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概述,建校初期,復校直至建國,發展階段,1932~1938,1946~1949,
歷史概述
建校初期
1928年5月，國民黨政府教育部籌辦國立山東大學，並組成由何思源、魏宗晉、陳雪南、趙畸、王近信、彭百川、楊亮功、楊振聲、杜光塤、傅斯年、孫學悟等人組成的國立山東大學籌備委員會，著手籌備工作。在籌備過程中，蔡元培先生力主將國立山東大學設在青島，取得教育部長蔣夢麟的同意，國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將國立山東大學籌備委員會改為國立青島大學籌備委員會，除接收原省立山東大學外，並將私立青島大學校產、校舍收用，籌備國立青島大學。
1932年，國民政府下令將國立青島大學改名為國立山東大學，設立文理學院（下設中文系、外文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等。
國立山東大學1936年3月，趙太侔因不滿學生運動及軍閥韓復榘製造學校財政困難被迫離校向教育部提出辭職，6月27日，教育部訓令，趙太侔辭職照準，暫由校務常務委員代理校務。
1936年7月9日，教育部下令由林濟青來校代理校長。
1937年11月，因戰事波及到了山東，學校被迫由青島遷往安慶，不久又遷至四川萬縣。日軍占領青島後，將全部校舍作為海軍司令部，除占用家具外，其餘圖書、儀器、家具等物，全部被焚毀。
1938年2月23日，教育部根據行政院2月18日訓令，下令將國立山東大學暫行停辦。學生大部分轉入國立中央大學，個別轉入其他大學，在校職工造冊送部，另行分配工作。圖書、儀器、機械分別暫交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工業職業學校保管使用。3月15日國立山東大學校產保管處成立。6月，教育部下令解除林濟青國立山東大學代理校長職務。至此，國立山東大學告一段落。
復校直至建國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全國各行各業百廢待興。國立山東大學校友會，奔走呼號，並請楊振聲、趙太侔等前任校長及黨政名流聯名致電，恢復國立山東大學建制。
1946年，國立山東大學復校，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趙太侔為國立山東大學校長。同年，增設歷史學系、動物學系、植物學系、地質礦物學系、電機工程學、農藝學系、園藝學系、水產系等。
發展階段
1932~1938
1932年9月初，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決定將國立青島大學校名改為國立山東大學，並準楊振聲校長辭職，以教務長趙太侔升任。9月30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趙太侔為國立山東大學校長。
趙太侔接任校長後，在原有基礎上，“遵循仿效”前任校長楊振聲治校成規，更加重視廣聘專家學者，充實教師陣容，致使國立山東大學成立之初，就形成了陣容整齊、水平較高的師資隊伍。當時文科不但有聞一多、梁實秋、黃敬思、張煦、洪深等知名教授，理科也有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如理學院長兼數學系主任黃際遇教授，早年留學日本和美國，回國後曾任中山大學教授、河南教育廳長、河南中山大學校長。物理系主任蔣德壽教授是留學英國的物理學家，任之恭教授是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化學系主任湯滕漢教授，是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德國政府優等藥化學師。生物系主任曾省教授，是法國里昂大學博士，著名寄生蟲學專家；劉鹹教授是英國皇家學會生物學博士，在國際上也負聲譽；童第周教授是比利時比京大學動物學博士，著名的組織胚胎學專家。
1932年夏，教育部接受山東省政府建議，成立了國立青島大學整理委員會，進一步研究學校的院系設定和發展方向等問題。國立青島大學整理委員會決定，將教育學院停辦，學生大部轉入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學院，少數轉入本校中文系；增設工、農兩學院。工學院暫設土木工程學系和機械工程學系。農學院設於濟南，設研究、推广部，暫不招本科生。研究部從事山東地方主要農產的改良，設研究生若干人，以國內大學農科畢業生充任，在教授指導下從事研究；推广部以向民間傳播研究成果為主旨，並附設農業傳習所，專收農家子弟，實習改良農作。將文、理兩學院合併為文理學院，數學、物理兩系合併為數理學系。
