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伯特和喬治:藝術簡歷,獲獎,經歷,藝術觀點、風格,藝術作品,《活體雕塑》,《精

吉爾伯特和喬治雙人組藝術家

英文名：Gilbert & George

吉爾伯特·普勒施（Gilbert Proesch）1943年9月17日生於義大利聖馬蒂諾。

喬治·帕斯莫爾（George Passmore）1942年1月8日生於英國德文郡普利茅斯。

吉爾伯特與喬治是幾乎形影不離的藝術家，被稱為“吉爾伯特與喬治雙人組”。

他們認為 “幾乎所有的藝術家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藝術上，這其實是個極大的錯誤”，遵循著“藝術為了一切大眾”的原則，他們穿著老式禮服，神情淡漠地比比劃劃。希望和大眾之間建立一種親密、明確、無條件的關係，讓藝術和觀眾直接對話，從而使藝術對社會和人產生影響。

基本介紹

中文名：吉爾伯特和喬治
外文名：Gilbert & George
職業：藝術家
被稱為：吉爾伯特與喬治雙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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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簡歷,獲獎,經歷,藝術觀點、風格,藝術作品,《活體雕塑》,《精神壓抑》,《怪相傑克》畫展,相關出版物,政治立場,影響,

藝術簡歷

獲獎

1981年獲得Regione Lazio獎（都靈）

1986年獲得特納獎

1989年獲得特別國際獎（洛杉磯）

2007年獲得南岸獎，Lorenzo il Magnifico獎（佛羅倫斯）

2005年代表英國參加威尼斯雙年展

2007年在泰特現代美術館舉辦最大型回顧展

2008年12月被倫敦城市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經歷

吉爾伯特的母語為拉丁語而非義大利語。在搬到英國之前，他在奧地利的Wolkenstein藝術學校和Hallein藝術學校還有慕尼黑藝術學院讀過書。

喬治成長在一個單親家庭，從小與母親相伴，生活條件貧苦。他在Dartington Hall藝術學校和牛津藝術學校讀過書，那時是牛津科技學院的一部分，現在變成了牛津布魯克斯大學。

1967年9月25日，兩人第一次見面，當時他們都在倫敦的聖馬丁藝術學院（現在的中央聖馬丁藝術設計學院，倫敦藝術大學的六個學院之一）學習雕塑。

到1969年，他們開始共同反對當時盛行於聖馬丁學院的雕塑方法，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方法是精英化的，很難與藝術界之外溝通。他們的策略是把自己做成雕塑，為藝術犧牲自己的個人身份，激發創造性的思維。雖然他們的作品包括了各種媒介，但是吉爾伯特和喬治仍然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稱作雕塑。

當兩人還是學生的時候（1969年），他們就共同創作出了最初的作品“The Singing Sculpture”(唱歌的雕塑)，於1970年第一次在 Nigel· Greenwood畫廊展出。為了這次演出，他們把自己的頭部和手部塗滿了多種顏色的金屬化粉末，站在一個桌子上，邊舞蹈邊唱Flanagan and Allen的歌曲“Underneath the Arches”，有時一次要這樣進行一天時間。他們所穿的西裝成為他們一種制服。幾乎在任何公共場合他們都會穿著它們。而且他們兩人總是一同出現在公眾面前。他們認為自己就是“活的雕塑”。他們拒絕將自己的藝術脫離每日的生活，堅持他們所作的一切都是藝術。

1970至1974年間，他們也創作了木炭畫（被稱作“紙上雕塑的木炭畫”）和油畫，突出表現了他們“活體雕塑”的身份。

1971年，吉爾伯特和喬治創作了他們的首張“照片作”，此後成為了他們主要的表現形式。他們漸漸將創作主題的重點從自己的生活體驗中轉移開，而專注於在街上見到的都市現實生活和種種影響生活的結構與感情，例如宗教、階級、皇室、性、希望、國籍、死亡、身份、政治和恐懼等。

1980年，藝術家關注的主題，主要是宗教和絕望——荒蕪空虛的生活信仰。

1986年，吉爾伯特和喬治的一系列似乎宣揚“粗野類型”的作品被批判，例如“光頭黨”，同時還有一幅名為“巴基斯坦佬”的圖片，含有種族歧視意味。由於影像中包含了大量潛在內容，他們的一些作品也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如作品“裸體”，“性行為的描繪”和“體液”。

