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物南遷

故宮文物南遷

故宮文物南遷,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組織的文物保護行動。1933年1月31日山海關失陷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將故宮部分文物分批運往上海。2月5日夜,故宮博物院的第一批南運文物2118箱從神武門廣場起運。至5月15日運走文物5批,共13427箱又64包。其中,書畫9000餘幅,瓷器7000餘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餘件,玉器無數,文獻3773箱,包括皇史宬和內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檔案,明清兩朝帝王實錄、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國的檔案史料等。還有《四庫全書》及各種善本、刻本,當時國內發現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羅尼經》五代刻本,國內最古老的石刻“岐陽石鼓”。

文物抵滬後,在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的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存放。同時在南京朝天宮搶建文物庫房。1936年存上海的文物分5批遷運至南京新庫房。1937年“七七”事變後,故宮南遷文物加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今南京博物院)等單位的文物又分3路運往四川,巴縣存80箱,峨嵋縣存7287箱,樂山縣存9331箱。1946年3處文物先集中於重慶,於1947年運回首都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運文物中的2972箱被運至台灣,保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1951年後留在南京的文物陸續運回故宮博物院1萬餘箱,剩餘2221箱留於南京庫房,劃歸南京博物院所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故宮文物南遷
  • 時間:1933~1958
  • 文物數量:19557箱
  • 遷移到南京
概述,詳情,

概述

1933年2月至5月,故宮、北平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和國子監的19557箱文物(其中故宮1.3萬餘箱)從北平運抵上海。1936年底南京朝天宮庫房建成後,文物被運抵首都南京。1937年淞滬戰役爆發,這批南遷文物加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今南京博物院前身)等單位的文物,分三路在日軍炮火下緊急西遷,開始了長達10年的萬里西行,運抵四川,直至抗戰後被運回南京。南遷文物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歷代的宮廷收藏,堪稱國寶,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東坡肉、著名的《快雪時晴帖》和在這批貨物中質量最重的十個石鼓等。在15年裡,南遷文物行程上萬里,穿越大半箇中國,然而上百萬件文物中沒有一件丟失,也幾乎沒有毀壞,堪稱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蹟。
故宮博物院建院85周年、紫禁城肇建590周年,也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5周年。故宮博物院倡議舉辦“重走文物南遷路”實地考察活動,得到台北“故宮”積極回響,南京博物院也熱情參與。考察路線按南京-貴陽-安順-寶雞-漢中-成都-重慶-峨眉行進,至2010年6月18日結束。考察路線的設計,主要考慮是否為文物南遷過程中重要事件發生地、遺存物是否豐富、當事人是否健在、當地檔案是否留存等因素。在樂山期間,考察團將考察樂山大佛、峨眉山博物館、報國寺、大佛禪院、安谷鎮故宮南遷文物陳列館,並考察樂山、峨眉兩地的文物存放地和存放遺址。將召開座談會,與當事人及其後代、共憶往昔崢嶸歲月。