一年的實踐證明，數學、物理雖不分系，也須分組，故下學年起兩系又重新分開。農學院至1934年度才正式開辦，並聘原生物學系主任曾省擔任院長，但因經費缺乏，始終未招本科生。至此學校的院系設定基本固定下來。
國立山東大學的院系設定有自己的特色，曾經得到蔡元培先生的讚許：“山大還有幾點特色，是其他各大學少有的……第一，文學院與理學院合併為文理學院――因為文理不能劃得界限太清楚了，譬如有許多課目，過去都劃在文科里，卻都歸為理科了；如果文理兩院合併，自然可以使文科的學生不致忽略了理科的東西，理科的學生也不致忽略了文科的課程。所以，山大合併來辦是非常好的。第二，是理工兩學院都在一起來辦――我們知道工與理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工就是理的套用，理就是工的基礎，兩個東西是不應分開的。山大將兩院在一起來辦，自然很經濟，而且很容易得到好的成績的。第三，是農學院能按照本省的農業情形，加以研究，再想法來改良和發展本省的農業，這也是非常適宜的。
國立山東大學非常重視教學工作，把教學放在首位。由於師資力量較強、水平較高，當時的課程大多由教授擔任。特別是一些基礎課主要由教授擔任，如聞一多曾為一年級學生上大一國文，梁實秋曾為一年級學生上大一英文。 據當時的一些學生回顧，學校大多數教授工作勤奮，態度誠懇，誨人不倦，教學質量甚好。如楊振聲、聞一多、洪深、老舍等教授講課，內容充實、分析深刻，富有時代氣息，生動感人，引起學生的廣泛興趣。湯騰漢、童第周、王宗清等教授講課，既有科學先進性，又經過反覆實驗，有自己的創見，使學生大受啟發。學校對學生平日學習和考試的要求雖然都很嚴格，但使學生感到是教師在激勵自己、愛護自己和精心培育自己，從而能做到師生間親密無疏，思想共鳴。學生既尊敬老師，又能專心致志、刻苦學習，嚴謹篤實成風。
學校在教學上很重視基礎，同時也根據教授的專長，廣開選修課程。如1932年中文系所開課程，必修課有：大一國文，名著選讀，文字學，中國文學史，先秦文，音韻學，詩學概論，中國小說史，漢魏六朝文，詞學概論，目錄學，中國文學批評史，戲曲概論，唐宋以降文。選修課有：中國學術史概要，毛詩學，楚辭學，賦學，樂府詩研究，說文研究，古器物學，音韻學史，經、史、子專書研究，中國古代神話，古文字學，唐宋詩，漢魏六朝詩，詩、詞、文家專集。這些課程，在當時一些大學來說，是屬於門類齊全的，體現了學校以文科見長的特色。生物系也以其師資優勢和青島的地理條件，開設動植物學、人類學、魚類學、昆蟲學、遺傳學、組織學、胚胎學等十五門必修課，動植物學研究、經濟植物、進化論、細胞學、藻類學、海洋學等十三門選修課。這在當時全國大學的生物系中，也是課程較全、水平較高，並且有自己特色的。
教師們在教學中特別重視基本功的訓練。如姜忠奎講授文字學，就要求每個學生都得篆寫《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的部首。黃孝紓講授古典詩文時，講文章，就要學生摹寫文章；講詩詞，就讓學生練習作詩、填詞。這種教學方法，學生自然學得紮實。
教師們還特別注意培養學生獨立鑽研的精神。在這方面，以中文系丁山教授表現最為突出。他要求學生讀古書時不看、或儘量少看前人的注釋，避免為舊說所囿，讓古人牽著鼻子走。教師們還很注意培養學生熟練使用工具書的能力。在學生寢室中，大都備有《說文解字》和《廣韻》等工具書，學生們在閱讀唐宋以前的古籍時，都能夠熟練地使用它。
學校在教學和研究中還重視聯繫實際，力求為工農業生產盡些力量。如化學系在教學和科學研究中，貫徹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對山東藥物進行過研究和解析，對青島印染業進行具體考察和探討，既做到為生產服務，又有較好的教學質量。生物系對海洋生物進行重點調查研究，為開發祖國海洋事業提供科學資料和數據。農學院對萊陽梨病蟲害的防治，對山東棉花品種的改良，都列為專題，指定專人，訂出計畫，深入現場進行研究，甚受歡迎。有的業務部門撥出經費，派人參加，共同協作。這種把解決生產實際問題直接納入教學和研究工作中的做法，確實是難能可貴的。1934年4月，教育部派員到學校進行視察，視察結束後，教育部的訓令中指出：“查該校近年設施，尚能秩序穩進，殊為可嘉。文理學院以理為主，而以中國文學及外國文學兩系輔助中外文語文之基礎訓練，事屬新創，用意尚佳。化學方面注重中國藥材分析，生物方面注重海濱生物之研究，至為切當。”
與此同時，學校還非常重視培養學生研究學術的興趣與能力。在這方面，生物學系教師表現最為突出。生物系學生從二年級起，就各授以題目，在教授指導下，從事研究。不少學生寫出了具有相當水平的文章。如本校出版的《科學叢刊》第一期（1933年1月出版），共有19篇文章，該系學生就占4篇，即《捕章魚之調查》（張奎斗）、《青島產前鰓類介殼之研究》（肖慶恆）、《青島蛙與蟾蜍之研究》（任樹棣）、《青島的棘皮動物》（高哲生）。
