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經典小說注釋系列:三言·醒世恆言》是明代著名文學家馮夢龍的曠世名著“三言”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部。《中華經典小說注釋系列:三言·醒世恆言》所收的四十篇話本中，利用宋元舊本改編的，已經很少了，可確證的不足七篇，其他都是明代的作品，可能大部分是馮夢龍自己的原創。因此，直接反映明代社會生活及其思想道德觀念的作品，就占了大部分，其認識價值自然相應地提高了。它最為顯著的特點，是表現了明代中後期城鄉工商業的繁榮給傳統社會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道德觀念的衝擊，同時塑造了一批商人的形象，給人印象很深。
基本介紹
- 書名：中華經典小說注釋系列:三言·醒世恆言
- 類型：小說
- 出版日期：2014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101104547
- 作者：馮夢龍 張明高
- 出版社：中華書局
- 頁數：833頁
- 開本：32
- 品牌：中華書局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中華經典小說注釋系列:三言·醒世恆言》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俗稱《三言》，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第一部規模宏大的白話短篇小說集。與《兩拍》並稱明代市民文學的代表作，開創中國小說的新領域。其內容豐富，有反映愛情婚姻的；有抑揚封建官吏，暴露吏治黑暗的；有謳歌行俠仗義，譴責忘恩負義的。故事情節離奇曲折，人物個性鮮明，充滿情趣！
圖書目錄
敘
第一卷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第三卷賣油郎獨占花魁
第四卷灌園叟晚逢仙女
第五卷大樹坡義虎送親
第六卷小水灣天狐詒書
第七卷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第八卷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第九卷陳多壽生死夫妻
第十卷劉小官雌雄兄弟
第十一卷蘇小妹三難新郎
第十二卷佛印師四調琴娘
第十三卷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第十四卷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第十五卷赫大卿遺恨鴛鴦絛
第十六卷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第十七卷張孝基陳留認舅
第十八卷施潤澤灘闕遇友
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
第二十卷張廷秀逃生救父
第二十一卷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第二十二卷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縱慾亡身
第二十四卷隋煬帝逸游召譴
第二十五卷獨孤生歸途鬧夢
第二十六卷薛錄事魚服證仙
第二十七卷李玉英獄中訟冤
第二十八卷吳衙內鄰舟赴約
第二十九卷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第三十卷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第三十一卷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第三十二卷黃秀才徼靈玉馬墜
第三十三卷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第三十四卷一文錢小隙造奇冤
第三十五卷徐老僕義憤成家
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報仇
第三十七卷杜子春三入長安
第三十八卷李道人獨步雲門
