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取締反動會道門事件
- 活動類型：政治運動
- 活動目的：取締“反動會道門”
- 起始時間：1953年
前奏,過程,後續,
前奏
“會道門”是“會門”與“道門”的合稱。會道門形成於明朝中晚期，清朝獲得發展，中華民國時期興盛，組織名目達到數百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會道門中少數自行瓦解，多數繼續活動，其中有的成為反對政府的組織。其中，一貫道規模及影響最大。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
1950年12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發出布告，取締一貫道。在北京市的絕大部分一貫道道首都在12月18日夜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2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取締一貫道》稱，取締一貫道“是維護首都治安、保護生產、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和反革命謠言的必要措施。”北京市的取締一貫道行動歷時兩個月，逮捕“反動道首”381人；槍斃“反動道首”42人；登記點傳師720人、壇主4775人、三才663人；封閉大小壇口1283個；聲明退道者178074人。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園水榭舉辦一貫道罪證展《一貫害人道》。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其中第八條規定：“利用封建會道門，進行反革命活動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情節較輕者處三年以上徒刑。”
1950年至1953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雖將“反動會道門頭子”列為重點打擊的“五個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之一，鎮壓了一批道首，但打擊不徹底，而且未從組織上取締。
過程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第五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其中要求“在已經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區農村和沒有取締反動會道門的城市，發動一個大規模的取締會道門的民眾運動，把一切應該逮捕的道首都捉起來，結合進行廣泛深入的大張旗鼓的宣傳教育工作，組織廣泛的退道運動，來一次集中解決，基本上摧毀反動會道門的組織。”
根據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部署，1953年，全國已經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區農村和尚未取締反動會道門的城市，普遍開展了“取締反動會道門”，對“反動會道門”道首及骨幹進行大規模逮捕並經過審判後判刑。此後直到1960年代初，各地公安機關又先後開展了多輪“取締反動會道門”，基本消滅了中國大陸的各類會道門組織。部分“反動會道門”的道首及骨幹逃往境外，在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泰國等地繼續活動，並建立新的會道門組織。
後續
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地方的會道門活動抬頭，隨即被各地公安機關查處。
1982年，中共中央《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中規定：“已被取締的一切反動會道門和神漢、巫婆，一律不準恢復活動。凡妖言惑眾、騙人錢財者，一律嚴加取締，並且繩之以法。”
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在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簡稱“嚴打”）中，各地公安機關對“反動會道門”復辟活動普遍開展了調查摸底，對道首及骨幹進行了嚴厲打擊，分別判刑，使許多地方的會道門組織徹底絕跡。直到1990年代末，各地仍在查處取締會道門組織。
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條對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矇騙他人致人死亡的，姦淫婦女、詐欺財物的，分別定罪量刑。
改革開放後，境外會道門組織通過探親、旅遊等各種渠道返回中國大陸活動。中國各地公安機關採取了嚴密偵查，控制活動，判明性質，按不同情況處理的方式，對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依法懲處，對一般活動則不追究。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後，一些原來被鎮壓的會道門組織，如羅教的後裔分支榮華派、金童派、先天道等等，以及弘陽教等等，在不少省份加入了佛教協會，也有一部分加入道教協會，由此得以在中國大陸繼續活動。而在不屬於“反動會道門”的教派中，三一教的發展最為引人注目，2006年12月8日，經莆田市民政局批准及莆田市宗教局同意，莆田市三一教協會正式成立，這標誌著莆田市三一教正式“納入政府依法管理的軌道”，這也是三一教乃至包括“會道門”在內的所有新興宗教在改革開放後成立的第一個合法組織。
進入21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學界也在逐步調整對會道門的認識。
2004年，國家宗教事務局增設業務四司，首次將業務範圍拓展到五大宗教之外。
2009年5月4日，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蔣堅永應台北指南宮董事長高忠信邀請來到台灣參訪，當天拜訪了高雄市六龜區的佛教妙崇寺，隨即拜訪一貫道寶光建德“神威天台山”道場，最後來到佛光山拜訪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在會見中建議大陸在五大宗教之外考慮放寬多一點合法宗教信仰的選擇。一貫道等會道門逐步被中國大陸學界納入新興宗教研究範疇。
2010年12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的“新興宗教發展趨勢研討會”在北京開幕，各學科學者以及巴哈伊教、一貫道、摩門教、天帝教、真空教等新興宗教的領袖參加了會議，此次會議獲得國家宗教事務局、國務院台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以及國家反邪教部門的支持，這是中國大陸首次出現學界、政界、新興宗教界共同探討新興宗教的場面。
2011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編的2011年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11）》在北京發布，其中指出，新興宗教已在中國大量出現，可分為“外來型”與“本土型”兩大類，未來新興宗教可能繼續蓬勃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