20世紀90年代初，他們通過在莫斯科（1990）、北京和上海（1993）的一系列展覽，使人們重新關注他們“為人生而藝術”和“全民藝術”的思想。這些展覽突出表現了他們的信念：藝術仍然可以打破隔膜。

1994年的“Naked Shit Pictures” 和2005年的“Sonofagod Pictures”更是引起廣泛關注。

2007年，吉爾伯特與喬治作品回顧展在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舉行，並由泰特現代美術館出版了關於他們的藝術書籍《The Complete Pictures（1971-2005）》，其中包括一千多幅他們的作品實例。

2009年，吉爾伯特與喬治在白立方畫廊(White Cube，倫敦)舉辦名為《怪相傑克》(Jack Freak Pictures)的畫展。

藝術觀點、風格

吉爾伯特與喬治是生活中和藝術上的夥伴，他們創造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他們的所有存在即是一件藝術品。

他們將他們自己，他們的想法和他們的感覺融入到他們的藝術當中。他們的圖片都是捕捉人們的日常生活，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情感和主題。從鄉村田園詩到腐敗倫敦的粗礪景象，從充滿想像力的色彩鮮明的全景圖到人類浩劫的考驗，從色情廣告到宗教教旨。他的藝術宗旨就是“為一切而藝術（Art for all)”。

從作品《唱歌的雕塑》開始一直到他們永遠相互匹配的穿著，他們的整體統一性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固定下來。他們是英國藝術的知名人物，雖然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總是以局外人的形式存在——從不輕易遠離他們在東倫敦富爾尼耶大街（Fournier Street）的長期居所，每天的同一時間在同一個咖啡館進餐。吉爾伯特與喬治宣稱“全民藝術”，“藝術即生活”。正如他們用獨特的修辭風格所詮釋的那樣，藝術的主題“必須是人類的狀況，我們把人類狀況看作最高理想。人是萬物之中最奇妙的東西,同時藝術的整個形式（顏色和形式）只是用來服務主題，其本身沒有什麼重要性。我們討厭為藝術而藝術——我們完全反對這種觀點”。[註：與喬治與Irmeline Lebeer的談話，《藝術雜誌》（Art Press）]

藝術作品

《活體雕塑》

1970年，當吉爾伯特和喬治還是學生的時候，他們把自己製作成了唱歌雕塑,並展出於奈傑爾綠林畫廊（Nigel Greenwood Gallery）。這次表現中，他們用多種顏色的鍍金粉末包裹著自己的頭和手，站在桌子上，唱著弗拉納根和阿倫（Flanagan and Allen）的歌曲“在拱門下”（Underneath the Arches）。有時候每天一次。這首歌描述的是兩個流浪漢露宿街頭的樂趣。他們既想回到戰前時英格蘭的傳統歌劇，同時也認同社會的邊緣思想。吉爾伯特和喬治應邀到世界各地表演歌唱雕塑，有時候一表演就是八小時。他們所穿的西裝後來就變成了他們的制服，他們在公共場合幾乎都穿著這身衣服。而且很少沒有對方陪伴而單獨出現。他們把自己看做“活體雕塑”，並且堅持認為他們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藝術，也堅決反對把藝術從他們的生活中剝離出去。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他們每次的表演只能影響一小部分人，所以他們開始萌生製作圖片和視頻的想法，這樣便能延續他們活體雕塑的藝術形式，也就不需要他們親自出場表演了。

他們認為“幾乎所有的藝術家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藝術上，這其實是個極大的錯誤。”的確是非同凡響的論調，以後的多年他們一直非常冷淡看待藝術。當他們最終決定以行為做創作方式後，就將自己稱為“活體雕塑”，自稱每件事都是創作，“我們就是藝術”。遵循著“藝術為了一切大眾”的原則，他們穿著老式禮服，神情淡漠地比比劃劃。希望和大眾之間建立一種親密、明確、無條件的關係，讓藝術和觀眾直接對話，從而使藝術對社會和人產生影響。

《精神壓抑》

（Intellectual Depression）

1980年作，混合材料，242 x 202 cm

這或許是吉爾伯特與喬治有關黑暗、畸形生長的比喻以及死亡和衰退運行觀的最突出畫作之一。在濃重的黃色背景上是一棵無葉樹的黑色輪廓，似乎向天空伸出扭曲的枝爪。這顆被特寫的樹長在倫敦的芬斯伯利圓形廣場，它是日本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作為賠償贈予的禮物。樹上粗製的牌子細述了它的歷史，不過在吉爾伯特與喬治作畫後不久，樹和牌子被拆除了。這和同一時期的幾個相關研究與一些藝術家表現生命和活力的倉促之作形成了對比。

