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上海:一個猶太少年的回憶》內容簡介：山姆·莫辛斯從出生到17歲都生活在上海，對上海這座“故鄉城”充滿深情，讓我們可以從書中了解上海這座曾是成千上萬猶太人家園與避難所的城市的一段獨特歷史。
基本介紹
- 書名：別了,上海:一個猶太少年的回憶
- 作者：山姆•莫辛斯基 (Sam Moshinsky)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2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2638434, 7542638432
- 外文名：Goodbye Shanghai
- 譯者：徐孝奇
-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 頁數：240頁
- 開本：32
- 定價：32.00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別了,上海:一個猶太少年的回憶》由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作者：（澳大利亞）山姆·莫辛斯基（Sam Moshinsky） 譯者：余孝奇
山姆·莫辛斯基（Sam Moshinsky），出生於上海，1951年11月17歲時移民到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在墨爾本大學求學，獲商業學士學位。畢業後成為一名成功的註冊會計師。之後他先後擔任過財務總管、公司董事以及多家公司董事會顧問等職。山姆也擔任過許多猶太組織董事會主席，其中包括：以色列聯合呼求組織、貝斯以色列教堂、澳大利亞猶太博物館以及澳大利亞猶太新聞報等。2000年6月，山姆被授予澳大利亞勳章，以表彰其對猶太組織和廣大社區的貢獻。山姆的妻子艾達是一位大律師，兩人育有三個兒子，均已成家。自2004年正式退休後，山姆開始發揮其創作才能，尤其對電影製作產生濃厚的興趣。
山姆·莫辛斯基（Sam Moshinsky），出生於上海，1951年11月17歲時移民到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在墨爾本大學求學，獲商業學士學位。畢業後成為一名成功的註冊會計師。之後他先後擔任過財務總管、公司董事以及多家公司董事會顧問等職。山姆也擔任過許多猶太組織董事會主席，其中包括：以色列聯合呼求組織、貝斯以色列教堂、澳大利亞猶太博物館以及澳大利亞猶太新聞報等。2000年6月，山姆被授予澳大利亞勳章，以表彰其對猶太組織和廣大社區的貢獻。山姆的妻子艾達是一位大律師，兩人育有三個兒子，均已成家。自2004年正式退休後，山姆開始發揮其創作才能，尤其對電影製作產生濃厚的興趣。
圖書目錄
給孫兒孫女的信
自序
第1章 我的出生
第2章 我的俄羅斯猶太血統
第3章 鴉片戰爭和上海
第4章 我的童年
第5章 上海與猶太人
第6章 我上學了
第7章 太平洋戰爭爆發
第8章 上海的猶太學校和貝塔
第9章 猶太人的避難所
第10章 戰時的上海
第11章 祖父過世
第12章 戰爭的最後一年
第13章 日本投降與和平的日子
第14章 戰後的上海
第15章 我的成人受戒禮和1947年夏天
第16章 莫乾山避暑巧遇蔣介石
第17章 國民黨的垮台
第18章 虹口的學校
第19章 規劃未來
第20章 初到澳洲——第一印象
後記
重返上海
照片注釋以及街道名
章節附注
參考資料
鳴謝
自序
第1章 我的出生
第2章 我的俄羅斯猶太血統
第3章 鴉片戰爭和上海
第4章 我的童年
第5章 上海與猶太人
第6章 我上學了
第7章 太平洋戰爭爆發
第8章 上海的猶太學校和貝塔
第9章 猶太人的避難所
第10章 戰時的上海
第11章 祖父過世
第12章 戰爭的最後一年
第13章 日本投降與和平的日子
第14章 戰後的上海
