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歷史學領域)

作為一門學科，一般認為，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關注的是一小部分思想家通過文本表達出來的思想，這一定義能夠將思想史與更為寬泛的文化史區分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思想史
• 外文名：Intellectual History
• 定義：思想的歷史

術語辨析

思想史有三種英語表述方式：第一種是“the history of ideas”，譯為觀念史，側重於思想研究的哲學和理論層面；第二種是“intellectual history”，譯為思想史，側重於思想的語境和歷史發展；而第三種則是“the history of thought”，也可以譯成思想史，但只是作為一般性表述，並不用於指稱一種學科。前兩種表述雖側重於思想研究不同的方面，但現在看來，這兩者的意義是趨同的，一般可以互用。

從一門學科的角度來看，對於思想或觀念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觀念史那裡。觀念史的奠基者阿瑟·洛夫喬伊作為一名哲學教授，對傳統哲學研究進行了挑戰，他認為傳統哲學研究太過龐雜，於是提出了“單元觀念”的概念，強調觀念史就是去研究“單元觀念”這種思想或觀念的最小單位，並在此基礎上劃分了研究單元觀念的範疇。洛夫喬伊於1936年發表了他的代表作《存在的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研究》（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此書標誌著觀念史這一學科的誕生。之後，洛夫喬伊創辦了《觀念史雜誌》。1964年國際觀念史學會成立，觀念史也在美國成為一門顯學。在洛夫喬伊看來，觀念史有兩個顯著的特點：跨學科和跨區域（跨民族/跨國家）。首先，一種觀念存在於不止一種研究領域之中，因此，對觀念的研究應該是綜合性的，要從多個方面入手，這與年鑑學派的總體史研究理念是相似的；其次，觀念就像在不同區域之間流通的國際貿易商品，所以，需要考察觀念在不同國家和不同語境中的發展變化。

隨著時代的變化，研究方向發生了變化。在1970—1980年代，出現了“思想史”的研究。以思想史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納為例，思想史區別於觀念史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思想史更側重於歷史語境方面，只有將思想放置於特定的歷史語境中，才能揭示出思想或觀念的本義。此外，思想史的研究必須要有一定的時代背景，要考慮到思想與時代的互動，但也不能先入為主地去研究思想，這樣的思想史研究才是有歷史意義的。思想史的研究是對觀念史的反叛，由於其更符合時代思潮的發展，於是觀念史在當時逐漸被人們所批判。

思想史在1980—1990年代也遭到了衝擊，衝擊主要來自於社會史和文化史。社會史研究認為之前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是精英階層，無法反映歷史的真實性和多樣性。受到當時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社會史研究者們將視角放到了下層人民身上，觀察下層人的思想和心態。而文化史的研究則不斷細化思想研究，注重研究具有象徵意義的個體性事物，再去深挖其深層次的文化含義。因此，思想史的研究也就一步一步地碎化。

思想史在最近十幾年開始回歸，並產生了全球思想史。全球思想史的出現，與全球史密切關聯。在全球思想史的研究中，思想是流動的，研究的對象則是思想的傳播與變化，以及不同思想之間的聯繫。大衛·阿米蒂奇作為昆廷·斯金納的弟子，批判地繼承了導師的思想，其作品《內戰：觀念中的歷史》（Civil Wars: A History in Ideas）對斯金納思想的不足之處進行了挑戰。該書考察了從希臘羅馬時期至今的內戰觀念，並研究了內戰在不同國家的表現形式，研究方式既是長時段的，也是跨區域或跨國家的。阿米蒂奇認為，目前的思想史研究是對觀念史的一種回歸，受到了洛夫喬伊“長時段、跨區域、跨語境”的觀念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但這並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一種新型的觀念史。總的來說，全球思想史的研究代表了思想史研究的一個新的潮流。

歷史發展

提到思想史，我們大多都會想到柯林武德那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一論斷意味著一切歷史都是人類行動的歷史，而人類的行動都必然受到思想的影響。而作為一門學科，一般認為，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關注的是一小部分思想家通過文本表達出來的思想，這一定義能夠將思想史與更為寬泛的文化史區分開。但是在英語世界的學術語境下，思想史的定義存在相當大的模糊性，這在思想史與觀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的關係問題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兩個術語經常被混用。這種術語上的模糊性與思想史自身的學科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

“思想史”這一術語最先出現在20世紀初的美國“新史學”運動當中。1904年，詹姆斯·魯濱遜在哥倫比亞大學開設了名為“西歐思想史”的課程,將思想史這一術語引入美國歷史學當中。其代表作《新史學》的第四章就以“思想史的回顧”作為標題。在魯濱遜這裡，思想史主要考察的是由社會精英所闡釋的學術思想。魯濱遜的觀點之後被查爾斯·比爾德、卡爾·貝克爾等美國史學家所繼承。而得益於佩里·米勒的努力，思想史一詞被引入到專門的史學研究當中，其內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擴展。首先，米勒保留了思想史中的“學術精英”色彩。在《新英格蘭心靈：17世紀》（1939）當中，米勒主要通過6位著名牧師的作品考察了17世紀新英國清教徒的宗教思想，突出了清教徒精英的思想活動對社會生活與社會活動的巨大影響。其次，米勒強調人類思想的自主性，人類思維體系的建構能夠影響其行動。因此，思想史應當研究的是思想觀念自身的內在邏輯，米勒本人所關注的便是清教內在的思想結構。