詳情

抗日戰爭期間,13427箱故宮文物的精華被迫運離北平,先至南京,後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輾轉流離,跨越兩萬里、14年光陰、1場戰爭。重返故都時再次清點,幾乎無一損毀、遺失。
故宮文物南遷
“這在旁人看來是個奇蹟,其實,不過是那時候的故宮人把文物看得比命重,他們覺得文物神聖。”
在故宮博物院東南角對面的景山前街15號里,歐陽定武老人泡好一壺茶,向記者講起了一段有關他父親的往事——1933年~1947年,故宮博物院為躲避日軍戰火,曾有過一次浩大的文物“南遷”——13427箱文物分5批運至南京,“七七事變”後又分南、中、北三路輾轉西遷,水陸交通並用,分別在貴州安順(1944年日軍侵黔後,轉移至四川巴縣——記者注)、四川樂山和峨眉山“避難”達七八年之久,抗戰勝利後才陸續集中到重慶,1947年“回遷”南京。
歐陽定武的父親歐陽道達,正是中路“遷徙”的負責人。
“在當時的運輸和存放條件下,‘敵人’不僅有日軍、土匪和炮火,還有潮濕、白蟻和鼠患,1萬多箱文物中,除了個別幾件外,竟都完好無損。”南路“遷徙”負責人莊尚嚴的兒子莊靈,隔著台灣海峽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它是世界文物播遷史上的奇蹟,絕不為過。”
北平故宮博物院駐滬全體同仁,攝於1935年北平故宮博物院駐滬全體同仁,攝於1935年
是什麼讓奇蹟發生?
“故宮人打包就花了半年,文物包裝至少有四層:紙、棉花、稻草、木箱……保證不論翻車、進水,損失微乎其微。”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故宮博物院接到指令,將文物裝箱“南遷”。經過反覆斟酌,1932年秋,故宮人開始進行文物的挑選和打包。選“南遷品”花了幾個月,最終選定的珍品包括書畫近9000幅,瓷器2.7萬餘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餘件,還有《四庫全書》等各種文獻。
如何處置這些故宮文物的精華?
“現在人可能想不到,故宮人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時間,一共打出13427箱。”記述這段文物“南遷”史的大型報告文學《承載》一書的作者——江蘇省文化廳廳長章劍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每件文物的包裝至少有4層:紙、棉花、稻草、木箱,有時候外面還套上個大鐵箱。這一步驟保證了運輸途中不論翻車、進水,損失微乎其微。”
1924年即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的莊靈告訴記者:“聽父親講,故宮人為了打好包,曾專門去琉璃廠請來大古董商號的專家傳授方法;對一些易碎的瓷器,還打開入宮時沒開封的景德鎮瓷器,比照景德鎮當時的包裝,學習。”
故宮文物南遷故宮文物南遷
儘管有古董專家指導,但據章劍華介紹,如此精密的打包工程,主要出自故宮人自己的摸索和試驗。“由於不放心,1.3萬多箱文物,幾乎都是由故宮裡的文物專家、老職工,包括當時的領導親自動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嚴密。”他說。
尤其是占到文物總箱數近1/3的瓷器、青銅器和石鼓,最怕運輸顛簸。“一般一個瓷盤會被五六個疊放捆綁,先以棉花裹住外側,再用紙包起來,最後用繩子綁緊,才能裝進長1尺、寬50公分、深50公分的特製木箱裡。”章劍華告訴記者,待故宮人經過反覆地空中落下試驗、確認無誤後,才在箱子外面打上當時政府和北平故宮博物院的封條,封條上記載著封存的年月。
就這樣,從挑選“南遷品”到如此耗時地包裝完成,故宮人共花了近一年時間。而歐陽定武告訴記者,“南遷”途中,正是這些“繁複過度”的包裝,幫助這些中華文化瑰寶度過幾次“劫難”。
“1.3萬多箱文物,來回兩萬公里路程,沒意外是不可能的。比如在樂山、峨眉,就有守衛不小心槍走火、汽車在馬路上翻車這樣的事故。”歐陽定武介紹,但由於包裝“瓷實”,有時箱子落水了,因為有油紙隔著,書畫最多邊角受潮;有時瓷器箱摔了,裂縫也被減到最小。
“這些損失,途中故宮都有專人一一記錄下來。”歐陽定武坦承,“‘無一損毀、遺失’其實是個統計學概念,並非沒有一絲一毫損壞,但完全損壞到不可修復的,只有幾件。與幾十萬件文物相比,確實近乎於零。”
令莊靈印象最深的,是1933年前時任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先生,曾責成他的父親莊尚嚴打包石鼓。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珍貴文物,其上有中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的字刻在石皮上,但當時石皮已經與鼓身分離。“每個石鼓都有一噸多重,石頭很舊,外頭都風化了,一不小心就蹭到字。”莊靈回憶道,他至今還不知道父親是如何完成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的。
