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虛白

曾虛白 1895年4月19日出生,國民政府政要、報業家。原名曾燾,字煦白。江蘇常熟人。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赴長沙湘雅醫學院(現中南大學)、雅禮大學任教授。後任金陵女子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等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曾虛白
  • 出生日期:1895年4月19日
  • 畢業院校:上海聖約翰大學
  • 字號:字煦白
人物介紹,生平檔案,

人物介紹

1923年在上海與其父曾樸創辦真善美書店,1927年-1928年任天津「庸報」特派記者;1928年-1931年任上海真善美書店協助負責人;1928年-1931年任真善美雜誌主編;1932年-1937年任上海「大晚報」總主筆、總經理;1937年-1938年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國際宣傳處處長;1938年初,改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處長兼政治學校新聞學院副院長。1938年-1945年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第五部國際宣傳處處長;1947年5月5日-1948年6月30日任新聞局副局長;1948年7月1日-1949年1月15日任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1949年赴台灣定居。1949年11月任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1950年7月26日-1951年10月9日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50年8月5日-1950年10月13日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主任;1950年10月13日-1954年7月任中央通訊社社長;1954年7月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1955年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系主任;1963年1月21日任新聞通訊協會理事長;1964年任中央通訊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1966年任中國新聞學會會長;1967年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委員;1969年-1994年1月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1977年任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所長;1981年-1994年1月任總統府國策顧問。1994年1月5日在台北病逝。(圖片為曾虛白與曾樸父子合影)
曾虛白
他創作的文學作品主要有長篇小說《德妹》、《魔窟》、《三棱》和《潛熾的心》等;翻譯的作品包括《鬼》、《人生小諷刺》、《色的熱情》、《娜娜》、《歐美名家小說集》、《目睹的蘇俄》、《英雄與英雄崇拜》和《斷橋》等。他不但精於譯介,還發表了一些翻譯理論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
他認為翻譯是譯者對原作的摹仿,應該使自己的譯作儘可能貼近原作;譯者不應過分張揚自己的個性,從而掩沒原作的特性。原作以藝術的手法反映生活,而譯者在譯作中表現的“生活”應與原作描繪的生活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任何形式的歪曲,都不是好的譯作。1928年,他在《真美善》雜誌上發表論文《翻譯的困難》,開篇就說道:
我們比方拿攝影術來做文學的比例,創作是直接取景,翻譯卻是翻版。創作家的鏡頭要對準了自己幻想造成的空中樓閣,配光圈,測距離;手段高明的自然象攝影名家一樣,洗出來的片子張張都能充分表現攝景的精神,在文學上這就叫做個性的實現。翻譯家鏡頭的目標卻不能求之自我了;他的攝景是人家已做成的片子,要他照模照樣的再翻一張出來。他負著充分摹仿人家個性的使命,卻時時刻刻提防著自己的個性鑽出來胡鬧。所以創作的需要是獨立性,翻譯的需要是摹仿性。
曾虛白以攝影為例闡述了翻譯對原作的摹仿性,但他同時指出文學翻譯要難於攝影的翻版,因為翻版者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片子,而映在文學作品譯者腦膜上的影像只不過是“寫真,是假的”,需要進行“改造”,以自己的方法摹仿原作。他對這種“改造”也做了生動的形容和闡釋。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寫道:
