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清原始瓷窯址位於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是我國六朝時期德清窯瓷器的主要產地。是20世紀80年代初被發現的古窯址，遺存有大量的實物標本。這些古窯址中有商末周初至春秋戰國時期的原始青瓷窯址，以及東漢、隋唐時期的瓷窯址。窯址中出土的原始青瓷，既有大量呈商品化生產的日常生活用具，又有專門模仿青銅禮器的喪葬用器。這些考古發現為瓷器的發明找到了源頭，但它們的意義不僅僅屬於陶瓷史的範疇，更是屬於商周文明史的。原始瓷的產生與發展可以說是古越人對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
德清原始青瓷窯址群的發現，改變了以往人們認為德清窯只存在於六朝時期的觀點。從商末周初的黃梅山窯址，到西周末至春秋時期的火燒山窯址，再到器型豐富、製作精美、工藝高超的亭子橋和馮家山窯址，德清原始青瓷在生產實踐中不斷完善，是研究我國青瓷起源的珍貴材料。
2013年5月，被國務院核定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基本介紹
歷史延續,商末西周時期,西周末至春秋時期,戰國時期,歷史意義,
歷史延續
商末西周時期
黃梅山窯址：位於與德清縣武康鎮龍勝村毗鄰的湖州市青山鄉黃梅山，現為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主要器型有豆、罐、器蓋等，成型採用拉坯或泥條盤築結合輪修的工藝技術，器物內地均有旋坯留下的痕跡。豆盤與豆把式分制後再銜接，罐類內壁有拍印紋飾時抵手留下的墊窩。紋飾主要有席紋、雲雷紋、回紋複合雲雷紋幾種，印紋較淺。施淡淡的青黃色釉，釉容易剝落。黃梅山窯址所出器物和紋飾特徵不見於吳越地區流行的土墩墓或土墩石室墓，根據對這種墓葬的分期，一般認為其上限在西周早期，下限不晚於戰國早期。據此，該窯址燒造原始青瓷的時代約在商代末至周初，開浙江青瓷燒造之先河。西周早期至中晚期燒造原始青瓷的古窯址雖然至今未被發現，但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德清縣博物館與1999年對德清獨倉山，南王山土墩墓群進行的考古發掘中曾出土大量原始瓷器，該土墩墓群的第二期，第三期出土的原始青瓷豆、尊等典型器物應當是屬於本地燒造的，西周時期德清原始青瓷製作工藝可見一斑。
西周末至春秋時期
有火燒山、防風山、苦竹塢窯址等5處，其中火燒山窯址位於武康鎮龍山村火燒山，面積約1000平方米。產品以原始青瓷為主，印紋陶少見。器型有原始青瓷碗、盤、直腹罐、卣、簋、缽、蓋等。
為配合掘步嶺水庫的加固加高清淤工程的建設，2007年3-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和德清縣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研究所，對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揭露窯床3條，灰坑10多個。火燒山窯址的發掘取得了許多收穫和認識發現的窯床均位於山坡上，有一定的坡度，具備了龍窯的基本條件，所以這是目前已發掘的最早利用山坡斜度築窯燒制原始青瓷的長條形窯爐遺蹟，為探索我國龍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證據。