第15章 我的成人受戒禮和1947年夏天
第16章 莫乾山避暑巧遇蔣介石
第17章 國民黨的垮台
第18章 虹口的學校
第19章 規劃未來
第20章 初到澳洲——第一印象
後記
重返上海
照片注釋以及街道名
章節附注
參考資料
鳴謝
後記
父親、伊娃、內森、以利亞和祖母最終設法從上海脫身，並作了和我前一年一樣的旅行。他們乘長沙號客船，於1952年3月8日抵達悉尼。我為他們訂了一家邦迪海濱度假勝地的旅館，並飛去悉尼與他們見面。
一家人終於高興地團圓了。我原擔心我們的分離時間會拖得更長。我特別擔心祖母是否能熬得住前往香港的艱辛的旅程，以及海上的長途航行。
父親想在悉尼待幾天，和許多在當地定居的朋友見見面。他們大部分來自上海，在第一個停靠港口——悉尼定居。我帶他到處去見那些朋友，他收集了關於怎樣在澳大利亞開始新生活的信息。儘管大多數人對於前景持樂觀態度，他們的意見是，在澳大利亞做生意和在上海做生意是有很大不同的。由於戰爭的關係，物資還是短缺，而且也沒有中國買辦幫你鋪路。
到墨爾本之後，我一直都住在斯科洛夫斯基家。格里沙決定給我上一個怎樣適應澳大利亞生活方式的速成課程。我想他是看到我沒有一點長進，所以給了我一份加油站的工作並且送我去搭便車長途旅行。然而，我當務之急是為在墨爾本的家人找到住宿。因為當時住房短缺還很嚴重，找房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希麗婭·斯科洛夫斯基給我很大幫助，最後我終於租到合適的房子，很幸運，房子也在坎伯威爾，離斯科洛夫斯基家不遠。
我在悉尼和家人見面的時候，我感覺還相當適應澳大利亞古怪而奇妙的生活方式。我陪家人到墨爾本，全家安頓在阿拉姆比街一棟租來的房子裡。我們需要適應的第一件事是戶外廁所。一開始，我們感到，20世紀50年代初的坎伯威爾區街道安靜得可怕並且令人不安，特別是夜幕降臨的時候。斯科洛夫斯基一家為我們提供了建議和幫助。我們周圍的鄰居看起來對我們有一點好奇，但態度是禮貌和友善的。
最初的困難落在伊娃身上，她勇敢地面對困難。這裡沒有廚子或者阿媽，從一開始，伊娃就需要購物，為大家做飯。希麗婭為了幫助我們，把她的清潔女工“借”給了我們，直到我們可以僱到自己的清潔女工。在短時間內，很多事情都需要做。內森和以利亞需要在當地公立學校註冊入學，並且，因為父親還沒有買車，我們必須學會如何使用公共運輸。
全家基本上安頓下來，大約一個月後，就是猶太教的逾越節了。我們要組織一個逾越節家宴，這是我們在一個新的國度的第一個逾越節家宴。逾越節家宴的每一方面都是一個新的挑戰。到哪裡去找到猶太逾越節薄餅，魚丸凍和所有的其他的東西呢？幸虧我離開上海的時候帶了一本《出埃及記》。直到我們坐下，我們六個人才意識到我們是多么的孤獨。除了格里沙，我們不認識任何人，可格里沙不參加宗教儀式。沒有人可以邀請，也沒有人邀請我們。很多年之後，有了一個大的家庭，並且家庭人口日益增多，我很開心地看到這么多的家庭成員一起坐在逾越節家宴餐桌旁。在墨爾本的第一個逾越節家宴的孤獨感總縈繞在我心頭，它更加襯托出我們現在是多么的幸運。
父親肩負著在一個新的國度里供養整個家庭的重擔，在這個新的國度里，經商環境和父親所習慣的當時上海的環境完全不同。父親帶來了一些資金，他覺得他應該效仿他的父親經商，很可能他並不應該這樣做。很不幸，他的各種商業冒險都不怎么走運。儘管如此，這並沒有影響他對未來的樂觀態度。他和伊娃確保我們家庭生活的正常與幸福的狀態不受影響，並且保證我和我的兄弟繼續把注意力集中到學業上。
我至今仍非常思念我的父親。他將以一個愛交朋友的熱心人，一個了不起的父親，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遺憾的是，他沒能看到他的兒子最終取得的成功。他於1963年11月16日一個周六，因突發腦出血病逝。
