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中“道”指的是宇宙間的一切法則、道理。即“道可道非常道”。而並非是一般人通過字面意思所理解的“早上聽到（或明白了）一個道理（或真理），晚上死了也可以（或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朝聞道，夕死可矣
- 發音：zhāo wén dào，xī sǐ kě yǐ
- 出處：《論語·里仁第四》
- 解釋：早上懂得仁道晚上就死也可以
- 年代：春秋戰國時期
- 作者：孔子的弟子
引言,釋道和死,先說死,再說道,句意闡釋,結語,
引言
“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是人們非常熟悉的一句話。《論語·里仁》的這一章在一些大學古代漢語教材（如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沈祥源主編的《古代漢語》等 ）中未作任何注釋。不作解釋，可能是編者認為這句話字面意思都不難理解。我們在給大學生講授這一章時，先讓學生講一講自己對這一章的理解以作調查，發現學生基本上都這樣解釋這句話：“早上聽到（或明白了）一個道理（或真理），晚上死了也可以（或行）。”如 果進一步問“明白了（或懂得了）一個道理（或真理）就可以去死，這值得嗎？我們願意這樣做嗎？”學生這才意識到這樣的理解是不合情理的。一個人一生要明白的道理實在是太多了，如果明白一個就去死，那不知要死多少回。同時明白了道理不是為了去死，而是為了更好地去做事。這句話楊伯峻《論語譯註》也未作詞語注釋，只是譯為：“早晨得知真理，要我當晚死去，都可以。”這跟一般人的理解基本上一致。人們對這句話的理解都有些想當然 ，細究起來又發現這樣理解不合事理邏輯，本來是一句內涵豐富深刻的名言，這么一理解反而索然無味了。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對這句話的內涵作進一步的探索。
釋道和死
今天我們談論人生觀、價值觀時常說 “為真理而死”、“為正義事業而死”、這正是“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深刻內涵。這句話千百年來激勵著仁人志士為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就在於它深刻地揭示了“知”和“行”的關係。《禮記》也說：“博學之，審問之， 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四句可用一個“知”字概括，學習的目的不是停留在“知” 的階段上，而是要在“知”的基礎之上“行”，即去做，去實踐，達到“學以致用”。這樣 “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話就應該理解為“早晨明白了‘道’，就立即按‘道’去做，即 使晚上為它而死也可以（或死而無憾）。”楊伯俊的翻譯沒有揭示出“知”和“行”的關係 ，只是停留在“知”上，知道了就去死，不得其所。
基於上面我們對“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理解，對“道”和“死”作如下解釋。
注釋
基於上面我們對“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理解，對“道”和“死”作如下解釋。
注釋先說死
“死”在“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句中是動詞的為動用法，意思是“為……而死”。 “死 ”的這種用法《論語》中還有幾例。
（1）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論語·憲問》）
（2）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同上）
第（1）例“死”後有賓語“之”，“死之”即“為之（公子糾）死”。 第（2）例“死” 後省略了賓語“之”，“不能死” 即“不能為之（公子糾）死”。
（1）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論語·憲問》）
（2）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同上）
第（1）例“死”後有賓語“之”，“死之”即“為之（公子糾）死”。 第（2）例“死” 後省略了賓語“之”，“不能死” 即“不能為之（公子糾）死”。
再說道
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常用詞中“道”的第二個義項是“到達某種道德標準或思想標準的途徑”，其書證即為“朝聞道，夕死可矣。” “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孔子的道德標準，什麼是“仁”，如何才能達到“仁”在《論語》一書中講得很清楚，孔子甘願為“仁” 去“死”，決不會是為找到達到“仁”的途徑去“死”。把“道”理解為“到達某種道德標準或思想標準的途徑”，是講不通的。
《十三經註疏》把“道”解釋為“好的政治局面”（即“有道”）。
《十三經註疏》中“朝聞道，夕死可矣”一章注為：“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疏為：“ 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這 一理解應該說是合乎歷史的，其中“死”不作“為動用法”講。從《左傳》、《史記》對孔子的記載以及《論語》一書中孔子的言行可知，孔子一生席不暇暖，周遊列國，不為做官， 旨在行道。但是當時沒有哪一個國君能夠真正實行孔子的政治主張，他的“仁”的思想學說得不到統治者的貫徹執行、治國理想得不到實現，這是孔子一生最大的遺憾。他的有生之年無法看到“仁”道的實行，無法看到天下大治的政治局面，即“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如果孔子能夠看到他的“仁”的政治主張得到貫徹因而天下大治（即有道），哪怕是剛剛聽到，他也會死而無憾了。這一理解應該說是合乎歷史的，但這種理解都是就孔子自身的人格精神而言的。這句話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傳誦，“道”的含義遠非止此。