根據考古發掘的地層疊壓關係及器物類型學排比、本窯址共可分成西周晚期及春秋早、中、晚四期9段。其中春秋早期是本窯址的鼎盛時期，產品種類豐富、製作精美，裝飾有大量的紋飾，並且釉色較佳。仿青銅禮器的器物主要見於此期，腹部往往裝飾有繁縟的紋飾，主要有：勾連雲紋，細亂雲紋、雙勾線“S”形紋、雲雷紋、對稱弧形紋等。紋飾個體較大、風格粗放、排列雜亂，且常見重疊拍印的現象。春秋中期以後仿青銅禮器的器物基本消失不見，碗的數量占據絕對地位，少量的盤、罐等也均為實用器。紋飾無論是數量還是種類均銳減，僅保留罐上的對稱弧形紋和部分碗上的縱向細密水波紋兩種，風格細密、排列整齊有序，重疊拍印現象較少見。胎質比早期更加緻密細膩，施釉技術明顯進步、胎釉結合更好、生燒、剝釉現象大為減少，釉層變薄、施釉較為均勻，釉色變淡，呈淡青色。春秋晚期在中期的基礎上，器類進一步減少，僅有盅式碗，分子母口與尖圓唇兩種，直口直腹，平底素麵，胎、釉製作技術進一步提高。
燒造技術上，未發現墊具，部分器物底部粘有極厚的砂層，當為直接將器物置於要穿上。從春秋早期後段開始出現間隔具，但數量極少，春秋中期前段大量發現，主要是一種近似於圓錐形的托珠，三個一組使用，春秋中期後段以後則又基本消失不見。
浙江是原始瓷的重要產地，火燒山窯址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處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原始瓷窯址，也是目前已發掘的最早的純燒原始瓷的窯址，揭露了屬於龍窯的窯床遺蹟，填補了中國陶瓷史上的一段空白，對於探索中國早期青瓷的燒造技術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火燒山窯址的產品及其豐富，出土了一大批包括卣、鼎、簋在內的仿青銅禮器產品，為江南大型土墩墓中出土的此類器物找到了原產地。這對於探索當時社會的手工業生產狀況，交通運輸情況以及社會分工具有重要價值。同時仿青銅禮器產品與碗、盤類實用器物有著本質的區別，是一種象徵身份與地位的顯赫物品，它的出現代表了社會分層的出現或進一步發展，對於探索江南地區吳越文明的發展、國家的形成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為配合掘步嶺水庫的加固加高清淤工程的建設，2007年3-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和德清縣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研究所，對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揭露窯床3條，灰坑10多個。火燒山窯址的發掘取得了許多收穫和認識發現的窯床均位於山坡上，有一定的坡度，具備了龍窯的基本條件，所以這是目前已發掘的最早利用山坡斜度築窯燒制原始青瓷的長條形窯爐遺蹟，為探索我國龍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證據。
根據考古發掘的地層疊壓關係及器物類型學排比、本窯址共可分成西周晚期及春秋早、中、晚四期9段。其中春秋早期是本窯址的鼎盛時期，產品種類豐富、製作精美，裝飾有大量的紋飾，並且釉色較佳。仿青銅禮器的器物主要見於此期，腹部往往裝飾有繁縟的紋飾，主要有：勾連雲紋，細亂雲紋、雙勾線“S”形紋、雲雷紋、對稱弧形紋等。紋飾個體較大、風格粗放、排列雜亂，且常見重疊拍印的現象。春秋中期以後仿青銅禮器的器物基本消失不見，碗的數量占據絕對地位，少量的盤、罐等也均為實用器。紋飾無論是數量還是種類均銳減，僅保留罐上的對稱弧形紋和部分碗上的縱向細密水波紋兩種，風格細密、排列整齊有序，重疊拍印現象較少見。胎質比早期更加緻密細膩，施釉技術明顯進步、胎釉結合更好、生燒、剝釉現象大為減少，釉層變薄、施釉較為均勻，釉色變淡，呈淡青色。春秋晚期在中期的基礎上，器類進一步減少，僅有盅式碗，分子母口與尖圓唇兩種，直口直腹，平底素麵，胎、釉製作技術進一步提高。
