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甲

李慶甲

李慶甲(1933-1985),江蘇興化人。1949年7月參加工作,1959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留系任教。後曾從朱東潤先生攻讀在職研究生。先後參加《中國文學批評史》(劉大傑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朱東潤主編)的編撰工作,並整理校點了《楚辭集注》,《瀛奎律髓匯評》、《詞綜》等。李慶甲先生的英年早逝,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損失。

基本介紹

個人履歷,成就榮譽,個人作品,其他信息,

個人履歷

李慶甲先生並不算長的學術生涯,留給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學術遺產,為後來研究者所屢屢提及的,是他關於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的考證和校點整理方回《瀛奎律髓》等文獻的工作。

成就榮譽

一、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
李慶甲先生獨立的學術研究是從《文心雕龍》開始的。早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他就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關於《文心雕龍》的論文。當然,早期的研究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文革”結束後不久,他首先以論文《劉勰卒年考》贏得了學術聲譽。關於劉勰的卒年,古代文獻中沒有確切的記載。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曾根據有關資料,推斷劉勰卒於梁普通元、二年(公元520、521年)。李慶甲先生從《大藏經》、《續藏經》中發現了撰於南宋初年的《隆興通論》,其中將蕭統去世與劉勰出家為僧兩事編在一起,李慶甲據此考證劉勰出家的時間為中大通三年,即公元531年,而劉勰出家以後“未期而卒”,則卒年應在大通四年,即公元532年。此文發表後,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新修訂本《辭海》就採納此說,張少康《文心雕龍新探》、郭晉稀《文心雕龍註譯》、祖保泉《文心雕龍解說》均接受此“大通四年”說。當然,“大通四年”說並非定論,也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1985年,李慶甲又發表了《再談劉勰的卒年問題》,考證出《梁書·文學傳》對傳主的排列基本上是以傳主的卒年先後為序的。而卒於532年的劉勰,正符合這個排序原則,這是對劉勰卒於532年的一種重要補正。當然,兩篇文章雖然提供了有力的新材料,但尚屬於間接論證,尚不能說徹底解決了劉勰卒年的問題。對劉勰卒年問題,“龍學”界還有不同的認識。“大通四年”說,為劉勰卒年研究中的重要觀點之一[1]。
劉勰還有一篇關於佛學的論文《滅惑論》,載於《弘明集》。60年代曾有研究者撰文把《滅惑論》與《文心雕龍》聯繫起來,指出劉勰撰寫《文心雕龍》,既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也有佛學思想的因素。要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須考察劉勰撰寫《滅惑論》和撰寫《文心雕龍》的時間先後問題。若《滅惑論》在先,則《文心雕龍》可能受到佛學的深刻影響;若《文心雕龍》成書在先,則劉勰撰寫此書時,可能還沒有深厚的佛學思想根基。所以考證《滅惑論》的寫作時間,對於研究劉勰的世界觀,研究《文心雕龍》的哲學基礎,具有重要意義。《文心雕龍》撰於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502),是較為普遍的看法,那么《滅惑論》撰於什麼時間呢?湯用彤、陳垣、范文瀾、楊明照等先生均認為《滅惑論》作於齊代,即在寫作《文心雕龍》之前。范文瀾、楊明照又指出劉勰雖然精通佛學,但是撰寫《文心雕龍》並沒有受到佛學的影響,而是堅持儒家的思想立場。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則認為《滅惑論》作於梁代天監三年(504)至天監七年(508)。李慶甲先生的《劉勰<滅惑論>撰年考辨》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因為《滅惑論》是針對《三破論》而發的,考證《三破論》的撰寫時間,可以確證《滅惑論》寫作時間的上限。李慶甲先生分析齊梁時期佛教發展情況和上層政權對待道佛的態度,以及釋僧順《釋<三破論>》的證據,證明《三破論》作於梁代,劉勰的《滅惑論》作於梁代天監十六年左右。此文發表後,引起了“龍學界”的興趣。其中,李淼發表《關於<滅惑論>撰年與諸家商兌》[2]否定齊代說和天監十六年的說法,而認同王元化的說法。李慶甲先生又發表《<關於《滅惑論》撰年與諸家商兌>之商兌》,進一步考辨撰於梁代天監十六年的結論,同時批評李淼文章“史料處理不夠嚴謹”等幾個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後來的研究者還有進一步的考證。