他的困惑在故宮博物院現任院長鄭欣淼的一篇論文中得到了解答。2010年,鄭欣淼在《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中追敘:“故宮人經過反覆商量,使用浸濕的高麗紙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輕捺,使紙張接近石身,幹了後就固定在那裡,即把石皮上的字緊貼於鼓身上;然後每個石鼓包上兩層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辮子,纏緊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內用稻草塞嚴實,箱外包上鐵皮條。”
莊靈記得,全家來台灣後很久,早已運回北京的石鼓才重新開封。“父親負責打包的石鼓毫髮未傷!我哥哥把信息傳給父親,在台灣的父親頓時快樂得不得了,他對他的文物,是盡了力了。”連著海峽那一頭的電話里,似有哽咽之聲。
“一個扛箱工拿一個牌子,收到牌子,說明一箱文物重新入庫了。文物每動一個地方都有記錄,除扛箱工外都要簽字畫押。”
13427箱故宮文物,從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分流”到貴州、四川,抗戰勝利後重慶聚首,又重返南京,路途漫漫,戰火紛飛,如何保證一箱不差?
“這首先得益於故宮一套規範的文物清點、核對制度。”歐陽定武驕傲地告訴記者。
“‘南遷’之前,故宮人對每一件運出的文物,全部重新清點、核對、編號、造冊。由專家、行政人員和領導組成5~6人小組,按照青銅、瓷器、書畫、玉器等門類分頭進行,記錄人、審核人、唱票人、監理人都要簽字。從北平出來的時候,每個箱子都有編號。”章劍華表示。
隨5批文物一同離開北平、走完全程“南遷”路的,還有20位故宮人。其中,包括馬衡、莊尚嚴、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宮專家,還有工人、眷屬一大批。
“父親他們不跟著不行,因為是需要在單子上籤字的。”歐陽定武一字一句地說。
這批文物運到南京後,曾一度存放在上海,期間經歷了一次“再核對”。一套更規範的制度,基本在那時確立了下來。
“比如一件文物,品名、年代、尺寸、顏色、花紋都要在寫在文物單上,裝箱的時候,裝箱單就封在箱裡。另一份原始單子要裝訂成冊,印刷出好幾份,除了故宮人自己留存外,還要分送給政府文物主管部門。這樣幾家‘對冊子’,文物數量就不敢無緣無故地縮水。”歐陽定武說,“不僅在上海,以後到重慶、回南京,大家都照做不誤。”
戰爭年月,運輸途中的波折超乎想像,而故宮人是靠一套“落實到人頭”的制度,完成這次奇蹟式遷移。
“從1933年正式遷出北平起,沿途就很不容易。據我所知,有一次運送文物的訊息在徐州走露了,有土匪準備劫火車。當地政府頭一天剿匪,第二天火車通過,很懸。”歐陽定武告訴記者。
1937年“八·一三”事變之後,首都南京有不保之虞,中央政府決定西遷,1萬餘件南遷文物也分三路追隨:南路80箱由莊尚嚴負責,中路9369箱由歐陽道達負責,北路7286箱由那志良負責。其中除了故宮文物外,還包括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的珍品。據章劍華介紹,為保證一路上“人不離物,物不離人”,文物雖有政府軍隊護運,但所有車輛上,均配有故宮人全程直接押送。“從總押運官到每個押運小組,必須盯在那裡,不離開文物一步。”
漫漫長路並不總是那么“規整”,很多時候,需要靠原始的“扛箱”方式前進。故宮人如何應對繁瑣的文物“挪窩兒”?
“按照規定,文物每動一個地方,出發時間、運輸工具、轉崗、轉車、轉船,故宮人必須有文字記錄。”歐陽定武告訴記者,他的父親歐陽道達由於是三路總負責,為此簽下的字不計其數。他還告訴記者,即使對扛箱工,也有“牌子管理法”。“那時候,一個扛箱工要從出庫管理員手裡拿一個牌子,箱子運到了,牌子就交給入庫管理員,一個牌子算一個活,摔了箱子要登記。”他說,“出庫、入庫管理員都由故宮人擔任,運完了兩邊要對牌子,核對好了,簽字畫押後才能發車,有點差錯就走不了。”
歐陽定武1940年在樂山出生,在他從南京回北京的途中,印象中沒有一例工人失手摔箱子的事。
這樣的制度,也保證了莊尚嚴護送的80箱精品書畫、瓷器等,能夠經湖北、湖南,輾轉到貴州貴陽、安順,再到川南巴縣,無一損失。“父親告訴我,從1937年最後一批文物離開南京,到1947年文物回到南京,兩個日期竟是同一天。”莊靈這樣告訴記者。
然而,宛若原初的文物,其實已走過千山萬水,跨過整整10年。
“為了和白蟻、潮濕、鼠患鬥爭,文物需要定期晾曬,每一次晾曬都要有專家在場,有衛兵把守,有幾個人簽字。”
除了堪稱顛沛流離的運輸外,故宮人面臨的另一問題同樣嚴峻:如何讓1.3萬多件文物精品,不毀於“保存”期間?
這一擔心事出有因。“戰亂期間,能用的‘倉庫’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廟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氣潮濕,白蟻滋生,幾年下來,那些書畫、綢布、青銅器,怎么受得了?”歐陽定武反問道。
為了解決這兩大問題,管理“倉庫”的故宮人平時要請治蟻專家,藥物祛蟻;天氣晴好、相對平安的時候,還要把文物定期拿出來整理、晾曬。“晾曬是個技術活兒,哪一箱需要曬,故宮的專家們很懂。”章劍華告訴記者,按照那時的故宮制度,每一次晾曬都要有專家在場,有衛兵把守,有幾個人簽字。“有的必須專家親自動手,工人主要是協助。”