燒造技術上，未發現墊具，部分器物底部粘有極厚的砂層，當為直接將器物置於要穿上。從春秋早期後段開始出現間隔具，但數量極少，春秋中期前段大量發現，主要是一種近似於圓錐形的托珠，三個一組使用，春秋中期後段以後則又基本消失不見。
浙江是原始瓷的重要產地，火燒山窯址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處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原始瓷窯址，也是目前已發掘的最早的純燒原始瓷的窯址，揭露了屬於龍窯的窯床遺蹟，填補了中國陶瓷史上的一段空白，對於探索中國早期青瓷的燒造技術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火燒山窯址的產品及其豐富，出土了一大批包括卣、鼎、簋在內的仿青銅禮器產品，為江南大型土墩墓中出土的此類器物找到了原產地。這對於探索當時社會的手工業生產狀況，交通運輸情況以及社會分工具有重要價值。同時仿青銅禮器產品與碗、盤類實用器物有著本質的區別，是一種象徵身份與地位的顯赫物品，它的出現代表了社會分層的出現或進一步發展，對於探索江南地區吳越文明的發展、國家的形成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戰國時期
這一時期的窯址有馮家山、南山、亭子橋、下陽山、雞籠山、塔地里、前埠、窯塢里等處、其中部分窯址的調查報告已經發表[5]。這些窯址分布的地點分屬武康鎮龍山村、龍勝村和洛舍鎮砂村。窯址群集中分布在一條自西向東約6公里的丘陵帶的兩側低緩破地上，附近一般多有溪流、小河匯入遠處的小山漾後再往東數里注入東苕溪，往北約45里注入太湖，水上交通十分便捷。歷年來在上述窯址採集的標本，有碗、盤、盅、豆、缽、洗、盂、罐、瓿、匜、鍾、錞於等，其中仿青銅禮器產品最引人注目。
戰國時期德清原始青瓷燒造的最大特點是窯場範圍進一步擴大，附近有小河、溪流經過的丘陵山坡一般多能發現窯址的遺蹟，且遺物堆積豐富，說明當時的燒造量很大，同時也說明原始青瓷的使用範圍更加廣泛。從器物群來看，它改變了春秋晚期僅局限於碗、盤、蓋單調的局面，出現了許多新器形，在大量燒造人們生活所必需的大宗日用品碗、盤之類的同時，罐、瓿等大件儲存器產量巨大，同時發現各窯址幾乎都兼燒鍾、錞於、鼎、熏等仿青銅禮器，器型、紋飾豐富多彩，呈現出戰國時期原始青瓷生產的勃勃生機。
戰國時期的拉坯成型技術又有了很大的進步。首先是對瓷土原料的選擇與加工更加講究，使胎料的可塑性增強，具體表現為瓷胎細膩呈灰色，胎體較春秋時期明顯變薄。碗的造型變化最大，它完全改變了春秋晚期厚重的直腹盅式碗的形態，以直口、弧腹、平底碗取而代之，採用一次拉坯成型，外底有線割痕跡，胎體自碗底起至口沿漸漸變薄，這種弧形的碗大小配套，在使用時與手掌更加體貼而又輕盈。杯、盅作為飲具製作時也是一次拉坯成型，最大腹徑在接近底部處，因為重心下移，即使在盛滿液體時稍稍晃動也不容易外溢。瓿、罐等儲存器改變了春秋前期大口、直腹的形態，為小直口、豐肩、弧腹、平底，更加容易加蓋封存，但是在製作時難於一次拉坯成型，則採用上下分制後銜接的新工藝。瓿的肩部最常見堆貼的鋪首，是先用模具製作後胎接；仿青銅禮器的鼎、甬鍾、熏、鼓座等，都是分別後採取輪制、模製、堆貼、刻畫等多道工藝以後合成，集中體現了戰國時期德清原始青瓷成型技術的先進性。