關於劉勰《文心雕龍》論“道”的哲學基礎問題,六十年代曾出現過劉勰《文心雕龍》之道為佛家之道的說法,並沒有深入展開討論。80年代初,這個問題被重新提出來。李慶甲在考證《滅惑論》後作的基礎上,撰寫《<文心雕龍>與佛學思想》,強調“《文心雕龍》的思想體系屬於儒家,書中不僅未見有什麼佛學唯心主義的思想因素,而且其基本傾向是與之相對立的。”並分析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的“道”,不是佛學之“道”,劉勰撰寫《文心雕龍》,堅持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世界觀。
李慶甲先生關於劉勰和《文心雕龍》的論文,多是考證性的研究,即使關於《文心雕龍》思想基礎的探討,也是建立在文獻考辨的基礎上,所以,雖然不能成為定論,但是都持之有故,成為“龍學”中不容忽視的主張。汪涌豪先生曾概括李慶甲先生研究“龍學”的特點是“立足史實考訂,不作無根游談”;“慎於史料運用,不取屈文就己”;“立論力求公允,不尚矯激偏銳”[3]。值得提出的是,李慶甲先生的“龍學”論文,有的是對陳說的挑戰,有的又是與商榷者的切磋,帶有論辨性質,但是這些文章的態度都是溫文爾雅。他在《<關於《滅惑論》撰年與諸家商兌>之商兌》的最後,又這樣一段話:
寫考證性論文,怎樣正確理解和妥善處理史料,怎樣科學地進行邏輯推論,筆者也是處於學習、探索之中,所以上面的意見不一定都很妥當。而且自顧習作,包括本文在內,在處理史料、邏輯推論方面乃至於一些基本論斷也難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弊病。希望李淼同志和有關專家、讀者不吝批評教正。
論辨學問,一絲不苟,堅持立場;而學術態度則謙虛謹慎,和藹忠厚。的確,在學術研究中,新材料的不斷發現會推翻舊說,對材料的理解也會互有出入,所以學者在充分論證、提出己說時,既應該理直氣壯,更應該謙虛寬容,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學者應該意識到自己的見解,只能是一己之觀察,並非是真理在握。
二、《瀛奎律髓匯評》和其它文獻整理
注重文獻基礎,是復旦批評史研究的一貫傳統。李慶甲先生在古代文學文獻整理方面花過大力氣,先後完成了《楚辭集注》、《詞綜》、《瀛奎律髓匯評》等點校集評工作。朱熹之孫朱鑒刊於宋理宗端平乙未的《楚辭集注》,是迄今所見最古和最完整的一個刻本,且朱熹的集注,批駁舊注的訛誤,解釋《楚辭》多有創穫。人民文學出版社曾於1953年將宋刻本影印出來。李慶甲先生標點本就是依據這個影印本。他還以《古逸叢書》本、崇文書局本、掃葉山房本等作文字校勘,用功細緻。朱彝尊編集的《詞綜》是一部規模較大的詞選著作,二十六卷,後汪森又增補四卷,並改正了原本的一些文字錯誤。於康熙三十年由裘抒樓刊行。李慶甲先生點校《詞綜》以這部刊本為底本,“先從有關詞選、別集、總集、類書、野史中找出每一篇作品的出處,再選擇這些資料的比較好的版本作對校本,對《詞綜》中明顯的錯誤和遺漏的字作了修改、補正”(《前言》),對於《詞綜》所錄作者小傳和輯錄的宋元人評語的訛誤,也據有關版本予以校正。這兩部著作,此前只有影印本發行,李慶甲先生首次給予認真細緻的點校,便於這兩部著作的普及流行,為學界提供了可靠的基礎文獻。李慶甲先生集評、點校的《瀛奎律髓匯評》,也是一部嘉惠學界的巨著。元初方回的《瀛奎律髓》是一部重要的唐宋律詩選集,在清代宗宋詩風中曾出現過不少評點本散見於各地圖書館。李慶甲先生的這次整理,一方面在原書的點校上花工夫,選擇明成化三年紫陽書院刻本為底本,以清代多種版本作校勘;另一方面奔波於全國三十多個圖書館,查閱有關《瀛奎律髓》的評點文字,輯錄了馮舒、馮班、錢湘靈、陸貽典、查慎行、何焯、紀昀、許印芳、趙熙及一些無名氏的批點,幾乎將清代評點此書的文字網羅無遺。《瀛奎律髓匯評》,既為讀者提供了較為可靠的版本,又匯集了大量的評論文字,是古代文學與文學批評研究的重要文獻資料,經常為學者所稱引,又得到重新出版。
本來,憑著文獻研究的紮實功底和文論研究的慎思明辨,李慶甲先生可以在文學批評史學科上取得更大的成績。可惜1985年,病魔奪去了他年僅53歲的生命,“一駕剛起飛的飛機突然迫降了”。這是復旦大學中文系、語文所的損失,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整個學科的損失。

