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

宿白

宿白(1922.08.03-2018.02.01),男,漢族,遼寧瀋陽人,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194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

他是中國佛教考古和新中國考古教育的開創者,曾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作為歷史考古學上集大成者,在宗教考古、建築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學等領域的造詣為學界所公認,著有《白沙宋墓》《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國石窟寺研究》等著作,2016年獲得首屆中國考古學會終身成就獎。

2018年2月1日凌晨6時,宿白在北京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宿白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遼寧瀋陽
  • 出生日期:1922年8月3日 
  • 逝世日期:2018年2月1日 
  • 職業:考古學家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 信仰:共產主義
  • 代表作品:白沙宋墓
  • 性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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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1922年出生於遼寧瀋陽,194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
宿白
1948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攻讀研究生肄業。
1950年起,宿白先生開始進行田野調查與發掘工作。1952年起先後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和考古系任教。
1951年至1952年,他主持了河南禹縣白沙鎮北三座宋墓的發掘,並於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報告。當時歷史考古學尚處草創時期,考古學家在撰寫發掘報告時大都限於對墓葬形制、出土遺物進行記錄,卻很少深入討論相關的重要歷史現象、歷史問題。他憑藉自己深厚的文獻功底,查閱大量歷史文獻,與一手考古資料相結合,對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社會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貫魚葬的習俗等深入分析,生動刻畫了宋人的社會圖景。儘管已出版70年,《白沙宋墓》至今仍在學界頗具影響。
在研究生階段學習過版本目錄學,對古籍版本目錄也有著極深的造詣,他所著《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和《漢文佛教目錄》都是該領域經典著作。1947年,他在整理北大圖書館善本書籍時,從繆荃孫抄《永樂大典》殘本《順天府志》中,發現《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這是雲岡石窟研究史上尚不為人知的文獻。他據此寫作《<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由此開啟了他的石窟寺研究,這也是宿白佛教考古的發軔之作。
1983年北京大學成立考古系後擔任系主任,同年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客座教授,講授中國佛教考古學。他曾訪問日、韓、法、伊朗等國,進行考古方面的學術交流。
曾任北大考古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是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博士生導師。

人物成就

他在歷史考古研究方面底蘊深厚,著述頗豐; 最能體現其考古研究成果和學術造詣的,當推《中國石窟寺研究》、《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以及將要完成的《中國歷史考古論集》,著有《白沙宋墓》、《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國石窟寺研究》等。