同樣的，觀念史這一術語也出現在20世紀早期的美國。一般認為，觀念史研究起源於德國哲學家威廉·狄爾泰的“精神史”研究。狄爾泰強調精神在人類當中的作用，並主張通過“移情”的方法來理解過去。之後，弗里德里希·梅尼克進一步拓展了狄爾泰的想法，並將精神史套用到對“國家理性”的考察當中。受此影響，美國的A.O.洛夫喬伊開始了自己的觀念史研究。1922年，洛夫喬伊創立了“觀念史俱樂部”，招攬了一大批對觀念史研究感興趣的學者。1940年，他又主持創辦了《觀念史雜誌》（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洛夫喬伊認為，觀念史研究的對象是某些抽象的“單元—觀念”（unit-ideas），它是構成歷史上各種學說與思想的基本單位。他將歷史上紛繁多樣的學說與主義化約為有限的基本單位，這些單位包括各種基本的概念、範疇與假設等，思想的歷史變化實際上是各種單元—觀念在不同時空以不同的方式相結合的結果。因此，洛夫喬伊提出，觀念具有時空“遷徙性”。洛夫喬伊的代表作《存在巨鏈》最為集中地體現了觀念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在這本著作當中，洛夫喬伊考察了“存在巨鏈”這一觀念群從古希臘到18世紀的發展過程，同時又將其與充實性原則、連續性原則以及充足理由原則等基本思維原則相聯繫。此外，洛夫喬伊格外強調觀念史的跨學科性。在《觀念的歷史編纂學》一文當中，洛夫喬伊就列舉出了觀念史研究的12個類別，基本涵蓋了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全部領域。洛夫喬伊的觀念史打破了當時的學科壁壘，在20世紀中葉一度成為顯學。

由於思想史與觀念史的研究對象非常相近，二者經常被混用。例如，在《觀念史雜誌》第一期的序言當中，洛夫喬伊就不加分辨地使用思想史學（intellectual historiography）與觀念史這兩個術語。這種情況到20世紀中期得到進一步發展。1957年，美國思想史家約翰·格林發表了《思想史的目標與方法》一文，對當時的思想史研究狀況進行了總結與反思。格林將洛夫喬伊與佩里·米勒都看作思想史家，提出思想史家的任務是揭示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思想預設，並解釋這些預設在不同時代所經歷的變化。思想史家所要探索的是那些影響人們思想活動的“一般觀念”或“觀念模式”。格林的觀點可以看作對洛夫喬伊與米勒的綜合。一方面，格林認為存在著某些相對恆定的觀念模式，它們是組成個體思想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他也強調觀念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思想史家既要以分析思想家的文本來勾勒思想變化的過程，同時也要通過考察社會現象來建構更加複雜的觀念網路，並以此來解釋思想變化。對於這一現象，莫里斯·曼德爾鮑姆在1965年發表的《觀念史、思想史與哲學史》一文中進行了考察。曼德爾鮑姆對觀念史、思想史與哲學史三個術語進行了辨析。第一，觀念史基本等同於洛夫喬伊及其學派所進行的研究，洛夫喬伊的觀念史為思想史提供了一種分析工具。但同時，曼氏也指出，觀念史最大的缺陷在於它忽視了作者自身動機對其思想的影響，進而將作者置於某種可能並不存在的歷史聯繫當中。第二，曼德爾鮑姆批判了約翰·格林對思想史的看法，認為後者的觀點陷入了一種“文化一元論”當中，即試圖通過某一種一般觀念或思想模式來解釋一切思想活動。第三，哲學史關注的是各哲學學說之間的聯繫。值得一提的是，曼德爾鮑姆在1971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歷史、人與理性：19世紀思想研究》的思想史著作，該書主要聚焦於19世紀歐洲思想中的歷史發展觀、人類的可塑性與人類智力的優先性三個思想主題，並不關注思想家的具體動機。因此，雖然曼德爾鮑姆對洛夫喬伊的觀念史進行了批判，但他本人的思想史研究卻與後者存在相通之處。

正如曼德爾鮑姆所揭示的，洛夫喬伊的觀念史實際上為思想史提供了一套系統性的研究方法。同時，思想史長期以來都沒有產生自己系統性的方法論，而這也是二者容易被混用的另一個原因。這種局面到1960年代末期開始被打破。