楊伯峻把“道”解釋為“真理”，就今天這個時代看沒有錯，但孔子時代是不興這么說的。 一般人把“道”理解為“道理”，但是一般的道理不值得人們為他去死，究竟是什麼樣的道理值得人們去為它獻身呢？我們應該用歷史的、發展的觀點來解釋詞語，把詞語放到具體的歷史語言環境中去理解，即把“朝聞道，夕死可矣”中的“道”放到《論語》這個大環境中去理解，也許才能得到更為合理的解釋。
《易·說卦》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儒家的為人之道就是“仁義之道”。歷來統治階級就是以“仁義之道”來治理天下的，正人君子也是把它當作修身立己的準則，“滿口的仁義 道德”。
這樣，“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句就可以直譯為“早上明白了仁義之道，晚上為它去死也可以。”
《十三經註疏》把“道”解釋為“好的政治局面”（即“有道”）。
《十三經註疏》中“朝聞道，夕死可矣”一章注為：“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疏為：“ 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這 一理解應該說是合乎歷史的，其中“死”不作“為動用法”講。從《左傳》、《史記》對孔子的記載以及《論語》一書中孔子的言行可知，孔子一生席不暇暖，周遊列國，不為做官， 旨在行道。但是當時沒有哪一個國君能夠真正實行孔子的政治主張，他的“仁”的思想學說得不到統治者的貫徹執行、治國理想得不到實現，這是孔子一生最大的遺憾。他的有生之年無法看到“仁”道的實行，無法看到天下大治的政治局面，即“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如果孔子能夠看到他的“仁”的政治主張得到貫徹因而天下大治（即有道），哪怕是剛剛聽到，他也會死而無憾了。這一理解應該說是合乎歷史的，但這種理解都是就孔子自身的人格精神而言的。這句話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傳誦，“道”的含義遠非止此。
楊伯峻把“道”解釋為“真理”，就今天這個時代看沒有錯，但孔子時代是不興這么說的。 一般人把“道”理解為“道理”，但是一般的道理不值得人們為他去死，究竟是什麼樣的道理值得人們去為它獻身呢？我們應該用歷史的、發展的觀點來解釋詞語，把詞語放到具體的歷史語言環境中去理解，即把“朝聞道，夕死可矣”中的“道”放到《論語》這個大環境中去理解，也許才能得到更為合理的解釋。
《易·說卦》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儒家的為人之道就是“仁義之道”。歷來統治階級就是以“仁義之道”來治理天下的，正人君子也是把它當作修身立己的準則，“滿口的仁義 道德”。
這樣，“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句就可以直譯為“早上明白了仁義之道，晚上為它去死也可以。”
句意闡釋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子的道德理想，也是最高的道德準則。“朝聞道，夕死可矣 ”之“道”不是一般的“道理”、“事理”，而是特指儒家的“仁義之道”。懂得了仁義的 道理，就應該用自己的一生去實踐它，有時為了捍衛之，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是孔子的道德價值觀，這就是“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句話所包含的深刻的內涵。這一內涵從孔子的一生、從《論語》一書的思想精髓中可以得到印證。
首先，“朝聞道，夕死可矣”重在“行”，即實踐。
一方面，孔子一生棲棲遑遑，周遊列國，席不暇暖，為的就是推行他的“仁政”。然而孔子的政治主張得不到統治者的採納，不得已，轉而講學授徒，希望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才，通過他們去宣揚他的思想學說，去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孔子就是這樣用自己的一生去推行他的 政治主張、實踐他的道德理想，孜孜不倦，死而後已。“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句話反映了孔子一生對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的執著追求。孔子為“道”而生，為“道”而死。
