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昌文華：國際文昌學術研究論文集》是2004年巴蜀書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王興平、黃枝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華文昌文華：國際文昌學術研究論文集
- 出版社：巴蜀書社
- 頁數：699頁
- ISBN：7806595635
- 作者：王興平 黃枝生
- 出版日期：2004年3月1日
- 開本：32開
- 品牌：四川巴蜀書社
內容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文昌帝君，既是民間所信仰的一位神靈，也是道教所遵奉的一位神靈。文昌本屬星名，又名"文星"、"文曲星"或"文昌星"。星命賈謂其為主持文運功名利祿的星神，故為一般文人學士所信奉。本屬聚焦文昌文化，是各類學者的必讀書目。
媒體推薦
序一 卿希泰
文昌帝君，既是民間所信仰的一位神靈，也是道教所尊奉的一位神靈。文昌本屬星名，又名“文星”、 “文曲星”或“文昌星”。星命家謂其為主持文運功名利祿的星神，故為一般文人學士所信奉，視之為守護神。《儒林外史》第三回：“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道教也早有文昌信仰。《老君音誦戒經》即有“當簡擇種民，錄名文昌宮中”。該神在道教神系中地位甚高，《歷代神仙通鑑》稱其“土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下主十八地獄輪迴”。追本溯源，文昌帝君應是“文昌星神”與四川地方“梓潼神”相結合而產生之神，因此，文昌帝君信仰乃民俗信仰與道教的宗教信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是一個天人合一的綜合體。古人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宋元以來，不少道士乃紛紛假託文昌或梓潼神降筆以製造各種經典，有的經典還
流傳很廣，這便使文昌帝君信仰更加具有理論化的色彩，從而也就更擴大了它的影響力。長期以來，這種信仰既受到歷代統治者和士大夫的推崇，也深受廣大下層民眾的擁護，傳播的範圍也非常廣泛。以祀奉文昌帝君為主神的廟宇，不僅遍布內地各省市，港澳台地區也非常之多。據1992年《重修台灣省通志》中《住民志·宗教篇》的記載，僅台灣省內務縣市， 以祀奉文昌帝君為主神的宮廟即有27座之多。特別是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發展和海外華僑人數的增多，文昌信仰亦隨著道教文化的外傳而遠播海外。
道教乃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道教文化研究在黨和政府的重視和支持下，在許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一些基礎性的研究已取得了較大的成就，現在亟須在此基礎上向縱深兩個方面進行拓展，而道教與民俗問題，便是亟待拓展的方面之一，對西蜀大地土生土長的文昌文化的研究，應屬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文昌文化經過千百年來的歷史積澱和發展，它所涉及的內容十分豐富，包含了倫理道德、音樂繪畫、建築雕塑、文學藝術、中醫中藥、科儀祭祀、民風民俗以及宗教學、民族學等，既是巴蜀文化中亮麗的風景線，也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珍貴遺產之一，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備受當今國內外不少知名學者的關注，他們紛紛從不同學科、不同角度對文昌文化進行了學術研討。1996年9月，在文昌故里梓漳七曲山，召開了首屆文昌文化學術討論會，許多學者均在會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據初步統計，自1993年起至2002年止，已出版了文昌文化專著19部，在國外各種報刊上發表的有關文昌文化的論文279篇。