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宜生

施宜生（1091年—1163年），原名施逵，字必達；後改名宜生，字明望，晚號三住老人，福建邵武人。北宋至金朝時期大臣。

博聞強記，少時即由鄉貢入太學。政和四年（1114年），擢上舍第，試學官，為潁州教授，從趙德麟遊。金兵入汴，投順劉豫，入金為翰林學士。從范汝為義軍，後獲罪愆，乃北上仕偽齊，復入金，官至翰林講學士。

正隆四年（1159年）出使宋朝，宋臣以“首丘”諷之，施宜生意動說：“今日北風甚勁”。又以筆扣桌道“筆來，筆來！”以隱語泄露軍機，暗示宋朝開始警備。次年，除翰林學士。大定元年（1161年），得風疾。大定二年（1162年）致仕。大定三年（1163年）六月，施宜生去世，年七十三（傳言誤稱其使宋回國後遭到金人烹殺）。

施宜生工詩，在潁州深受蘇（軾）門濡染，甚有詩名。曾有文集，今已佚。

基本介紹

• 本名：施宜生
• 別稱：施逵
• 字號：字必達、明望
  號三住老人
• 所處時代：北宋→金朝
• 民族族群：漢族
• 出生地：福建邵武
• 出生時間：1091年
• 去世時間：1163年 
• 主要作品：《太師梁王宗弼墓銘》《一日獲熊三十六賦》
• 主要成就：以金朝軍情泄於南宋
• 官職：翰林學士

人物生平

《金史》稱：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也。博聞強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及王師入汴，宜生走江南。復以罪北走齊，上書陳取宋之策，齊以為大總管府議事官。失意於劉麟，左遷彰信軍節度判官。齊國廢，擢為太常博士，遷殿中侍御史，轉尚書吏部員外郎，為本部郎中。尋改禮部，出為隰州刺史。天德二年，用參知政事張浩薦宜生可備顧問，海陵王召為翰林直學士，撰《太師梁王宗弼墓銘》，進官兩階。正隆元年，出知深州，召為尚書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

四年冬，為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間以首丘諷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為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幾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辟離剌使還以聞，坐是烹死。

初，宜生困於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建、劍。已而汝為敗，變服為傭泰之吳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謹，主人乃亦置疑邪？”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鹹餕，而汝獨孫諸儕，且撤器有嘆聲，是以識汝非真傭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贐之金，夜濟淮以歸。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主要作品

社日[1]（二首選一）

濁澗回湍激，青煙弄晚暉。緣隨春酒熟，分與故山違[2]。

社鼓喧林莽，孤城隱翠微[3]。山花羞未發，燕子喜先歸。

注釋：

[1]人在他鄉，也受到當日社日熱烈氣氛的感染，詩中遣詞，如“弄”、“喧”、“喜”等，見出歡樂之情。本詩為五律，頷聯作流水對，頸聯不屬於工對，尾聯卻又作對仗，隨意瀟灑，見出成熟詩藝。詩中所寫社日系春社，春分前後，祭祀土地，以祈求豐收。

[2]“緣隨”句：意為離別故山，在異地過社日，也是一種緣分。

[3]翠微：這裡指的是嵐霧之氣。

京劇《北風緊》

京劇《北風緊》的主角就是施宜生

一邊是溫婉江南故土故人，一邊是蒼莽北國嬌妻愛子，一邊曾棄他辱他輕薄他，一邊曾救他敬他器重他；時值宋金兩國南北對峙之際，京劇《北風緊》一開場，劇作者就將仕金宋人——福建浦城人施宜生，推到一個兩難的險峰：不是辜負了有養育之恩的宋國，就是辜負了有知遇之恩的金國，他在關係微妙的宋金兩國之間徘徊。 　厄運從施宜生作為金國正使出訪宋國開始，隨行的副使古離罕受金主之命暗中查探宋國邊防，欲攻其不備。施宜生得知後，陷入是否向宋人透露訊息的兩難矛盾之中，於是寫下藏頭詩並在手掌之中暗書“北風緊”三字，向宋人示警。對於他來說，故國是牽著一指、疼鑽入心，新國則是知遇恩深、職責所在。一邊是情，一邊是責，加上妻兒岳父這些人，就變成肩頭深重的債了，如果說對宋國與中原文化的維護是出乎他的本能，那么對金國的憂心則是一種近於還債式的報恩心理了。

命運把施宜生逼到絕境，最後坦蕩蕩的施宜生向金主直陳自己借著出使宋國泄露金軍即將攻宋的絕密信息，準備以死謝罪。金主大為震怒，下令誅殺施宜生，恰恰此時，攻打宋國的大將軍生還回朝，宋朝也派人來言和，宋金關係緩和。金主吩咐把施宜生召回來，可他逃出死亡的深淵就可以擺脫歉疚感嗎？南國是故土，北國是親人，七魂六魄要歸於何方？永遠是一個無解的難題，施宜生無處可逃，注定煎熬。

在這部戲所設定的特定情境中，施宜生最大的敵人是他自己，他陷入了自己內心種種假設的道德衝突中。如果他夠無恥，他可以置故國於不顧，好好當他的金國尚書，樂享天倫；如果他夠無情，回到宋國後，他可以拋棄妻兒，不返金國；如果他夠無義，他也可以不再北上阻止金國出兵，倒省了許多百轉千回的肝腸寸斷。但這些都不是施宜生——這位被儒家文化浸染的南方人，禮義廉恥四個字總是擺在第一位。 背叛與再次背叛，都不是因為個人私利，理解他的妻子標艷說出他的心聲：“豈知他既不為了揚名，也不圖高官厚祿，卻是為了何來？”施宜生超越了個體利益，也超越了兩國利益的羈絆，以儒家的核心精神“仁義”來衡量與取捨，因此在行動上處處為難、處處受縛，但是恰恰就是通過這一條兩難的荊棘之途建構了他趨近於完美的儒家道德世界，而誠實、仁愛、知恩圖報、勇於承擔，這些實際上也是人類的共同追求。

施宜生為了追求完美的道德理念甚至連生命都可以放棄，但他錯了，這種責任卻恰恰不是一個人的肩能扛得住的。一介卑微的文官，在利益對立國家大機器面前，能扛得起什麼？他的死雖然可以延緩戰爭的腳步，但阻止不了最終的戰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徒徒然在親友心間留下傷痕。個人命運與兩國利益絞在一起，任何一種選擇，都會利於一方而損於另一方，根本不存在兩全之策，無論是向左還是向右，對他來說都是錯、都是罪。面對這個兩難問題，劇中人不知道怎么辦、觀眾不知道怎么辦，連故事的敘述者——劇作家也不知道怎么辦，所以本劇雖然追溯了為什麼的原因，卻永遠沒有怎么辦的答案。

本劇震撼人心的也恰恰在於施宜生始終無法安寧的心靈徘徊於兩難情境，在煎熬與抉擇中，營造出濃重的宿命般的悲情，營造出深重而密緻的、痛苦到難以喘息的氛圍，這使得京劇《北風緊》帶上了悲劇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