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登(魏晉時期隱士)

孫登(魏晉時期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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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登(生卒年不詳),字公和,號蘇門先生。汲郡共(今河南輝縣市東五里固圍村東二里)人。長年隱居蘇門山,博才多識,熟讀《易經》《老子》《莊子》之書,會彈一弦琴,尤善長嘯。阮籍和嵇康都曾求教於他。著有《老子注》、《老子音》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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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登
  • 別名:孫公和、蘇門先生
  • 國籍:曹魏→西晉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汲郡共(今河南輝縣市)
  • 職業:隱士
  • 信仰:道家
  • 代表作品:《老子注》、《老子音》
  • 典故:孫登嘯
人物生平,歷史評價,軼事典故,道教典型,認識演變,

人物生平

孫登是汲郡共縣人,孑然一身,沒有家屬,獨自在北山挖掘土窟居住,夏天自己編草做衣,冬天便披下長發覆身,平生好讀易經,安閒無事,常彈弦琴自娛。性情溫良,從來不發脾氣,有人故意捉弄他,把他投入水中,要看他發怒的形態,可是孫登從水中爬起來,卻哈哈大笑,毫不介意。
後來居住在宜陽山,司馬昭聞知後,命阮籍前往拜訪,與他談話,卻默不作聲。嵇康又跟隨他遊學三年,問他有何目標抱負,孫登也始終不答。
及至嵇康將離別時,對孫登說:“先生難道竟無臨別贈言嗎?”孫登說:“火生而有光,如不會用其光,光就形同虛物,重要的是在於能用光,光就能發生作用。人生而有才能,如不會用其才,才能反會召禍,重要的是在於能用才,才就能利益天下,所以用光在於得到薪柴,可保持久的光耀;用才在於認識獲得道德真才,乃可保全其天年。如今你雖多才,可是見識寡淺,深恐難免誤身於當今之世,望你慎重。”
嵇康未能接受,後來果然被司馬昭所害,臨終作幽憤詩,詩中有“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兩句,深表感慨,後悔當初不聽孫登相勸之言所誤。
有人說孫登認為在魏晉之際任職,容易被人猜疑,所以才沉默寡言。後來不知所終
楊駿曾經把孫登請去,但問他什麼他都不回答。楊駿贈給孫登一件布袍子,孫登就要了,但一出門就向人借了把刀,把袍子割成兩半,扔到楊駿的門前,又把袍子用刀剁碎了。楊駿一怒之下把孫登抓了起來,孫登就突然病死。楊駿給了一口棺木,把孫登埋在振橋。幾天后,人們卻在董馬坡看見了孫登。

歷史評價

房玄齡:“①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誡叔夜而凝神鑒。”“②厚秩招累,修名順欲。確乎群士,超然絕俗。養粹岩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垂高躅。”
李慈銘:“孫登、范粲、陶潛尤其眉目,非唐宋以下人所及也。”
吳筠:“孫登好淳古,卉服從穴居。彈琴合天和,讀易見象初。終日無慍色,恬然在玄虛。貽言誡叔夜,超跡安所如。”

軼事典故

孫登嘯
據《晉書·阮籍傳》記載:“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岩谷,乃登之嘯也。”後用為游逸山林、長嘯放情的典故。孫登精通音律,是“嘯”的最高境界的人,今河南省輝縣市百泉蘇門山的嘯台,因其隱居於此,並“長嘯”山林而聞名。
孫登是道教傳說中的人物,與蘇門山嘯台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關於他的傳說有很多,但大部分是歷史上累增創作出來的,並非實有其事。