所有這些研究工作的開展，對於提高人們對文昌文化的認識和梓潼縣七曲山旅遊風景區的知名度，均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現在呈現在大家面前的《中華文昌文化——國際文昌學術研究論文集》，便是四川東華綜合科學院文昌文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王興平，梓潼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耿薰，梓潼報社總編、縣政協文衛委主任黃枝生等三位先生根據上述研究成果結集而成的。他們在國內外學者中做了大量的聯繫組織工作，經過七年多的收集整理，最後得以編輯出版。我們對他們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珍貴遺產之一的文昌文化所做出的貢獻，表示敬意。對縣委、縣政府和縣政協的領導以及政協文衛委對此項工作的大力支持，對文昌學會、文昌文化研究所對此項工作的大力協助，也表示謝意。我相信這本《中華文昌文化——國際文昌學術研究論文集》的出版，不僅有利於文昌文化的研究、保護，開發和利用，對文昌帝鄉梓潼縣的文化旅遊建設和經濟建設會起到促進的作用，而且對於團結海內外的文昌信仰者和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也會有積極的意義。故樂於應編者的請求而為之序。
2003年6月24日於四川大學專家樓
文昌帝君，既是民間所信仰的一位神靈，也是道教所尊奉的一位神靈。文昌本屬星名，又名“文星”、 “文曲星”或“文昌星”。星命家謂其為主持文運功名利祿的星神，故為一般文人學士所信奉，視之為守護神。《儒林外史》第三回：“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道教也早有文昌信仰。《老君音誦戒經》即有“當簡擇種民，錄名文昌宮中”。該神在道教神系中地位甚高，《歷代神仙通鑑》稱其“土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下主十八地獄輪迴”。追本溯源，文昌帝君應是“文昌星神”與四川地方“梓潼神”相結合而產生之神，因此，文昌帝君信仰乃民俗信仰與道教的宗教信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是一個天人合一的綜合體。古人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宋元以來，不少道士乃紛紛假託文昌或梓潼神降筆以製造各種經典，有的經典還
流傳很廣，這便使文昌帝君信仰更加具有理論化的色彩，從而也就更擴大了它的影響力。長期以來，這種信仰既受到歷代統治者和士大夫的推崇，也深受廣大下層民眾的擁護，傳播的範圍也非常廣泛。以祀奉文昌帝君為主神的廟宇，不僅遍布內地各省市，港澳台地區也非常之多。據1992年《重修台灣省通志》中《住民志·宗教篇》的記載，僅台灣省內務縣市， 以祀奉文昌帝君為主神的宮廟即有27座之多。特別是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發展和海外華僑人數的增多，文昌信仰亦隨著道教文化的外傳而遠播海外。
道教乃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道教文化研究在黨和政府的重視和支持下，在許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一些基礎性的研究已取得了較大的成就，現在亟須在此基礎上向縱深兩個方面進行拓展，而道教與民俗問題，便是亟待拓展的方面之一，對西蜀大地土生土長的文昌文化的研究，應屬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文昌文化經過千百年來的歷史積澱和發展，它所涉及的內容十分豐富，包含了倫理道德、音樂繪畫、建築雕塑、文學藝術、中醫中藥、科儀祭祀、民風民俗以及宗教學、民族學等，既是巴蜀文化中亮麗的風景線，也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珍貴遺產之一，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備受當今國內外不少知名學者的關注，他們紛紛從不同學科、不同角度對文昌文化進行了學術研討。1996年9月，在文昌故里梓漳七曲山，召開了首屆文昌文化學術討論會，許多學者均在會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據初步統計，自1993年起至2002年止，已出版了文昌文化專著19部，在國外各種報刊上發表的有關文昌文化的論文279篇。