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風學報》，學術類刊物，1947年3月1日創刊於廣州。該刊的編輯者為文風學報編輯委員會，出版者為私立廣東國民大學文學院。該校位於廣東廣州市荔枝灣。該刊出版周期不詳，停刊時間和原因亦不詳。館中存有該刊前五期。《文風學報》的編輯同人深感中國在學問上的落後，認為“唯有學術界分工合作，利用科學的利器從事於一點一滴的專門工作······才能於貧閒的學術現狀下，有所改進。”故而他們創辦了該刊，“希望於觀摩切磋，日積月累的進程中，能獲得更完滿的進步；同時於偉大的科學建設中，能捎盡微弱的力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文風學報
- 語種：中文
- 創刊時間：1947年
- 出版周期：不定期
欄目方向,文化傳統,
欄目方向
學術問題是該刊主要關注的問題，其中刊載的文章以討論學術的為主。主要為文學、語言、歷史、哲學、思想和新聞學等社會、人文方面的文章。例如《論風景描寫》、《修辭學之涵義及其源起》、《說文部首句讀》、《吳川方言》和《唐宋詩體述略》等文章均是討論文學和語言的。又如《人類歷史發展之中心問題》一文研究的歷史。該文以尋求歷史動力的原因為目標，其分別從“唯物論之歷史觀”、“唯心論之歷史觀”、“歷史之聲明動力”、“歷史之經濟動力”、“歷史之精神動力”、“歷史之文化動力”、“歷史之民眾動力”等角度進行了分析，並得出了結論。至於思想和哲學方面，該刊中則兼顧中外，如《莊子內篇義記》和《康德在“批判哲學”前的道德觀念》兩篇文章。
《文風學報》為一份出版於抗日戰爭結束後的研究學術的刊物。該刊以改進中國學術為目的，刊載了不少當時人所做的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故而，該刊對於研究相應學科在民國的發展情況有一定的幫助。同時，該刊作為一份學校的出版物，由此，該刊亦有助於研究當時的學校。
文化傳統
《創刊詞》黃軼球
——論民主建國的基礎——
現代的中國正面臨著一個大轉變的時代。本世紀短短的上半期中，經過了兩次的“殺人盈城”、“殺人盈野”的大戰；而在最近血和淚洗染過的世界上，又洶湧著曠古未有的民主狂潮，競爭者日新月異的科學發展。世界上已沒有了閉關自守的國家，也容不了落伍愚昧的民族。在這“知識即權力”的時代，中國的文化不得不隨著大時代的演變而重新估價，虛心檢討而確定它應趨的途徑了。
簡單的說，民主與科學最大的功效，便是要把這世界從混亂改變到整齊，從黑暗改變到光明。在民主，科學之下，人人可以運用自己的創造能力，人人可以得到自由平等的活動和貢獻。所以戰後世界學術思想的動向，甚至最近成立的“聯合國教育文化組織”，其目的亦不外推行這人類的兩大理想而已。我們於戰後殘破之餘，欲圖復興建國，唯一途徑，當亦不能外此。
然而怎樣才能在世界文明國中取得平等地位，怎樣才能實現三民主義的民主社會？這就不能不視我們科學建設的成敗為斷。中國一向力持閉關主義，經過鴉片戰爭，數千年關好的大門，一旦打開，而國內專制政治，腐敗社會，乃一一暴露。再經中法、中日、戰役，及義和團之亂，外侮迭至，創巨痛深，國人始憬然於舊制度舊社會的不能適應；革命要求，人具同感。因此國父孫中山先生崛起南中，領導革命；卒能舉數千年專制政體，一廓而清之，而建立其中華民國。可是在實際上，這一轉變，仍屬未能澈底，當時除換掉了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外，並未獲得預期的成就。即在今日，仍可謂為“革命尚未成功”。
我們知道，歐洲民主政治的推行，已經有了百多年的經驗，而科學的套用亦已過了三百年的歷史，我們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間要把歐洲各方面的長處，一時實現，真是談何容易，實亦近於奢求夢想。我們姑舍理論不談，但就現實而論：現代民主國家公民的條件，起碼對於本國政治經濟必須有全盤的了解，對於世界大勢，必須有正確的觀念，有了這樣的公民，才配得起稱為現代的國家。然而中國，雖號稱為文明古國，而民智的幼稚，社會的錮陋，亦殊足驚人。四百兆人中，不識字的文盲就占了百分之八十，又在這百分之二十的識字人中，究竟可以得到多少學術專家？正如大家所知：在現代世界上，我們找不到一個文盲遍地的強國；同時，亦找不到一個文盲絕跡的弱國。但我們的現實如此，無怪乎有人說中國只有四萬萬生物學上的人，而沒有社會學和政治學上的國民。試問以這種國民，要支撐起二十世紀的國家，是不是會同沙灘上建築的高樓大廈，怎能求其支持耐久？所以要促進民主的實現，實有賴於科學教育的建設。