第三十九卷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第四十卷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第一卷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第三卷賣油郎獨占花魁
第四卷灌園叟晚逢仙女
第五卷大樹坡義虎送親
第六卷小水灣天狐詒書
第七卷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第八卷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第九卷陳多壽生死夫妻
第十卷劉小官雌雄兄弟
第十一卷蘇小妹三難新郎
第十二卷佛印師四調琴娘
第十三卷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第十四卷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第十五卷赫大卿遺恨鴛鴦絛
第十六卷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第十七卷張孝基陳留認舅
第十八卷施潤澤灘闕遇友
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
第二十卷張廷秀逃生救父
第二十一卷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第二十二卷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縱慾亡身
第二十四卷隋煬帝逸游召譴
第二十五卷獨孤生歸途鬧夢
第二十六卷薛錄事魚服證仙
第二十七卷李玉英獄中訟冤
第二十八卷吳衙內鄰舟赴約
第二十九卷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第三十卷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第三十一卷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第三十二卷黃秀才徼靈玉馬墜
第三十三卷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第三十四卷一文錢小隙造奇冤
第三十五卷徐老僕義憤成家
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報仇
第三十七卷杜子春三入長安
第三十八卷李道人獨步雲門
第三十九卷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第四十卷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序言
新注本“三言”題記
吳小如
即將出版的馮夢龍纂輯的“三言”新注本，是由北大校友陳熙中、吳書蔭、張明高三位同志分別進行注釋的。熙中等在北大中文系肄業時，都聽過我講課，而且幾十年來，一直有過從。我既痴長几歲，他們因而很希望我把這次的新注本初稿審讀一遍，我也樂於先睹為快。我先後讀了熙中注的《古今小說》(《喻世明言》)和書蔭注的《警世通言》前二十回，並分別提出一些意見；而明高注的《醒世恆言》全稿還未及拜讀，我就因突患腦病而無法系統地仔細地認真讀書了，只抽樣似地翻了幾回。這樣，審讀工作也自然半途而廢，這是應向他們三位深切致歉的。但他們三位和出版社責編同志仍希望我能為這一套新注本寫點什麼，藉以留個紀念。盛情難卻，只好勉強從命。於是有此《題記》之作。
自二十世紀以來，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應該說，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成績是比較突出的。自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篳路藍縷以發其端，確不愧為開山之作。同時有馬廉(隅卿)、鄭振鐸(西諦)諸家，以治小說版本之學著稱，且大力進行了搜奇抉秘的收藏工作。稍後更有孫楷第治小說書目，傅芸子、王古魯自東瀛廣求孤本，阿英則致力於晚清稗史，趙景深、李家瑞等更把研究範圍旁及其它通俗文學，以與古典小說相印證。