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彬傳

《唐彬傳》是唐代房玄齡主編的一篇傳記。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唐彬傳
• 作者：房玄齡
• 創作年代：唐代
• 出處：《晉書》
• 作品體裁：傳記

作品原文

唐彬傳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台，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恆數百人。初為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張惲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

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於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為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

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為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迕。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眾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為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為慮。”

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道德齊禮，期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

後與王浚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眾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御吳寇，南監蠻越，撫寧疆埸，有綏御之績。又每慷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啟戎行，獻俘授馘，勛效顯著。其以彬為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征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

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卻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於碣石，綿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徵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廆。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征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為立碑作頌。

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

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既獻捷橫江，浚亦克清建鄴。於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茂勛茂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俊材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浚遠矣。傳雲“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既害善，浚亦矜功。武子豪桀，夙參朝列。逞欲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編者簡介

房玄齡，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人，唐代初年名相。他年輕時博覽經史，18歲時中進士，官拜羽騎尉。李淵起兵反隋後，他投奔了李世民，協助李世民經營四方，削平群雄，並參與策劃了玄武門之變．為貞觀之治的到來立下了功勳，李世民稱讚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李世民即位後，房玄齡被任命為中書令，總領百司，掌管政務達20年，主持制定了唐初的律令、格敕和各種典章制度，並調整政府機構，精簡中央官員，為政府選拔了大量優秀人才。他任職期間善於用人，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後世把他和杜如晦作為良相的典範，合稱“房、杜”。唐太宗征高旬麗時，他留守京師，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