在過去，一部分人喜以四千年文明自詡，認為相形見絀的僅為物質文明。其實中國的物質文明固然落後，而精神文明恐亦何歐洲三百年前相仿。就文史方面研究來說，照傳統的見解，必認為我國的學者專長，不容外人置嘴。然而遠在十年前，何柏丞先生就感慨地說過：“德國的雷赫特和芬（Rechthofen）和美國的威利斯（Willis）並不是中國的國學大家，但是他們以精於中國地文地理著名於全世界；比利時的多桑（D. Ohson）和英國的霍爾涯特（Horworth）並不是中國的國學大家，但是他們以精於中國元代史跡著名於全世界；英國的攸爾（Yule）和摩爾斯（Morse）並不是中國的國學大家，但是他們以精於中西交通史著名於全世界；美國的勞佛（Laufer）並不是中國的國學大家，但是他以研究西域植物傳入中國考著名於全世界；這是什麼緣故？我們既自命為國學專家，為什麼要讓瑞典的安特生（Anderson）來代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的石器？為什麼要讓美國的卡德（Carter）來代我們研究中國印刷術的西傳？為什麼要讓法國的伯希和（Pelliot）來考訂燉煌石室的古籍？為什麼要讓法國的考狄厄（Cordier）來代我們編中國通史？為什麼要讓日本的桑原騭藏來代我們研究蒲壽庚？來替秦始皇帝伸冤？我們研究國學的人，為什麼要等到西洋人賞識大唐西域記，才去研究慈恩法師？為什麼要等到西洋人賞識諸番志，才去研究趙爾適？我們既然自己有國學，為什麼要從荷蘭出版的通報（Toung Pao）這類出版物中去翻譯中國的史料？像這一類問題，真是可以無限的寫下去。我們應該請求我國的國學家給我們解答。”
現在，十年過去了，我們有多少專家在埋頭工作？有幾許成績可以與別人媲美？這一種懸隔，就足以說明了中西科學建設成都的顯明對照。在現代，科學的威權已經把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統制了。自然間的現象，社會上的變動，固然需用科學來解釋說明，甚至人類意識中的精神作用，亦須用科學來研究。科學，不但成為我們智識上理解一切的工具，而且成為我們生活上實踐一切的法則。他們利用了科學上分工的原則，分析的工夫，轉而窮究東方的秘奧。例如巴黎東方學院及河內遠東學校，荷蘭萊登大學漢學院，倫敦大學東方及菲洲學院，德國東方語文學校，日本帝國大學及新興的蘇聯東方大學，對於我們的各種學問，研究的精到，真可稱為無孔不入，如數家珍，而且收穫的成績，遠勝國人。人之視我，洞若觀火，我之視人，恍隔雲霧。他們的精神文明真正的跨海東征，我們的抗拒，只好說是徒勞無功，到處退避。假如對這種現象，我們毫無爭取主動與改正的辦法，長此下去，所謂民主建國，恐怕終成為一場空夢而已。
如何順應世界的新潮，如何與世界學術的周旋，爭一席地？這廣泛而專門的問題，在這篇簡短的文字里，不容我們作詳細的討論。但我們相信，唯有學術界分工合作，利用科學的利器從事於一點一滴的專門工作，“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才能於貧閒的學術現狀下，有所改進。這些工作在歐洲的一般學者，曾篤實行之而見效，我們不要認為已經過去而不適用。建設現代的中國，舍此之外，別無他途。
我們又認為肩負這重大的使命，要以大學為其中心。法國歷史家拉維斯（Eenest Lavisse）說道：“我們近代的大學與中世紀大學不同，他們所採取的原則絕對相反：中世紀的各種智識納於神學之內，近代將各種智識盡納於科學之中；中世紀的生活是權勢生活，近代的生活是自由生活。”科學與自由，在抗戰勝利後的中國與中國大學趨向，恐亦未能越此原則，茫茫來日，正有待於我們的努力和創造。
以上所述，為本報同人的意見。現在，我們本次信念，大膽的出版了這小小的刊物，以為提倡研究的起點；希望於觀摩切磋，日積月累的進程中，能獲得更完滿的進步；同時於偉大的科學建設中，能捎盡微弱的力量。惟是同人識見有限，能力無多，尤望學術先進，給予我們指導與協助，以加強我們的信心與努力，以期共盡大時代中所賦予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