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霍爾姆·羅伯遜

丹尼斯•霍爾姆•羅伯遜(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一譯為丹尼斯•H•羅伯特森)，或丹尼斯•羅伯特森爵士(Professor Sir Denis Robertson)，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出生於英國劍橋郡。在庇古教授和凱恩斯的指導下，鑽研馬歇爾經濟學。從此，他和凱恩斯的建設性合作關係一直保持著，直到30年代末凱恩斯革命的高潮時期才與凱恩斯分道揚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丹尼斯·霍爾姆·羅伯遜
• 外文名：Dennis H. Robertson
• 國籍：英國
• 出生日期：1890
• 逝世日期：1963
• 職業：經濟學家

簡介

主要著作

《產業波動研究》

《貨幣》

《產業的控制》

《銀行政策與物價水平》

《經濟原理講義》

此外，他還先後發表了90餘篇文章，其中較重要的大都收集在9本論文集，如《貨幣理論論文集》、《效用及其他》、《貨幣與利息論文集》中。

生平介紹

丹尼斯·H·羅伯遜生於1890年，排行第六，其父是海雷布瑞（Haileybury）學校的校長。羅伯遜在伊頓公學和劍橋三一學院讀過書，在取得古典文學第一學位和經濟學習第二 學位後，於1914年當選為三一學院的教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服兵役。1926-1927年間，他自費到亞洲旅遊，由俄羅斯入中國，滯留十幾日後，渡海而去。1930年成為劍橋大學的高級講師。1938年因與凱恩斯“馬戲團”成員有隙而離開劍橋，成為倫敦經濟學院教授，銀行學系主任，隨後由於戰爭需要被調派到英國財政部。1944年他被推舉接替庇古任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於是回到劍橋大學，任職到1957年退休，1963年在劍橋逝世。從1944年到1946年，他是平衡收支皇家委員會的首席成員，1957年到1958年，是價格、生產和收入Cohen委員會唯一的經濟學家。 羅伯遜興趣非常廣泛，作為一個職業經濟學家的同時，他還是當時一位非常有名的演員，對古典文學造詣甚深，特別對詩歌有著一如既往的愛好，常有新作見諸於報刊。他的寫作風格非常特別，以《銀行政策和價格水平》為例，全書僅103頁，語言簡練，但卻寓意深刻，被喻為當時最難懂的經濟學著作之一；後期的著作以書評和對凱恩斯經濟學的評述居多，落筆行文幽默、尖刻而又不失真誠。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主要著作

羅伯遜一生著作甚豐，最有名的便是他為劍橋大學經濟學系的學 生們寫的教材《貨幣》，但是他的學術聲譽卻主要來自於1915年發表的碩士論文《一個工業經濟波動的研究》和發表於1926年的《銀行政策和價格水平》（以下簡稱《銀行》）。他後期在劍橋大學的大部分講稿收集在《經濟原理講義》一書中。兩戰之間，羅伯遜寫過大量的關於政策建議的文章，他的一生共寫有論文100多篇，其中有30篇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另有15本書，涉及經濟學的幾乎所有方面。 他還先後發表了90餘篇文章，其中較重要的大都收集在9本論文集，如《貨幣理論論文集》、《效用及其他》、《貨幣與利息論文集》中。主要著作有：《產業波動研究》、《貨幣》、《產業的控制》、《銀行政策與物價水平》、《經濟原理講義》，羅伯遜在《銀行業政策和價格水平》（1926）一文中，對不同形式的儲蓄或“缺乏”作出了最為詳盡的分析。他引入了“自動缺乏”的概念（指強制儲蓄）：在計畫消費上的自願減少，當由於新創造的貨幣被加入到用於日常在市場上買賣商品的貨幣流而造成價格水平提高時，它就會出現。