我且從科學上舉個例子出來:世界上有一類人,看著綠的認做黑的,紅的認做紫的,或是同類色感的錯亂,科學家叫他們色盲。比方要教這種人對著一張圖畫感受我們同樣的映像,就不能不根據著他們色感的變遷,重新支配圖畫上的色彩。……在文學上說,黑字寫在白紙上是方法,著作家要表現的映像是目的。翻譯家的使命是要忠實摹仿這認為目的映像。倘然原文所用的方法,換了一種文字,因為作者同觀者環境的不同,發生了兩樣的感應,翻譯家就應該象科學家糾正色盲人色感一樣,變換方法來完成他的使命。我們譯書的人應該認清我們工作之主因,是為著不懂外國文的讀者,並不是叫懂得外國文的先生們看的。我們的任務是翻出版來叫看不見那張相片的人們看,所以我們訓練的進行應該就著這一班人的心理來定我們方針。這就不能一手拿著筆,一手翻著字典,一字一句依樣葫蘆的描下來就算了事的了。我們應該拿原文所構造成的映像做一個不移易的目標,再用正確的眼光來分析它的組織,然後參照著譯本讀者的心理,拿它重新組合成我們自己的文字;換句話說,必需改換了方法,才可以得到同樣的目的。
曾虛白認為外國的句子和文章,與中國的在結構上是不同的,應該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分析,尋找出一套“改造”的方法,以嚴謹的態度從事翻譯。他批評那些“歐化的譯者”所採用的翻譯方法過於僵死,只圖省事,不施加“改造”的因素,“順著原文,直寫下去,遇到轉不過來的時候多加上幾個‘的’字、‘地’字,人家說他們是標新立異,我卻說是懶惰無能;因為這是小學生印描紅的方法,竟有時候問他自己也不曉得寫些什麼?”
所謂的“改造”,按曾虛白的說法應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鍛鍊原子,一是組織整個。他在《翻譯的困難》一文中說:
文章的原子是字,我們要表現出確當的對象,就應該把各個字,在天平上秤得四平八穩的才可以用上去。這是需要心平氣和的選擇,一點浮躁不得的。可惜現在的譯者很多不自覺地犯了這個大毛病。我現在且舉幾個最普通例子來:比方說,“的”字的用途,中文裡是最經濟不過的,現在大多數的譯者凡遇到Possesive或Adjective多要加個‘的’字,就攪得‘的’‘的’不已,成了個四不像的文章。又像中文句子裡“他’”字的用途也是很經濟的,常有須意會的地方,然而西文里敘述一個人的動作,每換一句必需另用個“他”字做主辭。譬如照樣翻下來,就要“他”“他”不已,犯了個疊床架屋的毛病。……至於組織整個的功夫,更比鍛鍊原子要進一層,自然分外的複雜,分外的困難了。然而經過一番分析之後,這也有它天然的步驟,——這就是分析的組合功夫。說來也很簡單,比方我們既然精選了確當的原子,就把這一堆原子,參照著作者觀者兩方面的心理,拿來組成一個適當的短句,做成了一堆短句,又照樣的把它們組成整句;於是用著這個方法逐步進行,由句成段,由段成章,只要選擇適當,組織合宜總可以一絲一毫不走原樣的吧。只是要適當,要合宜,就得要把中西文組織的方法和不同之點詳細研究,等到後來水到渠成,自然能得心應手的了。
曾虛白認為,“改造”是翻譯過程中的一種積極的成分,但僅僅是手段,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傳神達意”。原作中的“神韻”究竟為何物?一般人都將其神秘化,視為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玄玄乎乎的東西,在譯作中顯現極為困難。而曾虛白認為,“神韻”只不過是讀者對作品的感應。譯者在分析原作時,就是原作的讀者,不同的譯者對原作有不同的“感應”,所以他們在譯品里反映的原作的“神韻”就形形色色,各有各的特點。曾虛白在《翻譯中的神韻與達》(《真美善》1930年第5卷)一文中指出:
其實,所謂“神韻”者,並不是怎樣了不得的東西,只不過是作品給予讀者的一種感應。換句話說,是讀者心靈的共鳴作用所造成的一種感應。而這種感應,因為讀者(當然指能透徹了解的讀者)的環境、心情等種種的不同而各異其淺深、色彩;因此不同,它就變成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一種毫無標準的神秘物。所以同樣的原文譯文,這兒五個人就有五種看法,換句話說,它們的“神韻”就看成五種形態、色彩;若是換上一百個人,一千個人,我斷定它們的變化更要繁複得不可以數計了。這千百人中絕端錯誤的,絕端不能代表譯者的,當然不少。可是選中之選的上上學者們,其觀察點也決計不會走到一條路上去。
在文學翻譯中,最為緊要的是傳達原作中的神韻。對於“神韻”的解釋,人們各執一詞,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法國著名作家法朗士在《樂園之花》里有這樣一段話:“書是什麼?主要的只是一連串小的印成的記號而已,這是要讀者自己添補形式色彩和感情下去,才好和這些記號適合。一本書是否呆板乏味,或是生趣盎然,感情是否熱如火、冷如冰,全靠讀者自己。或者換句話說,書中每一個字都是魔靈的手指,使我們的腦纖維震盪得像琴弦一樣,使我們靈魂中的音板激出音來。藝術家的手不論他多靈巧,多激發,那聲音還得要看我們內心的弦線的性質而定。”法朗士所說的能夠震動讀者腦纖維的“魔靈的手指”便是作品中的“神韻”,而譯者努力傳達的正是這種東西。曾虛白在同一論文中寫道:
我以為翻譯的標準(這當然指絕對能了解原書的譯者的標準)只有一端,那就是把原書給我的感應忠實地表現出來。我決不誇張地說,這就是原書,我只說,這是我所見到的原書。……簡括說,我們要有好的翻譯,當然的要注重“神韻”,要把作者靈魂的手指在我們靈魂中音板上所叩出來聲音,用最精巧的方式來表現出來(此處隱指“改造”——引者按)。至於翻譯的標準,應有兩重:一在我自己,一在讀者。為我自己方面,我要問:“這樣的表現是不是我在原文裡所得的感應?”為讀者方面,我要問:“這樣的表現是不是能令讀者得到同我一樣的感應?”若說兩個問句都有了滿意的認可,我就得到了“神韻”,得到了“達”,可以對原文負責,可以對我自己負責,完成了我翻譯的任務。