道教典型

孫登是道教傳說中的典型人物
葛洪著《神仙傳(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認為原書亡,乃後人掇拾)·孫登傳》說:“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印1926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說大觀》(P·116-117)僅79人,本傳僅此一句,面貌更顯古樸,由此知傳世本也應該有後世累增的問題)恆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發自覆身,髮長丈余。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乞(疑“分”訛)貧下,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為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遺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為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為其象也。駿錄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于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於洛下故人。嵇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弦琴以成音、曲,叔夜乃嘆息絕思也。”(卷六P·3)據此分析,其人有不明來歷、隱居山間、不依賴(其《焦先傳》亦有“冬、夏單衣”)因而不看重生活物質(《彭祖傳》有:“王……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卷一P·3))、琴技高超、讀《易》、雅容非常且歷世不衰、不理睬權貴、預言應驗、死而復生等道教特點。文中“恆止山間,穴地而坐”與“市中乞得錢、物”矛盾,大概也是累增造成的。傳世本記載篇幅雖詳於後代許多記述,但還沒有關於蘇門山的記載。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葛洪《神仙傳》六《孫登傳》敘事與《嵇康集序》及《文士傳》略同,只多太尉楊駿遺以布袍,登以刀斫碎,及登死,駿給棺埋之而登復活二事”,(P·650-651)由此可知,有的本子沒有孫登對嵇叔夜才優識寡的評價及琴技比較的兩段。
《世說新語·棲逸》2南朝梁劉孝標註引晉孫盛《魏氏春秋》:“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捨去。”(P·170)補充了“性無喜怒”的特點,這是符合道教精神的,《神仙傳·封衡傳》述“養性大略”即有“損喜怒”。(卷十P·3)可惜所舉事例中僅沒水不怒,出水“復大笑”有問題:無初不可謂“復”;“大笑”不可謂“無喜”,何況“復”乎?“時時出入人間”,與上文“恆止山間”矛盾,“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與“冬、夏單衣”,天大寒“被發自覆身”和“不見食”矛盾;“去,皆捨去”,與“更無餘資”雖相合,但與“轉分貧下”矛盾。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裴松之注引《嵇康集·目錄(《世說新語》劉孝標註作“序”(P·170))》:“登字公和(《世說新語》劉孝標註作“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屬(《世說新語》劉孝標註無後字),於汲縣(《世說新語》劉孝標註作“郡”。西晉泰始二年置,今縣西南25里,尋廢。)北山土窟中得之(《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後三字作“住”,《神仙傳·李意期傳》為“作土窟居之”((卷三P·3))。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發自覆。