所有這些研究工作的開展，對於提高人們對文昌文化的認識和梓潼縣七曲山旅遊風景區的知名度，均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現在呈現在大家面前的《中華文昌文化——國際文昌學術研究論文集》，便是四川東華綜合科學院文昌文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王興平，梓潼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耿薰，梓潼報社總編、縣政協文衛委主任黃枝生等三位先生根據上述研究成果結集而成的。他們在國內外學者中做了大量的聯繫組織工作，經過七年多的收集整理，最後得以編輯出版。我們對他們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珍貴遺產之一的文昌文化所做出的貢獻，表示敬意。對縣委、縣政府和縣政協的領導以及政協文衛委對此項工作的大力支持，對文昌學會、文昌文化研究所對此項工作的大力協助，也表示謝意。我相信這本《中華文昌文化——國際文昌學術研究論文集》的出版，不僅有利於文昌文化的研究、保護，開發和利用，對文昌帝鄉梓潼縣的文化旅遊建設和經濟建設會起到促進的作用，而且對於團結海內外的文昌信仰者和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也會有積極的意義。故樂於應編者的請求而為之序。
2003年6月24日於四川大學專家樓
圖書目錄
序一 卿希泰
序二 沈伯俊
文昌帝君信仰的起源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決定論 卿希泰 姜 生
梓潼神歷史探微 王家佑
文昌文化在國外的傳播和影響 王興平
“梓潼神”與氐羌文化 蕭崇素
文昌信仰源流與文昌文化 龍 吟
台灣的文昌帝君信仰與儒家道統意識 陳昭瑛
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文昌帝君 張澤洪
司祿之神文昌帝君 趙杏根
文昌文化之廣泛與魅力 劉長榮
試論文昌文化的架構及成因 黃枝生
張亞子初探 仇世增
文昌文化與儒家文化之比較 敬永金
梓潼文昌帝君源於邛海蛇神? 陳和平
融人、星、神一體的文昌帝君 謝煥智
文昌帝君淵源於龍蛇圖騰崇拜 周朝海
初探文昌靈應祠遺址 黃枝生
善板祠及張亞子族屬探考 黃枝生
《文昌帝君陰騭文》的倫理觀淺析 李 剛
道教善書《文昌帝君陰騭文》 陳 霞
《紅樓夢》·《陰騭文》·惠紅豆 鄧雲鄉
試論《陰騭文》的德福觀 沈亦軍
文昌《陰騭文》及民間美德之淵源談 仇昌仲
西蜀《文昌大洞仙經》考述 黃海德
《文昌帝君化書》簡評 (美)克利曼
惜字律二種 辛德勇
劉安勝與方昌經 王興平
文昌大洞經會考略 繆鸞和
洞經音樂調查記 周詠先 黃林(執筆)
雲南洞經音樂初探 雷宏安 彭幼山
國寶埋藏在喜馬拉雅雲嶺深處——為麗江納西古樂團晉京演出作 何昌林
文昌崇拜與洞經音樂 王興平
洞經音樂的形態特徵 張興榮
“納西古樂”名實談——答《人民音樂》記者問 伍國棟
洞經音樂探源 王興平
略論中國洞經音樂的起源及其流變 雷宏安
洞經會的危機和前景 (英)李海倫
麗江納西族洞經音樂的傳說 桑德諾瓦
文昌洞經音樂與道釋儒雅俗文化 甘紹成 朱澤民
洞經的儒道釋文化融合 張興榮
梓潼文昌及洞經音樂 耿 薰
崇拜文昌的歷代雕塑 王興平
“道法自然”的梓潼七曲山文昌宮 劉長榮
文昌廟會與梓潼民俗 姚光普
文昌聖誕與民間習俗 黃枝生
論文昌文化的效應 陳祖湘 姜 生
淺談文昌文化的學術價值及其開發利用 仇本華
龍牽鳳繞梓潼山 王德奎 黃枝生
1996首屆文昌文化研討會述評 沈伯俊
文昌文化的探索歷程 王興平
文昌文化論著、資料索引(193l一2003) 王興平 黃枝生 輯
後記
序二 沈伯俊
文昌帝君信仰的起源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決定論 卿希泰 姜 生
梓潼神歷史探微 王家佑
文昌文化在國外的傳播和影響 王興平
“梓潼神”與氐羌文化 蕭崇素
文昌信仰源流與文昌文化 龍 吟
台灣的文昌帝君信仰與儒家道統意識 陳昭瑛
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文昌帝君 張澤洪
司祿之神文昌帝君 趙杏根
文昌文化之廣泛與魅力 劉長榮