為了發揚學術民主，提倡不同學派的爭論，活躍學術空氣，學校在辦學初期曾在每星期一“總理紀念周”的集會上，增加學術演講一項，後又把它正式定為學術演講時間，由學校、院系負責人及教師們作演講。並且，還利用青島的地利條件，邀請一些著名專家、學者來校講學和做學術報告。如蔡元培、秉農山、馮友蘭、顧頡剛、羅莘田、倪尚達、經利彬等，都曾到校講過學或作過學術演講。據不完全統計，自1931年10月至1937年5月，各次學術演講全文或摘要在校刊上發表的，就有206篇。通過這些活動，師生們開闊了視野，活躍了思想，從而推動了教學科研工作的開展。
為了開闢學術園地，發表師生的科研成果，學校曾於1933年及1934年先後創辦了學術刊物《科學叢刊》和《文史叢刊》，但前者只出兩期，後者僅出一期。與此同時，為了切磋學術，練習寫作，學生中組織了各種學術、文藝團體。有的還出版刊物，發表文章與作品。其中影響較大、成績較為顯著的，是勵學社與刁鬥文藝社。前者於1934年1月創辦綜合性雜誌《勵學》半年刊，前後共出7期，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重視，以至蜚聲海外，連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也曾致函該社，全份訂購該刊；後者亦同時創辦不定期文藝刊物《刁斗》，共出兩卷6期，在第二卷第一期內，還載有周學普先生所譯列寧的一篇文章：《作為俄國革命之鏡的托爾斯泰》。此外，還有一些學術、文藝團體與報社協作，出版周刊，隨省、市各報發行。如素絲社出版的《素絲》周刊隨山東日報發行，征程文藝社出版的《社會與文學》周刊隨青島晨報發行，潮音文藝出版社的《潮音文藝》周刊隨濟南民國日報發行，文刊編輯社出版的《文刊》周刊、新文學會出版的《新地》周刊以及大眾科學社出版的《大眾科學》周刊，隨青島民報發行。這些周刊的出版，對促進山東文藝的發展以及在普及科學常識方面，起過一定作用。 國立山東大學時期，由於師資力量，水平較高，設備較為完善，所以，學生的質量遠比私立青島大學、省立山東大學時期為高。這可從學生數次參加自然科學考試競賽獲獎一事得到證明。中山文化教育館，為鼓勵國內青年研究自然科學，特設中山獎金一項，曾於1934年和1935年舉辦兩屆徵文考試競賽。第一屆以生物學為主，有15所大學各選4名學生參加，共錄取特等生6名，甲等生8名，乙等生11名，丙等生17名，丁等生1名。山大選送的4名生物學系學生全部錄取，其中特等1名（張奎斗），獎金100元；甲等2名（高哲生、莊孝僡），獎金各60元；乙等1名（劉萃傑），獎金30元。如將每等成績合成百分數，則山大成績應占特等的17%，甲等的25%，乙等的9%。第二屆自然科學考試競賽，以物理學為主，分考試競賽及徵文兩部分，徵文又分著作及譯述兩種。規定全國各公、私立大學各選3名物理學系學生參加競賽；徵文部分各選兩名，但須在各大學物理學系畢業並在有關學術機關服務者才能參加。山大參加考試競賽的3名學生，田金棠獲得甲等獎學金70元，金有巽、章琨各獲得乙等獎金40元；徵文部分，許振儒獲得著作類甲等獎金140元，王壽衡獲得譯述類丙等獎金80元。此次競賽結果，山大選送5人，全部入選。此外，原畢業於山大化學系並留該系作助教的勾福長，曾於1937年3月，以《製造骨膠之研究》一文，榮獲嚴特約紀念工業化學徵文第一名（本屆徵文僅取2名），得獎金200元。本屆獎金主持人還函告學校，表示要將這篇論文在國內著名化學雜誌上發表。同年，化學系助教郭質良(該系畢業)，以《山東酒麴之研究（三）》及《中國化學工程》等論文，榮獲中華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本屆特種科學獎金500元。當時申請此項獎金者達200餘人，而得獎者僅10餘人。。
國立山東大學時期，山東大學共招收八屆學生，畢業四屆，因抗日戰爭爆發，學校奉命停辦，後面四屆學生轉入中央大學和其他大學畢業，有的沒有畢業就參加了革命工作。
國立山東大學校址，系接收原私立青島大學舊址，經與青島市政府多次商洽縮減，尚有410畝，校舍12座，除大禮堂及十至十二校舍為平房外，其餘盡屬樓房。在濟南，原省立山東大學接收的農工礦商法醫六專門學校校址，先後分撥山東各機關套用，僅留農專一處給山大，有宅基及桑果苗林等共365畝，房舍620間。山大農事試驗場即設於此，後改為農學院。
國立山東大學文理、工兩學院八個系全在青島，原有校舍不敷套用，建築又無專款，只得預儲款項，以為建築之用。這一時期，先後建成的主要建築物有科學館（1933年3月）、體育館、工學館、水力試驗室（1935年11月）、化學館（1937年7月）等。自1930年至1935年度，建築用費近四十萬元，占同期經費支出的14．6%。這些室館的興建，表現了當時學校偏重於發展理工的趨向。化學系、工學院都有自己專用的系館，數學、物理、生物三系合用科學館，而中文、外文兩系仍在舊樓。這些建築告成後，基本上解決了教學用房及實驗室緊張的狀況。