這些專門家為古典小說研究確實打下了堅實基礎，為後人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全國解放以來，我們研究古典小說之所以能取得較大成績，同上述這些提供原始資料和研究線索的專門家的耕耘收集是分不開的。我們不妨稱他們所治的學問為小說文獻學。當然，這種學問仍屬於史料學或考據學範疇，同後來治古典小說者著重分析作品的主題思想和藝術技巧並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我以為，這兩個方面卻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而且是缺一不可的。 照我個人的體會，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功績，不僅在於對《三國》、《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這幾部章回體的鴻篇偉著的闡析研討，還在於確定了宋元以來話本和平話的歷史價值與樞紐作用。試想，如果沒有宋元話本與平話，那么從六朝志怪、唐人傳奇發展成明清時期的長篇章回小說的線索和脈絡，我們便無從理清頭緒，真正找到它們的因果源流的關係。根據這一理解，魯迅的著作固然彪炳千秋，而馮夢龍所纂輯的“三言”則為我們在原始資料(我指的是話本小說具體作品)方面提供了十分豐饒的財富和堅實可信的憑藉。
近十餘年來，在研究宋元話本這一課題方面，海內外學者，特別是西方學者，對魯迅所提出的“話本”、“擬話本”等專門名詞，曾進行過商榷性的探討。如美國俄亥俄大學華裔教授李田意先生，即不甚同意用“擬話本”這樣的提法。八十年代中期，田意先生訪問北京大學，曾就此問題同筆者長談。我個人認為，把“三言”中屬於“宋元話本”部分的作品看成當時“說話人”的底本，是不大符合實際情況的。相反，這一批作品同其它被認作明代的“擬話本”一樣，都是根據說話人底本加工改寫而成，是再創作的書面文學，而非粗糙的民問口頭文學的簡陋記錄。因此，把可斷定為宋元之作的稱為“話本”，而把晚於宋元即可斷定為寫定於明代的一些故事另稱之為“擬話本”，硬把兩者從“本質”上區別開來，竊以為是不夠謹嚴，不夠科學的。不如一律稱之為“話本小說”，反而更醒目、更概括。換個角度說，即使是可確認為明代人寫定的作品，如抱瓮老人收入《今古奇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賣油郎獨占花魁》之類，味其故事來源，恐怕同樣屬於民間藝人世代相傳從而保存下來的供“說話”用的素材，無論從文風或體制上看，它們與所謂宋元話本的《崔待詔生死冤家》、《十五貫戲言成巧禍》等等，在性質上並無二致。總之，把這一百二十篇故事(即“三言”的全部內容)一定分成“話本”和“擬話本”兩大門類，我以為是不必要的。
除上述有關“話本”、“擬話本”的問題外，近年來首先由西方學者發難，繼而國內學人也紛紛回響，認為自繆荃蓀提出並由他與葉德輝予以梓行間世的一批所謂《京本通俗小說》殘本，乃是出於繆氏的作偽。時賢們認為，在明代根本不存在什麼“京本通俗小說”，繆氏只是把“三言”中幾篇屬於宋元時期的作品挑選出來，巧立名目，梓行以炫世而已。我對這一純屬考證性的問題不想發表意見，因為誰也無法確認在明代到底有沒有《京本通俗小說》這部小說總集。不過我倒認為繆氏這一做法對中國小說史的研究有點兒具體好處，即他啟發我們應當如何識別“三言”中哪些是宋元話本，哪些不是。自繆氏的書行世以來，人們給《碾玉觀音》、《錯斬崔寧》等幾篇作品找到了下限，正如抱瓮老人編選了《今古奇觀》，給書中所收除見於“二拍”的故事外的其它二十幾篇作品找到了上限一樣，其功績還是不可泯滅的。至於“京本通俗小說”的究竟有或無，我以為其本身並不重要。
四十年前，在我剛剛對中國古典小說進行摸索探討之初，我就發表過一種意見，即不宜把“三言”這一類的話本小說與西方的短篇小說等量齊觀，相提並論。這些話本小說所不同於長篇章回小說者，只在於篇幅上的長短互異，卻無本質上的嚴格區別。蓋每一篇話本小說都是有開頭結尾的，儘管情節離奇曲折，故事性卻相當完整。這一點同我國的長篇章回小說的間架結構基本相同。而西方的短篇小說則往往只截取事物的一個剖面，或把現實社會的生活帷幕只拉開一角，讓你無須窺得全豹，不像中國的話本小說那樣，總是從頭到尾把人物和情節的來龍去脈一一交代清楚。我們不妨套用魯迅評《儒林外史》的話而反言之：“雖為短制，實等長篇。”而《儒林外史》中所描寫的人物和故事，卻往往東鱗西爪，有始無終，更接近西方的短篇。這一點看似平常，我倒覺得是研究中國小說史特別是研究話本小說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
