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與康門弟子》內容簡介：中國的20世紀是一個天翻地覆、波瀾壯闊的世紀，在這個現代百年里，湧現出為數不多的改變歷史和文化的偉人和大師，他們的出現不僅重塑了中國形象，而且對此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文化信仰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20世紀文化大師與學術流派”叢書力圖以現代文化大師及其弟子們的文化、政治、學術活動為中心，梳理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譜系，描繪現代中國的文化地圖。
基本介紹
- 書名：康有為與康門弟子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4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4772320
- 作者：張林傑
-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 頁數：267頁
- 開本：16
- 品牌：大象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康有為與康門弟子》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張林傑，1959年9月生於貴州貴陽，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現代詩歌教學及研究。先後開設過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新詩鑑賞等課程。主要論（譯）著有《超越的困境——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審美空間》、《都市環境中的20世紀30年代詩歌》、《家國夢影：凌叔華與凌淑浩》、《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生史》等。
圖書目錄
緒言康有為：先驅與“聖人”
第一章“聖人”抱負與“經世之學”
一、求學時代與“聖人”抱負的養成
二、西學與思想的新視野
三、首次上書受挫與“托古改制”的經學
第二章“經營天下”
一、上書“格君”與“開會”辦報
二、維新風暴中的“帝王師”
三、從保皇到復辟
第三章 作為教育家的康有為
一、講學與“經營天下”
二、康有為與萬木草堂的學風
三、“致師弟之親”
第四章康有為與梁啓超
一、蔭監生的舉人弟子
二、晚清人物數康梁
三、師生分歧
第五章 學有所承的康門弟子
一、徐勤：“康氏的子路”
二、孔教傳人陳煥章
三、康有為的書畫趣味與書畫家弟子們
結語
後記
第一章“聖人”抱負與“經世之學”
一、求學時代與“聖人”抱負的養成
二、西學與思想的新視野
三、首次上書受挫與“托古改制”的經學
第二章“經營天下”
一、上書“格君”與“開會”辦報
二、維新風暴中的“帝王師”
三、從保皇到復辟
第三章 作為教育家的康有為
一、講學與“經營天下”
二、康有為與萬木草堂的學風
三、“致師弟之親”
第四章康有為與梁啓超
一、蔭監生的舉人弟子
二、晚清人物數康梁
三、師生分歧
第五章 學有所承的康門弟子
一、徐勤：“康氏的子路”
二、孔教傳人陳煥章
三、康有為的書畫趣味與書畫家弟子們
結語
後記
後記
這是一本拖了很長時間的書，寫完後有一種終於償還了債務般的輕鬆感，但同時也感到心裡空蕩蕩的。
大約是在2007年前後的一次小聚中，偶然間聊起了學術傳記，在座的南開大學傳明兄談到想搞一套類似於學術傳記的叢書，尋找一個獨特視角，不必面面俱到，但要有紮實的材料，有學術性，也要有一定的可讀性。
那時我在翻譯一本有關凌叔華的傳記，頗為投入，因為那本書角度獨特，材料豐富，讀來很有吸引力。相比之下，某些四平八穩的“規範”學術論著更像是為了評職稱、拿獎項而寫的無聊文字。所以，傳明的這番構想，我很是認同。的確，在現行大學體制內，人文學術已經變成了一種按照設計的等級來循序漸進的電子遊戲，遊戲的終極目標，似乎就是比試誰打到了最難的關口。對大學和此間的不少“做學問”的人而言，論著發在哪一級的刊物上，屬於哪個級別的課題，得了什麼級別的獎項，是比學問本身還要讓人沾沾自喜的事情。學術異化如此，還不如做點有趣而又想做的事情。
這種杯盞酬酢之際的閒聊，不久就在傳明的操作下，開始付諸實施了。那一年，他與大象出版社簽了契約，決定以一些著名學人與其弟子的關係為線索，圍繞學術門派的形成和發展，對近現代學術譜系加以梳理，寫一套學術人物叢書。
然而，分給我的有關康有為及其弟子的選題，卻讓我打起了退堂鼓。雖然我平常也還算喜歡近現代史的人，但該選題對我來說仍然相當陌生，尤其是關於康有為學術的部分涉及今古文經的話題，是我所從未接觸過的。這樣一個全新研究對象，光是材料的收集、整理和閱讀就是一個難題，而按照當時的契約，要在一年內交稿，是很難完成的任務。不過，在傳明的勸導之下，我還是硬著頭皮答應下來。朱光潛先生曾說，邊閱讀，邊寫作，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方法，或許，寫本書對於消化一個陌生的論題也是可以嘗試的方式。於是，我開始著手準備。我的想法是，儘可能地在材料中發現故事，但又必須嚴格按照學術書的方式來處理材料。
