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方教會

上海地方教會是地方教會歷史上一處重要的教會,政府檔案中稱為基督徒聚會處南陽路教會。

1927年-1952年,倪柝聲和他的大約200位同工的工作中心,他們以上海為中心,陸續在中國南北各地建立了大約700處地方教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上海地方教會
  • 1926年汪佩真接受地方教會的道路
  • 1927年汪佩真上海租界避難
  • :歷史上一處重要的教會
1926年-1932年,1932年-1934年,1942年-1948年,1948年的復興,1949年-1951年,1952年-1956年,1956年-1979年,改革開放,

1926年-1932年

1926年,汪佩真接受地方教會的道路。
右一倪柝聲右一倪柝聲
1927年,汪佩真隨父母汪楚生、澤美代子由杭州遷往上海租界避難,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新閘路辛家花園(新閘路968~1048號,今泰興路口)。
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占領南京,發生襲擊外國僑民和基督教機構的南京事件,當時在那裡編輯《晨光報》的李淵如便離開南京,來到上海,與汪佩真同住。
1927年5月,肺結核仍未痊癒的倪柝聲也攜帶未完成的《屬靈人》書稿,來到上海。他於1922年在家鄉福州創立了地方教會,這時準備將工作中心前往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
1927年,汪家搬到距離辛家花園不遠處的賡慶里(新閘路944弄),聚會也遷到那裡。
1927年底,在汪佩真住所開始了上海地方教會的第一次擘餅聚會。參加者共有四人,倪柝聲李淵如汪佩真,英國傳教士祝康寧(內地會總部工作)。
數周之後,1928年1月,這個小小的團體邁出了大膽的一步:他們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靜安寺路北側,距離外灘約5公里的哈同路文德里(今銅仁路240弄),租賃了一幢石庫門房屋,作為聚會場所。又租下26號作為單身女同工的住所,汪佩真李淵如等長期住在此處。上海福音書房也由福州遷來此處。
1928年1月,倪柝聲在上海文德里召聚第一次得勝聚會,主題是神永遠的旨意和基督的得勝
這次聚會吸引了一些當時正在上海的來自浙江省南部平陽縣(包括今天的蒼南縣)和江蘇省北部阜寧、淮安的內地會、美南長老會的中國傳道人。他們回到家鄉後,便脫離了原來的教派,在當地興起了地方教會
1931年10月,倪柝聲在上海文德里召聚第二次得勝聚會,主題是神的約和神的智慧,內容後來刊印成書,就是《什麼是新約》的前半部分。

1932年-1934年

1932年3月,倪柝聲設立了上海地方教會的第一批長老:杜忠臣、林光表和吳錫祜。後來增加了朱臣和俞成華
此後的20年間,上海教會的聚會地點一直在文德里。信徒逐漸增加到數百人後,租賃的房屋也逐漸從一幢增加到四幢(34,36,38號),並且把四幢房子打通,可容納400人。加上在弄堂里擺上椅子,總共可以坐五、六百位。不過因為結構的原因,柱子不能打掉,因此會所內就不得不保留許多的柱子。樓下是聚會所,樓上是招待所、辦公室、長老室等。
女性在地方教會中只從事輔助性工作,即使威望甚高的汪佩真李淵如也不例外:汪佩真僅僅在只有女性信徒的場合工作,李淵如則忙於福音書房的出版工作。
由於上海是中國地價最高的地方,以本地信徒的力量,很難建造會所。
1933年,倪柝聲去英國訪問,普利茅斯弟兄會表示,如果上海地方教會走與他們相同的道路,他們願意出資買地造會所。該提議被倪柝聲所拒絕。
1934年春,倪柝聲在上海文德里召聚第三次得勝聚會,上午講基督的中心與普及,下午講神的得勝者。
1936年,上海地方教會中一位富有的老年女性信徒願意以半價(3萬元)將自己的一塊地賣給教會。但是由於該信徒的女兒提出一個條件,要求在將來建成的會所內放置一塊石碑,記載這個會所有一半是她母親奉獻的。
上海地方教會的長老們,堅持聖經中不記名奉獻的原則,寧願將地退還。於是上海地方教會興建新會所的計畫被擱置下來。三萬元退回上海地方教會的賬上,存進銀行。不久太平洋戰事爆發,日軍進占租界。

