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士英

宋士英(1905年-1930年10月),男,漢族,安徽無為縣人。幼年喪父,1915年就讀於私磐,後考入兢存學校。1924年春中學畢業後,考入蕪湖市安徽省立第五中學。學習期間,閱讀進步書刊,追求新思想,並撰寫針砭時弊的文章,發表於由他主編的校周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宋士英
  • 出生地:漢族
  • 出生日期:1905年
  • 逝世日期:1930年10月
個人履歷,人物生平,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社會評價,

個人履歷

宋士英1927年1月,被選為蕪湖市學生聯合會秘書股長。北伐軍到達蕪湖後,他和學聯的同學打開原孫督府糧倉,賑濟貧民,深入郊區農村幫助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奔赴武漢並進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8月,因參加南昌起義受阻回到家鄉,繼續從事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遵中共無為特區委的指示,在杏花泉國小擔任教師,組織並領導了無為中學的“擇師”運動;利用宋家廟廟宇開辦“改良私塾”,提高農民階級覺悟。同年底,建立了宋家廟農民協會和中共宋家廟黨支部,任書記。
1928年夏,任中共無為縣臨時縣委書記。9月,調任中共安徽臨時省委秘書長,併兼管中共蕪湖市委工作。1929年4月,赴上海參加中央幹部訓練班學習,並指定為安徽小組組長。5月,學習結束。根據中央決定,省臨委被撤銷,安徽成立四個中心區,歸中央直接領導。被任命為中共蕪湖中心縣委書記,譽為“安徽的惲代英”。10月23日,蕪湖中心縣委機關遭敵破壞,其妻兒亦囚於獄中。組織上分配他到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滬西地區從事工人運動。1930年8月,被黨中央派至東北參加中共滿洲特委工作。後因特委被敵破壞,多數同志被捕,他隻身返回中央。因途中飽受風塵之苦,到上海後即生病住院,10月在上海病逝。

人物生平

第一部分

宋士英,又名俊生,字敬德,1905年出生於無為縣宋家廟一個農民家庭,漢族。由於幼年喪父,家境日漸不支,10歲以前,他常協助兄長沛生捕魚,以補家用,曾因划船而累得吐血,後其祖父見之不忍,又看他天資聰慧,便讓士英就讀於家鄉私塾。
宋士英深知家庭供他讀書不易,所以學習格外刻苦。幾年之後,便考近了無為縣城內的兢存學校。中途曾因交不起學費而輟學數次。但他總是設法自修補課而跟上原班,並在班上始終保持優異成績,常受到老師的誇獎。