但真正著手之後，我才發現，其實困難比想像的還要大。
首先是材料問題。當時人大版的《康有為全集》尚未面世，康有為本人的著作，零零散散，找起來需要費很多功夫，而除梁啓超之外，康門弟子的有關材料，更是非常難找。其次是材料的辨析問題。康有為的政治和學術活動，被揭露有過作假的記錄。他本人所寫的《我史》作為了解其生平的重要文獻，也頗多不實之處，因此，對康氏著作，若無認真的辨析和考訂，不敢隨意引用。我是初次接觸康氏論著，更是如履薄冰。
這些困難，讓整本書的寫作陷入了停滯，終於未能按時交稿。又拖了很長時間，到2009年左右，當最後交稿期限到來的時候，我還是決定放棄了，雖然那時已寫了約十萬字。
幾年很快過去，這本未完稿的書早已被置於腦後。但到了2013年初，一天，傳明又打來電話，說他又與大象出版社做過溝通，書依然可以出版，問我是否還願意將停下的書寫完，如果還想寫，再給我一年的期限。那時，我正無所事事，也蒐集到了不少新文獻，人大版的《康有為全集》也找到了，在寫出的十萬字基礎上，再花點功夫努力吃透材料，一年將它完成，應該是可以做到的。於是，我重新拾起舊稿和材料，繼續做了起來。
正當我重新回到舊日材料中整理思路的時候，2013年6月中旬，年邁但身體尚算康健的父母突然間相繼棄我而去，這突如其來的打擊，若晴天霹靂，讓人哀慟無語，心灰意冷。一下失去了兩位至親，再也見不到他們的面容，聽不到他們的聲音，這是如何讓人肝腸寸斷！？母親是很喜歡閱讀文史書籍的人，我原本暗自希望她或許會喜歡讀這本書，但這希望如今變成了奢望。
親人離去的傷痛，讓人很難完全靜心投入寫作，但我還是在閱讀與寫作中找到了一種忘卻哀痛的方法。在對相關原始文獻和研究資料爬梳的基礎上，我對全書的框架和內容做了調整，終於在2013年末按時完成了本書。
書寫完了，但全書還是有倉促之感，尤其是後兩章，由於資料相對缺乏，總感到不甚充實，結尾也不夠從容，但既已交稿，就讓讀者去評判吧。
本書能夠在經歷多年停滯之後重新啟動，首先要感謝的是傳明，沒有他的督責，這本書我完成不了；沒有他與大象出版社的溝通，即使完成，也暫時不會有出版的機會。
還要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吳韶明先生，雖然我們素昧平生，但在編校本書的過程中，他的敬業和認真卻讓人印象深刻。為了做到儘可能不出錯，吳先生不僅對本書的行文和錯誤進行了校正，甚至還對書中的引文作了校勘，為此，他甚至找到了我引用最多的《康有為全集》。因此，他的校稿，除了個別因為我而導致的舛誤，基本上沒有發現別的錯漏，如此認真而專業的編輯，過去我從未遇到過。
最後，我想把這本書獻給我的父母，願他們在天之靈安息！
作者
2014年3月20日於天津華苑
大約是在2007年前後的一次小聚中，偶然間聊起了學術傳記，在座的南開大學傳明兄談到想搞一套類似於學術傳記的叢書，尋找一個獨特視角，不必面面俱到，但要有紮實的材料，有學術性，也要有一定的可讀性。
那時我在翻譯一本有關凌叔華的傳記，頗為投入，因為那本書角度獨特，材料豐富，讀來很有吸引力。相比之下，某些四平八穩的“規範”學術論著更像是為了評職稱、拿獎項而寫的無聊文字。所以，傳明的這番構想，我很是認同。的確，在現行大學體制內，人文學術已經變成了一種按照設計的等級來循序漸進的電子遊戲，遊戲的終極目標，似乎就是比試誰打到了最難的關口。對大學和此間的不少“做學問”的人而言，論著發在哪一級的刊物上，屬於哪個級別的課題，得了什麼級別的獎項，是比學問本身還要讓人沾沾自喜的事情。學術異化如此，還不如做點有趣而又想做的事情。
這種杯盞酬酢之際的閒聊，不久就在傳明的操作下，開始付諸實施了。那一年，他與大象出版社簽了契約，決定以一些著名學人與其弟子的關係為線索，圍繞學術門派的形成和發展，對近現代學術譜系加以梳理，寫一套學術人物叢書。
然而，分給我的有關康有為及其弟子的選題，卻讓我打起了退堂鼓。雖然我平常也還算喜歡近現代史的人，但該選題對我來說仍然相當陌生，尤其是關於康有為學術的部分涉及今古文經的話題，是我所從未接觸過的。這樣一個全新研究對象，光是材料的收集、整理和閱讀就是一個難題，而按照當時的契約，要在一年內交稿，是很難完成的任務。不過，在傳明的勸導之下，我還是硬著頭皮答應下來。朱光潛先生曾說，邊閱讀，邊寫作，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方法，或許，寫本書對於消化一個陌生的論題也是可以嘗試的方式。於是，我開始著手準備。我的想法是，儘可能地在材料中發現故事，但又必須嚴格按照學術書的方式來處理材料。
但真正著手之後，我才發現，其實困難比想像的還要大。
首先是材料問題。當時人大版的《康有為全集》尚未面世，康有為本人的著作，零零散散，找起來需要費很多功夫，而除梁啓超之外，康門弟子的有關材料，更是非常難找。其次是材料的辨析問題。康有為的政治和學術活動，被揭露有過作假的記錄。他本人所寫的《我史》作為了解其生平的重要文獻，也頗多不實之處，因此，對康氏著作，若無認真的辨析和考訂，不敢隨意引用。我是初次接觸康氏論著，更是如履薄冰。