祖母不得不忍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痛。雖然父親生前讓祖母感到失望，但儘管如此，在父親的葬禮上，祖母的悲痛仍顯示出她對父親的慈愛。祖母一直在家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直到她摔了一跤後住進了穆特菲爾養老院，這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在那兒她能得到應有的關照。這些年來，我們始終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由於祖母一直沒有學會中文或英文，我們常常用俄語談話。她是一個非常有洞察力的女人，鑒於她的年齡和背景，這更是不可思議。當我完成了我的學業，並且開始從事我的專業的時候，一天，她把我叫到一旁，告訴我她的觀察，她的觀察對我很有好處。她對我說每個社會和每個人群中，甚至在騙子(她用的是俄語“joulikies”)之中，總需要有一個誠實，可信賴的人在中間，這個人受到各方的尊重和重視。她說我應該爭取去擔任那樣的角色。我擔任過這樣的角色，而且這條建議總是對我很有用。
當艾達和我認真地考慮結婚的時候，我帶艾達去穆特菲爾養老院見祖母，我就當她們的翻譯。雖然那次見面時間不長，但是祖母好好地打量了艾達，幾天后她告訴我很高興給予我們祝福。隨著我們戀愛關係的發展，有一天，祖母問我結婚之後艾達打算做什麼。她從第一次見面中了解到艾達當時正在學習法律。我說艾達可能結婚後放棄學業。祖母告訴我，無論任何情況，都不允許我讓艾達婚後放棄學業。她說我應該確保艾達完成她的學業，開始她的事業，並憑她自己的能力掙錢。她說只有當妻子擁有獨立與自尊時，婚姻才能穩固。我聽從了她的建議，還為艾達重抄課堂筆記，她的字跡太潦草了，甚至她自己都不能辨認。要是祖母可以親眼看到艾達在法律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及我們共同撫養的子女，她會多么高興啊。祖母於1967年7月31日去世，享年81歲。好在馬克就在她去世的前夕出生，我最珍貴的一張照片是她抱著馬克，而我在她身旁。對於我來說，祖母是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人，我感到我非常幸運，她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她仍在激勵著我和艾達做好我們八個孫兒女的祖父母。
內森和以利亞將要完成他們的學業的時候，伊娃繼續在墨爾本生活了幾年。在澳大利亞的這些艱苦歲月以及父親經歷的很多問題，對她的精神造成了傷害。伊娃和她的妹妹娜莎的關係依然很近，並且常常彼此照顧。娜莎的丈夫鮑里斯死後，娜莎讓伊娃到悉尼和她住在一起，伊娃欣然同意了。內森和以利亞已結婚，並忙於工作，當伊娃的朋友去世後，她在墨爾本的生活就變得日益孤單。在悉尼的那幾年來，伊娃和娜莎過得相當的開心。她們與很多從上海來的，在悉尼定居的朋友交往。很不幸，娜莎患上了痴呆症，伊娃不得不把她送進可以得到特殊照顧的社會福利院，她每天都去看望娜莎，甚至娜莎不認識她的時候，她還是每天都去。最終，伊娃患上了癌症，她癌症惡化時，我們不得不把她接回墨爾本，在穆特菲爾養老院接受特殊的照料，1999年10月14日，她在養老院去世，享年87歲。伊娃給予了我很多的愛，她保證我享有一個穩定的家庭生活，我想永遠對她表示感激。
隨著時光的流逝，我自己與內森和以利亞之間年齡的差異變得不重要，我們了解彼此，這種了解的深度在上海是不可能的。在上海時，在我看來，他們都還是小孩子，我們只有在家庭聚會的時候才彼此見面。然而，父母在養育我們的時候，就讓我們以親兄弟而不是同父異母兄弟相待。如今我們關係很親近，這正是父親和伊娃所希望的。他們都建立了美好的家庭，並開拓了成功的事業——內森成為一名大律師，以利亞是一名國際上有名氣的歌劇、戲劇以及電影導演。
接下來講亞歷克斯。維諾格拉多夫一家抵達澳大利亞後在悉尼定居，亞歷克斯與他的家人一起生活，並在一所學校繼續學業，那所學校就是後來的新南威爾斯大學。我們經常在假期時間見面，不是在墨爾本就是在悉尼。他從事技術類的工作，而財經領域吸引著我。雖然從事不同領域的工作，並且身處不同的地方，我們仍然是最親近的朋友。我們會花好幾個小時聊天，緬懷往事，只有真正的朋友才可以那樣。很幸運，因他和芭芭拉結婚以及事業的關係，最終來到墨爾本，這樣我們就更容易保持我們親近而特殊的關係。