劍橋大學

理論貢獻

羅伯遜將他大部分的精力灌注於經濟周期理論的研究，他曾經說過：工業波動、貨幣、信用以及就業等問題“一直是經濟學中我最感興趣的領域，對該領域的研究也是我期望能被後人記起的唯一的個人貢獻”。 羅伯遜是第一個重視實際經濟因素在工業循環中的作用的英國經濟學家，他的理論曾被認為是對巨觀經濟周期的一個非貨幣的、過度投資的解釋。

在考慮工業波動的性質時，羅伯遜不僅考慮價格和信貸的周期特徵而且考慮到了產出和就業的周期性波動。在《一個工業經濟波動的研究》中，他就是以實際國民收入的周期波動為考察對象的。他將工業波動描述為“價格水平，貨幣利潤水平以及就業水平的準節律運動”。至於工業波動的原因，他反對當時兩種流行的觀點：第一種是以霍特里為代表的純貨幣經濟周期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經濟波動的周期性特點和造成經濟周期的主要原因可以在貨幣系統的缺點中找到；而另一種是以庇古為代表的心理周期的觀點，認為業界領導者的決策脾性方面的缺點是導致貿易周期的主要原因。對此，羅伯遜說：“我堅持認為應比流行的解釋方式更加注重於某些與貨幣和心理原因相反的，引起經濟波動的‘真實’原因”。當然，羅伯遜並沒有否定經濟循環的貨幣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響，他只是說貨幣或心理因素不是引起經濟周期的唯一原因，而且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羅伯遜將經濟波動分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兩類，其中前者與實際因素相關，而後者則主要和貨幣因素及心理因素相關。造成合理波動的原因深藏於資本主義的技術和法律結構之中，是經濟發展和資本形成過程所必需的，由此而引起的價格波動也是合理的，由他的強迫儲蓄理論甚至能夠得出資本形成需要一般價格水平的適當波動的結論。不合理的波動是由貨幣體系或心理因素對實際因素的過度反應而引起的，羅伯遜認為只有這種波動才應該想辦法儘量避免。 羅伯遜總是將各個產業部門分開來考慮，以探究它們在經濟周期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比如，“建築商品和即時消費商品的行為特徵之間有非常明顯的差異。一般說來，前者在蕭條期的產出水平會低於上一期經濟繁榮時的水平，而後者卻有可能繼續保持上升。以至在任何情況下，蕭條的基本特徵並不總是實際產出水平的下降，而應該是無法將產出維持在考慮到現有生產設施的實際可能的產出水平上”。 羅伯遜認為，每一個經濟周期都會有它自己的特點，無法用一套標準化的經濟政策平抑之，所以，在談到對付工業波動的銀行政策時，羅伯遜說：“我堅信‘信貸控制’政策，而不同意在貨幣事務上的放任自由的政策；但是，我推測，在長期中實施信貸控制也許是一件很難的事，遠比那些受激進論調引導的人們所預計的要難得多，最終我們也許會認識到信貸控制不是一劑獨立的藥方，而只是一個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和全面的穩定方案中的組成部分之一。”

與凱恩斯關係

丹尼斯·霍爾姆·羅伯遜是凱恩斯的學生，而且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到1946年凱恩斯去世一直是他的好友。在凱恩斯的大量內容廣泛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們經常互相交換手稿， 以極為坦率的態度批評對方。羅伯遜反覆閱讀過《通論》，提出過詳細修改建議。儘管凱恩斯非常願意接受他的批評，但是羅伯遜發現自己不能接受凱恩斯的新理論，因此沒有參加“凱恩斯革命”。雖然兩人關係變得緊張，但是他並沒有像疏遠凱恩斯激進的信徒(卡恩、卡爾多，尤其是瓊·羅賓遜)那樣疏遠凱恩斯。 羅伯遜和凱恩斯-----由合作走向分歧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早期的合作

1909年，就在羅伯遜參加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經濟學學士學位考試的前一年，凱恩斯雖然沒有獲得皇家學院研究院研究員資格，卻在剛剛接替馬歇爾榮任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的庇古的幫助下謀得了一個講師的職位，從而重返劍橋。羅伯遜進入三一學院時，凱恩斯正好兼任經濟學科的研究指導員。從此，這兩位經濟學家的交流和合作便開始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們才有了幾年的分離。