好讀《易》,鼓(《世說新語》劉孝標註有“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世說新語》劉孝標註無後文)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P·606)補充了“字公和”、“見者皆親樂之”。其隱居地點“汲縣北山,似由“恆止山間”發揮;“土窟中”似由“穴地而坐”發展而來。較前文“讀《易》”前多“好”。變前文“彈”為“鼓”是同義詞,後又有增“一弦”,變技法為琴種。“於……得之”無主語,句子不完整。“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發自覆”與前文“冬、夏單衣”和下文“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矛盾。
《世說新語》梁劉孝標註引《文士傳》:“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岩百仞、叢林鬰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P·170)補充了具體年代。“所居懸岩百仞、叢林鬰茂”似由“恆止山間”發揮,但與“土窟中”和“穴地而坐”矛盾。
《藝文類聚》卷十九錄《孫登別(《太平御覽》作“列”(P·1813下))傳》:“孫登,(《太平御覽》後有“字公和,汲郡共縣人。清靜無為,其情志悄如也。好讀《易》、彈琴,頹然自得。觀其風神,若游六合之外。當)魏末(《太平御覽》有“共”,疑“其”誤)處邛(《太平御覽》無此字,疑‘郡’誤)北山中,以石室為宇,編草自覆。”(P·353)“編草自覆”未分季節,與上文“冬則被發自覆”和“冬、夏單衣”矛盾。“以石室為宇”與上文“穴地而坐”“土窟中”矛盾。《太平御覽》“觀其風神,若游六合之外”似由“雅容非常”發展。其補充的“清靜無為……頹然自得”,是符合道教精神的。但“其情志悄如也”,與前文“時時出入人間”和“見者皆親樂之”矛盾。“汲郡共縣人”,就是今河南輝縣,即隱居地當地人,容易了解,與前文“不知何許人也”矛盾。
《晉書·隱逸列傳》:“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發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遊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宜陽郡:後魏置,北齊省,即今河南汲縣治。”)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竟不知所終。”(P·2426)比較以上,可以知道是集記載之大成者,但因為以上記載多有互相矛盾處,肯定無法與上文盡合。其改《魏氏春秋》“性無喜怒”、“復大笑”為“性無恚怒”、“便大笑”,避免了問題,但“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發自覆”與下文“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辭”,仍然矛盾。無相應上文,“登亦不應”中“亦”屬使用不當,此句且與“見者皆親、樂之”矛盾。
《太平御覽》卷五七九引《晉紀》:“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散發宛地,行吟樂天,居白鹿(河南輝縣西五十里,接修武縣界。盧思道《西征記》:“有石自然為鹿形,遠視皎然獨立,故以白鹿名。”)、蘇門二山。彈一弦琴。善嘯,每感風雷。”“不知何許人也”是繼承以往,也避免了當地人知根知底的問題。“散發宛地”應是由“被發覆身,髮長丈余”演變。白鹿、蘇門山較以上具體。“行吟樂天”合於道教精神。“善嘯,每感風雷”,也合乎從古以來由巫及道的傳統。
比較以上,我們可以知道孫登與蘇門山有關的事跡是在道教隱居精神的指引下,逐漸發展和豐富起來的,因為按正常情況,應該是當時人知道得詳盡而後代逐漸淡忘。這和南北朝時,受佛教的影響和刺激,編造大量道經、豐富教禮祭典、建立起較系統化的道教體系的行為(P·57),是同步相應的。有關傳說不少互相矛盾,是因為不同的人按照自己的理解甚至理想予以豐富、創造。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孫登只是一個歷史上道教隱居傳說的箭垛式人物。