1986年9月21日，我感覺我的胸口一陣劇痛，我躺到床上，艾達請來了我們的醫生，給我打了一劑止痛針。我熟睡時，芭芭拉打電話通知我們，說亞歷克斯在悉尼探望他年長的父母時，因心臟衰竭去世。失去這個相識近半個世紀的密友，我感到悲痛欲絕。他的辭世讓我從身心上都覺得那個上海的我也已經死去。
我一直和斯科洛夫斯基一家保持著聯繫，我們總會邀請格里沙和希麗婭參加重要的家庭聚會。有的時候，格里沙想重溫俄國之根的感覺，就會順便來我家，吃一頓青魚、土豆，飲一杯伏特加。我喜歡和他聊天，並且聽他說他的孩子，安娜、米歇爾和簡。格里沙於1995年1月8日去世，享年80歲。希麗婭比他多活了9年，最終於2004年5月19日去世，享年89歲。希麗婭在遺囑里指定我為遺囑執行者，我很樂意擔任這個任務。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合適的方式來以個人身份表達我對這么多年前他們對我們家的好意及信任的感激之情。
我再也沒有聽說過我生母的訊息。跟她在公園的見面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她。我後來得知她戰後去了美國。我不記得她是否設法想要聯繫上我，和我告別。她沒有參加我的成人儀式，當時我也沒有她的訊息。她不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有好奇心會驅使我去找到她，聯繫她。我覺得，如果和她聯繫，就會付出一種代價，而這是我不想做的，因為那會傷祖母和伊娃的心。我擔心他們會把我任何尋找生母的舉動看作我不十分幸福的徵兆。這樣有可能顯得我很無情。我覺得我是真誠行事，並顧及那些至親人的感情的。
我們一家整整三代人想要建立根基。從沙皇俄國受壓迫的烏克蘭，到遙遠的海參崴，接著到上海，雖然最初得到許諾，但我們想要建立一個永久家園的努力並不成功。似乎總是有一股力量促使我們向前。然而，如今莫辛斯基一家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已經生活了超過半個世紀，並有了兩代人。在此地，我很樂觀，我覺得我們可以受到我們宗教文化，以及我們豐富多樣的過去的滋養，繼續興旺繁榮。
一家人終於高興地團圓了。我原擔心我們的分離時間會拖得更長。我特別擔心祖母是否能熬得住前往香港的艱辛的旅程，以及海上的長途航行。
父親想在悉尼待幾天，和許多在當地定居的朋友見見面。他們大部分來自上海，在第一個停靠港口——悉尼定居。我帶他到處去見那些朋友，他收集了關於怎樣在澳大利亞開始新生活的信息。儘管大多數人對於前景持樂觀態度，他們的意見是，在澳大利亞做生意和在上海做生意是有很大不同的。由於戰爭的關係，物資還是短缺，而且也沒有中國買辦幫你鋪路。
到墨爾本之後，我一直都住在斯科洛夫斯基家。格里沙決定給我上一個怎樣適應澳大利亞生活方式的速成課程。我想他是看到我沒有一點長進，所以給了我一份加油站的工作並且送我去搭便車長途旅行。然而，我當務之急是為在墨爾本的家人找到住宿。因為當時住房短缺還很嚴重，找房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希麗婭·斯科洛夫斯基給我很大幫助，最後我終於租到合適的房子，很幸運，房子也在坎伯威爾，離斯科洛夫斯基家不遠。
我在悉尼和家人見面的時候，我感覺還相當適應澳大利亞古怪而奇妙的生活方式。我陪家人到墨爾本，全家安頓在阿拉姆比街一棟租來的房子裡。我們需要適應的第一件事是戶外廁所。一開始，我們感到，20世紀50年代初的坎伯威爾區街道安靜得可怕並且令人不安，特別是夜幕降臨的時候。斯科洛夫斯基一家為我們提供了建議和幫助。我們周圍的鄰居看起來對我們有一點好奇，但態度是禮貌和友善的。