1942年-1948年

1939年倪柝聲第二次訪歐回滬後,和弟弟倪懷祖在膠州路武定路口開辦了中國生化製藥廠。
1942年底,發生倪柝聲被上海地方教會的長老們革除的事件,不久,進入租界的日軍封閉了上海地方教會
1946年抗日戰爭結束後,汪佩真俞成華恢復上海地方教會的聚會。
他們又寫信給正在青島養病的李常受,幫助上海和南京兩地教會。
1947年,上海地方教會每次聚會的信徒增加到1000多人。

1948年的復興

1948年4月,李常受在福州講道時,從福州請回倪柝聲。
倪恢復盡職後,上海教會發生空前的大復興,不久信徒就迅速擴增到數千人。
根據1949年以後政府的統計,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信徒屬於知識分子,許多是交通大學和國防醫學院的大學生。
並發生數起當時轟動上海的事件 :
聲勢浩大的福音遊行:1948年下半年,李常受將南京地方教會穿福音背心上街傳福音的做法介紹到上海,於是上海地方教會也開始進行數次聲勢浩大的上街福音遊行。
第一次遊行約有二三百人參加,李常受和張愚之擔任福音遊行的總指揮,萬紹祖任大隊長,張錫康、何廣濤、孫務信任三個小隊長。遊行隊伍穿過南京路、霞飛路等繁華街道,前面是銅鼓、喇叭、漫畫,信徒高唱“需要耶穌”等詩歌,高喊“上海人啊!趕快悔改,罪惡不去,平安不來”、“信耶穌得永生”等口號,並散發印有“晚上請到南陽路145號來聽福音”的福音單張。
交出來:在大復興的高潮中,許多信徒受感動,仿照使徒行傳中信徒凡物公用的榜樣,自願將財產獻給教會。
建造上海最大的基督徒聚會場所——南陽路聚會所 :上海教會的信徒大幅擴增,然而文德里聚會地點的四幢房屋打通以後,最多只能容納400人,因此每次聚會時,會所的外面弄堂里、對面福音書房、李淵如住處和其他幾個信徒的家裡,都坐滿了人。聚會時最少要用上十多個擴音喇叭。買地蓋造大會所的需要實在日益緊迫。於是上海教會用信徒自願捐獻出來的2100兩黃金[5],購進距離哈同路不遠的南陽路123—145號(南陽路與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西南角)的一所花園洋房,占地4.71畝,原來的小樓保留下來作為辦公、接待等用途,在空地上建造大聚會所。建築面積2207平方米。裡面可容納3000人,外面還可以容納2000人。其容量超過了上海任何一座教堂,包括著名的慕爾堂和懷恩堂。南陽路聚會所在1948年底、1949年初投入使用。與地方教會在其他各地所建造的聚會所一樣[6],上海南陽路聚會所也完全拋棄了傳統的教堂式樣,只注重簡潔、實用。根據地方教會的信仰,聚會所內不用任何裝飾,包括十字架。
在會所內負責講道的主要是張愚之和藍志一。
倪柝聲在1948年—1949年忙於進行鼓嶺訓練,李常受在1949年被派往台灣,俞成華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更擅長於個人面對面的幫助。地方教會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信徒參與教會服務的程度很高,從會所外的路口,就有人負責引導,直到會所內的每項服務,都有專人負責。整個上海地方教會按照居住區域被劃分為26個分家,每個分家各自都有幾名負責人,負責監督和幫助各自分區內的信徒。