國立山東大學圖書館成立於1929年12月，當時所藏圖書，是從前私立青島大學和原省立山東大學接收過來的，為數極少，而大半是舊日課本，多不適用。國立青島大學成立後，大量採購中外文圖書，至1936年度，圖書總數已達87，805冊。其中中文圖書65，287冊，外文圖書22，518冊，中外文雜誌1，208種，54，116冊。至1935年度，圖書用費總計213，383．54元，占同期經費支出的8%。由於經費不足，山大在採購圖書時，更加注重質量。為此，專門設立了圖書委員會，規定各系所需要的參考書，必須由系主任簽字負責，然後交圖書委員會審查通過，再由圖書館在各系的圖書預算項下統一定購。
山大不只重視採購已經出版的精良圖書，也對本省的先穎碩儒著作抄本努力搜求。如棲霞牟陌人曾著有《詩切》未刊，由圖書館借來手抄本抄錄存館；又有即墨黃宗昌著《嶗山志》已刊行外，其家尚存有《嶗山叢談》和《嶗山藝文志》，皆為原稿手抄本，尚未刊行的，均借來抄錄存館。外文圖書，曾重點採購各種版本的莎士比亞名著，有許多珍本入藏。西洋定期刊物，如英國的Contemporary Review、 Fortnightly、Nineteenth Century, 美國的Current History、Foreign Affairs等，均補購了整套雜誌，這在其他大學也是不多見的。
20世紀30年代，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國民黨反動派對外屈膝投降，對內實行法西斯統治，國立山東大學學生不斷爆發反帝愛國運動。趙太侔校長對學生運動甚感不滿，唯恐攪亂教學秩序，招惹事端，採取勸服和壓制的手段，因而遭到學生強烈反對。尤其在“一二·九”運動時期，趙太侔憑藉校長地位，通過校務會議，兩次開除進步學生，引起了學生和多數教職工的極大不滿。再加上山東軍閥韓復榘為了奪取山東大學，自1936年1月起，藉故將省協助山大經費每月減為15,000元（原為每月30,000元），為學校製造經濟困難。困境中，1936年3月，趙太侔被迫離校向教育部提出辭職，教育部於28日復電慰留無效。趙太侔在離校之前，於3月13日主持了最後一次校務會議，推舉張怡蓀、陳之霖、張逸樵三人為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臨時主持校務。6月27日，教育部訓令，趙太侔辭職照準，暫由校務常務委員代理校務。
1936年7月9日，教育部下令由林濟青來校代理校長。林濟青曾任私立齊魯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校長，時任山東省府委員。林濟青洋官氣十足，政客軍閥作風嚴重，引起一部分教師的不滿，加上國難當頭，時局動盪，一些知名教授相繼離校，教務長、總務長、各院院長及各系主任也大都易人。這期間，除未走的教師外，又陸續新聘教授、副教授、講師30餘人，並添建了化學館，教學科研工作雖然照常進行，但學校已出現由盛變衰的跡象。
1937年11月，因戰事波及到了山東，學校被迫由青島遷往安慶，不久又遷至四川萬縣。圖書、儀器、案卷等分三批運出：第一批257箱運至西安，旋又轉運萬縣（宜昌）；第二批837箱運至浦口，因南京失陷，全部丟失；第三批16箱運至漢口，轉運萬縣。未能運出的財產，日軍占領青島後，將全部校舍作為海軍司令部，除占用家具外，其餘圖書、儀器、家具等物，全部被焚毀。
學校在萬縣上課不久，1938年2月23日，教育部根據行政院2月18日訓令，下令“將國立山東大學暫行停辦”。學生大部分轉入國立中央大學，個別轉入其他大學，在校職工造冊送部，另行分配工作。圖書、儀器、機械分別暫交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工業職業學校保管使用。3月15日國立山東大學校產保管處成立。6月，教育部下令解除林濟青國立山東大學代理校長職務。至此，國立山東大學告一段落。
1946~1949
國立山東大學因抗日戰爭爆發而停辦，又隨抗日戰爭勝利而復校。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全國各行各業百廢待興。從教育界來說，復員教育、振興華夏已是當務之急，但國民黨政府卻忙於“劫收”和準備內戰，對於復員教育並不積極。當時，散處各地的以湯滕漢為代表的山東大學校友，以發展教育、不忍母校長期中斷之熱誠，自動組成“國立山東大學校友會”，奔走呼號，並請楊振聲、趙太侔等前任校長及黨政名流聯名致電，共同向國民黨政府請求在青島迅速恢復山東大學建制。在有識之士積極聲援下，國民黨當局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決定恢復山東大學。山東大學內遷停辦8年之久，終於在1946年春天於青島復校。
1946年1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趙太侔為山東大學代理校長，2月份正式任命趙太侔為校長，負責復校事宜。山東大學的復校工作在趙太侔校長的領導下開始正式進行。