這一時期，器物的裝飾手法多變，用“百花齊放”來形容其裝飾藝術也不為過，即使是最常見的碗也有多種紋飾，常見有弦紋、水波紋、瓦楞紋、堆貼“S”紋等。瓿、洗、杯、罐等堆貼的鋪首用模具製作，鋪獸有兩種形式，一般較扁平，在牛鼻的位置突起一環形穿，有的作橋形，其中銜環輪廓分明，形態各異。罐的造型與瓿相似，不同之處是在肩部堆貼小圓穿，它們的肩至上腹部有的裝飾水波紋、弦紋、瓦楞紋、有的點戳正反兩個“C”形紋組成的“S”形紋。尤其是那些仿青銅禮器的產品，都是以雲雷紋為主體紋飾，集刻劃、模印、堆貼、戳印於一體，裝飾手法不厭其煩，紋飾繁縟，其風格與同期青銅器相似，使這一時期的陶瓷裝飾藝術更加絢麗多姿。
由於我們對這一時期的古窯址僅限於地面調查，對窯爐遺蹟無法了解，從窯址分布地形分析，應該是利用山坡的自然坡度，採用自然抽風技術的龍窯。從採集的標本來看，裝燒採用疊燒法，為了防止器物粘連，改變了前期使用墊珠作為間隔窯具的方法，而改用一種白色的粉末狀物質作為器物之間的間隔物，器物的內外底多留有此類白色物質，這對降低窯位，增加燒造量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以往被認為到東漢時期才被廣泛使用的窯床墊座窯具此時已大量使用，這種窯具呈筒形，上部為圓形托面，筒身有鏤孔，有的有刻畫符號或幾號，說明制瓷工匠已經認知窯場底部窯溫相對較低，需要用這種筒形窯床墊座抬高其窯位，以增加燒成的成品率。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窯爐裝燒技術的改良與進步。
德清戰國原始青瓷窯址器物群與江蘇鴻山越國貴族墓出土的同類器物群是最具與可比性的。鴻山越國貴族墓經過發掘，出土青瓷器、陶器、玉器等總計1098件。鴻山越國貴族墓地是繼紹興印山越王陵之後最重要的考古發現，填補了春秋戰國時期越國考古的空白，成為200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2005年我們曾前往無錫參觀越國貴族墓地考古陳果展覽，這批似曾相識的精美絕倫的原始青瓷器、無論造型、胎釉、紋飾、工藝特點與德清戰國原始青瓷窯址所出驚人的相似，於是，我們對窯口問題進行了初步的分析研究。
無錫越國貴族墓地出土的原始青瓷可以區分為日用器與禮器兩大類、碗、盤、杯等小件日用器與德清戰國時期的馮家山窯，亭子橋窯、下陽山窯和南山等腰採集的同類器物標本一致。此類器物也是上述窯址最大宗的產品。鴻山越墓出土很多仿青銅禮器的帶蓋豆，在馮家山等窯也分別採集到蓋與豆，通過鴻山的出土，我們認知蓋與豆是配套組合使用的。鴻山出土的青瓷盆形鼎，淺腹、立耳、高足外撇，與窯塢里窯採集的完全一致。鴻山出土的青瓷罍，直口、鼓腹、平底，肩部一對獸面形鋪首，有的肩腹部飾弦紋、正反“C”形紋組合的“S”紋、瓦楞紋，青黃色釉，施釉不及底，與德清戰國時期原始瓷窯址大量生產的瓿，無論造型、紋飾、胎釉如出一轍。鴻山出土較多的青瓷附耳盆，多直口、下腹急收、平底、上腹刻劃密集的水波紋，口下附加獸面耳，在德清戰國窯址均已採集到幾乎相同的標本。在馮家山窯和亭子橋窯我們還採集到甬鍾與錞於的標本，甬鐘的篆部以斜線紋相隔，內有雲雷紋，左右有脫落的枚留下的圓痕，鼓部刻劃處長方形框，內飾雲雷紋。錞於標本的沿部飾斜線紋，肩部戳印正方“C”形紋組合的“S”紋。與鴻山越墓出土的甬鍾、錞於大同小異。值得注意的是德清馮家山等窯的禮器裝飾除廣泛使用正反“C”形紋組合的“S”紋外，還大量出現雲雷紋，但是在鴻山越墓出土器物上只見“S”紋，幾乎沒有見到雲雷紋，這種現象是時間上的差異還是禮器級別規格上的差異有待於研究。