這些困難，讓整本書的寫作陷入了停滯，終於未能按時交稿。又拖了很長時間，到2009年左右，當最後交稿期限到來的時候，我還是決定放棄了，雖然那時已寫了約十萬字。
幾年很快過去，這本未完稿的書早已被置於腦後。但到了2013年初，一天，傳明又打來電話，說他又與大象出版社做過溝通，書依然可以出版，問我是否還願意將停下的書寫完，如果還想寫，再給我一年的期限。那時，我正無所事事，也蒐集到了不少新文獻，人大版的《康有為全集》也找到了，在寫出的十萬字基礎上，再花點功夫努力吃透材料，一年將它完成，應該是可以做到的。於是，我重新拾起舊稿和材料，繼續做了起來。
正當我重新回到舊日材料中整理思路的時候，2013年6月中旬，年邁但身體尚算康健的父母突然間相繼棄我而去，這突如其來的打擊，若晴天霹靂，讓人哀慟無語，心灰意冷。一下失去了兩位至親，再也見不到他們的面容，聽不到他們的聲音，這是如何讓人肝腸寸斷！？母親是很喜歡閱讀文史書籍的人，我原本暗自希望她或許會喜歡讀這本書，但這希望如今變成了奢望。
親人離去的傷痛，讓人很難完全靜心投入寫作，但我還是在閱讀與寫作中找到了一種忘卻哀痛的方法。在對相關原始文獻和研究資料爬梳的基礎上，我對全書的框架和內容做了調整，終於在2013年末按時完成了本書。
書寫完了，但全書還是有倉促之感，尤其是後兩章，由於資料相對缺乏，總感到不甚充實，結尾也不夠從容，但既已交稿，就讓讀者去評判吧。
本書能夠在經歷多年停滯之後重新啟動，首先要感謝的是傳明，沒有他的督責，這本書我完成不了；沒有他與大象出版社的溝通，即使完成，也暫時不會有出版的機會。
還要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吳韶明先生，雖然我們素昧平生，但在編校本書的過程中，他的敬業和認真卻讓人印象深刻。為了做到儘可能不出錯，吳先生不僅對本書的行文和錯誤進行了校正，甚至還對書中的引文作了校勘，為此，他甚至找到了我引用最多的《康有為全集》。因此，他的校稿，除了個別因為我而導致的舛誤，基本上沒有發現別的錯漏，如此認真而專業的編輯，過去我從未遇到過。
最後，我想把這本書獻給我的父母，願他們在天之靈安息！
作者
2014年3月20日於天津華苑
序言
中國的20世紀是一個天翻地覆、波瀾壯闊的世紀，在這個現代百年里，湧現出為數不少的改變歷史和文化的偉人和大師，他們的出現不僅重塑了中國形象，而且對此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文化信仰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叢書以“20世紀文化大師與學術流派”為寫作對象，力圖以現代文化大師及其弟子們的文化、政治、學術活動為中心，梳理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譜系，描繪現代中國的文化地圖，在對歷史的回顧中，理解現在，展望未來。
本叢書可以說是對以師徒關係為中心形成的現代知識群體的研究。中國文化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所謂“道”者，意指“終極真理”“一切的本原”，為師者擔負著“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其所擔負的社會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著“尊師”。現代中國是一個革故鼎新的時代，舊的一切在時代浪潮的衝擊下土崩瓦解、走向沒落，而新的一切方興未艾、勢不可當。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中，出現了一些為現代中國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開創性的文化大師，他們的出現填補了傳統退位後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為現代人仰慕、尊崇的導師、傳統“聖人”一般的人物。這些大師級人物大都帶有馬克斯·韋伯所謂的“克里斯馬”(charisma)人物的神采和魅力。“克里斯馬”一詞，最初用來形容宗教領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後來泛指各類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馬克斯·韋伯認為“克里斯馬”人物以其表現出的某種超凡的品質，“高踞於一般人之上，被認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克里斯馬”現象的出現在其時代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機制的表現，無論是認為“英雄造時勢”還是強調“時勢造英雄”，“英雄”與“時勢”的關係是極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顯的是一種人與時代的互動：一方面“王綱解紐”的時代使這類創世精英脫穎而出，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銳意求變，率先垂範，成為得時代風氣之先的先覺者、預言家和精神導師，吸引眾人成為他的追隨者；另一方面，新舊轉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機呼喚著這類人物的出現，以滿足人們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們的心靈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虛、迷茫，獲得一種新的精神歸宿感。