一個大學，在其奠基階段，能否謀得一個較強的師資陣容，是這個大學以後能否振興的關鍵，趙太侔校長到校後，立即通過多種渠道延聘專家、學者到校任教，除聘請原在山東大學工作的教師回校任教外，還聘請了一另外些知名的專家、學者，有的甚至登門聘請。當時先後受聘的學術界著名人士有：朱光潛、舒舍予（老舍）、游國恩、王統照、陸侃如、馮沅君、黃孝紓、丁山、趙紀彬、楊向奎、蕭滌非、丁西林、楊肇燫、童第周、曾呈奎、王普、郭貽誠、王恆守、李先正、劉遵憲、朱樹屏、嚴效復、楊宗翰、鄭成坤、李士偉、沈福彭等。這些專家學者，除朱光潛、游國恩因客觀原因未能應聘，舒舍予雖應聘後因赴美未能到校外，其餘均於1946——1947年先後到校，分別擔任各系教授，有的兼任院系負責人，使山東大學復校後有了較強的師資陣容。這就不但保證了復校後的教學質量，而且為學校日後的發展和提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收復校舍是山東大學復校過程中的重大難題。學校原有校舍，青島淪陷時多為日軍占為兵營，抗日戰爭勝利後又為美軍占用。在收復校舍的過程中，工作艱巨，極費周折。當時，學校的總務長兼復校委員會主任周鐘岐，臨時覓定膠州路偽東亞醫院舊址為復校辦公處。為了收回青島的原有校舍，周鐘岐總務長不辭艱辛，據理力爭。趙太侔校長赴青後，也積極奔走，親自找美軍駐青司令交涉。在交涉過程中，美軍以救世主自居，態度蠻橫，竟把占住的山大校舍說成是他們從日軍手中得來的“兵營”，聲言“萬難讓出”。在多次交涉無結果的情況下，周鐘岐總務長急中生智，想法對付美軍蠻不講理的態度。他商請青島《民言報》編輯（兼美國合眾社的駐青訪員）用合眾社訪員的名義發一新聞稿，並在報上登出。內容是：山東大學復校萬事就緒，專候美軍讓出校舍即能上課云云。美軍迫於公眾輿論的壓力，又怕受到世界輿論的指責，方將所占用的校舍先行交出歐陽路一處，復校籌備處遂由膠州路遷入辦公。後經進一步交涉，又將魚山路五號、大學路三號、武定路廿九號、德平路四十號和四十二號、綏遠路十八號、廣饒路四號至九號及廣西路等處一併交回學校使用。八月初，校方又與美軍在青島敵偽產業處理局簽訂協定書，言明一俟美軍撤離，再將大學路原校舍交回。學校收回上述校舍後，確定魚山路五號為大學本部及文、理兩學院院址，武定路及德平路作為先修班之用。大學路三號及歐陽路作為教職員工宿舍。當時這些校舍僅勉敷套用，直至青島解放美軍撤離，原有校舍方全部收回。 抗戰前，山東大學只有文、理、工三個學院八個學系。復校時，曾想設六個學院三十個系，後從當時的實際出發，將學校擴充為文、理、工、農、醫五個學院十四個學系。各院系的設定情況是：文學院，分設中國文學系和外國文學系（以後又增設歷史學系）。理學院，分設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動物學系、植物學系、地質礦物學系。工學院，分設土木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農學院，分設農藝學系、園藝學系、水產系。醫學院，不分系。另外，還附設一個大學先修班和高級護士學校。 經過半年多的籌備，山東大學開始招生。在招生過程中，按照教育部多設考區的規定，學校除在青島招生外，還在北平、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慶、濟南七地設立招生辦事處。各地高中應屆畢業生及失學青年，聽說山東大學招生，踴躍報考。計各考區考生5871人，經初試和複試，共錄取本科生518人，先修班學生185人。
由於堅持對學生嚴格要求，復校後招收的學生，絕大多數是符合錄取標準的，並做到優中選優。
圖書儀器是辦學的重要設備。復校時，學校留存在青島的物資早已蕩然無存，內遷四川併入中央大學的圖書儀器，又因交通阻滯，運輸困難，至10月底始運回青島，總計儀器六十餘箱，圖書九十餘箱。六十餘箱儀器多已殘損，無法使用；九十餘箱圖書，計有西文書3398冊，線裝書5166冊，此即是學校的教學設備。後經學校請準青島市敵產處理局，接管德日文書籍6674冊，代管中國工程學會日文書籍5349冊，又有私人贈書約2000冊，復購到中西文圖書8321冊。至此，圖書方面較前稍有充實。
復員經費是籌備復校過程中最困難的問題。復校時，不僅校舍、實驗工廠等需要修建，而且一切設備均需重新添置。因此名為復校，實則新創，僅修建、設備兩項費用，至少需法幣三十二億七千萬元（折合美金九十七萬三千元）方可敷用。教育部原定撥給學校的修建費僅七億元，不僅難以恢復舊觀，且無法按時開課。為此，趙太侔校長多次致電教育部，再三陳述困難，才追加復員經費一億五千萬元。經費寥寥，不敷套用，為了保證復校工作順利進行，學校財務部門精打細算，一再壓縮開支。如1947年度學校經常費由二千四百萬元縮減為一千五百九十萬元，校本部和五院經費也只有五千五百六十七萬元。在這種情況下，學校除積極向教育部申請和謀求社會贊助外，還發動教職工自己動手建立儀器修造廠，自行試製各種急需的儀器，克服了一些困難。這樣，使學校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完成了復校籌備工作。