從《凱恩斯選集》所收入的羅伯遜和凱恩斯的通信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深厚友誼和富有成效的合作關係。這些信經常就一些重要的和細節的經濟學的問題展開討論，但是這些保存下來的紀錄也許只是他們思想交流之冰山一角。據哈羅德的記載，當凱恩斯寫《貨幣論》時，“他們作過多次長談，以追求真理。”在此之前，他們面對面的交流肯定更多。

他們之間的學術討論最早主要是圍繞羅伯遜的《工業波動研究》一書的手稿展開的，凱恩斯雖然沒有在公開刊物上進行書面的推介和評價，但是他對該書的重視程度卻是顯而易見的，曾給羅伯遜去信稱這本書是“對該領域的一個最精彩和重要的貢獻”。另外，凱恩斯還在他主持的政治經濟學俱樂部（羅伯遜也是其成員）的例會上宣讀了一篇文章，對羅伯遜的經濟波動過度投資理論提出了批評，並提出了自己的更重視銀行運作和信貸創造的過度投資理論，這很近似於後來的強迫儲蓄理論。正是在凱恩斯的影響下，羅伯遜在《銀行政策和價格水平》中解釋並發展了該理論。

戰爭的爆發中斷了更進一步的學術研究，直到1920年，羅伯遜和凱恩斯的合作才得以延續。整個二十年代，他們都在一起工作，並致力於將儲蓄和投資分析以及利率理論套用於商業循環理論，而且重點考察了銀行政策和商業銀行的關係。圍繞這兩個主題產生了四本書：凱恩斯的《貨幣改革論》和《貨幣論》，羅伯遜的《貨幣》和《銀行政策和價格水平》。在這一階段，他們對大部分問題都有著一致的理解和看法。凱恩斯的《貨幣改革論》中關於如何運用銀行政策以克服經濟波動的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倚重於羅伯遜對該問題的研究，而且從該書中可以看出，當時凱恩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劍橋經濟學的繼承者，而羅伯遜對薩伊定律卻自始至終保有批判態度。

在羅伯遜寫作《銀行政策和價格水平》時，他和凱恩斯之間曾有過一些分歧，但是到1926年該書出版時，羅伯遜根據凱恩斯的意見作了大量的修改，他們便又重新達成了一致。羅伯遜在該書第一章的第二節中曾經寫道：“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我和J.M.凱恩斯先生進行了多次詳細的討論，根據他的建議進行了大幅度的改寫，我實在難以區分其中所包含的想法有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 該書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介紹了各種形式的儲蓄的定義，討論了儲蓄在商業循環中的作用，並發展了強迫儲蓄理論，為銀行如何制定適當的政策以對付商業循環提出了一些指導性的意見。凱恩斯曾寫信給羅伯遜說：“我喜歡這本書，雖然上帝知道，它是如此的簡潔”，後來他又寫道：“我認為你經修改後的第五章非常出色——新穎且重要，我認為大體上是正確的，沒有什麼具體的批評意見，這一章是本書的核心和關鍵所在。”但是，他又擔心很少有經濟學家能讀懂這本書。

1928年，《貨幣》一書再版，在序言中羅伯遜提到：“我對約·梅·凱恩斯先生的感激……已經累計到了一種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程度。”但是，到這時候凱恩斯的《貨幣論》的寫作已到了後期，他們關於商業循環中的儲蓄和投資行為、銀行政策等的理解的分歧已經很大了。到《貨幣論》出版時，這種分歧已經難以彌補，最終到1936年的《通論》時，他們站到了相互對立的兩面。羅伯遜始終信奉他在《銀行政策和價格水平》的第五章中所闡述的強迫儲蓄理論，而凱恩斯卻越走越遠，強迫儲蓄在他的視野中已經不再重要，而逐漸被由哈恩和他自己所創立的流動偏好理論和乘數理論所代替。

