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潘佐夫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VADIMOVICH PANTSOV)，男，1955年生於蘇聯莫斯科，博士學位，是俄羅斯著名的學者、漢學家、也是俄文第一部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的作者。精通俄語、英語、和漢語，具備法語和日語的文獻閱讀能力。主要從事中俄關係研究、當代中國研究和毛澤東詩詞的俄文翻譯與注釋工作。學術專著10餘部，論文60餘篇，最著名的作品當屬《毛澤東傳》。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亞歷山大·潘佐夫
• 出生日期：1955
• 職業：毛澤東研究專家
• 類別：傳記
• 出版日期：2015年8月
• 英文名：ALEXANDERVADIMOVICH PANTSOV
• 出生地：蘇聯莫斯科
• 著作：《毛澤東傳》
•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人物簡介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VADIMOVICH PANTSOV),1955年生於蘇聯莫斯科。1978年在莫斯科國家大學亞非學院獲學士學位;1983年在蘇聯社會科學院世界勞工運動研究所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94年於同一研究所獲歷史學與比較政治學博士學位。1987~1988年在中國山東大學博士後流動站從事研究工作。

主要作品

亞歷山大·潘佐夫，所著圖書《毛澤東傳》(上、下)。

2016年1月，《毛澤東傳》(上、下)成為2015年度影響力圖書。

編輯推薦

亞歷山大·潘佐夫經典之作一一《毛澤東傳》

毛澤東傳

◆透過蘇聯解密檔案，獨家解讀毛澤東與史達林、赫魯雪夫的往來交惡秘聞，描繪蘇聯扶植、操控、牽制中共的錯綜關係，了解毛澤東於蘇聯羽翼下之危局和機運。

◆唯一跳脫官方神話與個人經驗之局限，以最新史料揭露毛澤東多樣面貌真相的權威傳記。更以過去未見的機密檔案解開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背後的真相。

◆描繪這位自詡為詩人的領導者如何從年輕時對革命的理想與堅持，轉變為晚年對權力的執著與狂熱。

◆精通俄語、英語和漢語的俄羅斯著名學者潘佐夫經典之作。作者本人的俄羅斯文化血統、西方教育背景和中國研究經歷，使其能自如地在各種文化脈絡中尋找匯合點，從而以獨特的方式透視毛澤東。

◆該書榮獲俄羅斯2007年度競爭桂冠最佳圖書獎，在國際毛澤東研究界影響巨大。

傳記特點

這部毛澤東傳記的最大特點就是大量利用了蘇聯方面有關毛澤東及中國革命的各類檔案，範圍囊括了前蘇共中央、各主要政府部門、共產黨情報局乃至克格勃等。蘇聯解體後，前蘇聯的大量解密檔案成為各國歷史學家、政治學者趨之若鶩的“資料寶藏”。身為一名土生土長的莫斯科人，又是從莫斯科國立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潘佐夫在挖掘這批檔案時自然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當該作英文原版在美出版時，兩位作者就特彆強調，這部毛澤東傳記的最大優點就是充分利用蘇聯解密檔案，而過往論著則多依賴毛澤東本人的敘述、相關人士的回憶、中共官方的公開檔案又或者乾脆是道聽途說後的瞎編。正是由於兩位作者以紮實的檔案資料為寫作基礎，所有他們才敢於用“真實的故事”來當作書名。

中文版序言

1936年7月，毛澤東在他位於陝北的基地保全接受有左派傾向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採訪之時，已是舉世聞名的中國游擊隊領袖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之一。斯諾並非馬克思主義者，但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卻充滿同情。當時的斯諾作為一個高產記者在中美兩國的左派中間也已是大名鼎鼎。他的文章常常發表在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和美國的《星期六晚郵報》、《紐約先驅論壇報》和《外交季刊》等報刊上。在第一次採訪毛澤東的那一年他只有31歲。與其他公開鼓吹其親共產主義觀點的駐華左翼記者不同，斯諾享有從不盲從、獨立思考的聲譽。正是這種“獨立性”引起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的注意，遂決定利用這個有才氣的年輕記者來擴大他們在國內外的知名度。