認識演變

歷史上對孫登其人認識的演變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裴松之注引晉孫盛《晉陽(《太平御覽》多“春”字(P·1813上))秋》:“(《藝文類聚》引有“嵇”(P·353))康見孫登,登(《太平御覽》引《孫登別傳》無此字)對之長(《藝文類聚》引無此字)嘯,逾((《藝文類聚》引無此字,《太平御覽》引《孫登別傳》作“逾”)時不言。(《藝文類聚》引無下文)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P·606)他的意思應該是遺憾自己用長嘯向嵇康表達的意思沒有為對方理解。嵇康的詩中寫到過作嘯(《幽憤詩》“採薇山阿,散發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P·328下)《贈秀才入軍五首》:“心之憂矣,永嘯長吟。”(P·342上)),大概也是引發孫登對之長嘯傳說的原因。
同樣是孫盛,在《魏氏春秋》(《三國志》裴松之注引)又說:“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文選·幽憤詩》李善注引作“中山北”(P·328上)),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逾時(《文選·幽憤詩》李善注引作“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文選·幽憤詩》李善注引無後文)及遭呂安變,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P·606)其稱孫登為“隱者”,是因為當時尚未仙化。比較上,由似乎專程拜訪變成了採藥偶遇;由僅言“惜哉”變為又預言後事。連《三國志》裴松之注也不禁批評說:“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為殊異如此。”(P·606)
晉葛洪著《神仙傳·孫登傳》非作嘯而彈琴,非當面而背後預言,又有不同。
《三國志》裴松之注又引《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P·606)並同時指出:“與盛所記不同。”確實,“識寡”和“性烈”,相差太遠。說其“性烈”,大概是考慮到後來丟了性命,其實,他丟命的原因應該是政治原因。不說專程拜訪還是採藥偶遇,大概是對岐說不知所從,乾脆付諸闕如了。
《世說新語·棲逸》2也有記載:“嵇康游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游。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P·170)比較以上,取“保身之道不足”而棄“識寡”和“性烈”,與丟命聯繫更為明確。採藥偶遇又變成了出遊偶遇。
《世說新語·棲逸》梁劉孝標註引《文士傳》:“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岩百仞、叢林鬰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薾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文選·幽憤詩》作“柳”,與下姓對,更好)惠,今愧孫登。’”(P·170)又改出遊為從游三年,偶遇不言也變成了三年不言,而臨別贈言也增加了火和光的比喻而顯得更富哲理和文采,最後,還補充了預言的應驗。其實,這應驗是倒因為果。由有文可征的“愧”發揮為“不如”,再發揮為“從游”,如此而已。
王隱《晉書》(《世說新語·棲逸》2梁劉孝標註引):“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之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P·170)又由從游變成了門下弟子;其“或默”與臨別贈言矛盾。前面記載,起碼有“惜哉”一語,據此,其時應該還有完全無語的一說。《太平御覽》卷五七九引《晉紀》:“嵇康師事之,三年不言。”沒有後文,當屬此類。
《晉書·孫登傳》說:“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P·2426)而其《嵇康傳》卻說:“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樵蘇者遇之,鹹謂為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P·1370)比較上文,可知又都是集大成者,而一說“從游”一說“採藥”偶遇,一說“識寡”一說“性烈”,前人說法不一,抄撮者自相矛盾也就難免了。
《唐伯虎全集·卷五·〈嘯旨〉後序》:“右《嘯旨》一編,館閣暨鄭馬諸書目,皆不著所撰人名氏。內述其事始於孫登、嵇康先生。”(P·8)今本《嘯旨》都只提阮籍,由此可知,失傳的本子中還有由嵇康引起的一說。可惜已不能得知其詳了。
由以上愈演愈詳的發展和無法一致的說法中,我們不難看出,這故事同樣是累增創作而來的。
同為竹林七賢領袖之一的阮籍曾作嘯(有稱也寫到過作嘯,如《藝文類聚》卷二六引《詠懷詩》:“月明星稀,天高地寒。嘯歌傷懷,獨寤無言。”然此為輯佚,原集所無,除此則無,原因參見另文《嘯在歷史上受歧視的表現和原因考辯》),有記載可證實,如《裴楷別傳》(《太平御覽》卷五六一引):“初,陳留阮籍遭母喪,楷弱冠往吊,籍乃離喪位,神志晏然,至乃縱情嘯詠,旁若無人。”伏義《與阮籍書》(《阮籍集校注》錄):“而吾聞子乃長嘯慷慨,悲涕潺湲又或撫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張。動與世乖,抗風立候,蔑若無人。”(P·89)大概因為嘯的聯繫,與孫登在蘇門山的故事遷延轉移到阮籍身上,也是很自然的。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葛洪《神仙傳》六《孫登傳》敘事與《嵇康集序》及《文士傳》略同……並無一字及於阮籍者。”(P·650-651)王隱《晉書》(《世說新語·棲逸》2梁劉孝標註引)卻說:“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之禮而師焉。”