試論文昌文化的架構及成因 黃枝生
張亞子初探 仇世增
文昌文化與儒家文化之比較 敬永金
梓潼文昌帝君源於邛海蛇神? 陳和平
融人、星、神一體的文昌帝君 謝煥智
文昌帝君淵源於龍蛇圖騰崇拜 周朝海
初探文昌靈應祠遺址 黃枝生
善板祠及張亞子族屬探考 黃枝生
《文昌帝君陰騭文》的倫理觀淺析 李 剛
道教善書《文昌帝君陰騭文》 陳 霞
《紅樓夢》·《陰騭文》·惠紅豆 鄧雲鄉
試論《陰騭文》的德福觀 沈亦軍
文昌《陰騭文》及民間美德之淵源談 仇昌仲
西蜀《文昌大洞仙經》考述 黃海德
《文昌帝君化書》簡評 (美)克利曼
惜字律二種 辛德勇
劉安勝與方昌經 王興平
文昌大洞經會考略 繆鸞和
洞經音樂調查記 周詠先 黃林(執筆)
雲南洞經音樂初探 雷宏安 彭幼山
國寶埋藏在喜馬拉雅雲嶺深處——為麗江納西古樂團晉京演出作 何昌林
文昌崇拜與洞經音樂 王興平
洞經音樂的形態特徵 張興榮
“納西古樂”名實談——答《人民音樂》記者問 伍國棟
洞經音樂探源 王興平
略論中國洞經音樂的起源及其流變 雷宏安
洞經會的危機和前景 (英)李海倫
麗江納西族洞經音樂的傳說 桑德諾瓦
文昌洞經音樂與道釋儒雅俗文化 甘紹成 朱澤民
洞經的儒道釋文化融合 張興榮
梓潼文昌及洞經音樂 耿 薰
崇拜文昌的歷代雕塑 王興平
“道法自然”的梓潼七曲山文昌宮 劉長榮
文昌廟會與梓潼民俗 姚光普
文昌聖誕與民間習俗 黃枝生
論文昌文化的效應 陳祖湘 姜 生
淺談文昌文化的學術價值及其開發利用 仇本華
龍牽鳳繞梓潼山 王德奎 黃枝生
1996首屆文昌文化研討會述評 沈伯俊
文昌文化的探索歷程 王興平
文昌文化論著、資料索引(193l一2003) 王興平 黃枝生 輯
後記
文摘
書摘
看來士大夫造神和民間造神是永遠對立著的，也許士大夫永遠也難於創造出一個為廣大民眾所接受的神靈。因二者的造神觀是永遠不同的。因此，我們的確有研究一下民間造神規律和民間宗教心理的必要。
關於文昌梓潼神的重合以及它與自然神、動物神、星宿神和人間神等多方面的重合，若用當地有著一定影響的氐羌族的原始文化與信仰來作回答，也許可以解釋一部分問題。我國重要的道教教派天師道就是由中原古老的黃老學說、神仙學說與氐羌的原始信仰結合而成的。天師道中的“三官信仰” (天、地、水三官)、齋蘸、祝咒、符篆、厭勝都是由氐羌原始信仰中採摘、改造而來的。著名史學家向達在《南詔史論略》中就認為：天師道的“三官信仰”來自氐羌，前秦苻堅(氐)、後秦姚萇(羌)、南中南詔(烏蠻、白蠻屬氐羌)皆有此種影響。並可說明張道陵人鶴鳴山所修之“道”，不外“是氐羌民族的宗教信仰，而緣以《老子》之五千言”。著名史學家蒙文通在《道教史瑣談》中也說：“天師道蓋原為西南少數民族之宗教。漢末西南民族向北遷移，崈人、氐人北人漢中及漢水上游，五斗米道亦於此時人漢中。”宗教學家王家祜在所寫《道教論稿》中也認為：“張道陵的天師道是黃老儒墨在巴蜀的土壤上開放的一朵奇花。是汲取了巴蜀族的原始巫術(鬼道)與地方傳統民俗而創成的。”以上所論，皆極精彩，為我國宗教史和氐羌文化研究打開了一個新局面，並解決了一些過去難於解決的問題。天師道如此，梓潼神也一樣，若不從當時當地的民族背景和氐羌原始的信仰人手，那么，那一大堆星神、獸神、人神的重合，除把人弄得頭昏腦脹外，將無法解決任何一個問題。
在梓潼文昌帝君的來歷的神仙神話傳說中，我們屢屢看到的，或從史籍中了解到的，都是與龍蛇有關的。從文昌帝君的產生出現來說，都是從“龍”或“蛇”的傳說中開始的。除了《通鑑》所記梓潼縣人張育在東晉孝武帝安康二年(374)抗擊前秦王苻堅而戰死綿竹(今德陽黃許鎮)，縣人嘉其忠孝兩全而在七曲山立廟祀之和後秦王姚萇與張亞子在七曲山相見，助萇戰勝苻堅後立張相公廟而祀之外，文昌帝君來歷的其他傳說可知，則都是與“龍”、“蛇”圖騰崇拜有關的，真可謂屢見不鮮。
龍，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神聖的。從遠古以來的傳說可知，龍是一種有鱗角須爪、能興雲作雨的神異動物。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都把龍作為皇帝的象徵，如龍顏、龍孫鳳子等。舊時的堪輿家則以山的走勢為龍，稱其起伏綿亘的脈絡為龍脈，氣勢所結為龍穴。唐劉禹錫在《虎丘寺路宴》詩中說： “埋劍人空傳，鑿山龍已去。”至今人們在墓碑上還書聯“千里龍脈歸此地，萬年富貴在其中。”龍，又是星名，是東方蒼龍七宿的統稱。《左傳·桓公五年》“龍見而雩”，也指歲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蛇乘龍”杜預註： “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視此，則七曲山所祀之樹神，即為青龍。龍還是高大的馬的稱謂。《周禮·夏官·瘦人》：“馬八尺以上為龍。”龍也通“寵”。《詩·小雅·蓼蕭》“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傳： “龍，寵也。”可見，龍在華夏民族中，是含有多種意義而神奇的異物。人們對龍有著特殊的感情，公私建築、宗廟房舍、室內裝修、個人飾物，都有許多有關龍的圖像和形象，愛之不捨。至今，中華民族子孫還驕傲地稱自己是龍的傳人。