另一方面，“仁”作為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很少有人能夠達到這種境界，所以孔子從來不輕易以“仁”許人。跟孔子同時代的人沒有被稱為“仁”的。在孔子看來能夠達到“仁”的 都是古之聖賢：泰伯、文王、微子、箕子、比干、管仲。這些人的行為都關乎天下國家大計 ，關乎人民的生活疾苦。他評價一個人是否“仁”是重在其政治功績的。但是，“仁”作為一種道德修養，是有高低之分的。我們可以自覺地加強自身修養，以“仁”的諸方面的美質要求自己，一步步的向著最高境界靠攏。人的道德修養就是一個由低到高不斷提高的過程， 這個過程沒有止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一個人只有勇敢地挑起“仁”這一重擔，不斷克制自己的 欲望，嚴格要求自己、反省自己，同時還要自覺地按照國家社會的典章制度和行為習慣去規範自己的行為，不能超越禮儀去行事，這樣才能不斷地提高道德修養（“克己復禮為仁，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堅忍不拔的走完這一艱難的過程，就一定 能夠達到“仁”的最高境界。（“仁者先難而後獲。”《論語·雍也》）這一艱難的過程對於一個人來說是一生，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則是世世代代。“以德治國”、“構建和諧社 會”可以說是孔子道德理想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繼續，這個過程不會終止，只有不斷的提高， 這是一個永恆的主題。
其次，“朝聞道，夕死可矣”強調犧牲精神。
一個人有志於“仁”，他就會終身實踐，毫無怨恨，毫無遺憾（“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論語·泰伯》）。為了追求“仁”的最高境界，甚至於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這就是把“仁”看作最高的道德 修養，且高置於生死之上。
後來孟子發展了孔子的這一思想：“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捨生而取義也。"（《孟子·告子上》）“義”是“合理的事、應該做的事”。“捨生取義” 就是為了正義事業，為了他人利益、全民利益、國家社會的利益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仁”是人的內在本質，“義”是人的外在的行為，二者是統一的。知道了仁義的道理，就要 終身實踐它，甚至於為此犧牲生命，也在所不辭，無怨無悔。
孔子的“殺身以成仁”、孟子的“捨生而取義”正是“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句話的最佳註腳。
一方面，孔子一生棲棲遑遑，周遊列國，席不暇暖，為的就是推行他的“仁政”。然而孔子的政治主張得不到統治者的採納，不得已，轉而講學授徒，希望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才，通過他們去宣揚他的思想學說，去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孔子就是這樣用自己的一生去推行他的 政治主張、實踐他的道德理想，孜孜不倦，死而後已。“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句話反映了孔子一生對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的執著追求。孔子為“道”而生，為“道”而死。
另一方面，“仁”作為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很少有人能夠達到這種境界，所以孔子從來不輕易以“仁”許人。跟孔子同時代的人沒有被稱為“仁”的。在孔子看來能夠達到“仁”的 都是古之聖賢：泰伯、文王、微子、箕子、比干、管仲。這些人的行為都關乎天下國家大計 ，關乎人民的生活疾苦。他評價一個人是否“仁”是重在其政治功績的。但是，“仁”作為一種道德修養，是有高低之分的。我們可以自覺地加強自身修養，以“仁”的諸方面的美質要求自己，一步步的向著最高境界靠攏。人的道德修養就是一個由低到高不斷提高的過程， 這個過程沒有止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一個人只有勇敢地挑起“仁”這一重擔，不斷克制自己的 欲望，嚴格要求自己、反省自己，同時還要自覺地按照國家社會的典章制度和行為習慣去規範自己的行為，不能超越禮儀去行事，這樣才能不斷地提高道德修養（“克己復禮為仁，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堅忍不拔的走完這一艱難的過程，就一定 能夠達到“仁”的最高境界。（“仁者先難而後獲。”《論語·雍也》）這一艱難的過程對於一個人來說是一生，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則是世世代代。“以德治國”、“構建和諧社 會”可以說是孔子道德理想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繼續，這個過程不會終止，只有不斷的提高， 這是一個永恆的主題。
其次，“朝聞道，夕死可矣”強調犧牲精神。
一個人有志於“仁”，他就會終身實踐，毫無怨恨，毫無遺憾（“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論語·泰伯》）。為了追求“仁”的最高境界，甚至於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這就是把“仁”看作最高的道德 修養，且高置於生死之上。
後來孟子發展了孔子的這一思想：“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捨生而取義也。"（《孟子·告子上》）“義”是“合理的事、應該做的事”。“捨生取義” 就是為了正義事業，為了他人利益、全民利益、國家社會的利益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仁”是人的內在本質，“義”是人的外在的行為，二者是統一的。知道了仁義的道理，就要 終身實踐它，甚至於為此犧牲生命，也在所不辭，無怨無悔。
孔子的“殺身以成仁”、孟子的“捨生而取義”正是“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句話的最佳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