阮籍歷史上被認為嘯藝高超,《藝文類聚》引東晉袁宏竹林七賢論》:“阮籍,(《太平御覽》有“字嗣宗”)性樂酒。善嘯,聲聞數(《太平御覽》無後字)百步。”(P·353)東晉江微《陳留志》(清吳偉業《梅村詩集》卷二《梅村》吳翌鳳箋注引):“阮嗣宗善嘯,聲與琴諧。”(《淵鑒類函》卷266引《白帖》同),作為仙人的孫登肯定應該比他技藝更高,而且正好以他為陪襯來突出這一點,正如以嵇叔夜善彈琴來襯托其琴技一樣。明於此,則下面的故事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孫盛《魏氏春秋》(《三國志》劉宋裴松之注引):“(《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P·170)、《太平御覽》引(P·1813上)有“阮”)籍少時(《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無此二字)嘗游蘇門山,蘇門(《太平御覽》無此二字)山(《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無此三字。)有隱者,莫知(《太平御覽》有“其”)名姓(《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太平御覽》作“姓名”),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有“聞而”)從之,與(《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無此字)談太古無為之道,及(《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無此字)論(《太平御覽》無此二字)五帝三王之義,蘇門(《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有“先”)生(《太平御覽》無此字)蕭(《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作“翛”,音同)然曾不經聽(《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作“眄之”)。籍乃對之(《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作“以嘐然”)長嘯(《太平御覽》作“笑”),清韻響亮(《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作“韻響寥亮”)。蘇門(《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有“先”)生(《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有“乃”)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無二字,下有“先”)生亦(《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作“喟(kuì)然高”)嘯,若鸞(《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作“有如”)鳳之(《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無此字)音焉(《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太平御覽》無此字,《太平御覽》無後文)。至是,籍(《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作“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阮嗣宗集》作“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作“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阮嗣宗集》作“東”,後有“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俯(《世說新語·棲逸》1梁劉孝標註引作“俛”)仰間,貧賤何必終。”(此段《阮嗣宗集·大人先生傳》為薪者所發)(P·605)劉義慶《世說新語·棲逸》1:“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鹹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岩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yì昂首。)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口酋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P·169-170)由出遊偶遇師從變為專程拜訪;太古無為之道、五帝三王之義變為黃、農玄寂之道、三代盛德之美,又增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由僅笑增要求更作;由隱約的鸞鳳之音變為具體的“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
北魏酈道元《水經·洛水注》引臧榮緒《晉書》稱:“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覺其精神非常,鹹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笑曰:‘復作向聲!’又為嘯,求與俱出。登不肯,籍因別去。登上峰,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振山谷。籍怪而問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P·492)又變為受命拜訪;由“亦嘯、聞上嘯”變為更形象的“上峰,行且嘯”;由抽象的“如數部鼓吹”具體化為“如簫韶笙簧之音”;由“林谷傳響”誇大為“聲振山谷”;更增加了“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的一段。
《世說新語》梁劉孝標註引《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P·170)由《魏氏春秋》“歌曰”具體化為指出其著作,實際上是透露了故事的因由。