最初的困難落在伊娃身上，她勇敢地面對困難。這裡沒有廚子或者阿媽，從一開始，伊娃就需要購物，為大家做飯。希麗婭為了幫助我們，把她的清潔女工“借”給了我們，直到我們可以僱到自己的清潔女工。在短時間內，很多事情都需要做。內森和以利亞需要在當地公立學校註冊入學，並且，因為父親還沒有買車，我們必須學會如何使用公共運輸。
全家基本上安頓下來，大約一個月後，就是猶太教的逾越節了。我們要組織一個逾越節家宴，這是我們在一個新的國度的第一個逾越節家宴。逾越節家宴的每一方面都是一個新的挑戰。到哪裡去找到猶太逾越節薄餅，魚丸凍和所有的其他的東西呢？幸虧我離開上海的時候帶了一本《出埃及記》。直到我們坐下，我們六個人才意識到我們是多么的孤獨。除了格里沙，我們不認識任何人，可格里沙不參加宗教儀式。沒有人可以邀請，也沒有人邀請我們。很多年之後，有了一個大的家庭，並且家庭人口日益增多，我很開心地看到這么多的家庭成員一起坐在逾越節家宴餐桌旁。在墨爾本的第一個逾越節家宴的孤獨感總縈繞在我心頭，它更加襯托出我們現在是多么的幸運。
父親肩負著在一個新的國度里供養整個家庭的重擔，在這個新的國度里，經商環境和父親所習慣的當時上海的環境完全不同。父親帶來了一些資金，他覺得他應該效仿他的父親經商，很可能他並不應該這樣做。很不幸，他的各種商業冒險都不怎么走運。儘管如此，這並沒有影響他對未來的樂觀態度。他和伊娃確保我們家庭生活的正常與幸福的狀態不受影響，並且保證我和我的兄弟繼續把注意力集中到學業上。
我至今仍非常思念我的父親。他將以一個愛交朋友的熱心人，一個了不起的父親，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遺憾的是，他沒能看到他的兒子最終取得的成功。他於1963年11月16日一個周六，因突發腦出血病逝。
祖母不得不忍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痛。雖然父親生前讓祖母感到失望，但儘管如此，在父親的葬禮上，祖母的悲痛仍顯示出她對父親的慈愛。祖母一直在家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直到她摔了一跤後住進了穆特菲爾養老院，這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在那兒她能得到應有的關照。這些年來，我們始終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由於祖母一直沒有學會中文或英文，我們常常用俄語談話。她是一個非常有洞察力的女人，鑒於她的年齡和背景，這更是不可思議。當我完成了我的學業，並且開始從事我的專業的時候，一天，她把我叫到一旁，告訴我她的觀察，她的觀察對我很有好處。她對我說每個社會和每個人群中，甚至在騙子(她用的是俄語“joulikies”)之中，總需要有一個誠實，可信賴的人在中間，這個人受到各方的尊重和重視。她說我應該爭取去擔任那樣的角色。我擔任過這樣的角色，而且這條建議總是對我很有用。
當艾達和我認真地考慮結婚的時候，我帶艾達去穆特菲爾養老院見祖母，我就當她們的翻譯。雖然那次見面時間不長，但是祖母好好地打量了艾達，幾天后她告訴我很高興給予我們祝福。隨著我們戀愛關係的發展，有一天，祖母問我結婚之後艾達打算做什麼。她從第一次見面中了解到艾達當時正在學習法律。我說艾達可能結婚後放棄學業。祖母告訴我，無論任何情況，都不允許我讓艾達婚後放棄學業。她說我應該確保艾達完成她的學業，開始她的事業，並憑她自己的能力掙錢。她說只有當妻子擁有獨立與自尊時，婚姻才能穩固。我聽從了她的建議，還為艾達重抄課堂筆記，她的字跡太潦草了，甚至她自己都不能辨認。要是祖母可以親眼看到艾達在法律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及我們共同撫養的子女，她會多么高興啊。祖母於1967年7月31日去世，享年81歲。好在馬克就在她去世的前夕出生，我最珍貴的一張照片是她抱著馬克，而我在她身旁。對於我來說，祖母是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人，我感到我非常幸運，她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她仍在激勵著我和艾達做好我們八個孫兒女的祖父母。