為了報導學校的工作動態，交流教學科研經驗，復校後第一次校務會議的議題之一，就討論了校刊的復刊問題。會上決定山大校刊於1946年10月25日正式復刊，由劉康甫、牛星垣、邵式鑾、高哲生、郭宣霖組成績輯委員會，由劉康甫任主席，年星垣為負責集稿及編輯人。校刊復刊後，報導了學校的工作動態，交流了教學、科研等方面的經驗，記載了復校工作的情況，為山東大學復校的經過和以後的工作留下了原始資料。這是校刊編輯委員會人員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和學校重視輿論工作分不開的。 1946年10月25日學校舉行開學典禮，開學典禮上，趙太侔校長致詞說明：山東大學是因抗戰而停辦，又因抗戰勝利而恢復。在半年多的籌備期間，經同人的努力，及地方各界的贊助，能夠開學上課了。回想在八年長期抗戰學校停辦期間，真不知何日才能恢復。能夠復校，實在值得慶幸。山東大學自籌備復校到正式開課，先後僅用了半年多的時間，這較之青島大學的籌備用了近兩年的時間要快得多。而且當時抗戰剛剛勝利，時局尚不穩定，經濟和交通諸條件都遠不及當日，其進展可謂迅速。這是與廣大教職工的努力及地方各界的贊助分不開的。 山東大學復校後，學制與課程基本上沿用抗戰前學校的一套做法，把“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作為教育目標。根據這一原則，學校要求學生對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和套用科學三方面都具有廣泛的綜合的了解，既掌握淵博的科學知識，又有實際的駕馭能力。
學校規定，各學院學生修業年限為四年，其中工學院五年、醫學院六年（解放後工學院縮短為四年，醫學院縮短為五年）。學生學業管理是學分制，每學期每周授課一小時為一學分，實驗及無須課外自習的課目以二至三小時為一學分。各學院學生除第一年級外，每學期所修科目以不超過二十一學分為原則。考試分為臨時試驗、學期試驗、前期試驗、畢業試驗四種。學生成績分為甲（80分以上）、乙（70分以上）、丙（60分以上）、丁（60分以下）四等。凡某科目成績列丁等者為不及格，不給學分。如系必修課須重修。修業期滿和試驗及格者，依學位條例授予學士學位。
與學分制並行的是必修制和選修制。學校規定，三民主義、中文、英文、體育為各院系學生共同必修課。文科學生還要必修生物課及其他一門自然科學。在共同必修課外，各系又按照自己的教學要求，規定了各自的必修課與選修課目表（與抗戰前的國立山東大學大致相同）。學生於每學年開學時，參照選修課目表自行選定課程，中途亦可增選或退選，但須經系主任簽字批准，以控制選課，使不致過濫。 必修課與選修課相結合的教學安排，既保證了培養人才的方向和需要，又適當照顧了學生個人的志趣，使學生能按照自己的愛好和特長，自學其他與專業相關的知識，鍛鍊獨立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在教學過程中，各系教師不僅注意教給學生一般的基本知識、基本原理，而且更加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培養學生的學習與創造能力。如中國文學系的馮沅君教授，在教學中，她不僅鼓勵學生多讀書，而且極耐心地傳授閱讀的方法，如泛讀、精讀、圈點評註、質疑探索等。她非常重視培養學生藝術分析的能力。她認為，成功的文學作品，其思想內容總是通過一定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的。因此，對藝術作品進行分析，首先必須從作品本身出發，認真地分析其結構肌理和表現手法，要用心考證作者採用了哪些重要技巧，這些技巧對表現主題思想起了何種作用。但除了對作品本身仔細鑑賞外，還要把握住許多與作品相關的因素。如對藝術媒介物的外在了解（文學作品的語言文字功能，戲劇的曲調、體制等特點），對作者生活史和創作意圖的研究，比較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研究各種形式的藝術史等亦可獲得除作品以外更多的美感經驗。馮沅君先生認為，這種從作品本身出發，兼顧其他因素的分析方法不但能幫助同學鑑賞文學和提高寫作水平，而且可以通過對某作品的研究，推定某種文學藝術的起源、演變及其發展現狀，從而寫出有分量的具有真知灼見的論著。她在1947年出版的《古劇說匯》，正是這種有分量的著作。在提高學生的藝術分析能力方面，她的經驗是：第一，多閱讀、善比較、勤思考。