處於由傳統向現代轉換之際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倫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機，人們對傳統的價值觀念和信仰體系發生根本動搖，社會亟須一種新的信仰，來重新凝聚散亂的人心，這就為“克里斯馬”人物的出現提供了眾多的客群和適宜的時代土壤。“克里斯馬”人物的出現，可以為人們的心靈提供一種導向，進而轉變人們的信仰和行為，使他們“以全新的觀點去看待各種問題”，因此，“克里斯馬”可以表現為一種變革時代的“強大的革命力量”。馬克斯·韋伯認為人類社會迄今共有三種權威類型，它們分別是：傳統的權威、“克里斯馬”的權威和法理的權威。“克里斯馬”權威是介於傳統權威和現代法理權威之間的過渡期的文化現象。
本叢書所包括的文化大師——康有為、章太炎、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穆等大都是在近現代文化學術上創宗立派、開一代風氣、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其中康有為、章太炎兩位是活躍於清末民初的政學兩界的文化大師，對後世影響甚巨。康有為自幼期為聖賢，及長更是以“聖人”自居，不屑於詞章考據之學，而專注於義理之學，養心靜坐。他曾於“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自謂進入了“得道成聖”之境。康有為融會中西，由現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出世界“大同”之說，在其時代收到了一種石破天驚的破舊立新效果；他積極投身政治、倡導維新變法，並吸引眾多弟子講學論政，其中以梁啓超、陳煥章、徐勤等最為著名，他們形成“康門弟子”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門派，影響之大，自不待言。晚年的康有為成為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時代變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對象。章太炎則以清末“有學問的革命家”名標青史，他率先倡導民族革命，曾因“蘇報案”入獄三年，出獄之後，革命之志更堅，流亡日本、宣傳革命、聚眾講學，深得進步青年學子的敬仰，在他身邊聚攏了不少傑出人才，其門下弟子錢玄同、周氏兄弟等成為了其後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影響也不可不謂之深遠。章太炎的學問“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在現代思想史、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具有一種“究元決疑”的思想家的氣質，以《俱分進化論》《五無論》《四惑論》等名篇，對時代思潮、人生真諦等進行了深入的哲學思考和獨特判斷，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產。至於胡適，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文學革命”的倡導者。青年時代的胡適就是一位頗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了《沁園春·誓詩》一詞，其中寫道：“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2卷5號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成為了中國新文化運動最初“發難的信號”。
……