個人作品

著作類:
1、參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
2、校點《詞綜》(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校點《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年
4、點校集評《瀛奎律髓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5、《文心識隅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論文:
1、《研究<文心雕龍>批評論中的一些問題》,《光明日報》1964年6月28日
2、《劉勰卒年考》,《文學評論叢刊》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8年
3、《揚雄文學思想述評》,《古典文學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4、《劉勰<滅惑論>撰年考辨》,《中國古代美學藝術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5、《<文心雕龍>與佛學思想》,《文學評論叢刊》第十三輯,1982年
6、《古代文論研究芻議》,《光明日報》1983年11月22日
7、《揚雄評傳》,《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
8、《<關於《滅惑論》撰年與諸家商兌>之商兌》,《中華文史論叢》第四輯,1984年
9、《略論方回的<瀛奎律髓>》,《中國文藝思想史論叢》第二輯
10、《近代文體改革理論淺探》,《中國文藝思想史論叢》第三輯
11、《再談劉勰的卒年問題》,《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12、《<文心雕龍>書名發微》,《文心雕龍學刊》第三輯,1986年

其他信息

李慶甲《文心識隅集》(王元化序)
慶甲去世已經一年多了。他生前曾將自己的文章編在一起,還擬了一個書名,叫做《文心識隅集》,準備將來再集若干篇,整理出版。今年上半年,運熙同志將慶甲遺稿編好,囑我寫序,我沒有推謝,一口答應下來。為了紀念亡友,我覺得這是義不容辭的。可是時光很快過去了,我卻遲遲沒有動手,每一念及,真是如芒在背。一年多來,我被各種瑣事干擾,幾無暇時,讀寫俱廢,深以為苦。這主要得怪自己不會安排生活應付世事,以致陷於無事忙的窘境。已屆歲末,又要出門,不能再拖,只得把序言趕寫出來。這樣草草從事,不能按照原來願望,很覺愧然。只得默默地向慶甲亡靈致歉.
記得慶甲在病中就時時以整理自己的文稿為念。他曾向我說過,正打算寫一系列文章,在擬寫的文章中,有的材料已蒐集好了,有的構思也已成熟,只待動筆了。那時他不知道自己患了癌症,醫生和我們都瞞著他。入院初期,他還以為自己不日可愈。待到他由長海醫院轉入曙光醫院,改由中醫治療時,他才感到病情嚴重。僅僅一個月左右,我再去探病,不禁為他的突然消瘦吃驚。他的神情沮喪,不像從前那樣時時發出爽朗的笑聲了。但他仍不能忘懷他的研究工作,向我敘說了自己的願望。他於五十年代末在復旦大學畢業後,就在系裡擔任了總支工作,連教學也不得不放棄了。直到近幾年才能專心讀寫,可是不料患此絕症。我一邊聽他說著,一邊感到我的心漸漸沉重起來,可是又無話安慰他,只有默默相對
我認識慶甲是近幾年事。我在復旦兼課時,慶甲尚未入校。慶甲到復旦時,我被捲入所謂;胡風案件;,和外界斷絕了來往。這樣一拖就是二十多年。我們相交時間雖然不長,但可以說是談得來的朋友,不僅研究方向相同,而且許多看法也相近。一九七八年發表的舊作《滅惑論與劉勰前後期思想變化》,提出《滅惑論》成於梁,是劉勰入仕以後之作。此說得到慶甲的呼應。他先後寫了《劉勰滅惑論撰年考辨》與《關於滅惑論撰年與諸家商兌之商兌》。這兩篇論文在國內《文心雕龍》研究方面很有影響,堪稱力作。我讀後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說.再如考定《滅惑論》撰於梁時並由此劃分劉勰的前後期思想,這一論證雖至今尚存分歧,但也得到較多人的肯定,如李慶甲、李淼同志等均基本贊同拙說,並對我的一些論據加以補充,做出了比我更精確地論證。&rdquo;這種例子還有一些,不再贅舉。慶甲治學謹嚴,每撰一文,用力甚勤,從不敷衍成篇。我不能在這裡對慶甲的論文集作出詳細的論述,只有俟諸他日,待我細讀全書之後,再談出我的讀後感。不過,我相信讀者是會對慶甲的勞績作出公允的評價的.
慶甲逝世後,他的夫人劉琦同志曾來看望過我,也以出版慶甲遺作相囑。我希望出版社早日將此書付梓問世.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說明一件事,即一九八四年在上海龍柏飯店舉行的中日學者《文心雕龍》研討會的前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文心雕龍》元至正刻本一定要我寫篇序,當時實在抽不出時間,只有請慶甲代勞。這是迄今唯一由別人代筆的文字。一方面由此可見我們的友情,另方面我也想趁此機會說明此文亦應算作慶甲的成果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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