生平檔案

曾虛白(1895~1994),江蘇常熟人。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曾任金陵女子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國際宣傳處”處長兼“中央政治學院”新聞學院院長,“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等職。曾創辦《大晚報》,為骨幹人物。
1927年11月,在上海創《真美善》雜誌。《真美善》是32開本,由真美善書店編輯發行,曾樸、曾虛白父子主編。第1至12期為半月刊。第2至6卷各出6期,第7卷出3期,均為月刊。接著又出季刊2期,共出版48期。1931年1月停刊。《真美善》以創作為主。主要刊登曾樸、曾虛白父子的小說和翻譯作品。曾連載發表曾樸的長篇小說《孽海花》、《魯男子》及所譯雨果、左拉、莫里哀等人的作品。1928年,他協助董顯光辦《庸報》,從購置機器到編採作業都參與,也因此引發他對新聞事業的興趣。淞滬戰爭爆發時,三十八歲的 曾虛白創辦了上海第一份晚報--《大晚報》。由於對戰事報導詳實迅速,評論國家命運慷慨激昂,使對戰事非常關心的民眾爭相購閱,只發行一周,銷售就高達八萬份。
這在當時上海新聞界來說是創紀錄的。其間,他不像上海的“大老闆”,住大洋房、坐大轎車,還是坐包車、住弄堂。“大晚報”最盛時期的曾虛白,對蔣委員長剿匪而不抗日的作法相當不滿,因此經常為文抨擊。
抗戰展開,他就毅然放棄“大晚報”的事業,追隨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副部長的董顯光,出任國際宣傳處處長,以其宣傳特長扭轉國際對我抗日的誤解,轉而支持我國,因此贏得了“愛國報人”的雅號。他的學生、知名女作家徐鐘佩說:他的精神就是當時中國人的精神,也就是抗戰精神。來台後,他曾任“中央通訊社”社長、中廣副總經理,還在中廣自製、自播“談天下事”節目。曾虛白剖析天下局勢鞭辟入裡,現在四、五十歲的人都曾受其影響。
1954年,政大在台開校,他雖然身兼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委員、“中央社”社長、文工會主任三職,公務繁忙,但感於新聞教育的重要,還是接下政大新聞研究所所長的重任。當時,他向設在台灣的美國“亞洲基金會”陳述新聞教育的重要,請基金會幫忙聘請國外知名的新聞學教授,因此在他任內,一共邀請到了五位美國教授及兩位日本教授。一頭白髮,記憶一點也不含糊的曾虛白一邊回憶創所時的艱辛,一邊欣慰的說:“我對新聞系的中外文化交流有如此貢獻,自己覺得很高興。”他對新聞教育的遠見與貢獻,更可從他奔走籌建東亞第一個新聞館看出。“我認為新聞記者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資料庫,才能適時掌握信息,因此我爭取設立新聞館來儲存資料。”四十多年前,曾虛白即為新聞館訂下未來努力目標:“樹立遠東新聞學研究中心,進而促成全世界新聞學研究的交流”。1962年,曾虛白感於國內一直沒有一部完整的中國新聞史,於是著手編纂。但由於許多資料遺落在大陸,即使在台灣也是散落各處,因此剛開始編史時,實在是困難重重。但他並不放棄,又向亞洲基金會申請資金支持,再邀集新聞界人才共襄盛舉,費時五年終於編成。至今,這部巨著已成全台灣傳播科系學生必讀的“聖經”。
不論是中國的現代新聞事業或新聞教育,曾虛白不但親自走過,而且還是開路先鋒。著有《民意原理》、《工業民主制度之理論與實施》、《中國新聞史》等。已近百歲高壽的曾虛白,他身上插著導尿管、手扶鋼架才能行動,卻仍精神矍鑠,以鏗鏘有力的語調闡述新聞理念時,近一世紀來中國報人不畏逆勢、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操,一生可說是一部活生生的近代中國新聞史。從北伐那年開始,投身於中國的新聞事業和新聞教育中,這箇中國報業的先鋒,直到今天,仍堅信:中國的新聞工作者,應具備的條件,就是張季鸞主持《大公報》時所展現的“四不”精神--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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