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濟(清末官員、學者)

梁濟(清末官員、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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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濟(1858年-1918年11月14日)清末官員、學者。字巨川,一字孟匡,別號桂嶺勞人,以字行,廣西桂林人,北大哲學教授梁漱溟之父。光緒間舉人。歷官內閣中書、教養局總辦委員、民政部主事、京師高等實業學堂齋務提調,清亡後投水自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梁濟
  • 別名:字巨川、孟匡,別號桂嶺勞人
  • 國籍:清→中華民國
  • 民族:蒙古族
  • 出生地:廣西桂林
  • 出生日期:1858年
  • 逝世日期:1918年11月14日
  • 職業:官員、學者
  • 代表作品:《桂林梁先生遺書》
  • 子嗣:梁漱溟
生平簡介,清史文載,人物軼事,自殺影響,

生平簡介

其父梁承光,剿捻軍于山西,卒官山西。梁濟八歲時隨母從山西返回北京,嫡母劉氏寒燈授業。光緒四年,任願學堂義塾教師。光緒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清末任內閣中書(四品)官職,十餘年不遷。1906年調京師巡警廳任教養局總辦委員。民國之後,曾在民政部供職。避居城北隅彭氏宅,綽號“梁瘋子”。1918年9月27日,寫《敬告世人書》,11月8日,60歲生日前夕投積水潭(北京靜業湖)自盡,有遺書萬餘言,強調“弟今日本無死之必要也。然國家改組,是極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視為無責。”“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去年已決心,今年不復聽賣菱角聲,不吃西瓜矣”,信中還給徐世昌總統上書五條,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財、曰皇室,區畫甚備。謚貞端。梁漱溟兄弟編印其父遺著《桂林梁先生遺書》印成六卷,總計四冊,分送給公共閱覽機關和他們的好友。1969年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再次出版,並收錄於沈雲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之中。1989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也收錄了這一著作。

清史文載

梁濟,字巨川,廣西臨桂人。父承光,卒官山西,貧不能歸,寓京師,喜讀戚繼光論兵書暨名臣奏議。光緒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時父執吳潘祖廕、濟寧孫毓汶皆貴,濟不求通。迨毓汶罷政,始一謁之。大挑二等,得教諭,改內閣中書,十餘年不遷。舉經濟特科,亦未赴。三十三年,京師巡警招理教養局,濟以總局處罪人,而收貧民於分局,更立國小課幼兒,俾分科習藝,設專所售之,費省而事集。由內閣侍讀署民政部主事,升員外郎。在部五年,未補缺。遜位詔下,辭職家居。明年,內務部總長一再邀之,卒不出。歲戊午,年六十,諸子謀為壽,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淨業湖死,時十月初七日也。遺書萬餘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財、曰皇室,區畫甚備。予謚貞端。

人物軼事

1918年11月7日,快要過60歲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員外郎、學者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三天之後,梁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留萬言遺書說:“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

自殺影響

徐志摩評述道:“它的起源與所能發生的效果,決不是我們常識所能測量,更不是什麼社會的或是科學的評價標準所能批判的。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們還有寸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
梁啓超也在聽到梁濟的死訊後深感惋惜。他寫道:“自先生殉節後,啟超在報中讀遺言,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並世有此人,在我乃不獲一見……《伏卵錄》中相教之語雖不多,正如晦翁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啟超者實在大。”同時他還叮矚梁漱溟在“春秋絜祀時,得間為我昭告;為言:啟超沒齒不感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救天下溺……”“此種俊偉堅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紙隻字皆關世道,其效力即不見於今,亦必見於後……繼述而光大之,則先生故不死也”。
陶孟和儘管尤為佩服於梁濟“堅強不屈的性格、謹慎廉潔的操行、忠於妻友的熱誠”,但他認為:“在現在一切事物都商業化的時代里,竟有巨川先生這樣的人,實在是稀有的現象。我雖然十分的敬重巨川先生,我雖然希望自己還有旁人都能像巨川先生那樣的律己,對於父母、家庭、朋友、國家或主義那樣的忠誠,但是我總覺得自殺不應該是他老先生所采的辦法”。
陳獨秀從傳統的角度讚揚了梁濟。他認為“梁先生自殺的宗旨,……是想用對清殉節的精神,來倡導中國的綱常名教,救濟社會的墜落”。因此他不贊成梁濟是“單純殉了清朝”。同時他明確指出:新時代的人們不必學其捨生取義的做法,但應有他那種救濟社會墜落的勇氣和真誠純潔的精神。
當時剛剛喪父的胡適亦強調公眾要從梁濟的悲劇中吸取教訓,“養成一種歡迎新思想的習慣,使新知識新思想可以源源進來”。
李大釗亦在《北京的“華嚴”》一文中表達了對事態的高度關注,並指出:“他們對於自己的生命,比那些醉生夢死的青年,歷仕五朝的元老還親切的多呢。”
傅斯年在《心氣薄弱之中國人》中儘管將梁濟和辜鴻銘張勛並列為守舊的象徵,但文章同時也指出:“任憑他是什麼主義,只要有主義就比沒有主義好。就是他主義是辜湯生、梁巨川、張勛……都可以,總比見風使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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