羅伯遜對《貨幣論》的批評

凱恩斯的《貨幣論》斷斷續續寫了六年，在1928年初稿的第23章中，凱恩斯基本上採納了羅伯遜在《銀行》中的分析方法，和強迫儲蓄概念有很強的相似性（後來這一章被刪掉

）。到1930年，《貨幣論》即將出版時，強迫儲蓄概念在凱恩斯的這本書中幾乎消失了。凱恩斯之所以出現這種轉變是因為他後來採用了與羅伯遜不同的儲蓄和投資的概念，從而儲蓄在商業循環中所起的作用就變了，最終導致了他們在銀行政策的目標和性質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雖然，羅伯遜對這本書的出版給予了較高的評價：“這本書的第七稿的內容對我來說大部分都是新的，非常精彩”，但是，他又曾抱怨說：“我無比失望地發現，我對該書的某些部分依然難以苟同，當然不是總體的結構”。自此，他再也沒有表示過對這本書的正面評價。羅伯遜和凱恩斯的分歧主要來源於後者對強迫儲蓄概念的忽視。1949年，羅伯遜曾回憶起他當時的失望心情，並對凱恩斯從來沒有真正把握他所提出來的時期分析方法表示遺憾。這種分歧導致了一些不同的概念和術語，凱恩斯的分析運用了儲蓄和投資的總量概念，而羅伯遜卻總是將儲蓄區分為自願儲蓄和強迫儲蓄，將投資區分為固定資本投資和流動資本投資，並分別考察它們在經濟活動中的不同作用。在這時，他們都認為儲蓄和投資並不必然是相等的，在羅伯遜寫作《銀行》的時候，他們對這種不等的原因的意見是一致的，但凱恩斯在《貨幣論》中為儲蓄和投資的不等找到了一種新的解釋方法，從而導致了他們的分歧。羅伯遜認為凱恩斯在《貨幣論》中持有的人們將所有獲得的貨幣都盡數花出去的觀點更接近於古典傳統。他也反對凱恩斯將貨幣政策的目的定位於保持價格水平穩定的傳統觀念，堅持認為銀行創造信用以融通固定資本和營運資本的投資必然會伴隨著商業循環中產出的合理波動，而這種波動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價格水平的不穩定。

從《貨幣論》到《通論》

在《貨幣論》寫作的後期，羅伯遜和凱恩斯之間在公開刊物上的爭論便開始了，哈耶克在1931年也加入了這場爭論，後來霍特里也參與其中。這是一場錯綜複雜且充滿智慧的學術大辯論，當時最重要的幾位經濟學家挾數十年的理論修為，各抒己見，互相攻擊，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平常所說的概念和術語之爭的範疇。

關於《貨幣論》的爭論硝煙未滅，凱恩斯就已經開始準備他的《通論》了，在這一段時間內，雖然他和羅伯遜在很多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但是他們依然在一起工作。只是對凱恩斯的新理論的批評主要來自劍橋的一批新生代經濟學家，即所謂的劍橋大學“馬戲團”，羅伯遜是“馬戲團”之外第一個看到《通論》初稿的經濟學家。1935年，羅伯遜就《通論》展開了深入的評論，凱恩斯也作了積極回應，但是羅伯遜對這本書越來越缺乏信心，他甚至很不客氣地給凱恩斯寫信說：“你的理論結構對我來說大部分都是胡言亂語（Mumbo-jumbo）”。這無疑冒犯了凱恩斯，1935年3月，他們之間的交流停止了，直到《通論》出版之後。

對《通論》的批評

羅伯遜研究《通論》所花的時間比凱恩斯本人和其他任何一個凱恩斯主義者所花的時間都要多，幾乎占去了他後半生的主要精力，使他沒有時間去完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希克斯曾經以諷刺的口吻這樣描述羅伯遜考察《通論》時的認真態度：就象“一個拿著顯微鏡研究一幅修拉畫作的人，對每一個形狀醜陋的瑕點進行抨擊。”

