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序言,
內容簡介
2011年由日本內閣府認證NPO法人，中日韓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專欄作家李小牧編寫的奇異另類的"日本論"。揭示了我們平時在媒體、在書本中看不到的日本以及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複雜性《日本有病》是一本奇特另類的“日本論”。書中真實生動描寫日本社會風俗文化，從紅燈區到日本政府，從陪酒女到黑道人，從國民性到民族精神。旅日二十餘年，李小牧在東京街頭看到的日本，是赤裸而真實的日本，是我們平時在媒體、在書本中看不到的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複雜性，在最底層和最上層的日本社會，暴露無疑。
作者簡介
序言
2008年5月，我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開了一個專欄，叫“第三眼”。本網總編輯張立奮鼓勵我說，“一個日本人在一家國際化的西方媒體用中文寫作，這叫全球化，意味著時代的進步。”當時我很興奮，由衷感到必須把這一任務堅持下去，甚至以為，“我正在做世界上罕見的，獨一無二的事情。”
後來才知道，原來還有一個人之前早就在做與我完全同樣性質的事情。一個來日已有23年的中國湖南長沙人，2004年在美國《新聞周刊》日文版開了專欄。“一個中國人在一家國際化的西方媒體用日文寫作，而且一寫就是七個年頭”，處境與我完全相同。我的第一反應是“輸了”。
記得，第一次知道“李小牧”三個字是2008年。在他的地盤東京新宿歌舞伎町，他做老闆的“湖南菜館”，我通過一位從事文化交流的日本女士介紹與他相識。對他的第一印象是，黑社會……（抱歉，小牧哥，這是真的）。他說自己1960年出生，48歲，我正好24歲，長得甚至與我差不多的這個人竟然
比我大兩輪！我與人打交道，相當重視第一印象。李小牧是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最強烈的人，不是“之一”。
後來，我跟他在著名演員張光北大哥當總製片人的連續劇《東京生死戀》里再次相遇，我做副導演，他飾演非常重要的黑社會老大。導演組對他的評價一律為“太棒了”！小牧哥後來跟我說，“我沒什麼演戲的感覺。”等於“本色出演”嘛。我也順便演了他的部下。2008年下半年，我們劇組到日本拍戲一個月，其中在新宿歌舞伎町呆了3-4天，曾協助成龍在歌舞伎町這個日本的“嫖賭毒”文化集中、男女平等、無序的、狂熱的、另類的地方拍《新宿事件》的小牧哥也為我們提供協助，使得我們的拍戲過程儘可能順利成功。歌舞伎町那個地方原則上是不讓拍攝的，政府也不給許可。若當時沒有相當熟悉歌舞伎町文化和潛規則的小牧哥的幫助，我們可能就被黑社會幹掉，或被警察抓住了。
小牧哥在2010年1月的時候在日本出版了把上述美國《新聞周刊》日文版的專欄等文章結集的《歌舞伎町より愛をこめて路上から見た日本》，談到了與成龍的合作。我了解到，成龍曾對他感嘆表示“日本這個地方，拍不了好電影”。小牧哥藉助成龍感言批評的是，日本這個社會，各種各樣的限制太多
了，制度相當死板。成龍這個國際巨星明顯有助於宣傳歌舞伎町，政府卻不改變所謂“政策”，缺乏靈活性和適應、調節能力，結果不僅吃虧，還導致外人對它產生不良印象。
我每次回國前都去“湖南菜館”找小牧哥，跟他一邊喝啤酒，一邊聊天。他真的是跟我親哥一樣，作為名副其實的長輩，非常關心同為在異國他鄉奮鬥的我。我跟他的關係，只能用“戰友”來形容。1988年，曾做過專業舞蹈員、記者、貿易公司職員等的李小牧拿著自己所儲蓄的小小的資金，單身自費
來到日本，學時裝設計，後來被神秘的歌舞伎町文化所吸引。在我這個比較“正”的人不太熟悉，甚至不太願意靠近（因為害怕）的地方，與警察、媒體人、黑社會、風情女人等各種角色打交道，竟然逐步成為了這裡的主人。
我到中國之後才知道，原來，日本真是一個很另類的國家。它的文化特殊性太濃厚了：高度集團化的排外性和獨特的從眾心理，以“曖昧為美德”的人際交往方式，一旦一個人小有突出就被全社會攻擊的狹隘實用主義……在這塊地盤上，連能夠向全世界擴展網路，甚至控制每一個角落經濟脈動的華人，
都很難深入其中，更不要奢談影響格局，改變現狀。
小牧哥在我認識的在日華人當中，是對日戰略最成功的典範。我個人平時在中國很注意培養魄力、魅力、體力、毅力以及智力。若一個外國人要深入潛伏人家地盤，必須具備這五方面的素質。小牧哥無疑就是綜合了這些素質的複合體。他有很多面孔，歌舞伎町案內人、作家、餐廳老闆、農家、文化人、
演員、項目協調人、出版人……還有，與我一樣的，專欄作家。
小牧哥在《日本有病》里回答“你怎么這么年輕？”這一所有認識他的人感興趣的問題：“因為我睡眠很少。”他13歲加入歌舞團，從未睡過8個小時以上，每天都只睡5個小時左右，還斷斷續續的。這一點我也一樣，我從13歲開始打工，送報紙，每天晚上11點睡覺，凌晨3點半起床，至今也幾乎沒有
睡過8個小時以上。不過，我的皮膚早就比他差了……
同為專欄作家，從我的角度看，小牧哥的專欄是相當有趣的。我一直認為，一篇專欄文章，“素材決定成敗。”讀者想看的不是你教條主義式的觀點，而是支撐觀點的素材、故事、場面、細節等。同為具有許多面孔的我深知，始終奔跑的立體型生活，對一位專欄作家來說非常重要，專欄就是生活，你的經歷越豐富越好，每天需要主動感受故事，創造局面，把它作為專欄的素材。在這裡，不得不承認，我的素材比小牧哥少多了，比它無聊多了。
他從街頭觀察描述出來，演繹出去的“日本論”是獨一無二的。看到最近忽視社會大環境，盲目主張個人主義，不尊重長輩的日本年輕一代，他警惕地告誡：“協調性就是日本的長處。”他曾構想為奮鬥在異國他鄉的同胞們用母語提供了解世界的渠道，試圖開設中文廣播，申請後發現，政府的回應是“外國人不能開設廣播電台，因為它具有公共性質”。在他看來，政府“公共性”的立場與解釋過於模糊，立刻反駁：“在日本生活的中國人這么多，中文廣播難道不是公共行為嗎？”
他也談到了2008年上半年在中日之間發生“毒餃子”事件的時候，北京正好要舉辦奧運會，他發現，許多周圍的日本人都反對北京奧運，說中國不安全，不能到那么不衛生的地方搞和平盛典。當時，圍繞聖火傳遞等，中國也遭到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李小牧是個愛國主義者，熱愛家鄉，熱愛祖國。祖國
是的，日本人和中國人應該互相幫助。我作為日本人，來華已有7年，觀察到，當今變革中的中國也同樣面臨著許多社會問題和結構性矛盾。中國80後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很困惑，不知道如何面對自己，失去了一些能夠支撐健康成長的價值觀。在我看來，以儒家作為文化根基的中國人，無論其物質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