從諸多的古文獻古典籍中，都有有關龍的記述。
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禹王，即是奉黃龍為圖騰的漢族首領。禹氏族部落，不僅崇拜黃龍，而且崇拜“建木”(非常高大而有靈的神樹)，此種神樹分是四季常青香氣襲人的梓樹(也稱柏
樹)。而梓樹恰是梓潼長勢特佳的主要樹種，早就受到漢族帝王的無限崇拜。
《山海經·海內東經》載：“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而梓潼七曲山最早的祠廟就是雷神廟。《華陽國志·蜀志》稱梓潼縣“有善板祠，一日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歲盡不復見，雲雷取去”。雷杼是雷神用以發霹靂的工具。善板祠中所祀惡子(又稱亞子，惡與亞通)可能就是雷神的名字。雷澤即震澤，就是今天的太湖。太湖中的雷神也是“龍身而人頭”。傳說中的中華民族人文始祖黃帝，古代就是雷神，也是“龍身人頭”的形象，尖嘴、圓眼、披髮，形象兇惡。在中國古代《山海經》中，關於“龍”的形象的記載隨處可見，諸如：“東方句芒，獸身人面，乘兩龍”；“西方蓐收，左身有蛇，乘兩龍”；“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北方愚疆，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龍”。《山海經》、《黃帝內經》與《周易》被稱為上古三大奇書，是古之巫書，曠世罕有的神玄之作，是關於上古人類的百科書，也是記載上古歷史的絕世巨著，影響極為深遠。
又從考古出土的文物來看，梓潼七曲山的神木梓樹，也與龍蛇圖騰崇拜有關。“成都平原上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完全跟 大禹王崇拜神木的傳說不謀而合。此樹高達3．84米，立在三叉支架的圓盤基座上。座繞雲紋，樹幹粗壯有三層，每層三枝。最引人注目的是，樹幹上還有條巨龍蜿蜒而降，龍頭昂起，龍尾在上，造型獨特。此樹的發現進一步證實了梓潼縣自古以來就處在漢文化圈內。”
3．文昌會、洞經會追根溯源
“文昌會”、“洞經會”之名有二義：一指民間信仰和民俗文化組織；二指這種組織舉辦的群體活動。兩個名稱，只是採用較為普遍、較具代表性而又能揭示其內涵的稱謂，實際上名目繁多。就組織而言，各地有不同的名稱，如四川的梓潼有“自新齋”、“明道齋”等，成都有“品德堂”、“禮樂會”等，都江堰市有“宣華堂”，涼山州有“響雲樂社”等；雲南的昆明有“桂篆學’、 “宏文學”等，大理有“三元社”、 “葉榆社”等，蒙自有“崇善壇”，麗江有“洞經會”等；台灣也有“文昌社”、 “振文社’、 “興賢社”、 “惜字會”等等，名目數以百計，均以崇奉文昌、談演洞經為基本特徵。就會社舉辦的群體活動而言，四川多數地方稱“文昌會”，也有地方稱“梓潼會”、“洞經會”；雲南多稱“洞經會”、“宮觀會”，也有地方稱“文昌會”、“文帝會”或簡稱“文會”(別的會期又相應稱為“關聖會”、“真武會”、“孔子會”、“朝山會”等)；貴州、廣西以及華中、華南、華東、華北、西北各地一般都稱“文昌會”；福建則稱“帝君賽”，活動名目雖有不同，仍以尊文昌、談洞經為主。
文昌會、洞經會組織及其活動，各地興起的時間有早有遲、江南最先為梓潼帝君建會設醮的是杭州吳山。據南宋道士張天雨《吳山靈應觀記》，吳山梓潼帝君祠建於“端平三年” (1236)。時人撰《西湖老人繁盛錄》云：“梓潼帝君生日，蜀中土大夫寄居都城遞年，諸社陌上吳山沖天觀、梓潼帝君觀酌獻設醮。”是自牧《夢粱錄》亦說：“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誕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觀建會。”⑩作者均為南宋理宗時人，所記乃南宋都城臨安(杭州)親見親聞。 “就觀建會”，即謂廟會活動；既言“諸社陌”，必然不止一個會社； “酌獻設醮”，則少不了唱經和音樂。由此可知，杭州的文昌會社及其廟會活動大約始於南宋理宗端平(1234—1236)年間，是由“寄居都城”的“蜀中士大夫”傳人的。這是江南最早的文昌會社。