內森和以利亞將要完成他們的學業的時候，伊娃繼續在墨爾本生活了幾年。在澳大利亞的這些艱苦歲月以及父親經歷的很多問題，對她的精神造成了傷害。伊娃和她的妹妹娜莎的關係依然很近，並且常常彼此照顧。娜莎的丈夫鮑里斯死後，娜莎讓伊娃到悉尼和她住在一起，伊娃欣然同意了。內森和以利亞已結婚，並忙於工作，當伊娃的朋友去世後，她在墨爾本的生活就變得日益孤單。在悉尼的那幾年來，伊娃和娜莎過得相當的開心。她們與很多從上海來的，在悉尼定居的朋友交往。很不幸，娜莎患上了痴呆症，伊娃不得不把她送進可以得到特殊照顧的社會福利院，她每天都去看望娜莎，甚至娜莎不認識她的時候，她還是每天都去。最終，伊娃患上了癌症，她癌症惡化時，我們不得不把她接回墨爾本，在穆特菲爾養老院接受特殊的照料，1999年10月14日，她在養老院去世，享年87歲。伊娃給予了我很多的愛，她保證我享有一個穩定的家庭生活，我想永遠對她表示感激。
隨著時光的流逝，我自己與內森和以利亞之間年齡的差異變得不重要，我們了解彼此，這種了解的深度在上海是不可能的。在上海時，在我看來，他們都還是小孩子，我們只有在家庭聚會的時候才彼此見面。然而，父母在養育我們的時候，就讓我們以親兄弟而不是同父異母兄弟相待。如今我們關係很親近，這正是父親和伊娃所希望的。他們都建立了美好的家庭，並開拓了成功的事業——內森成為一名大律師，以利亞是一名國際上有名氣的歌劇、戲劇以及電影導演。
接下來講亞歷克斯。維諾格拉多夫一家抵達澳大利亞後在悉尼定居，亞歷克斯與他的家人一起生活，並在一所學校繼續學業，那所學校就是後來的新南威爾斯大學。我們經常在假期時間見面，不是在墨爾本就是在悉尼。他從事技術類的工作，而財經領域吸引著我。雖然從事不同領域的工作，並且身處不同的地方，我們仍然是最親近的朋友。我們會花好幾個小時聊天，緬懷往事，只有真正的朋友才可以那樣。很幸運，因他和芭芭拉結婚以及事業的關係，最終來到墨爾本，這樣我們就更容易保持我們親近而特殊的關係。
1986年9月21日，我感覺我的胸口一陣劇痛，我躺到床上，艾達請來了我們的醫生，給我打了一劑止痛針。我熟睡時，芭芭拉打電話通知我們，說亞歷克斯在悉尼探望他年長的父母時，因心臟衰竭去世。失去這個相識近半個世紀的密友，我感到悲痛欲絕。他的辭世讓我從身心上都覺得那個上海的我也已經死去。
我一直和斯科洛夫斯基一家保持著聯繫，我們總會邀請格里沙和希麗婭參加重要的家庭聚會。有的時候，格里沙想重溫俄國之根的感覺，就會順便來我家，吃一頓青魚、土豆，飲一杯伏特加。我喜歡和他聊天，並且聽他說他的孩子，安娜、米歇爾和簡。格里沙於1995年1月8日去世，享年80歲。希麗婭比他多活了9年，最終於2004年5月19日去世，享年89歲。希麗婭在遺囑里指定我為遺囑執行者，我很樂意擔任這個任務。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合適的方式來以個人身份表達我對這么多年前他們對我們家的好意及信任的感激之情。
我再也沒有聽說過我生母的訊息。跟她在公園的見面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她。我後來得知她戰後去了美國。我不記得她是否設法想要聯繫上我，和我告別。她沒有參加我的成人儀式，當時我也沒有她的訊息。她不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有好奇心會驅使我去找到她，聯繫她。我覺得，如果和她聯繫，就會付出一種代價，而這是我不想做的，因為那會傷祖母和伊娃的心。我擔心他們會把我任何尋找生母的舉動看作我不十分幸福的徵兆。這樣有可能顯得我很無情。我覺得我是真誠行事，並顧及那些至親人的感情的。