1960年代，以昆廷·斯金納、約翰·波考克、約翰·鄧恩等人為代表的“劍橋學派”政治思想史家開始反思洛夫喬伊的觀點。其中以昆廷·斯金納的影響最大，其《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1969）標誌著斯金納革命性工作的開始。在文中，斯金納將洛夫喬伊的觀念史與列奧·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史作為主要的批判對象。斯金納認為，當時的思想史研究當中存在三個“神話”，分別是學說的神話（the mythology of docrines）、融貫的神話（the mythology of coherence）和預期的神話（the mythology of prolepsis）。這三種神話的共同前提就是思想史家用自己的主觀預期來理解自己的研究對象，進而導致思想史被呈現為圍繞著某些抽象的“單元—觀念”或“永恆問題”而展開的歷史過程，而作者只不過作為“傳聲筒”而存在。

斯金納認為，這種將思想抽離出具體語境的做法明顯犯了“時代誤置”的錯誤，而他則試圖恢復作者與語境在思想史當中的主體地位。第一，在J.L.奧斯汀和後期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的影響下，斯金納提出，應當將文本看作作者的言語行為。為理解文本的意涵，必須理解作者在進行言語行為時的意圖。第二，受柯林武德“問答邏輯”的影響，斯金納認為任何思想都是對某個特定問題的回答。因此，還必須考察文本與語境之間的關係，並以此來理解作者的意圖。至此，斯金納打破了觀念史的連續性神話，代之以對具體歷史語境的考察。觀念與作者的關係也被顛倒，觀念史考察的應當是觀念在具體論證當中如何被運用，而非某些永恆的“單元—觀念”。在此後幾年，斯金納進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史方法論，最終形成了一種歷史語境主義的思想史研究範式。芬蘭史學家凱瑞·帕羅內稱其為“斯金納式的革命”。

在斯金納之後，對歷史語境的考察開始逐漸成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特徵，由此也導致了傳統觀念史研究的衰落。這一趨勢在1970—1980年代的社會與文化轉向中進一步加強。例如，羅伯特·達恩頓在1971年的一篇書評當中就已經提出，思想史或觀念史必須離開純粹思辨的觀念領域，使自己紮根於社會現實當中。2003年，英國思想史家約翰·梅森曾對思想史與觀念史發展趨勢進行了總結：人們普遍認為觀念史已經不再有效，對連續性的假設是錯誤，不存在某些本質的或普遍的人類價值，過去的文本只有被置於特定的語境當中才能被理解。這種研究方法上的變化也使得思想史與觀念史之間的邊界變得更加明晰。2012年，美國思想史家彼得·戈登在一篇名為《什麼是思想史》的文章中提出，觀念史是一門研究某些偉大觀念的發展過程的學科，它帶有明顯的柏拉圖主義色彩。而思想史則強調必須通過歷史語境來理解思想。可以說，語境已經成為區分思想史與觀念史的一個主要標準。在這一標準之下，思想史成為歷史學當中的一部分，而傳統的觀念史則被排除在歷史學之外，成為一門“非歷史”或“哲學式”的學科。

而近年來，由於歷史學當中出現了一種書寫“長時段”或“全球史”等宏大歷史的潮流，洛夫喬伊式的觀念史研究也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復興”趨勢。2012年，美國思想史家達林·麥克馬洪提出了“觀念史的回歸”這一說法。同年，大衛·阿米蒂奇發表了《什麼是大觀念？思想史與長時段》一文，將思想史與年鑑學派的“長時段”相聯繫，提出思想史應當關注那些有重要價值並且時間跨度較長的“大觀念”（big ideas）。阿米蒂奇對其老師昆廷·斯金納的歷史語境主義進行了批判，認為在後者的影響下，思想史研究側重於共時性和短期歷史，而忽視了歷時性和長期歷史。為修正這種方法，阿米蒂奇提出了一種“連續語境主義”的方法，強調在不同語境之間建立起連續性，並最終描繪出一種以觀念為中心的“跨時間歷史”。

實際上，自1970年代以來，對斯金納的批判與反思一直都沒有停止過。1988年，詹姆斯·塔利就曾主編了一本名為《意涵與語境：昆廷·斯金納及其批判者》的論文集。在該書當中，有7名批評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斯金納的思想史理論與方法進行批判。此後，馬克·貝維爾等學者也一直致力於對斯金納進行理論層面的批判與反思。2009年是斯金納發表《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40周年，《歷史哲學雜誌》（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專門刊登了一期主題為“反思語境主義”的特刊，主要內容是對斯金納及其語境主義的總結和與反思。2021年7月，英國科學院又召開了名為“斯金納的‘意涵與理解’五十年後：跨學科的視角”的學術研討會，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圍繞斯金納的理論與方法展開討論。可以說，對斯金納的反思與當代思想史方法論的發展是相伴隨的。

總之，觀念史的回歸與對斯金納歷史語境主義的反思是當下思想史理論的兩條線索。2020年，《歷史哲學雜誌》刊登了一期主題為“思想史哲學與概念變化”的特刊。這期特刊結合了以上兩條發展線索。它包括五篇文章，其中四篇文章都致力於反思斯金納的語境主義與恢復思想史當中的概念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