當時無為縣城的地方封建勢力極為雄厚,人們受舊文化、舊道德的影響也較深。自“五四”運動以後,許多進步書籍、刊物像春風一樣吹進這個封閉的縣城。同時,一些在外地求學的進步青年也常回到家鄉宣傳、演講。因此,兢存學校的師生們也開始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薰陶。宋士英在兢存學校通過幾年新舊並蓄、中外兼收的奮發學習之後,結合自己在農村遭受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的親身感受,他逐漸有一個普通學生而成為一位新文化、新思想的堅決擁護者,這個時期的學習為他後來投身革命事業奠定了思想基礎。
宋士英早年不僅在思想上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深惡痛絕,而且也身體力行地和兢存學校的進步同學一起從事著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喚醒民眾的工作。在兢存學校的學習期間,他寫了很多通俗易懂、反映貧苦大眾生活的白話文,在學校里逐漸樹起了新文化的旗幟。
1924年春,兢存學校學生劉笑賢遭推銷日貨的“盛和”廣貨店老闆毆辱,反帝情緒日益高漲的兢存學生獲悉後,立即搗毀了這家商店。後因警察干涉,宋士英帶頭高呼“打倒賣國賊!”“打倒奸商!”的口號,率眾衝進縣衙。縣長見學生如此“冒犯”,命令警察關押了宋士英、張昌萬(張愷帆)等8位同學。這一鎮壓行為更激起了學生們的憤怒,他們立即罷課,走上街頭遊行。由於學生們的愛國行為深得進步人士的同情支持,經過幾天的罷課、遊行,最後縣長不得不釋放學生,奸商也被迫具結不賣日貨,宋士英等8位同學在一路鞭炮聲中凱旋返校。“五四”運動以後,無為雖亦有過幾次聲援外地安國運動的遊行,但如此直接與奸商、縣衙衝突而爆發的學潮還屬首次,這對無為愛國學生運動地開展,可以說是開創了一個好的先例。
1924年,宋士英從兢存中學畢業後即考取了蕪湖市安徽省立第五中學。“五卅”運動前後的蕪湖市,是宮喬岩、錢杏村、李克農等同志在那裡從事秘密建黨和進行革命活動的地方,亦是工運、農運、學運活動蓬勃開展的城市,五中也是學運開展的較早、較好的學校。宋士英在蕪湖的學習生活,不僅是他新學業的開端,而且也是他一生道路的轉折點。是他從一個愛國學生而轉變成為中華民族謀取自由解放的戰士。
宋士英除了認真學習功課外,還大量閱讀進步書籍和刊物,追求新的理想。他的床頭枕邊,自修桌上,進步書刊琳琅滿目,他主編的每周一期的校刊,同學們都爭相傳閱。宋士英思想敏銳,倚馬成章,在短短的三年中,他寫了不少謳歌革命的詩稿,也寫過不少針砭時弊,犀利潑辣的時評。宮喬岩、錢杏村、李克農等同志當時雖在民主中學工作,但宋士英很快就和他們聯繫上了,而且過從甚密,經常在他們的指導下從事學運工作。
1926年下半年,北伐軍的節節勝利,使革命者受到了極大地鼓舞,蕪湖地區的工、農運動和學運更加風起雲湧。1927年1月,宋士英擔任蕪湖市學聯秘書股長,在地下黨的領導下,他利用自己流暢的筆墨,起草了許多布告、檔案,積極配合了當時的革命鬥爭的開展。北伐軍到達蕪湖後,宋士英更是欣喜萬分,激情滿懷。他和學聯的同事們打開原孫督府糧倉,賑濟貧民,他們還帶領學生深入郊區農村調查,幫助農民組織“農民協會”。