《藝文類聚》引《竹林七賢論》:“籍常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此段同《世說新語·簡傲》1:“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文,似誤抄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擁膝(《太平御覽》作“於”)岩顛。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仡(yì昂首。)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間(《太平御覽》作“頃”),彼乃齗(yín)然笑(《太平御覽》作“嘆”)曰:‘可更作。’籍乃為(《太平御覽》作“又”)嘯,意盡退。還半嶺,(《太平御覽》有“聞”)嶺巔口酋然有聲如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嘯也。”(P·353)由“隱者”升格為“真人”;同孫登故事,所居由山中穴地土窟變為懸崖石室,這裡也由抽象的山中具體化為“岩顛”,須“登嶺從之”。
房玄齡等《晉書·孫登傳》:“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P·2426)其《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岩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人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阮嗣宗集》無此字)三公,下不失九州牧。(《阮嗣宗集》此段為“或遺大人先生書曰”語,與後文不連屬P·64)獨不見群虱之處(《阮嗣宗集》有“於”P·65)褌(《阮嗣宗集》有“之”)中(《阮嗣宗集》有“乎”),逃乎(《阮嗣宗集》作“於”)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為得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阮嗣宗集》有“飢則齧人,自以為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阮嗣宗集》作“死”)於褌中而不能出也。(《阮嗣宗集》無末字,後有“汝”)君子之處域(《阮嗣宗集》作“寰區之”)內,(《阮嗣宗集》有“亦”)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P·1362)由“太祖”變為“文帝”,是為了時代接近,但仍不合“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奉命拜訪與游山偶遇自相矛盾。
《藝文類聚》卷十九353面錄《孫登別(《太平御覽》作“列”(P·1813下))傳》:“阮嗣宗聞登而往造(《太平御覽》無此字)焉,適見(《太平御覽》有“公和”)苫蓋被發、端坐岩下鼓琴。嗣宗自下趍(qǘ)之(《太平御覽》作“趨進”),即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嘲(《太平御覽》作“嘹”)嘈長嘯,與鼓(《太平御覽》無此字)琴聲(《太平御覽》作“音”)諧會雍雍然。登乃逌(yóu)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太平御覽》後有“風氣清太玄”)。”(P·353)“苫蓋被發”應由“被發自覆身”發揮而來;而二人合奏則應由以下記載發揮:東晉江微《陳留志》(清吳偉業《梅村詩集》卷二《梅村》吳翌鳳箋注引):“阮嗣宗善嘯,聲與琴諧。”《淵鑒類函》卷266引《白帖》:“阮嗣宗善嘯,聲與琴諧。”《陳留風俗傳》也稱阮籍的歌嘯“與琴聲相諧”。
《嘯旨·蘇門章第十一》中有進一步的演化: 
蘇門者,仙君隱蘇門所作也。聖人述而不作,蓋仙君述廣成、務光,以陶性靈,以演大道。……晉阮嗣宗善嘯,聞仙君以為己若,往詣焉。方被發握坐,籍再拜而請之。順風而請者三,承風而請者再。仙君神色自若,竟無所對。籍因長嘯數十聲而去。仙君料籍固未遠,因動清角而嘯,至四、五發聲,籍但覺林巒草木皆有異聲。須臾,飄風暴雨忽至,已而鸞鳳、孔雀繽紛而至,不可勝數。籍既懼又喜而歸,因傳寫之,十得其二,謂之蘇門。
諸記載雖大體相同,但歧異之處亦復不少,基本是愈演愈詳。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認定,這也是累增創作出來的。
《水經·洛水篇注》引臧榮緒《晉書》“孫登……阮籍……推問久之,乃知姓名”,“余按:孫綽之敘《高士傳》言在蘇門山,又別作《登傳》、孫盛《魏春秋》,亦言在蘇門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感之,著《大人先生論》,言:‘吾不知其人,即(一雲作“既”)神遊自得,不與物交。’(《阮嗣宗集》無此段,有“嘗居蘇門之山,故世或謂之間……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阮氏尚不能動其英操,復不識何人而能得其姓名也?”(P·2426)清·李慈銘(蓴客)《越縵堂讀書簡端記》255頁:“案:酈氏之論甚核,蘇門長嘯者與汲郡山中孫登,自是二人。王隱(《晉書》)蓋以其時地相同,牽而合之;榮緒推問二語,即承隱書而附會;唐修《晉書》復沿臧說:不足信也。”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葛洪《神仙傳》六《孫登傳》敘事與《嵇康集序》及《文士傳》略同,只多太尉楊駿遺以布袍,登以刀斫碎,及登死,駿給棺埋之而登復活二事,並無一字及於阮籍者。蓋洪為西晉末人,去登時不遠,故其書雖怪誕,猶能知登與蘇門先生之為二人也。《大人先生傳》及《魏氏春秋》並言‘蘇門先生,不知姓名(《阮嗣宗集》作“字”)。’而王隱以為即嵇康所師事之孫登,與嵇、阮本、集皆不合,顯出附會。劉孝標引以為注,失於考核矣。今試以王隱之言與《水經注》所引臧榮緒《書》引互校,知榮緒所述,全出於隱。並‘推問久之’二句,亦隱之原文……李蓴客以為榮緒即承隱《書》而附會,非也。”(P·650-651)
諸記載雖大體相同,但歧異之處亦復不少,基本是愈演愈詳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認定,這一切無不是累增創作出來的。但筆者認為,知道這些人物和事跡是歷史上累增創作出來的,並不影響蘇門山在嘯藝歷史上的地位, 因為文化 、 文學的真實並非簡單地等同於歷史的真實。蘇門山畢竟是傳說中關於嘯藝的時代比較早、涉及著名歷史人物( 孫登、嵇康、阮籍,後者是史稱善嘯的最有名的人) 比較多的歷史上有名的地方,以其作為歷史上曾經輝煌並一直延續至今的嘯藝的紀念地還是很適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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