人物自述

我的國小、中學都是在瀋陽上的。“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我是國小四年級。日本教師在學校向學生傳授日語,我能對付過去就對付過去。在上中學期間,我逐漸對歷史、地理產生了興趣。說起來,這與日本人在東北推行的教育有關。在偽滿時期,這兩門課程就講東北,中國的歷史根本不講。他們越不講,我們越想知道。
那時,我不清楚淪陷區和後方有什麼區別。1939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學,1940年入學。那時,日本人不希望學生乾別的,就希望大家念書。我覺得有這樣一所大學上、可以學歷史很好,所以也沒有再往後方去。
當時的歷史課對我來說非常新鮮,而且還能夠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中國史從上古講到清代,世界史從歐洲講到美洲,這些知識都是我以前沒有接觸過,一無所知的。這個時期,北大還是有一些名師,尤其是後期,燕京大學關門以後,一些老師就轉到北大來了。這個時期的北大還是保持著它的舊傳統,我的本科在歷史系,但別的院系的課可以選。
1944年畢業以後,我就留在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這時聽了不少哲學系的課。這個時期有幾個因素影響了我的職業選擇。馮承鈞先生教我們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我很有興趣。中文系孫作雲先生講中國的古代神話,容庚先生講卜辭研究、金石學、鐘鼎文,在研究生階段,我還學過版本目錄,在哲學系聽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晉玄學等。這些外系的課對我後來的工作很有幫助。
抗戰勝利以後,在西南聯大的北大回來了,就把我們這個北大解散了,我也沒有著落。馮承鈞先生問我打算上哪兒去,我說沒地方。他就問我願不願意到圖書館工作,我說這工作我很喜歡,他就寫了一封信把我介紹給了當時兼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毛準。
後來,北大要恢復文科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向達找不著人,他去看馮先生,說起了這個事,馮先生就又介紹了我。我那時已經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了一年多,向達和毛準兩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讓我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組,下午到圖書館。一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北大從城裡搬到城外,我這才離開了圖書館,正式來到北大歷史系。
我到歷史系考古專業後,開始上課並帶學生實習。
考古不能脫離田野工作,實際上,從1950年開始,我就一直做田野調查和發掘工作,到現在也沒有完全停止。
從1952年到1964年,我教的主要課程是漢以後的考古學和古代建築。從1964年到1974年,我們什麼事都幹不了,我的書都被封了。後來回想,幸虧封了,不然也保不住。所幸我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所以還算清白,沒受到太大衝擊。
1959年,我去了一趟西藏,在那裡呆了5個月。當時國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名單,西藏還沒有。文物局組織人到西藏調查佛教遺蹟,我就去了。好在我身體健康,沒什麼高原反應,吃住和行動都能適應。解放軍把寺廟的鑰匙給我們,用專車拉著我們到處跑,願意上哪兒就上哪兒,所以工作效率很高。
當時我把調查的材料交給文物局以後,就沒繼續管這事情。1988年,西藏文管會慶祝一個節日,邀請我去參加。我發現,很多寺廟在“文革”被毀掉了。回來後,我就開始整理當年的那些材料,其中好多插圖都是我那時自己畫的,現在正好可以做復原的參考。1996年,《藏傳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了,這離我當初去西藏調查已經隔了三十多年。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所涉及的佛教考古以前還沒人做過。自公元7世紀中葉到上世紀50年代,西藏長期處於政教合一的社會狀態,其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等歷史,都在佛寺遺蹟中有所反映。因此,對於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義和價值就絕不限於寺廟建築領域本身,也關涉到西藏歷史諸多方面。
例如,我通過對拉薩大昭寺第二階段建築遺存剖析,發現了11世紀中國內地斗拱的典型樣式,認為當時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內地工匠活動,這些內容任何文字史書都沒有記錄。
“文革”末期,北大恢復招生。1979年9月,我帶領北京大學研究石窟的學生到新疆克孜爾石窟實習。其間還有一次歷險的經歷。那裡的98窟是由僧房窟主室改建的中心柱窟,原先的門道便單獨成為一個長條形小窟,後來不知是誰為上下窟方便,又將它們之間封閉的門重新打開,串通起來,而長條形小窟一直未安窟門,與99窟前室敞口側壁相隔僅有1米多。這樣,往來於98、99窟,除走梯子外,還可攀岩,直接從長條形小窟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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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看起來便捷多了,但若是手扒不住岩壁,或是腳踩不穩,都有可能跌入溝底。
我那天也是從99窟直接攀到98窟,我先用右手抓住99窟側壁,轉過身,邁出右腳,蹬到一塊突出的地方,再翻身伸左手拽住長條形小窟側壁,將整個身體緊貼住崖壁。因為上了年紀,我沒能快速跨出右腳,借勢進窟,結果用左腳試著找落腳點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後還是平安跨過了。後來有人告訴我,當地文管所曾經有一位年輕同志,就在跨越這個地方的時候一腳踩空,不幸墜崖身亡。
我到中國各地石窟寺工作的經歷很多,但像這樣有生命危險的經歷還是很少的。
1983年,北大成立考古系,我就擔任了系主任,開了不少新課。到現在,我還帶了三個研究生,帶著他們在南京棲霞山石窟和龍門石窟實習。

人物逝世

2018年2月1日凌晨6時05分,中國考古學泰斗、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宿白在北醫三院病逝,享年9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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