莫格里齊認為《通論》主要由四部分組成：消費函式理論、乘數理論、投資理論和流動性偏好利率理論。羅伯遜對上述幾個部分都有過系統的評述，我們將看到羅伯遜的發現是非

常關鍵的，他作為一個嚴肅的經濟理論家所提出的大部分批評都應該引起凱恩斯主義者的重視，而不應該象維爾森所說的那樣把羅伯遜的論述看作是“擲於公眾臉上的一罐油漆。”凱恩斯非常注重消費函式的分析，從消費函式出發，他引申出了乘數概念以及產出和儲蓄的投資決定論。凱恩斯對古典理論所堅持的投資和儲蓄通過利息率達到一致的觀點展開了攻擊，認為是投資決定儲蓄而不是相反，與儲蓄相關聯的變數是收入而不是利息率。羅伯遜對凱恩斯的這種觀點有過一連串的批評，這些批評基本上都和凱恩斯的儲蓄和投資的概念有關。

《通論》

後來的解釋者由《通論》導出了兩種儲蓄/投資的分析方法。第一種方法是乘數分析法，由於在比較靜態中討論問題，儲蓄和投資將會即刻相等，即進行投資的金融需求會立刻由自願儲蓄所滿足，沒有必要由銀行創造信貸資金或公眾的強迫儲蓄以滿足投資的金融需求。這種方法認為在經濟中只要有閒置的資源存在，即使銀行增加信貸也不會導致價格水平的上升。而在強迫儲蓄概念下，只要銀行創造信貸，即使經濟處於非充分就業的狀態，價格水平也會增加。羅伯遜並不反對消費和儲蓄部分地由實際收入決定的看法，實際上早在《通論》出版之前他就持有這種觀點。但是，在他的動態分析方法中，與此相聯繫的收入必須是有一期滯後的。隨著分析的深入，我們將發現羅伯遜對凱恩斯的批判實際上可以歸結為對他的比較靜態（或即時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對於羅伯遜來說，消費/儲蓄傾向是不穩定的，它會受到利息率、銀行政策、信貸創造以及公眾的窖藏欲望等的影響，從而乘數也是不精確的，而且凱恩斯還沒有考慮到加速數的問題。

因此，對於羅伯遜而言，乘數並不是一個有著“巨大潛在用途的小積木”，更不是一個什麼里程碑。

由《通論》引申出來的關於儲蓄/投資問題的第二個分析方法是“事前-事後”分析，但是他們在這么做時總是通過定義的方法使投資和儲蓄達到一致，這和《貨幣論》中的經濟的波動源於儲蓄和投資不等的觀點完全相反。羅伯遜曾說，這種概念的混亂“使我們又回到了前-懷特和前-維克塞爾時期，混淆而不是澄清了投資行為實施時所發生的事情。”

凱恩斯堅持儲蓄和投資是通過收入水平而不是通過利率而相等的觀點，使他不得不放棄利率決定的可貸基金理論。由於利率和儲蓄直接相關的觀點會降低消費傾向的穩定性，從而危及他的乘數理論，為此，他不得不處心積慮，創立了利率決定的流動性偏好理論。出於同樣的理由，凱恩斯否定了生產力以及勤儉節約等因素在利率決定中的作用[19]，而這兩者在馬歇爾的理論中和在羅伯遜的貨幣性可貸基金理論中都是利息率的重要決定變數。對於凱恩斯來說，利息率完全由貨幣存量而非流量決定，這是一種純貨幣的利息率理論。而羅伯遜的可貸基金理論認為利息率由可貸基金的流量決定，影響這些流量的既有貨幣因素也有實際因素。可貸基金的供給和需求隨著銀行政策、生產率以及人們的節約習慣等的變動而不斷調整。