本雅明曾經說過，“所有文明的文獻都同時就是野蠻的文獻”，也就是強調文明與野蠻的判斷不能簡單地以“時代”為標準，時間並不能將“野蠻”阻斷於過去而在未來造出一個至善無惡的“美麗新世界”。章太炎早在清末就發表了他的《俱分進化論》，認為：“進化之所以為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並進。……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進化之實不可非，而進化之用無所取。”故而至善無惡之境無從達致。歷史樂觀主義的虛妄在於其以對歷史進步主義的信仰放過了對內在於人性深處的“惡”的警覺；以“新舊之別”“傳統與現代的衝突”取代了“文明與野蠻”“善與惡”的價值判斷。歷史樂觀主義所持有的線性不可逆的時間觀及源於進化論的人性可臻無限進步論的信念構成了現代性的核心，也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主導敘事。對這種現代主導敘事的重新審視和反省也是我們今天更為深入地思考現代性問題的必要環節。我們力圖走出那種特定的、單一的、目的性過強的、缺乏距離感的“第一人稱敘事”，以一種更為客觀、多元、審慎的態度來重審、講述中國的“現代百年”，以加深對歷史的認識以及對現實和未來的理解。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學術的進步依賴於一個可以商榷、辯難、交流對話的公共空間，因此“科學”意義上的真理不在於將某種特定時期的特定結論固化為絕對真理，而表現為不斷地證偽與驗錯的過程，在假設與求證、質疑與抗辯中逐漸切近真實，將認識引向深入。從“20世紀文化大師與學術流派”人手研究近現代知識群體的形成及其對文化發展的影響，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本叢書的寫作只是一個拋磚引玉的嘗試，更為堅實的佳作尚有望於未來。
耿傳明
2010年7月5日於天津
本叢書可以說是對以師徒關係為中心形成的現代知識群體的研究。中國文化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所謂“道”者，意指“終極真理”“一切的本原”，為師者擔負著“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其所擔負的社會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著“尊師”。現代中國是一個革故鼎新的時代，舊的一切在時代浪潮的衝擊下土崩瓦解、走向沒落，而新的一切方興未艾、勢不可當。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中，出現了一些為現代中國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開創性的文化大師，他們的出現填補了傳統退位後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為現代人仰慕、尊崇的導師、傳統“聖人”一般的人物。這些大師級人物大都帶有馬克斯·韋伯所謂的“克里斯馬”(charisma)人物的神采和魅力。“克里斯馬”一詞，最初用來形容宗教領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後來泛指各類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馬克斯·韋伯認為“克里斯馬”人物以其表現出的某種超凡的品質，“高踞於一般人之上，被認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克里斯馬”現象的出現在其時代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機制的表現，無論是認為“英雄造時勢”還是強調“時勢造英雄”，“英雄”與“時勢”的關係是極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顯的是一種人與時代的互動：一方面“王綱解紐”的時代使這類創世精英脫穎而出，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銳意求變，率先垂範，成為得時代風氣之先的先覺者、預言家和精神導師，吸引眾人成為他的追隨者；另一方面，新舊轉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機呼喚著這類人物的出現，以滿足人們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們的心靈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虛、迷茫，獲得一種新的精神歸宿感。處於由傳統向現代轉換之際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倫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機，人們對傳統的價值觀念和信仰體系發生根本動搖，社會亟須一種新的信仰，來重新凝聚散亂的人心，這就為“克里斯馬”人物的出現提供了眾多的客群和適宜的時代土壤。“克里斯馬”人物的出現，可以為人們的心靈提供一種導向，進而轉變人們的信仰和行為，使他們“以全新的觀點去看待各種問題”，因此，“克里斯馬”可以表現為一種變革時代的“強大的革命力量”。馬克斯·韋伯認為人類社會迄今共有三種權威類型，它們分別是：傳統的權威、“克里斯馬”的權威和法理的權威。“克里斯馬”權威是介於傳統權威和現代法理權威之間的過渡期的文化現象。