作為洞經音樂大省的雲南，據明人劉文征《滇志》記載，最早的文昌宮觀當為元朝臨安宣慰司同知普化在臨安府(今紅河哈尼族自治州建水縣)興建的文昌宮，但未見當時有會社組織和廟會活動。從流行雲南的一些《文昌大洞仙經》談演本收有張字清於明宣德元年(1426)為該經所撰的《序》中有“談經演教”之類的話來看，雲南在宣德年間已刊行《文昌大洞仙經》談演本，並已出現談演活動。但正規的會社組織似乎要稍晚一些，一般認為，雲南最早的洞經會組織，是由白族文學家李元陽、翰林學士趙雪屏在貶謫雲南的四川大才子楊升庵的支持下，於嘉靖九年(1530)在大理創建的“葉榆社”和“三元社”。
至於北方，據前引張仲壽於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猶稱“《大洞仙經》蓋西蜀之文，中原未之見也”推測，其文昌會社組織及其活動，當是元仁宗皇慶(1312—1313)以後的事了。
而四川梓潼，早在南宋乾道四年《文昌大洞仙經》 “傳降”之時，就開始建立“文昌會”。“傳降”於梓潼靈應廟的《太上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卷一《普勸二頌》曰：
聽我重言大洞經，斯文玄奧果難名……若能終始勤修誦，共作文昌一會人。
卷二“祝香”時又有讚詞云：
各發無上至誠心，願入文昌祿嗣會。
這是一邊在談演《文昌大洞仙經》，一邊在吸收“文昌會”成員，既是廟會活動，又是組織發展，被稱為“文昌勝會”。衛琪注《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卷二專門介紹“文昌勝會”的盛況道：“文昌會上有通悟禪師、波淪禪師。蜀中諸禪師皆觀音菩薩化身，並與嗣祿道場，號曰心珠會，仍以帝君為主。每歲各師生辰，諸山釋子大做勝會，廣化香火，慶贊稱賀，官員士庶，欽仰者比比焉。故凡二教經儀，多釋道混融互用。又有寶光天尊圓通道場，敷座搖帝鐘，彈梵語咒，九朝行道，亦有水陸科。”可見文昌會內容之豐富，形式之多樣，場面之熱鬧。
以上情況充分表明，梓潼以崇奉文昌相聚集的“文昌會”組織和以談演《文昌大洞仙經》為中心的“文昌勝會”活動，均在全國率先興起，而後傳向各地。比江浙早了約70年，比雲南早了約370年(至少250年)，沒有比梓潼更早的了。
4．習演洞經朝祖庭
洞經音樂的傳承關係，應當是追尋洞經音樂源頭的重要線索。
本文第三節已經論證，四川梓潼七曲山靈應廟，不僅是南宋乾道四年《文昌大洞仙經》的“傳降”之地，該經最早的“說經”之地，也是為“諸天演化眾真”作談演示範並向四面八方推廣、“傳行”的中心。實際上，此地不僅當初是談演《文昌大洞仙經》的“傳行”中心，後來亦復如此，而且傳授範圍更加擴大，由四川延至省外。
……
看來士大夫造神和民間造神是永遠對立著的，也許士大夫永遠也難於創造出一個為廣大民眾所接受的神靈。因二者的造神觀是永遠不同的。因此，我們的確有研究一下民間造神規律和民間宗教心理的必要。
關於文昌梓潼神的重合以及它與自然神、動物神、星宿神和人間神等多方面的重合，若用當地有著一定影響的氐羌族的原始文化與信仰來作回答，也許可以解釋一部分問題。我國重要的道教教派天師道就是由中原古老的黃老學說、神仙學說與氐羌的原始信仰結合而成的。天師道中的“三官信仰” (天、地、水三官)、齋蘸、祝咒、符篆、厭勝都是由氐羌原始信仰中採摘、改造而來的。著名史學家向達在《南詔史論略》中就認為：天師道的“三官信仰”來自氐羌，前秦苻堅(氐)、後秦姚萇(羌)、南中南詔(烏蠻、白蠻屬氐羌)皆有此種影響。並可說明張道陵人鶴鳴山所修之“道”，不外“是氐羌民族的宗教信仰，而緣以《老子》之五千言”。著名史學家蒙文通在《道教史瑣談》中也說：“天師道蓋原為西南少數民族之宗教。漢末西南民族向北遷移，崈人、氐人北人漢中及漢水上游，五斗米道亦於此時人漢中。”宗教學家王家祜在所寫《道教論稿》中也認為：“張道陵的天師道是黃老儒墨在巴蜀的土壤上開放的一朵奇花。是汲取了巴蜀族的原始巫術(鬼道)與地方傳統民俗而創成的。”以上所論，皆極精彩，為我國宗教史和氐羌文化研究打開了一個新局面，並解決了一些過去難於解決的問題。天師道如此，梓潼神也一樣，若不從當時當地的民族背景和氐羌原始的信仰人手，那么，那一大堆星神、獸神、人神的重合，除把人弄得頭昏腦脹外，將無法解決任何一個問題。