我們一家整整三代人想要建立根基。從沙皇俄國受壓迫的烏克蘭，到遙遠的海參崴，接著到上海，雖然最初得到許諾，但我們想要建立一個永久家園的努力並不成功。似乎總是有一股力量促使我們向前。然而，如今莫辛斯基一家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已經生活了超過半個世紀，並有了兩代人。在此地，我很樂觀，我覺得我們可以受到我們宗教文化，以及我們豐富多樣的過去的滋養，繼續興旺繁榮。
序言
第一次與山姆·莫辛斯基見面是在1997年10月。那時我應邀在墨爾本的澳大利亞猶太博物館舉辦的“猶太人在上海”展覽會開幕式上做講演，他是我講演的主持人。後來，他又在家中為我專門舉辦了歡迎宴會，介紹我與澳大利亞各界的猶太名流見面，還陪我見了墨爾本市市長。從那以後，我們便成了好朋友。無論是他來上海，還是我去墨爾本，我們都一定要促膝長談。
山姆從出生到17歲都生活在上海，對上海這座“故鄉城”充滿深情。每次來上海，他都選擇住在東湖賓館，因為那裡離他杜美路(即今東湖路)舊居僅幾步之遙。在上海的日子裡，他總是沿著東湖路、淮海路(當年的霞飛路)、向陽路(當年的拉都路)、汾陽路(當年的畢勛路)這些熟悉的街道漫步，回憶著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點點滴滴，整個身心都沉浸在遐思之中。他有著講不完的上海故事，一講起上海便眉飛色舞，神采奕奕。他不但自己來，還把子孫後代都帶來上海，讓他們領略上海的神韻。
山姆是一個成功的專業人士和社會活動家，曾任澳大利亞多家企業的財務主管和諸多猶太組織的董事會主席，其中包括擔任著名的澳大利亞猶太博物館和《澳大利亞猶太新聞報》的主席，為此榮獲了澳大利亞傑出入士獎。無論取得多么輝煌的成就，他總是要將這些成功與自己在上海的“根”聯繫起來。
從歷史上看，上海開埠後成了一座十分開放的城市。人們可以自由進出這座城市，往往無需護照和簽證。實業家們在上海發現了拓展事業的土壤，難民們在上海可以找到避難所，冒險家們也視上海為自己的“樂園”。來自中國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不同語言、不同習俗、不同信仰、不同膚色的人們匯聚上海，互相碰撞，互相對話，互相交融，使這座城市成為百花齊放的國際性大都市。在這樣的氛圍中形成、發展的上海文化，是來自中國內外許多地方的各種文化在開放的國際化環境中交融而成的，具有濃厚的開放性和國際特色。山姆出生在一個具有離散特徵的俄羅斯猶太家庭，又在上海這樣一種氛圍中長大，體現了中、俄、猶三種文化的交融，還通過學校教育接受了英、美、法文化的影響。孕育他的上海使他了解世界的多樣性，博採各種文化的精華，確實是他後來定居澳大利亞取得成功的文化淵源。
正因為此，山姆總希望將他在上海的17年故事寫出來。經過長期積累和艱苦努力，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推出了我們面前的這部力作。他寫的是我們爺爺那個時代的老上海，但他又為今日飛速發展的新上海興奮不已。三十多年前，經歷了“文革”浩劫的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中國的復興再次與開放和國際化聯繫在一起，上海的開放性和國際特色在這樣的新形勢下不但再現光彩，而且發揚光大。今日，我們欣喜地看到，來自中國各地的“外地人”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老外”們又活躍在上海灘上。據2002年統計，那一年就有210萬外國人來到上海訪問、旅遊。到2010年上海舉辦世博會的時候，更有超過7000萬訪客來滬。又據不完全統計，今日在上海長期居留的“老外”已超過20萬，超過了上世紀30年代的最高峰。這些“外地人”和“老外”們已成為“新上海人”，他們帶來的文化也使海派文化更加絢麗奪目，在上海的發展中打下了新的印記。同時，許許多多中國人、上海人走出國門經商、留學、旅遊，其國際聯繫不斷拓展，使上海的國際影響迅速擴展，也成為上海繼續發展的驅動力。所有這些，在山姆的老上海記憶中增添了絢麗多彩的新元素，使他的上海情結進一步豐富和升華。