“為了保證文物安全,晾曬必須在眾目睽睽下進行。”歐陽定武也向記者證實,“記得那時候經常租農民的場院晾文物,場院外圍有部隊站崗、放哨。另外,誰開箱、誰監督、誰晾曬、誰裝箱、怎么入庫?這個過程都有一個清單,又叫‘出組單’,小組裡每個人都必須簽字。”
儘管每組規模不一,但歐陽定武見過最多的是10人左右的小組。“大一點的開箱整理,當時規定還要有法院、軍隊、政府的代表到場,總之,必須保證有人做事,有人監察。”
數年“避難期”里,缺場院、缺人手是家常便飯,因此,不少書畫至多每年“輪上”通風一次;文物停在樂山和重慶期間,由於白蟻、鼠害趨緊,故宮甚至動員家眷們一起上陣,歐陽定武的母親也曾是其中一員。
對莊靈來說,故宮人的簽字程式,並沒有給年齡尚小的他留下太多記憶。但隨父親給文物“吹吹風,曬曬太陽”的經歷,卻成為他童年回憶中的一段幸福時光。
“我們的‘倉庫’——安順華嚴洞和巴縣飛仙岩,幾乎都四野無人,非常僻靜。我和哥哥經常在露天場子裡,看中國人最好的字畫,晚上就跟父親玩‘文物接龍’,你說朝代,我說畫家,他說作品。後來到了台灣,參觀台北故宮博物院時,不時能在字畫裡發現我的‘舊相識’。那時候,我們曾近在咫尺。”
“那時故宮人的整個生命,都是為了文物的完整。”
嚴密的文物管理制度,似乎必然令那場堪稱奇蹟的文物“南遷”順利完成。但歐陽定武和莊靈卻不同意。
“我一直認為,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裡,比制度更重要的是人。”莊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可以說,我父輩那一代故宮人的整個生命,都是為了文物的完整。”
在歐陽定武的印象里,父親歐陽道達即使在暫時結束運輸、出任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主任期間,也每天不閒著。“父親上班、下班,天天如此,轟炸的時候也一樣。”
“那首先不是一種生存手段,而是一份興趣和事業。”歐陽定武表示,在故宮人眼裡,文物神聖。“對父輩來說,把文物交到你手裡,是莫大的光榮,所以,你也必須兢兢業業地擔當。”
歐陽定武告訴記者,這場“南遷”當中,有不少隨行人員還是毛頭小伙兒。他記得最深的,是個只有16歲的小孩,姓李。“文物交給他,不論年齡,他一樣要負起責任來。”
莊靈則告訴記者,父親莊尚嚴自從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第二天,啟程護送80箱文物向南進發時,就已自認為“一輩子是故宮人”了。1944年,莊尚嚴護送文物從安順華嚴洞到巴縣飛仙岩。由於戰時薪水停發,莊尚嚴一家護送途中,時有風餐露宿。“當時的‘飛仙岩’,原是巴縣深山裡的一條石油溝,只通一條石子路,山里還有老虎出沒,這是我童年的恐怖記憶。”莊靈打趣說,“現在回憶起來,卻是一段好時光。後來,父親把石油溝里藏文物的地方,命名為‘飛仙岩’,旁邊的小河命名為‘虎溪’。”
莊尚嚴後來出任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直到1969年退休,為故宮工作了45年。“後人有人送他一方圖章,上面刻著‘老莊老運好’。‘莊’是‘裝’箱的諧音,‘運’是運氣的‘運’又是運輸的‘運’,父親愛不釋手。”莊靈告訴記者,晚年時,莊尚嚴還自稱“守藏吏”。“父親一直告訴我,他1924年‘入宮’,當的不是皇帝,是維護國之重器的老工人。上一輩故宮人能為文物,做到無怨無悔,是今天最令後輩佩服的地方。”
“有一句話說‘國家滅亡以後,有復國之日;中華文化一斷,永無補救之舉。’”在章劍華看來,這場文物“南遷”承載了太多厚重的東西,“故宮文物承載了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飛馳的列車、遠航的江輪和翻山越嶺的汽車,承載了故宮的萬箱國寶,故宮人則承載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
但歐陽定武在面對記者時卻一再強調,文物“南遷”奇蹟,是一場舉國合力。
“它絕對不是一個博物院院長、幾個知識分子就能做到的,那個時候,有軍隊護衛、有人民支持。”他告訴記者,文物運出北平時,每節車廂都有軍警;火車經過的每個分段,地方都會派出軍力;一些路段還設有騎兵,沿路跟著火車跑。
“到了樂山,存放文物需要占用人家的祠堂,幾個村子的族人沒有二話。”他說,“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談價這類事,很多地方百姓都會包下來,他們也覺得這是責任。”
故宮人的功勳沒有被忘記。1946年,由於護持故宮文物有功,歐陽道達獲得了政府頒發的“抗戰勝利勳章”。在北平故宮博物院裡,獲此勳章的只有兩人。另一人是那志良。
最後,當記者在景山前街15號昏暗的閣樓里,向歐陽定武問起他父親那枚傳奇的勳章時,老人一邊將滑鼠滑向電腦上父親的老照片,一邊低聲回答:“那個勳章,父親有生之年從沒對家裡人提起過一個字。我是看了那志良的《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才知道父親原來獲過勳章,那時候,父親已經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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