“五四”以後，亞東書局出版了大量古典小說的新式標點本，當時已被視為“新潮”了。至於為古典小說作注釋，則一直未被提上日程。正式為古典小說作注，這是1949年全國解放以後的新事物。人民文學出版社在這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他們組織了專家學者，不僅為幾部長篇章回小說加了注釋，還由嚴敦易先生注《警世通言》，顧學頡先生注《醒世恆言》(皆於1956年初版)，最後更邀請了我已故的好友許政揚先生注釋了《古今小說》即《喻世明言》(1958年出版)。由於這同樣是篳路藍縷的創始之作，我們首先應肯定他們為讀者服務所付出的勞動以及他們所獲得的勞動成果。但當時的客觀條件，一不允許注釋者們精雕細刻，出版社總希望注釋本愈早同讀者見面愈好，因此注釋的條目難免失之粗疏簡略；二則由於茲事體大，又屬“自我作古”，既無前車可以倚傍借鑑，於是注釋成果也很難盡善盡美。這本不足為奇。事隔多年，譬如積薪，後來居上，不僅讀者的眼界高了，連出版社本身也感到原有的注本已不能饜飫讀者的要求。於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紅樓夢》的新注本，繼而四川又出版了《三國》、《水滸》和《西遊》的新注本；而今天，又推出了“三言”的新注本。這是從讀者需要出發，也是很有意義的一項工作。
新注本“三言”最大的一個特點是比原來嚴、顧、許三位先生的舊注本條目增多了，儘管三位注者對注釋文字主觀上力求簡括，但內容畢竟比舊注本詳盡多了。當然，既要重新注釋，除增加新條目外，總該另有一番新面貌，不能率由舊章，陳陳相因，於是凡原注欠詳審者則補足充實之，原注有粗疏紕繆處則匡正修訂之，原書版本有誤植訛字以致注文有歧義誤解者則校改勘定之。這純粹是後來人應當做的工作，義不容辭，責無旁貸，而絕對不等於說嚴、顧、許三位先生的學識素養不逮今天從事新注的三位中年學者。如果我們從質量上看到新注本確有“青出於藍”、“後來居上”的地方，我想這乃是應該為學術界慶幸後繼有人的事。
下面我想僅就自己審讀與抽樣般選讀過的一些條目分別舉幾個例子以說明新注本的特色。一、補舊注之不足者。如“瘦馬”條，新注本補引了張岱《陶庵夢憶》，為舊注做了補充；又如“司農白行簡”條，舊本只注唐代有司農寺，而未檢《新唐書·白行簡傳》，新注也予以補引。二、匡訂舊注之疏漏者。如“三節還鄉掛錦衣”條，舊注但云“古代制度，皇帝召臣下，用三節”，而1991年重排本更加上了“唐宋問儀衛隨從，都分為三節”云云，與前注及本文均不合。此處是寫五代吳越王錢謬，他一身兼任鎮海軍、鎮東軍及淮南三節度使，故云“三節”。清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對此已曾指出，舊註失之。又如“破分”條，新注釋為“撥付”、“支撥”，是對的；舊注誤釋為“花一份，支一份”。三、原書正文有訛誤字，舊注或誤釋，或未深究，而新注加以校正勘定者。如“鹿迷秦相應難辨”條，從“三言”中找到內證，“秦”當為“鄭”字之誤，典出《列子·周穆王》，乃“蕉鹿夢”故事，舊注或未加詮釋，或誤引趙高指鹿為馬事，皆未洽。又如“販鹽百般，至臨安發賣”條，舊注已疑“般”為“船”字之訛，新注則據《西湖遊覽志余》、《堅瓠甲集》等所引文字，定為“艘”字之誤。又如“欲叩末曲”條，“曲”字費解，經參上下文勘定，當是“由”字。“欲叩末由”者，欲問天而無從之意，舊注未加詮解，蓋失於勘正誤字也。
至於新增加的條目，則依然是篳路藍縷性質，因為數太多，不再舉例。但由於前無倚傍，又乏經驗，則錯誤肯定是難免的。匡謬正訛，是有待於來哲。我和熙中等皆企予望之。
1993年8月，小如病中作於北京。
吳小如
即將出版的馮夢龍纂輯的“三言”新注本，是由北大校友陳熙中、吳書蔭、張明高三位同志分別進行注釋的。熙中等在北大中文系肄業時，都聽過我講課，而且幾十年來，一直有過從。我既痴長几歲，他們因而很希望我把這次的新注本初稿審讀一遍，我也樂於先睹為快。我先後讀了熙中注的《古今小說》(《喻世明言》)和書蔭注的《警世通言》前二十回，並分別提出一些意見；而明高注的《醒世恆言》全稿還未及拜讀，我就因突患腦病而無法系統地仔細地認真讀書了，只抽樣似地翻了幾回。這樣，審讀工作也自然半途而廢，這是應向他們三位深切致歉的。但他們三位和出版社責編同志仍希望我能為這一套新注本寫點什麼，藉以留個紀念。盛情難卻，只好勉強從命。於是有此《題記》之作。