第二部分

“四.一二”反革命事件之後,蕪湖地區也掀起了一股反動逆流。宋士英為之奔走呼叫的“國民革命”卻換來了一片白色恐怖,他感到痛心疾首,也感到困惑不解。這時,他想到了原先在蕪湖工作的李克農諸位老師,想到他們向他講解的革命道理。於是,宋士英便毅然決定到當時的革命中心武漢去尋求革命真理。
5月,宋士英到達武漢進入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不久,因身患重病,無法再過軍旅生活,地下黨組織便建議他暫時回家鄉從事革命工作。8月底,宋士英經九江到達無為,隨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按照中共無為特支的要求,留在城內擔任杏花泉國小教師,以合法的身份在無為地區從事學運工作。
當時無為中學是全縣僅有的一所中學,也是知識分子較為集中的地方。校長金喚獅卻儼然以封建家長式的方法統治學校,他排斥和迫害進步師生,禁止學生閱讀進步刊物,大部分師生深為不滿,一場鬥爭正在孕育之中。為了占領這塊陣地,10月,中共無為特區委(特支改稱)決定由宋士英去領導、組織無為中學的“擇師運動”。
宋士英接受任務後,以插班讀書的名義進入無為中學,他深入學校師生之間,秘密召集“反金”的學生開會,研究鬥爭方法,利用學生會的名義進行合法活動。恰逢此時消防隊學生進行突擊考核,學生們堅決抵制,反“金”情緒激昂。宋士英立即抓住這一時機,由學生會出面,發動了一場驅逐校長金喚獅的鬥爭。開始時,學生會組織了全校總罷課,提出“擇師運動如同耕者有其田”、“金喚獅薄學無能貽誤青年”、“金喚獅不走決不複課”的口號。學生們走上街頭宣傳演說,揭露學校的腐敗,爭取社會的同情和支持。金喚獅見罷課鬥爭日趨激烈,便請縣長張正純帶領警察到學校操場給全體學生訓話。在張訓話時,學生故意大聲喧譁,頻繁走動,秩序一片混亂。接著學生們衝出警察所設的崗哨,一鬨而散,張正純站在講台上呆若木雞,無可奈何。罷課鬥爭進行了幾天,金喚獅見複課無望,只得以 “身染沉疴不能幹”、“受人牽制不能幹”為託詞而辭職。這時,中共無為特區委通過學校師生推薦進步人士呂惠生當校長。至此,在宋士英的精心組織和領導下,轟動全省的無為中學 “擇師運動”宣告勝利結束。
呂惠生任校長後,撤換了一大批反動教師,聘請了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劉方鼐、張泰康、葛辰白、查舒生、朱子帆等到校任職,無為中學也建立了黨的組織,學潮中表現積極、要求進步的學生劉更如、楊從虎、方後魯、錢光勝等加入了共青團,學校政治空氣濃郁,師生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擇師”鬥爭是無為縣黨組織進行的第一次鬥爭嘗試,從此揭開了無為地區開展革命鬥爭的序幕。
1927年底,宋士英按照特區委分工,和馬玉滿(字中驥)到宋家廟開展農運工作。他們利用廟宇開辦了一個“改良私塾”,名義上是教書,實際上是開辦夜校,提高入學農民的階級覺悟。當時,宋家廟的宋族勢力相當強大,地主宋少章收租千畝,吃盡佃農的果實,侵吞族產和本族的公積金,農民們敢怒而不敢言。宋士英回到家鄉後,為了打開農運局面,便組織宋興余、宋興照、宋興倉等人和宋少章清算族產,書寫訴狀,率眾上告到縣衙,並打贏了這場官司。連當時國民黨縣長高壽恆也在一次庭審是公開對宋少章說:“你們宋家出了個英俊少年,你想侵吞公產是不可能的。”這話雖有意挑撥他仇恨宋士英,但也表明宋士英在宋家廟一帶貧苦農民心目中的威望。自此以後,宋家廟的農運工作開展迅速,很快就建立了農民協會,這也是全縣最早的三個農協之一。潘笑痴、宋沛生、宋興余、宋興照等農運中的積極分子也都被吸收入黨,並成立了宋家廟黨支部。
1928年春荒之際,無為特區委根據中央指示,在農村廣泛地開展了“向大戶借糧”的活動。在宋士英的組織下,宋家廟一帶的農民協會組織貧苦農民攜籮帶筐,有組織地向大戶借糧。土豪劣紳見此情景,只好忍痛借出。全縣借糧鬥爭的勝利開展,不僅使貧苦農民從飢餓線上得到了解放,而且也使他們更加信任和靠攏農協組織,從而為今後開展政治鬥爭打下了組織基礎。
是年夏,根據中共安徽省臨委指示,中共無為特區委在白茆冒新洲吳錦章家召開黨員大會,決定成立中共無為縣委臨時縣委,宋士英以他的組織才幹和出色的工作成績,受到與會40餘位黨員的信賴,被推選為縣臨委書記。

