長之職，直至重慶解放。
楊重熙上任伊始，力改洋化教育模式，倡導新學，首倡向貧苦百姓子弟招生之舉，令世人耳目一新。任校長十五年間，陸續辦成了求精幼稚園、求精國小、求精中學、求精商學院一系列完整的教育機構，為桑梓孩子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教育園地。
祖籍四川樂山的楊世才，少小家境貧寒，父母早逝，後經英國傳教士幫助，方才進入成都就讀華西協合大學英文系的。楊年輕時，在長沙辦過半工半讀性質的大同合作社，也曾創辦過書店，編辦過刊物，後出任重慶宏育中學校長達十年之久。其倡舉的“勞工神聖”辦校宗旨，為當時重慶教育界一大創舉，深為時人稱道。
辦學的“三楊”，同為教會學校出身，共同倡舉新學，均各有建樹，有好事者故稱之為“三楊興學”。然而興學的“三楊”，解放後歸途各一。正當人民政府欲給安排工作之際，楊世才英年早逝。楊芳齡與楊重熙，均因出身教會學校，留學英美而蒙冤受屈，先後含恨辭世。
“苛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屈原.九章.涉江）。楊世才辦宏育中學之“宏大博育，勞工神聖”宗旨，楊芳齡辦廣益中學之愛國精神，楊重熙力改洋化辦學為平民百姓之大眾方針，畢竟不為人們所忘。歷史的誤會，終將大白於天下。興學的“三楊”，歷史最終作了客觀公允的評價，這是令人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