本叢書所包括的文化大師——康有為、章太炎、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穆等大都是在近現代文化學術上創宗立派、開一代風氣、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其中康有為、章太炎兩位是活躍於清末民初的政學兩界的文化大師，對後世影響甚巨。康有為自幼期為聖賢，及長更是以“聖人”自居，不屑於詞章考據之學，而專注於義理之學，養心靜坐。他曾於“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自謂進入了“得道成聖”之境。康有為融會中西，由現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出世界“大同”之說，在其時代收到了一種石破天驚的破舊立新效果；他積極投身政治、倡導維新變法，並吸引眾多弟子講學論政，其中以梁啓超、陳煥章、徐勤等最為著名，他們形成“康門弟子”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門派，影響之大，自不待言。晚年的康有為成為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時代變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對象。章太炎則以清末“有學問的革命家”名標青史，他率先倡導民族革命，曾因“蘇報案”入獄三年，出獄之後，革命之志更堅，流亡日本、宣傳革命、聚眾講學，深得進步青年學子的敬仰，在他身邊聚攏了不少傑出人才，其門下弟子錢玄同、周氏兄弟等成為了其後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影響也不可不謂之深遠。章太炎的學問“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在現代思想史、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具有一種“究元決疑”的思想家的氣質，以《俱分進化論》《五無論》《四惑論》等名篇，對時代思潮、人生真諦等進行了深入的哲學思考和獨特判斷，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產。至於胡適，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文學革命”的倡導者。青年時代的胡適就是一位頗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了《沁園春·誓詩》一詞，其中寫道：“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2卷5號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成為了中國新文化運動最初“發難的信號”。
……
本雅明曾經說過，“所有文明的文獻都同時就是野蠻的文獻”，也就是強調文明與野蠻的判斷不能簡單地以“時代”為標準，時間並不能將“野蠻”阻斷於過去而在未來造出一個至善無惡的“美麗新世界”。章太炎早在清末就發表了他的《俱分進化論》，認為：“進化之所以為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並進。……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進化之實不可非，而進化之用無所取。”故而至善無惡之境無從達致。歷史樂觀主義的虛妄在於其以對歷史進步主義的信仰放過了對內在於人性深處的“惡”的警覺；以“新舊之別”“傳統與現代的衝突”取代了“文明與野蠻”“善與惡”的價值判斷。歷史樂觀主義所持有的線性不可逆的時間觀及源於進化論的人性可臻無限進步論的信念構成了現代性的核心，也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主導敘事。對這種現代主導敘事的重新審視和反省也是我們今天更為深入地思考現代性問題的必要環節。我們力圖走出那種特定的、單一的、目的性過強的、缺乏距離感的“第一人稱敘事”，以一種更為客觀、多元、審慎的態度來重審、講述中國的“現代百年”，以加深對歷史的認識以及對現實和未來的理解。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學術的進步依賴於一個可以商榷、辯難、交流對話的公共空間，因此“科學”意義上的真理不在於將某種特定時期的特定結論固化為絕對真理，而表現為不斷地證偽與驗錯的過程，在假設與求證、質疑與抗辯中逐漸切近真實，將認識引向深入。從“20世紀文化大師與學術流派”人手研究近現代知識群體的形成及其對文化發展的影響，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本叢書的寫作只是一個拋磚引玉的嘗試，更為堅實的佳作尚有望於未來。
耿傳明
2010年7月5日於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