自二十世紀以來，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應該說，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成績是比較突出的。自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篳路藍縷以發其端，確不愧為開山之作。同時有馬廉(隅卿)、鄭振鐸(西諦)諸家，以治小說版本之學著稱，且大力進行了搜奇抉秘的收藏工作。稍後更有孫楷第治小說書目，傅芸子、王古魯自東瀛廣求孤本，阿英則致力於晚清稗史，趙景深、李家瑞等更把研究範圍旁及其它通俗文學，以與古典小說相印證。這些專門家為古典小說研究確實打下了堅實基礎，為後人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全國解放以來，我們研究古典小說之所以能取得較大成績，同上述這些提供原始資料和研究線索的專門家的耕耘收集是分不開的。我們不妨稱他們所治的學問為小說文獻學。當然，這種學問仍屬於史料學或考據學範疇，同後來治古典小說者著重分析作品的主題思想和藝術技巧並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我以為，這兩個方面卻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而且是缺一不可的。 照我個人的體會，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功績，不僅在於對《三國》、《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這幾部章回體的鴻篇偉著的闡析研討，還在於確定了宋元以來話本和平話的歷史價值與樞紐作用。試想，如果沒有宋元話本與平話，那么從六朝志怪、唐人傳奇發展成明清時期的長篇章回小說的線索和脈絡，我們便無從理清頭緒，真正找到它們的因果源流的關係。根據這一理解，魯迅的著作固然彪炳千秋，而馮夢龍所纂輯的“三言”則為我們在原始資料(我指的是話本小說具體作品)方面提供了十分豐饒的財富和堅實可信的憑藉。
近十餘年來，在研究宋元話本這一課題方面，海內外學者，特別是西方學者，對魯迅所提出的“話本”、“擬話本”等專門名詞，曾進行過商榷性的探討。如美國俄亥俄大學華裔教授李田意先生，即不甚同意用“擬話本”這樣的提法。八十年代中期，田意先生訪問北京大學，曾就此問題同筆者長談。我個人認為，把“三言”中屬於“宋元話本”部分的作品看成當時“說話人”的底本，是不大符合實際情況的。相反，這一批作品同其它被認作明代的“擬話本”一樣，都是根據說話人底本加工改寫而成，是再創作的書面文學，而非粗糙的民問口頭文學的簡陋記錄。因此，把可斷定為宋元之作的稱為“話本”，而把晚於宋元即可斷定為寫定於明代的一些故事另稱之為“擬話本”，硬把兩者從“本質”上區別開來，竊以為是不夠謹嚴，不夠科學的。不如一律稱之為“話本小說”，反而更醒目、更概括。換個角度說，即使是可確認為明代人寫定的作品，如抱瓮老人收入《今古奇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賣油郎獨占花魁》之類，味其故事來源，恐怕同樣屬於民間藝人世代相傳從而保存下來的供“說話”用的素材，無論從文風或體制上看，它們與所謂宋元話本的《崔待詔生死冤家》、《十五貫戲言成巧禍》等等，在性質上並無二致。總之，把這一百二十篇故事(即“三言”的全部內容)一定分成“話本”和“擬話本”兩大門類，我以為是不必要的。
除上述有關“話本”、“擬話本”的問題外，近年來首先由西方學者發難，繼而國內學人也紛紛回響，認為自繆荃蓀提出並由他與葉德輝予以梓行間世的一批所謂《京本通俗小說》殘本，乃是出於繆氏的作偽。時賢們認為，在明代根本不存在什麼“京本通俗小說”，繆氏只是把“三言”中幾篇屬於宋元時期的作品挑選出來，巧立名目，梓行以炫世而已。我對這一純屬考證性的問題不想發表意見，因為誰也無法確認在明代到底有沒有《京本通俗小說》這部小說總集。不過我倒認為繆氏這一做法對中國小說史的研究有點兒具體好處，即他啟發我們應當如何識別“三言”中哪些是宋元話本，哪些不是。自繆氏的書行世以來，人們給《碾玉觀音》、《錯斬崔寧》等幾篇作品找到了下限，正如抱瓮老人編選了《今古奇觀》，給書中所收除見於“二拍”的故事外的其它二十幾篇作品找到了上限一樣，其功績還是不可泯滅的。至於“京本通俗小說”的究竟有或無，我以為其本身並不重要。