這樣久而久之，就可以迅速地分辨出文學作品在思想、藝術上的特點，及其優劣、長短。第二，通過對與文學並列的姊妹藝術的鑑賞，薰陶內在的藝術氣質。如多聽一些音樂，多看些戲曲、繪畫，勢必有助於理解文學作品的氣魄和情韻。馮沅君先生的這些經驗，不僅在當時具有指導意義，就是以來說，也具有很強的借鑑意義。 為了提高教學效果，各系都非常重視發揮教授在教學中的作用，總是把業務好的老教授推上教學第一線，不僅基礎課、專業課的教學由教授擔任，而且一些重要的選修課也大多是由有經驗的教授承擔，像中文系的陸侃如、馮沅君、趙紀彬、丁山、楊向奎、蕭滌非、黃孝紓教授，物理系的丁西林、王恆守、郭貽誠、王書莊教授等均承擔過基礎課、專業課及重要的選修課的教學任務。 在教學方法方面，各系也紛紛進行探索，注重聯繫本系學生實際，形成具有本系特色的、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很受學生歡迎。如物理系教師在教學中，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教學方法多採用啟發式、討論式，而非注入式。具體做法是：1.奮其志，激其情。教師帶著情感，有目的地介紹一些科學家的光輝事跡，激發學生樹立獻身科學事業的雄心壯志。2.引其疑，發其智。教師在講課中，有意識地布疑，以激發學生積極進行創造性思維活動，然後通過集疑和辨疑，培養學生動腦、動口解難的本領。3.啟其思，反其饋。教師一方面通過點撥，誘導學生深思，以此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一方面結合實際和課本，設計出一套題目讓學生去做，通過做題來檢查學習效果，使學生學到的知識得以系統化和深化，從而把知識轉化為能力。4.寓言傳於身教。教師力求通過自己講課內容的創造性，使學生對創造性的理解具體化、形象化，從而鼓舞同學們發揮創造性。採用這些方式教學，教師和學生之間常常互相發問，互相辯論，氣氛活躍，效果較好，很受學生歡迎。 在學習方法方面，物理系的教授結合自己的學習體會，給學生們總結出了兩種不同的學習方法。一種是奠基式，一種是巨觀式。所謂奠基式，即在學習中，從微觀入手，注意積累大量資料，切實掌握基本知識，使自己的學識架構在一個穩妥、雄的基礎上。所謂巨觀式，即從巨觀入手，抓大局、抓重點，對所學知識不要背，但求懂。對於資料性的東西，亦只記出處，不費太多的時間抄寫，要緊的是認真記下讀書後第一眼形成的印象和心得。在學習中，善於從全局來了解和跨越局部的困難，大踏步地前進。這兩種不同的學習方法，猶如建築樓房的兩種不同的方式。前者是先在工地上一磚一瓦地積累大量材料，然後再繪圖、搭架，從大量材料中精選良磚好瓦，一磚一瓦地鋪就。後者則是在繪圖的基礎上先搭起房架，然後再去搬運架構樓房所必須的良材，缺什麼，搬什麼，不怠工，不費料。方式固然不同，但殊途同歸，都能建起一座高樓大廈。到底應該採取哪種方式？丁西林、郭貽誠等教授認為，要根據個人的實際情況。對於記憶力好、能博聞強記的人，不妨採取前者；但對年齡大、理解力強的人，後者卻大有裨益。 如前所述，山東大學復校之日，正值抗日戰爭勝利之時。開始，師生還能安心工作和學習，故復校後的一段時間，教學、科研活動較為活躍。但自1947年5月底起，因物價飛漲，國民黨大舉進攻解放區，人心浮動，教學、科研活動均未得到深入開展。學生退學、休學者大有人在，一些學生未到畢業就離開了學校。
山東大學復校後，按照當時教育部的指令，設立了訓導處。訓導處的“實施原則”雖明文規定：“本校訓育人員盡力避免表示政治的色彩，不為任何黨派謀特別的便利。”但其實質卻是國民黨在學校設立的情報監視機構。訓導長劉次簫即是國民黨的中統特務專員（解放後被鎮壓），他把持的訓導處目的在於控制師生思想，破壞愛國學生運動，這在後來的學運中暴露得最為明顯。
廣大師生雖然處於訓導處的嚴密控制之下，但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美帝國主義者肆意槍殺中國人民、侮辱中國婦女、強占山大校舍、毆打山大學生等罪惡行徑，同學們無法抑制內心的憤怒，反抗情緒與日俱增。這一時期，一些愛國進步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在山大校園內陸續出現。