斯諾也急於見到中共領導人。他畢竟是一個職業的文字記者，深知這種會談一定會帶來轟動一時的獨家新聞。早在1936年3月，他就開始探索進入中國“紅區”採訪的種種可能途徑。功夫不負有心人，他最終成為第一個當面採訪了毛澤東的外國記者。

斯諾此行並非孤身探險，他還有一個同伴，此人是黎巴嫩血統的美國皮膚病專家喬治·海德姆，他後來的中國名字叫馬海德。兩人於7月13日抵達保全，而在兩天前，毛澤東就已經到達這個小縣城了。當時的毛澤東正忙於躲避蔣介石大軍的“圍剿”，後者是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領袖。毛領導的紅軍剛剛在與國民黨軍隊的交鋒中吃了大敗仗。但是根據斯諾的觀察，當時的毛澤東顯得非常“輕鬆、自然和隨和”，看上去就是一個英明的、有著深刻的洞察力的哲學王。被迫撤到保全這件事絲毫沒有使他焦慮不安。他和他的夫人賀子珍住在一個很不舒服的窯洞裡。這個窯洞是在一個黃土峁里挖的一個大洞，不管外面天氣如何，這個原始的棲身處永遠是又暗又濕，窯洞頂部不停地往下滴水。

人物訪談

美國首都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俄國學者亞歷山大·潘佐夫的《毛澤東傳》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利用了大量俄文檔案，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這部分內容包括蘇聯向中國輸入革命的過程，所提供了大量支持，以及史達林和毛澤東之間的關係，韓戰的起因和過程，以及赫魯雪夫與毛澤東之間的關係等等。這些新說，均以最新資料為研究基礎，同時，本書也提供了俄羅斯學者的新視角，這不失為中國讀者理解中國革命史極好的參照。近日，鳳凰網記者採訪了潘佐夫。

史達林為蘇聯利益幫助中共

亞歷山大·潘佐夫 鳳凰網：讀完本書，我印象最深的是，史達林及蘇共為了向中國輸出革命，不僅提供了意識形態、宣傳策略和組織技術的幫助，以及其他與革命相關的指導，尤其是經濟援助。你認為，蘇共對於中國有尤其是中共的經濟援助，對於中國革命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潘佐夫：蘇聯幫了中共很多。20世紀20年代，它擔負了中共所有的經濟花費，甚至給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每月發工資。在30年代，即使中共通過在農村開展游擊行動，已經有了自己的經濟來源，史達林仍然每年向中共提供百萬美元的援助。在40年代，史達林向毛澤東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甚至在蘇聯對納粹開戰之後，史達林仍向毛澤東提供經濟支援。俄羅斯的檔案中保留了很多中共當年的收據。我可以說，在20世紀20到40年代，蘇聯向中共提供了不下1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援助。除此之外，蘇聯還向中共提供武器、理論，和在共產國際學校培養中共幹部。

鳳凰網：史達林為什麼願意付出這么大的代價，向中國輸出革命？其目的是什麼？他這樣做，起初的想法和後來的想法有什麼變化？

潘佐夫：史達林竭力促進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因為中共奪取政權將會極大打破國際勢力平衡，使局勢更利於蘇聯。這就是他自1925年後個人掌控蘇聯對華政策的目的。史達林是是把世界革命作為擴張蘇聯霸權的一個手段來看的。他的地緣政治目標是建立蘇聯在全球的優勢地位。當然，他幫助毛澤東是因為他相信毛澤東將會為其利益服務。這可以解釋在1949年－1950年，毛澤東出訪莫斯科時，他對毛澤東的怠慢。

鳳凰網：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為中共革命事業的壯大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中共一些錯誤的政治主張和策略，同樣是史達林和共產國際主宰的。但是，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從來不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而是將中共的總書記如陳獨秀、瞿秋白或者領導人如李立三等人當做替罪羊。為什麼？是因為共產革命的性質，決定了領導人不能公開承認自己犯下了嚴重錯誤嗎？