四十年前，在我剛剛對中國古典小說進行摸索探討之初，我就發表過一種意見，即不宜把“三言”這一類的話本小說與西方的短篇小說等量齊觀，相提並論。這些話本小說所不同於長篇章回小說者，只在於篇幅上的長短互異，卻無本質上的嚴格區別。蓋每一篇話本小說都是有開頭結尾的，儘管情節離奇曲折，故事性卻相當完整。這一點同我國的長篇章回小說的間架結構基本相同。而西方的短篇小說則往往只截取事物的一個剖面，或把現實社會的生活帷幕只拉開一角，讓你無須窺得全豹，不像中國的話本小說那樣，總是從頭到尾把人物和情節的來龍去脈一一交代清楚。我們不妨套用魯迅評《儒林外史》的話而反言之：“雖為短制，實等長篇。”而《儒林外史》中所描寫的人物和故事，卻往往東鱗西爪，有始無終，更接近西方的短篇。這一點看似平常，我倒覺得是研究中國小說史特別是研究話本小說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
“五四”以後，亞東書局出版了大量古典小說的新式標點本，當時已被視為“新潮”了。至於為古典小說作注釋，則一直未被提上日程。正式為古典小說作注，這是1949年全國解放以後的新事物。人民文學出版社在這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他們組織了專家學者，不僅為幾部長篇章回小說加了注釋，還由嚴敦易先生注《警世通言》，顧學頡先生注《醒世恆言》(皆於1956年初版)，最後更邀請了我已故的好友許政揚先生注釋了《古今小說》即《喻世明言》(1958年出版)。由於這同樣是篳路藍縷的創始之作，我們首先應肯定他們為讀者服務所付出的勞動以及他們所獲得的勞動成果。但當時的客觀條件，一不允許注釋者們精雕細刻，出版社總希望注釋本愈早同讀者見面愈好，因此注釋的條目難免失之粗疏簡略；二則由於茲事體大，又屬“自我作古”，既無前車可以倚傍借鑑，於是注釋成果也很難盡善盡美。這本不足為奇。事隔多年，譬如積薪，後來居上，不僅讀者的眼界高了，連出版社本身也感到原有的注本已不能饜飫讀者的要求。於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紅樓夢》的新注本，繼而四川又出版了《三國》、《水滸》和《西遊》的新注本；而今天，又推出了“三言”的新注本。這是從讀者需要出發，也是很有意義的一項工作。
新注本“三言”最大的一個特點是比原來嚴、顧、許三位先生的舊注本條目增多了，儘管三位注者對注釋文字主觀上力求簡括，但內容畢竟比舊注本詳盡多了。當然，既要重新注釋，除增加新條目外，總該另有一番新面貌，不能率由舊章，陳陳相因，於是凡原注欠詳審者則補足充實之，原注有粗疏紕繆處則匡正修訂之，原書版本有誤植訛字以致注文有歧義誤解者則校改勘定之。這純粹是後來人應當做的工作，義不容辭，責無旁貸，而絕對不等於說嚴、顧、許三位先生的學識素養不逮今天從事新注的三位中年學者。如果我們從質量上看到新注本確有“青出於藍”、“後來居上”的地方，我想這乃是應該為學術界慶幸後繼有人的事。
下面我想僅就自己審讀與抽樣般選讀過的一些條目分別舉幾個例子以說明新注本的特色。一、補舊注之不足者。如“瘦馬”條，新注本補引了張岱《陶庵夢憶》，為舊注做了補充；又如“司農白行簡”條，舊本只注唐代有司農寺，而未檢《新唐書·白行簡傳》，新注也予以補引。二、匡訂舊注之疏漏者。如“三節還鄉掛錦衣”條，舊注但云“古代制度，皇帝召臣下，用三節”，而1991年重排本更加上了“唐宋問儀衛隨從，都分為三節”云云，與前注及本文均不合。此處是寫五代吳越王錢謬，他一身兼任鎮海軍、鎮東軍及淮南三節度使，故云“三節”。清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對此已曾指出，舊註失之。又如“破分”條，新注釋為“撥付”、“支撥”，是對的；舊注誤釋為“花一份，支一份”。三、原書正文有訛誤字，舊注或誤釋，或未深究，而新注加以校正勘定者。如“鹿迷秦相應難辨”條，從“三言”中找到內證，“秦”當為“鄭”字之誤，典出《列子·周穆王》，乃“蕉鹿夢”故事，舊注或未加詮釋，或誤引趙高指鹿為馬事，皆未洽。又如“販鹽百般，至臨安發賣”條，舊注已疑“般”為“船”字之訛，新注則據《西湖遊覽志余》、《堅瓠甲集》等所引文字，定為“艘”字之誤。又如“欲叩末曲”條，“曲”字費解，經參上下文勘定，當是“由”字。“欲叩末由”者，欲問天而無從之意，舊注未加詮解，蓋失於勘正誤字也。
至於新增加的條目，則依然是篳路藍縷性質，因為數太多，不再舉例。但由於前無倚傍，又乏經驗，則錯誤肯定是難免的。匡謬正訛，是有待於來哲。我和熙中等皆企予望之。
1993年8月，小如病中作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