羅伯遜給凱恩斯的最終評價是：他“磨錯了一把斧子，並沿著錯誤的街道往前猛衝”。這裡所說的“斧子”意指乘數概念，而“錯誤的街道”指的是比較靜態的分析方法。

與融資動機相對應的貨幣具有流量貨幣的性質，這與《通論》的存量貨幣形式有較大的差別，因此羅伯遜（1940）認為，凱恩斯提出“融資動機”實際上是向可貸基金的流量貨幣形式妥協，認為可貸基金利率決定模型和靈活偏好利率決定模型分析是等價的。蔣碩傑對此總結道：“（融資性需求）具有投資的流量決策引起的流量特性……正如凱恩斯在他給俄林的回信中所述（1937年），融資是一種周轉性資金……只要它是被用於現時支出，流動性的缺乏便會自動得到補償，短期處於缺少流動性情況的打算也便是再度可行的，這實際上是對傳統的貨幣循環流動觀念的再次肯定，這一觀念也是可貸基金理論家從一開始就一再強調的，而凱恩斯本人卻因過分強調資產現金配置中整個貨幣數量是人們自願持有而最終忽視了它。”

在《通論》中，雖然在很多重要的問題上羅伯遜和凱恩斯之間存在嚴重的分歧，但是，在某些方面也不乏一致性，特別是在有效需求和財政政策問題上。早在1915年在一篇政策建議的文章中，羅伯遜就提出了開展公共工程以對抗蕭條的構想，並且強調經濟蕭條來源於有效需求的不足，而且他一直堅信有效需求是就業水平的主要決定因素。直到1945年，羅伯遜還對庇古剛剛出版的一本書中所提出的調節工資而不是總需求以解決失業問題的建議表示了不同見解。

在一些《通論》出版後的通信中，我們也能看出他們在其他很多理論問題上的一致性。1936年，羅伯遜在美國訪問時曾將他當時所寫的兩篇關於國際經濟的文章寄給了凱恩斯，凱恩斯回信寫道：“讀了你在美國的兩篇文章後，我感覺在我們之間並沒有太多根本意義上的分歧——甚至比你想像的還要少。……你會發現，你在哈佛寫的那篇文章和我去年早期為泰晤士報所寫的兩篇文章走的是同一個路子”。羅伯遜的回信也有相同的表示。凱恩斯也承認，他的流動偏好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獲益於羅伯遜在兩戰之間的很多理論研究，同時又表示該理論與馬歇爾和庇古關係不大。

1938年，羅伯遜決定離開當時正被凱恩斯革命熱潮所籠罩的劍橋大學，到倫敦經濟學院去擔任銀行學系的系主任。在倫敦經濟學院僅呆了一年，他便又因為戰爭的需要應招進入財政部，擔任第三部長弗里德里齊·菲利普斯的經濟顧問，負責國際收支工作，主要任務是管理國家的黃金和外匯儲備。而凱恩斯卻被任命為財政大臣的顧問。從此，他們之間的聯繫又開始了。1943年羅伯遜前往華盛頓討論英美之間戰時的租借安排問題，後來他又參與了布雷頓森林會議的籌備工作。圍繞布雷頓森林會議，凱恩斯和羅伯遜再一次攜手，對於這次國際金融大會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兩人都心照不宣，並埋頭努力工作。凱恩斯在給他母親的的信中曾說：“丹尼斯·羅伯遜是所有工作人員中發揮作用最大的一個——絕對是一個能夠提供幫助的一流的頭腦”。可惜的是，在這一段時間中，他們沒空討論《通論》和其他的經濟學純理論問題。

事實上，留給他們面對面討論《通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戰後，羅伯遜又回到了劍橋這個凱恩斯革命的中心，接替庇古擔任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但是，這時劍橋已經沒有了凱恩斯，他已陷入重病，並於1946年4月21日去世了！4月25日，羅伯遜在給大學生們的講演中提到：“我很榮幸在戰爭的最後幾年，於倫敦、華盛頓、布雷頓森林鎮在我最尊敬的老朋友凱恩斯手下工作……。我曾希望在今後平靜的年代裡能夠有一段悠閒的時光和他一起面對面地討論一些教學和理論問題，這種討論在這個喧囂的時代是難以進行的”，但是，他再也沒有這種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