鴻山越墓出土的原始瓷璧形器，角形器、高溫器、冰酒器、三足缶、懸鼓座和大量的仿青銅禮樂器應該認為是當時專門為越國貴族墓隨葬而定製的明器。目前在浙江所發現的諸多古窯址中，燒制原始青瓷甬鍾等禮樂器的僅有德清的亭子橋和馮家山等窯址，經過中科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對鴻山越墓和浙江德清等地採集的原始青瓷窯址標本測試分析：“鴻山越墓出土的原始青瓷與浙江德清窯所用原料相近”，“鴻山越國貴族墓出土的青瓷器可能為浙江德清一帶燒制。
戰國時期德清原始青瓷燒造的最大特點是窯場範圍進一步擴大，附近有小河、溪流經過的丘陵山坡一般多能發現窯址的遺蹟，且遺物堆積豐富，說明當時的燒造量很大，同時也說明原始青瓷的使用範圍更加廣泛。從器物群來看，它改變了春秋晚期僅局限於碗、盤、蓋單調的局面，出現了許多新器形，在大量燒造人們生活所必需的大宗日用品碗、盤之類的同時，罐、瓿等大件儲存器產量巨大，同時發現各窯址幾乎都兼燒鍾、錞於、鼎、熏等仿青銅禮器，器型、紋飾豐富多彩，呈現出戰國時期原始青瓷生產的勃勃生機。
戰國時期的拉坯成型技術又有了很大的進步。首先是對瓷土原料的選擇與加工更加講究，使胎料的可塑性增強，具體表現為瓷胎細膩呈灰色，胎體較春秋時期明顯變薄。碗的造型變化最大，它完全改變了春秋晚期厚重的直腹盅式碗的形態，以直口、弧腹、平底碗取而代之，採用一次拉坯成型，外底有線割痕跡，胎體自碗底起至口沿漸漸變薄，這種弧形的碗大小配套，在使用時與手掌更加體貼而又輕盈。杯、盅作為飲具製作時也是一次拉坯成型，最大腹徑在接近底部處，因為重心下移，即使在盛滿液體時稍稍晃動也不容易外溢。瓿、罐等儲存器改變了春秋前期大口、直腹的形態，為小直口、豐肩、弧腹、平底，更加容易加蓋封存，但是在製作時難於一次拉坯成型，則採用上下分制後銜接的新工藝。瓿的肩部最常見堆貼的鋪首，是先用模具製作後胎接；仿青銅禮器的鼎、甬鍾、熏、鼓座等，都是分別後採取輪制、模製、堆貼、刻畫等多道工藝以後合成，集中體現了戰國時期德清原始青瓷成型技術的先進性。
這一時期，器物的裝飾手法多變，用“百花齊放”來形容其裝飾藝術也不為過，即使是最常見的碗也有多種紋飾，常見有弦紋、水波紋、瓦楞紋、堆貼“S”紋等。瓿、洗、杯、罐等堆貼的鋪首用模具製作，鋪獸有兩種形式，一般較扁平，在牛鼻的位置突起一環形穿，有的作橋形，其中銜環輪廓分明，形態各異。罐的造型與瓿相似，不同之處是在肩部堆貼小圓穿，它們的肩至上腹部有的裝飾水波紋、弦紋、瓦楞紋、有的點戳正反兩個“C”形紋組成的“S”形紋。尤其是那些仿青銅禮器的產品，都是以雲雷紋為主體紋飾，集刻劃、模印、堆貼、戳印於一體，裝飾手法不厭其煩，紋飾繁縟，其風格與同期青銅器相似，使這一時期的陶瓷裝飾藝術更加絢麗多姿。
由於我們對這一時期的古窯址僅限於地面調查，對窯爐遺蹟無法了解，從窯址分布地形分析，應該是利用山坡的自然坡度，採用自然抽風技術的龍窯。從採集的標本來看，裝燒採用疊燒法，為了防止器物粘連，改變了前期使用墊珠作為間隔窯具的方法，而改用一種白色的粉末狀物質作為器物之間的間隔物，器物的內外底多留有此類白色物質，這對降低窯位，增加燒造量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以往被認為到東漢時期才被廣泛使用的窯床墊座窯具此時已大量使用，這種窯具呈筒形，上部為圓形托面，筒身有鏤孔，有的有刻畫符號或幾號，說明制瓷工匠已經認知窯場底部窯溫相對較低，需要用這種筒形窯床墊座抬高其窯位，以增加燒成的成品率。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窯爐裝燒技術的改良與進步。