在梓潼文昌帝君的來歷的神仙神話傳說中，我們屢屢看到的，或從史籍中了解到的，都是與龍蛇有關的。從文昌帝君的產生出現來說，都是從“龍”或“蛇”的傳說中開始的。除了《通鑑》所記梓潼縣人張育在東晉孝武帝安康二年(374)抗擊前秦王苻堅而戰死綿竹(今德陽黃許鎮)，縣人嘉其忠孝兩全而在七曲山立廟祀之和後秦王姚萇與張亞子在七曲山相見，助萇戰勝苻堅後立張相公廟而祀之外，文昌帝君來歷的其他傳說可知，則都是與“龍”、“蛇”圖騰崇拜有關的，真可謂屢見不鮮。
龍，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神聖的。從遠古以來的傳說可知，龍是一種有鱗角須爪、能興雲作雨的神異動物。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都把龍作為皇帝的象徵，如龍顏、龍孫鳳子等。舊時的堪輿家則以山的走勢為龍，稱其起伏綿亘的脈絡為龍脈，氣勢所結為龍穴。唐劉禹錫在《虎丘寺路宴》詩中說： “埋劍人空傳，鑿山龍已去。”至今人們在墓碑上還書聯“千里龍脈歸此地，萬年富貴在其中。”龍，又是星名，是東方蒼龍七宿的統稱。《左傳·桓公五年》“龍見而雩”，也指歲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蛇乘龍”杜預註： “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視此，則七曲山所祀之樹神，即為青龍。龍還是高大的馬的稱謂。《周禮·夏官·瘦人》：“馬八尺以上為龍。”龍也通“寵”。《詩·小雅·蓼蕭》“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傳： “龍，寵也。”可見，龍在華夏民族中，是含有多種意義而神奇的異物。人們對龍有著特殊的感情，公私建築、宗廟房舍、室內裝修、個人飾物，都有許多有關龍的圖像和形象，愛之不捨。至今，中華民族子孫還驕傲地稱自己是龍的傳人。
從諸多的古文獻古典籍中，都有有關龍的記述。
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禹王，即是奉黃龍為圖騰的漢族首領。禹氏族部落，不僅崇拜黃龍，而且崇拜“建木”(非常高大而有靈的神樹)，此種神樹分是四季常青香氣襲人的梓樹(也稱柏
樹)。而梓樹恰是梓潼長勢特佳的主要樹種，早就受到漢族帝王的無限崇拜。
《山海經·海內東經》載：“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而梓潼七曲山最早的祠廟就是雷神廟。《華陽國志·蜀志》稱梓潼縣“有善板祠，一日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歲盡不復見，雲雷取去”。雷杼是雷神用以發霹靂的工具。善板祠中所祀惡子(又稱亞子，惡與亞通)可能就是雷神的名字。雷澤即震澤，就是今天的太湖。太湖中的雷神也是“龍身而人頭”。傳說中的中華民族人文始祖黃帝，古代就是雷神，也是“龍身人頭”的形象，尖嘴、圓眼、披髮，形象兇惡。在中國古代《山海經》中，關於“龍”的形象的記載隨處可見，諸如：“東方句芒，獸身人面，乘兩龍”；“西方蓐收，左身有蛇，乘兩龍”；“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北方愚疆，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龍”。《山海經》、《黃帝內經》與《周易》被稱為上古三大奇書，是古之巫書，曠世罕有的神玄之作，是關於上古人類的百科書，也是記載上古歷史的絕世巨著，影響極為深遠。
又從考古出土的文物來看，梓潼七曲山的神木梓樹，也與龍蛇圖騰崇拜有關。“成都平原上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完全跟 大禹王崇拜神木的傳說不謀而合。此樹高達3．84米，立在三叉支架的圓盤基座上。座繞雲紋，樹幹粗壯有三層，每層三枝。最引人注目的是，樹幹上還有條巨龍蜿蜒而降，龍頭昂起，龍尾在上，造型獨特。此樹的發現進一步證實了梓潼縣自古以來就處在漢文化圈內。”
3．文昌會、洞經會追根溯源