作為山姆的老朋友，看到年近八旬的他完成了寫出自己上海故事的心愿，我感到由衷的高興。我忠心祝願山姆永葆青春，期待著繼續聽他講那永遠說不盡的上海故事！
潘光 於上海猶太研究中心
2012年5月18日
山姆從出生到17歲都生活在上海，對上海這座“故鄉城”充滿深情。每次來上海，他都選擇住在東湖賓館，因為那裡離他杜美路(即今東湖路)舊居僅幾步之遙。在上海的日子裡，他總是沿著東湖路、淮海路(當年的霞飛路)、向陽路(當年的拉都路)、汾陽路(當年的畢勛路)這些熟悉的街道漫步，回憶著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點點滴滴，整個身心都沉浸在遐思之中。他有著講不完的上海故事，一講起上海便眉飛色舞，神采奕奕。他不但自己來，還把子孫後代都帶來上海，讓他們領略上海的神韻。
山姆是一個成功的專業人士和社會活動家，曾任澳大利亞多家企業的財務主管和諸多猶太組織的董事會主席，其中包括擔任著名的澳大利亞猶太博物館和《澳大利亞猶太新聞報》的主席，為此榮獲了澳大利亞傑出入士獎。無論取得多么輝煌的成就，他總是要將這些成功與自己在上海的“根”聯繫起來。
從歷史上看，上海開埠後成了一座十分開放的城市。人們可以自由進出這座城市，往往無需護照和簽證。實業家們在上海發現了拓展事業的土壤，難民們在上海可以找到避難所，冒險家們也視上海為自己的“樂園”。來自中國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不同語言、不同習俗、不同信仰、不同膚色的人們匯聚上海，互相碰撞，互相對話，互相交融，使這座城市成為百花齊放的國際性大都市。在這樣的氛圍中形成、發展的上海文化，是來自中國內外許多地方的各種文化在開放的國際化環境中交融而成的，具有濃厚的開放性和國際特色。山姆出生在一個具有離散特徵的俄羅斯猶太家庭，又在上海這樣一種氛圍中長大，體現了中、俄、猶三種文化的交融，還通過學校教育接受了英、美、法文化的影響。孕育他的上海使他了解世界的多樣性，博採各種文化的精華，確實是他後來定居澳大利亞取得成功的文化淵源。
正因為此，山姆總希望將他在上海的17年故事寫出來。經過長期積累和艱苦努力，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推出了我們面前的這部力作。他寫的是我們爺爺那個時代的老上海，但他又為今日飛速發展的新上海興奮不已。三十多年前，經歷了“文革”浩劫的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中國的復興再次與開放和國際化聯繫在一起，上海的開放性和國際特色在這樣的新形勢下不但再現光彩，而且發揚光大。今日，我們欣喜地看到，來自中國各地的“外地人”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老外”們又活躍在上海灘上。據2002年統計，那一年就有210萬外國人來到上海訪問、旅遊。到2010年上海舉辦世博會的時候，更有超過7000萬訪客來滬。又據不完全統計，今日在上海長期居留的“老外”已超過20萬，超過了上世紀30年代的最高峰。這些“外地人”和“老外”們已成為“新上海人”，他們帶來的文化也使海派文化更加絢麗奪目，在上海的發展中打下了新的印記。同時，許許多多中國人、上海人走出國門經商、留學、旅遊，其國際聯繫不斷拓展，使上海的國際影響迅速擴展，也成為上海繼續發展的驅動力。所有這些，在山姆的老上海記憶中增添了絢麗多彩的新元素，使他的上海情結進一步豐富和升華。
作為山姆的老朋友，看到年近八旬的他完成了寫出自己上海故事的心愿，我感到由衷的高興。我忠心祝願山姆永葆青春，期待著繼續聽他講那永遠說不盡的上海故事！
潘光 於上海猶太研究中心
2012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