第三部分

1928年9月,宋士英奉調到中共安徽省臨時省委工作,任省委秘書長,併兼管蕪湖市委工作。這個時期黨的地下工作十分艱難,由於省委交通站被破壞和黨內出現叛徒,因此蕪湖市白色恐怖十分嚴重,黨的活動處於低潮。為了便於掩護,宋士英將愛人鄒玉英接到蕪湖市。當時的省委書記尹寬(化名宋雨亭,稱大哥)和宋士英(化名宋雨堂,稱老二),劉方鼐(化名宋雨齋,稱老三)等省委機關人員,組成一個“家庭”,住在一起。宋士英此時不但要維持省委機關工作的正常運轉,到下屬縣委指導、巡視,還要在特務、叛徒到處盯梢的情況下,冒著生命危險,直接領導蕪湖市委開展工作。當時黨內經費十分有限,為了支付那“一家人”的費用,宋士英還通過私人關係,多次向家境較好的無為黨員高士林等私人求援。他在蕪湖工作的一年多時間裡,就有五六位無為的黨員先後送錢到省委機關,竭力支持黨的活動。
1929年4月,宋士英和安徽各地的黨、團骨幹到上海參加中央乾訓班學習,他被指定為安徽小組組長。宋士英才華橫溢,工作勤懇,深受同志們的愛戴,安徽的與會同志和中央負責人都誇他為“安徽的惲代英”。乾訓班結束後,根據中央決定,二屆省臨委撤銷,安徽成立四個中心區,歸中央直接領導,宋士英被任命為蕪湖中心縣委書記。
同年10月,駐蕪湖市的國民黨石友三部隊發生內訌,敗者搶劫後逃散,勝者又借搜查散兵為名復又搶掠,23日上午,宋士英正與劉方鼐編寫、油印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節的材料時,國民黨軍隊闖進屋內搜查。劉方鼐見勢不妙,立即將準備油印的蠟紙塗上重重的油墨,一邊高聲問來人是乾什麼來的。士兵見油印機,便追問劉方鼐乾什麼工作,劉說是當教師,謊稱買煙招待,便出門而去。宋士英在屋裡聽見喧嚷,匆忙將一些檔案塞進夾牆,快步從後門出走。當敵人搜出《為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節告蕪湖市民書》等宣傳材料出門追捕時,兩人已不見蹤影。於是,他們便將鄒玉英及剛滿四個月的孩子解送市公安局。
在此險惡的環境下,宋士英並沒有為了個人的安危迅速離開蕪湖,而是與劉方鼐碰頭後,布置劉方鼐立即通知本地黨員注意隱蔽,然後回無為籌款給他,準備適時向中央匯報。他自己則隱蔽到人力車工人住的棚戶區內,寫信給所屬的各縣縣委與中央,用“我因病外出就醫,請暫勿來”,“貨已告缺,不要徒勞往返”等暗語,通知他們不要來蕪,以防不測。幾天后,無為縣黨員馬玉滿按劉方鼐的要求,從無為送款到蕪湖。當馬與宋士英談及國民黨部隊逮捕了鄒玉英和僅僅幾個月的嬰兒時,宋士英說:“她終日忙於家務,其他活動並不了解,也不會說。我認為敵人再瘋狂,也無法從她口中撈到什麼,最後還得要放他們。同志們可以放心,不必再為她花費人力、物力。”馬玉滿望著他那因熬夜未睡而紅腫的眼睛,聽了這公而忘私的話語,不禁淚水涔涔而下。第二日,馬玉滿送宋士英安全地登上了開往上海的大輪。
鄒玉英和孩子若紅(現名若宏)被捕以後,先是作為要犯解往南京,後則送到安慶的省政府監獄關押。鄒玉英雖然是個一字不識的鄉下婦女,但在宋士英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她一直支持丈夫所從事的工作,在敵人的多次審訊中,她一直矢口否認宋士英是共產黨員,只說丈夫是教書先生,也沒有說出任何一位與丈夫來往的人。儘管她腳脖上帶著鐐銬,懷中抱著嗷嗷待哺的嬰兒,但她始終堅貞不屈地和孩子一起忍受了種種磨難,歷經10個月的獄中生活,最後由組織營救出獄。
宋士英到中央匯報情況後,黨中央考慮到他身份暴露已不適宜到蕪湖工作,就將其分配到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市的滬西地區從事工人運動。
1929年12月,宋士英因事回皖,途經家鄉無為時,適遇無為縣委正在領導農民開展了一場禁糧外運的鬥爭。他在實地考察、了解後,對這場禁糧外運的鬥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當時與縣委同志交談外,在回上海後,他給中央寫了《關於無為縣分米鬥爭運動的領導問題》的長篇報告。在這篇洋洋萬言的報告中,他既從理論上闡述了“分米鬥爭”的政治意義,也直率地指出了縣委在領導這場鬥爭中的主要問題——“未經過縣委很好地向各級黨組織,尤其是支部提出討論,經過黨的支部在民眾中起核心作用,使普遍的民眾有徹底的了解。”《報告》分析精闢,意見中肯。這份《報告》充分顯示了宋士英不僅具備較高的政治理論水平,而且也有較強的政策水平,讀後令人嘆服。同時,《報告》也展現了宋士英的坦蕩胸懷,他雖在外地工作,但他仍關心家鄉革命事業的成功與失敗;他雖然向中央報告無為分米鬥爭中存在的問題,但也不是全盤否定縣委的工作,《報告》結尾仍強調“至於其它錯誤不是非常多”,只是“望中央做一指示寄給他們,一邊改正他們一切錯誤的觀點和行動。”
1930年8月,宋士英奉派到東北參加滿洲特委工作,後因機關破壞,多數同志被捕,宋士英隻身返回中央。因途中飽受風塵之苦,回上海後即生病住院,1930年10月病逝於上海廣慈醫院。

社會評價

宋士英病故時才二十六歲,儘管他在人世間度過了短暫的一生,但卻象太空中的流星一樣,在那劃破夜空的耀眼燦爛的光芒中,為革命事業釋放了自己全部的光和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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