1949年-1951年

1950年10月22日,上海地方教會負責弟兄,李淵如姊妹、汪佩真姊妹及二位被傳言的姊妹,發表了一份“幾句迫不得已的話”:
近來外面有的刊物,責難到我們的見證,並攻擊我們的同工倪柝聲弟兄。我們對於這樣的刊物,一向是抱靜默的態度,不樂於爭辯。我們一面願在主面前學功課,一面也願讓主自己來替我們證明。總之,將來在基督台前,各人的心懷意念都必要顯明出來。但願主憐憫我們,叫我們不敢不敬畏他!不過對於倪弟兄個人,我們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見證,他是神的一個忠心的僕人。他雖然經營生產事業,但他的目的從來沒有為著他個人的甚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經營生產的事業上,我們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特此敬告凡關切到我們的弟兄姊妹,也請你們為我們代禱。
——唐守臨、杜忠臣、繆韻春、俞成華、許達微、李淵如、張光榮、朱臣、汪佩真江守道、張愚之、張耆年
1949年以後一段時期內,上海地方教會由於並無外國差會背景,未太受到1950年代國中國反美運動的干擾,在以獨特的方式參與了政府組織的愛國運動,如反美遊行、政治學習、包括控訴運動後,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可以繼續向外傳福音,信徒人數仍在穩步增長。
然而,在有外國差會背景的各大教派被順利納入三自系統,由政府全面掌控之後,剩下的幾個自立性教派——耶穌家庭真耶穌教會地方教會王明道負責的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會堂。
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北京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倪柝聲應邀參加,此後地方教會的信徒加入三自愛國運動
但是在隨後立即開始的控訴運動中,地方教會信徒對於政府干涉信仰表示了抗議。在上海南陽路聚會所內舉行的控訴會上,信徒吳維尊在政府指導員的推動下,起來站到人民立場上控訴姊妹蒙頭、詩歌、傳福音等四個問題,激起信徒強烈的反控訴情緒,會場陷於一片混亂。

1952年-1956年

1952年4月,倪柝聲在東北被秘密被捕。
1956年上海市公安機關偵破倪柝聲利用宗教進行犯罪活動的刑事案件——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

1956年-1979年

肅反運動以後,上海地方教會失去了大部分領袖,僅存的兩位同工左弗如、周行義在5月21日重新設立了三位長老:唐守臨任鐘祥、劉約翰,剩下的部分信徒在帶領下改組參加三自教會,許多信徒離開了教會,有些人在受到打擊後,停止參加任何形式的聚會;也有許多人不願參加改組後的教會,自行在家中秘密進行聚會。上述局面維持了只有2年。
1958年,南陽路聚會所被要求獻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原有的聚會被併入在陝西北路懷恩堂的聯合禮拜,唐守臨被允許參與講道,其他教會人員則被安排到工廠參加勞動。南陽路聚會所被政府占用,先是被改為新成會堂。1976年,又被改建為靜安體育館。
1966年文革開始,所有宗教活動均被列為“四舊”而被禁止,信徒因信仰遭受歧視、迫害。
倪柝聲汪佩真李淵如都在文革期間死於獄中,張愚之釋放後再次被捕,1970年在上海人民廣場公審後處死。
倪柝聲家族成員在文革中遭受嚴重迫害。夫人張品蕙因不肯與丈夫離婚而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受嚴重迫害,曾經多次被鞭打,以至全身多處受傷。
1971年11月7日,因無權得到醫治,而死在上海中山醫院的走廊中。其二姐倪閨貞病重,仍被抬到門外批鬥至死。
其二弟倪懷祖是著名化學家、藥學家,因遭到殘酷批鬥而被迫宣布放棄信仰,日後又恢覆信仰。

改革開放

1979年,中國大陸對外開放,開始落實信仰自由政策,上海地方教會的信徒們恢復了掰餅聚會。最初的地點是在靜安區武定路的一位信徒家中,1980年由於人數增加,聚會遷至不遠處的新閘路1580弄。
唐守臨、周行義等人多次向北京寫信反映情況,要求落實政策歸還南陽路聚會所,但終未成功。
1985年,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獲得許可,借用懷恩堂小房間掰餅聚會。後來遷至烏魯木齊北路新恩堂。
1993年,唐守臨去世,由郭本標接任長老(2000年去世)。南陽路聚會所至今仍被占作他用。
上海市基督教兩會亦提出申請,要求歸還這座上海市容量最大的聚會場所。
理由是上海市的基督徒人數不斷增長,達到1949年以前的數倍之多,而聚會場所的數量卻不足以往的十分之一,已開放的每座教堂均人滿為患。
但是最後在2004年,靜安區政府與市基督教“兩會”簽訂了經濟補償協定,市基督教“兩會”得到經濟補償後,放棄對該會所的產權要求。該會所屬於上海市未能落實政策的3%的宗教房產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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