“文昌會”、“洞經會”之名有二義：一指民間信仰和民俗文化組織；二指這種組織舉辦的群體活動。兩個名稱，只是採用較為普遍、較具代表性而又能揭示其內涵的稱謂，實際上名目繁多。就組織而言，各地有不同的名稱，如四川的梓潼有“自新齋”、“明道齋”等，成都有“品德堂”、“禮樂會”等，都江堰市有“宣華堂”，涼山州有“響雲樂社”等；雲南的昆明有“桂篆學’、 “宏文學”等，大理有“三元社”、 “葉榆社”等，蒙自有“崇善壇”，麗江有“洞經會”等；台灣也有“文昌社”、 “振文社’、 “興賢社”、 “惜字會”等等，名目數以百計，均以崇奉文昌、談演洞經為基本特徵。就會社舉辦的群體活動而言，四川多數地方稱“文昌會”，也有地方稱“梓潼會”、“洞經會”；雲南多稱“洞經會”、“宮觀會”，也有地方稱“文昌會”、“文帝會”或簡稱“文會”(別的會期又相應稱為“關聖會”、“真武會”、“孔子會”、“朝山會”等)；貴州、廣西以及華中、華南、華東、華北、西北各地一般都稱“文昌會”；福建則稱“帝君賽”，活動名目雖有不同，仍以尊文昌、談洞經為主。
文昌會、洞經會組織及其活動，各地興起的時間有早有遲、江南最先為梓潼帝君建會設醮的是杭州吳山。據南宋道士張天雨《吳山靈應觀記》，吳山梓潼帝君祠建於“端平三年” (1236)。時人撰《西湖老人繁盛錄》云：“梓潼帝君生日，蜀中土大夫寄居都城遞年，諸社陌上吳山沖天觀、梓潼帝君觀酌獻設醮。”是自牧《夢粱錄》亦說：“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誕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觀建會。”⑩作者均為南宋理宗時人，所記乃南宋都城臨安(杭州)親見親聞。 “就觀建會”，即謂廟會活動；既言“諸社陌”，必然不止一個會社； “酌獻設醮”，則少不了唱經和音樂。由此可知，杭州的文昌會社及其廟會活動大約始於南宋理宗端平(1234—1236)年間，是由“寄居都城”的“蜀中士大夫”傳人的。這是江南最早的文昌會社。
作為洞經音樂大省的雲南，據明人劉文征《滇志》記載，最早的文昌宮觀當為元朝臨安宣慰司同知普化在臨安府(今紅河哈尼族自治州建水縣)興建的文昌宮，但未見當時有會社組織和廟會活動。從流行雲南的一些《文昌大洞仙經》談演本收有張字清於明宣德元年(1426)為該經所撰的《序》中有“談經演教”之類的話來看，雲南在宣德年間已刊行《文昌大洞仙經》談演本，並已出現談演活動。但正規的會社組織似乎要稍晚一些，一般認為，雲南最早的洞經會組織，是由白族文學家李元陽、翰林學士趙雪屏在貶謫雲南的四川大才子楊升庵的支持下，於嘉靖九年(1530)在大理創建的“葉榆社”和“三元社”。
至於北方，據前引張仲壽於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猶稱“《大洞仙經》蓋西蜀之文，中原未之見也”推測，其文昌會社組織及其活動，當是元仁宗皇慶(1312—1313)以後的事了。
而四川梓潼，早在南宋乾道四年《文昌大洞仙經》 “傳降”之時，就開始建立“文昌會”。“傳降”於梓潼靈應廟的《太上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卷一《普勸二頌》曰：
聽我重言大洞經，斯文玄奧果難名……若能終始勤修誦，共作文昌一會人。
卷二“祝香”時又有讚詞云：
各發無上至誠心，願入文昌祿嗣會。
這是一邊在談演《文昌大洞仙經》，一邊在吸收“文昌會”成員，既是廟會活動，又是組織發展，被稱為“文昌勝會”。衛琪注《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卷二專門介紹“文昌勝會”的盛況道：“文昌會上有通悟禪師、波淪禪師。蜀中諸禪師皆觀音菩薩化身，並與嗣祿道場，號曰心珠會，仍以帝君為主。每歲各師生辰，諸山釋子大做勝會，廣化香火，慶贊稱賀，官員士庶，欽仰者比比焉。故凡二教經儀，多釋道混融互用。又有寶光天尊圓通道場，敷座搖帝鐘，彈梵語咒，九朝行道，亦有水陸科。”可見文昌會內容之豐富，形式之多樣，場面之熱鬧。
以上情況充分表明，梓潼以崇奉文昌相聚集的“文昌會”組織和以談演《文昌大洞仙經》為中心的“文昌勝會”活動，均在全國率先興起，而後傳向各地。比江浙早了約70年，比雲南早了約370年(至少250年)，沒有比梓潼更早的了。
4．習演洞經朝祖庭
洞經音樂的傳承關係，應當是追尋洞經音樂源頭的重要線索。
本文第三節已經論證，四川梓潼七曲山靈應廟，不僅是南宋乾道四年《文昌大洞仙經》的“傳降”之地，該經最早的“說經”之地，也是為“諸天演化眾真”作談演示範並向四面八方推廣、“傳行”的中心。實際上，此地不僅當初是談演《文昌大洞仙經》的“傳行”中心，後來亦復如此，而且傳授範圍更加擴大，由四川延至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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