各院系的社團，有中文系的“長風社”、“莽原社”，外文系的“奔流社”，工學院的“大冶爐壁報社”、“拓荒社”，農學院的“野草社”，醫學院的“醫海社”等。跨院系的社團，有“大眾音樂團”、“一、一、一音樂團”、“方生劇社”和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學習社”等，共約二十多個。學生中的這些社團組織，名義上與自治會、同學會、系會等團體一樣，均在訓導處的領導之下，但實際上卻有許多與黨的地下組織保持聯繫。他們除組織同學們開展一些“合法”活動外，還經常組織同學讀進步書刊。當時，不少社團辦有讀書會，積極向大家推薦《大眾哲學》、《西行漫記》、《鐵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等進步作品。有的社團還在學生自治會的支持下，在校內秘密辦起了交流、傳閱進步讀物的小型圖書館。有的社團則秘密收聽解放區的電台廣播。各進步社團還辦有豐富多彩的壁報，壁報內容緊密配合現實鬥爭，如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和談的陰謀，反對學校南遷等。特別是“第三者”和“民主牆”壁報，經常張貼抨擊時局的文章，鼓勵同學們起來與國民黨反動當局作鬥爭。這一類壁報和刊物，雖不為訓導處所承認，也屢遭破壞，但在同學中卻引起了深刻的反響，在促使同學們日益覺醒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 在各進步社團中，聯繫民眾最廣泛、在校內外影響最深遠的要算“大眾音樂團”和“方生劇社”。它們是當時傳播革命思想、廣泛團結青年學生的富有戰鬥性的組織。參加“大眾音樂團”的成員不僅有山大的同學，還有許多校外的中學生，先後共約六百人。他們經常在山大工學院的大教室內練唱，所唱歌曲大型的有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和馬思聰的《祖國大合唱》等，短小的有《抗日戰爭歌曲聯唱》、《到敵人後方去》、《插秧謠》、《團結就是力量》等。1949年初，為了慶祝收回曾被美軍侵占的山大校舍，“大眾音樂團”在大學路的小禮堂舉辦了轟動全市的大團圓晚會，連續演出六個晚上，場場座無虛席。“大眾音樂團”舉行的這些活動，不僅在啟迪同學們心靈、陶冶情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使同學們藉此充分抒發了自己熱愛祖國的真摯情感，“方生劇社”亦通過自己的演出活動，為喚起廣大同學的愛國情感，團結廣大師生員工迎接解放，發揮了積極作用。該劇社剛一成立，就為救濟困難同學公演了話劇《歲寒圖》。在大團圓晚會上，他們演出的揭露特務暴行的獨幕話劇《開鑼之前》及一些自編自演的活報劇，活畫出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醜惡嘴臉，激勵了廣大進步同學的鬥志。在歡慶青島解放的大喜日子裡，“方生劇社”又與“大眾音樂團”聯合公演了大型歌劇《王秀鸞》、《赤葉河》，得到了廣大師生的讚譽。當時，“方生劇社”的演出條件十分艱苦，劇社演出的舞台布景、道具和燈光設備，全部由社員捐錢、捐物，自己動手製作。而且當時處在反動派覆滅前夕的白色恐怖之中，劇社成員隨時有被捕的可能，但同學們卻充滿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堅持團結戰鬥。在演出中一絲不苟，演出後，亦經常圍坐在舞台上進行總結，不斷提高演出水平。因此，這些演出活動，不僅在當時發揮了戰鬥作用，而且對於演員同學本身的成長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復校後，山東大學各進步社團，不僅能以青年學生喜聞樂見的活動形式，潛移默化地影響和激勵著廣大同學，而且在關鍵時刻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特別在“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鬥爭中，他們配合全國學生運動，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打擊了敵人，鍛鍊了自己。許多社團還積極參加了解放前夕的護校活動，在保護學校的完整和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正因為這樣，解放前夕的山東大學，被人們譽為青島的“解放區”。 山東大學自1946年2月復校至1949年6月2日青島解放，三年多的時間，全校進步學生在中國共產黨青島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配合全國革命形勢，進行了多次反美反蔣鬥爭，在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上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其中，規模較大的鬥爭有：三次反美怒潮，“六二”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反“特刑庭”鬥爭，反南遷護校鬥爭等。在這些鬥爭中，同學們表現出堅定的政治方向，發揚了光榮的革命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