20世紀70年代期間，藝術家的作品充滿了苦悶並逐漸向壓抑、酒精和瘋狂等較為陰暗的主題轉換，並從早期畫作《樹枝》（Branch）(1978年)提取主題。在《樹枝》中，一個光禿禿的樹枝簡單輪廓出現在藝術家頭上面的紅色背景上。

然而，隨著這種主題的發展，藝術家的色彩開始豐富起來。吉爾伯特與喬治從黑白單一的圖像走出，開始發展一種利用深紅色的方法。被稱為蕭條之年的1980年是他們在相關作品《等待》（Waiting）中使用黃色的第一年。這些顏色（塗在深色的格狀結構中）的深度和豐富性製造出彩色玻璃窗戶的效果。正如Suzanne Pagé所指出的，“吉爾伯特與喬治同中世紀的藝術家一樣，創造了各種形象來使人了解和解釋。”我們可以想像，這幅作品所宣揚的訊息是一種警告。

1980年的許多畫作涉及生活恐懼的美學觀，黃色和黑色的使用機會使人生厭，讓人想起危險的標誌。對於這些有預見性的藝術家而言，他們預見了充滿恐懼的時代即將到來，這幅早期畫作告訴我們，這種恐懼的環境會對精神對靈魂產生鉗製作用。

《怪相傑克》畫展

(Jack Freak Pictures)

“傑克”為海軍用語，指懸掛在艦首的旗幟。英國軍艦艦首全部懸掛國旗，因而除了俗稱“米字旗”外，也常被叫作“聯合傑克”(the Union Jack)。英國國旗的抽象幾何造型和其政治、文化、社會內涵，成為新系列的創作基點。舞蹈、變相、嚎叫、觀看、等待，身體的扭曲或分解——即使在莊嚴的國旗背景中，二人也絲毫不改其詼諧本色，“怪相”盡顯。除了使用馬賽克和鏡像式構成等標誌性藝術語言外，吉爾伯特與喬治還通過獎章、地圖、標識、旗幟、塗鴉甚至枝葉等新的元素，來繼續其古今未來的穿梭，表達對宗教、身份、政經、性別、死亡等人類問題不倦的質疑與思考。

他們的創作靈感來源破敗蕭條、罪案頻生的曾以“貧民窟”著稱的倫敦東區(East End of London)，該地直到近年隨著創意工業的興起和奧運場館的興建才有所發展，不過對於在此生活逾四十年的老居民吉爾伯特與喬治來說，倫敦東區是他們的繆斯。“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在世界其它地方卻不發生在東區”，喬治說。對於二人來講，各類人群和各種事物充斥的東區本身就是鮮活的作品，也是檢驗其藝術原則的聖地。吉爾伯特說：“我們從不想創作晦澀難懂的作品，雖然這是大多數藝術家的想法。我們和普通民眾一起，而不是對立，我們不為藝術而藝術，我們只為生活、感覺和思考而藝術”。

政治立場

吉爾伯特和喬治在藝術界裡是很奇特兩個人，因為他們公開了他們的保守黨派政治觀點，並讚揚瑪格麗特·柴契爾夫人。喬治聲稱他從未反體制：“左等於好，藝術等於左，當然在藝術界裡你不允許成為保守黨。流行歌手和藝術家都是如此特別，又如何能讓每個人都持有相同的觀點呢?…我們都非常欽佩柴契爾夫人，她為藝術貢獻了很多。社會主義宣揚人人平等，而我們想要與眾不同。”他們是君主主義者，他們評論威爾斯王子說：“我們也很喜歡威爾斯王子：他是一位紳士。”

影響

在格蘭特莫里森（Grant Morrison）的系列漫畫書《The Filth》中，吉爾伯特和喬治是兩個主人公形象的靈感來源：綠黃人和德國秘密警察長。兩個角色出現在吉爾伯特和喬治作品的臨摹畫中，用一些分散的圖塊作為私人漫畫書板。

Pascale Bussy說，在《人、機器和音樂》（Man, Machine and Music）這本書中， 1974年到1978年之間的發電站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吉爾伯特和喬治的影響。

吉爾伯特和喬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