潘佐夫：沒錯，你說的對。1956年3月19日，在討論赫魯雪夫關於史達林個人崇拜講話的中共高層會議上，王稼祥，洛甫，尤其是周恩來嚴詞批評了史達林的大國情結。他們發表了一些對史達林個人的批評，大部分是關於莫斯科對主導中國革命中的錯誤。比如，王稼祥說：“李立三路線和王明政策”分別犯了“冒險主義”和“投降主義”錯誤，這都來自於史達林。周恩來稱，“早前在討論黨內錯誤時，我們並沒有提到蘇聯，只是自我批評。事實上，很多錯誤並不是我們自己造成的，而是之前蘇共或由蘇共主導的共產國際，因為中共之前並不獨立。如今，說到史達林的錯誤，必須要說蘇共要為中國革命的失敗負很大責任。”

然而，史達林不可能承認他的錯誤。他不了解中國，但他覺得自己是領袖。所有共產黨領導人從來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在1958年到1962年，中國經歷了大躍進和大饑荒，導致上千萬人死亡。大躍進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1－1.2億元，這相當於中共在第一個五年計畫中投入資本的兩倍。毛澤東從未公開承認過錯誤，他也沒向其他國家求援。

鳳凰網：解放戰爭期間，林彪的隊伍與國民黨軍隊決戰時，蘇聯對於中共的援助主要有哪裡？俄文檔案中是否有詳細的資料？

潘佐夫：在一開始，由於美國壟斷核武器，史達林在中國尋求一種妥協。《雅爾達協定》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分別在1945年的2月11日和8月14日簽署，兩個協定都有利於蘇聯，但是也限制了史達林的行動。這兩個協定，讓蘇聯在遠東地區擁有至關重要的經濟、政治和領土控制權。戰後不久，史達林開始對中共奪取政權感到擔憂。他不希望因為向中共提供無條件支援，而使他已經從美國和中國獲得的利益受損。因此，他建議毛澤東與蔣介石“達成暫時協定”，堅持讓毛澤東奔赴重慶與死敵舉行會面。他蹩腳的理由是內戰可能導致中國崩潰。在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蘇共中央向毛澤東發去電報：“我們認為引發內戰的政策將不利於中國復興。我們認為你與蔣介石會面並達成協定是一個權宜之計。”

他直接禁止中共的軍隊掌控中國東北城市，直到蘇軍撤出。他甚至多次表示希望中國國民黨政府在滿洲建立政權。然而，莫斯科對中共對滿洲農村地區的秘密滲透，建立中共東北分部，甚至建立林彪領導的東北軍隊沒有任何異議。

在1945年底到46年，中共軍隊第一次發動襲擊成功，史達林開始猶豫了。1945年10月，他決定將一些蘇聯繳獲的日本軍火轉交給滿洲的中共部隊。儘管他不想對其干預中國內戰大肆宣揚，但他承認這已是事實：“我們所有聯絡人員等必需儘快從延安和其他毛澤東勢力地區撤離。”與此同時，他向自己的下級建議：“中國內戰已經在一個關鍵轉折點，我擔心我們的敵人之後會指責在這些地區的蘇共人員是中國內戰的發起者，雖然他們沒有掌控任何事情。我們越早撤離越好。”

1946年2月、3月，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受到右派壓力的蔣介石將史達林推向無條件支援中共的一邊。國民黨和中國公眾對蘇軍占領中國東北表示不滿。毫無疑問，占據東北的蘇共軍隊在此進行了不可原諒的掠奪：他們拆除工業設備和其他資產，將之運回蘇聯。東北工業因此損失了8.58億經濟損失。3月6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此表示抗議，要求蘇聯軍隊逐步撤離。蔣介石知道中共之後將會取代俄國人嗎？也許不會，他盤算著依靠美國的幫助，可以占領蘇聯撤出的東北城市。但他失算了。

3月13日，史達林開始撤軍，直至1946年5月3日完全撤離。同時，被蔣介石激怒的史達林指使他的中國同志果斷行動，甚至批評他們對美國太多謙讓。隨後，他允許中共部隊進入滿洲，並要求林彪的軍隊儘快占領這些城市。他命令紅軍幫助中共接手情報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