德清戰國原始青瓷窯址器物群與江蘇鴻山越國貴族墓出土的同類器物群是最具與可比性的。鴻山越國貴族墓經過發掘，出土青瓷器、陶器、玉器等總計1098件。鴻山越國貴族墓地是繼紹興印山越王陵之後最重要的考古發現，填補了春秋戰國時期越國考古的空白，成為200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2005年我們曾前往無錫參觀越國貴族墓地考古陳果展覽，這批似曾相識的精美絕倫的原始青瓷器、無論造型、胎釉、紋飾、工藝特點與德清戰國原始青瓷窯址所出驚人的相似，於是，我們對窯口問題進行了初步的分析研究。
無錫越國貴族墓地出土的原始青瓷可以區分為日用器與禮器兩大類、碗、盤、杯等小件日用器與德清戰國時期的馮家山窯，亭子橋窯、下陽山窯和南山等腰採集的同類器物標本一致。此類器物也是上述窯址最大宗的產品。鴻山越墓出土很多仿青銅禮器的帶蓋豆，在馮家山等窯也分別採集到蓋與豆，通過鴻山的出土，我們認知蓋與豆是配套組合使用的。鴻山出土的青瓷盆形鼎，淺腹、立耳、高足外撇，與窯塢里窯採集的完全一致。鴻山出土的青瓷罍，直口、鼓腹、平底，肩部一對獸面形鋪首，有的肩腹部飾弦紋、正反“C”形紋組合的“S”紋、瓦楞紋，青黃色釉，施釉不及底，與德清戰國時期原始瓷窯址大量生產的瓿，無論造型、紋飾、胎釉如出一轍。鴻山出土較多的青瓷附耳盆，多直口、下腹急收、平底、上腹刻劃密集的水波紋，口下附加獸面耳，在德清戰國窯址均已採集到幾乎相同的標本。在馮家山窯和亭子橋窯我們還採集到甬鍾與錞於的標本，甬鐘的篆部以斜線紋相隔，內有雲雷紋，左右有脫落的枚留下的圓痕，鼓部刻劃處長方形框，內飾雲雷紋。錞於標本的沿部飾斜線紋，肩部戳印正方“C”形紋組合的“S”紋。與鴻山越墓出土的甬鍾、錞於大同小異。值得注意的是德清馮家山等窯的禮器裝飾除廣泛使用正反“C”形紋組合的“S”紋外，還大量出現雲雷紋，但是在鴻山越墓出土器物上只見“S”紋，幾乎沒有見到雲雷紋，這種現象是時間上的差異還是禮器級別規格上的差異有待於研究。鴻山越墓出土的原始瓷璧形器，角形器、高溫器、冰酒器、三足缶、懸鼓座和大量的仿青銅禮樂器應該認為是當時專門為越國貴族墓隨葬而定製的明器。目前在浙江所發現的諸多古窯址中，燒制原始青瓷甬鍾等禮樂器的僅有德清的亭子橋和馮家山等窯址，經過中科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對鴻山越墓和浙江德清等地採集的原始青瓷窯址標本測試分析：“鴻山越墓出土的原始青瓷與浙江德清窯所用原料相近”，“鴻山越國貴族墓出土的青瓷器可能為浙江德清一帶燒制。
歷史意義
德清原始青瓷窯址群的發現與研究，必將促進對越國文化的研究，同時又有助於我們認識浙江、江蘇、上海等地區古墓葬，古遺址所出相同器物的燒造地點問題。專門為越國貴族燒制禮器的窯場的社會性質等問題，也值得我們不斷去探索。
德清原始青瓷窯址群是古越民族璀璨的物質文化遺存，它從商末周初直到春秋戰國，在不斷的生產實踐中逐步提高制瓷工藝水平，包括原料的選擇、釉料的配置、成型技術、裝飾手段、窯具與窯爐技術等，是研究我們青瓷的起源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
德清原始青瓷窯址群是古越民族璀璨的物質文化遺存，它從商末周初直到春秋戰國，在不斷的生產實踐中逐步提高制瓷工藝水平，包括原料的選擇、釉料的配置、成型技術、裝飾手段、窯具與窯爐技術等，是研究我們青瓷的起源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